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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26 21: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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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1
《新闻晨报》：民间组织赈灾行动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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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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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只是刚刚起步...... 借这次赈灾，我们会看到不少“公益”实例，也可以学到很多相关知识。 先学后行，也许能提高不少功效。  很多人的一个困惑：想做点什么事情，却不知该怎么做 （2008.5.25《新闻晨报》李承鹏） [编者按]大地震发生后，李承鹏和朋友们自发赶赴灾区，进入北川，希望以一己之力，援救受苦灾民。这些天的经历，引出了他的很多问题：为什么人们有种感觉，很想做点事，却没能好好地使上一把劲？我们的救援和慈善体系，是否可以更加开放、立体、有效？ 这也是我们做这期特别报道的目的。 即使我们一点忙也帮不上，但至少，可以思考。 ■李承鹏：资深体育记者，专栏作家，他在博客中写道：“不要问我‘为什么要跑到北川去救援’了，如果一定要找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都很想每天，每分钟，听到类似某个小孩，某个老人被营救出来的消息。其实我在援救过程中充满恐慌，人在大自然面前太渺小了，像一根草，像一只蚂蚁。” 李承鹏对《星期日新闻晨报》表示，本文稿费将捐赠给灾区儿童。 热心人如何知道、确切知道哪里需要帮助 5月19日清晨8时，我常常提到的酒吧老板老段带着由十几辆车自发组成的队伍从绵阳出发，前往北川深处的一条沟里搜寻幸存者。和其它繁多的民间搜救队伍不同的是，这支队伍中有攀登过珠峰的登山家，退役的军人，业余车手，也有专业的登山绳。据消息说，沟里有不少人。 直到20日凌晨老段才回到成都，可他没有带回一个人，只带回一条受伤的农家狗。 他们曾经用绳子拴住腰吊到沟里，但一点人声都听不见。我说，也许幸存者已经不幸了，也许这条根本就是假消息，这几天这样的消息和这样的搜救队有很多，大部份没有源头，当然也没有结尾。 更典型的是前几天传说于江油的某条短信，有军人说自己的妻子正面临分娩而无人救助。无数从网络或手机上收到消息的人赶向那个地方，可很多天来，发现学校里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怀孕的女人，人们晕了，可是后来权威机构却说这位军人的妻子找到了，让人觉得完全在打一场复杂的信息战争。 由于地震期间信息的爆发但缺乏可靠性，网络和短信在帮助了很多灾民，同时也成为一定范围的流言集散地。“救援盲区”（成都先锋传媒联合几家门户网站推出的网络平台，旨在搜集一些受灾地区的准确信息）这个网络平台的适时产生，具有一定可信度，但由于技术和人力原因，远远谈不上权威性。我曾经向网站的负责人、成都记者唐建光询问过相关信息，他如实回答：我掌握的情况和你基本一样。 为什么没有行之有效的统一信息平台？当老段、唐建光、和无数可爱的出租司机们、义工们都成为詹姆斯·邦德时，就让人有点难过。 成都交通台现在呼吁：不要再以个人方式前往灾区，造成交通堵塞和资源浪费。可现在成都的情况是，仍有不少外地的人们前往灾区，由于没有更专业的技术和组织，虽然带着帐篷、面包、清水却不得门而入，只能在成绵、成灌、成彭等高速路附近转悠。偶有深入山区的，大多也毫无收获。就是这样，这是不容怀疑的善良动机，也是缺乏协调和效率的民间行为，而且似乎看上去是解决不了两者的矛盾。 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想做点什么事情，却不知该怎么做这次灾难使这个国家很像一个家，不仅激活了久违但一直就存在的民族自救能力，政府领导亲历第一线和快速反应也赢得更多的民心，当空政导演高希希告诉我中国空军从高空跳入汶川创造了世界军事纪录时，作为普通民众一员的我的安全感也大大提高。 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也是很多人的困惑：想做点什么事情，却不知该怎么做。 灾区外很多帐篷，但你们要是寄给我，我没有能力把几千顶帐篷运到灾区。 电视、电台和博客留言中随处可见想要捐款、认领、亲赴灾区救援的人们的留言，有成都人留言说“我在成都市区有一处约两千平米的空置办公室，能够安置八百名灾区群众吧，请与我联系”，可按政策，私人救援者是无法收留如此之多遇灾群众的，因为他无法保证卫生防疫、安保、食品、信息传递各种事务。 有人给我本人留下真实电话号码，要打入我卡号上向学校捐助上万善款，可我个人是没有权力收取这种款项的，否则就可能会在某条负面社会新闻里看到我的身影。 还有人想为灾区学校捐赠十台性能良好的二手电脑，但如果必须由政府机构出具运输费用甚至辗转送至灾区，相关费用已接近十台二手电脑。 几天前，我与黄健翔、韩寒等人见红十会一位负责人，她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已非常疲惫，穷于应对各路捐助和救援，虽然有很多志愿者前来帮忙，但秩序肯定谈不上井井有条，不能满足外界所有试图参与到救灾行动的人们的愿望。 …… 在现场最大的感受是，向灾难人民救援的愿望很明确，可是在具体操作上却很有些迷茫，从某种角度这像一个围城，外面的想进来救助，里面的却因得不到再及时一点的救助想冲出去。 最近几天的民意是，有想在灾后去灾区支教的，有想去参加修建倒塌教学楼的，有想担当施工监理的，有声称能提供几十吨高标号水泥但缺乏运输能力的，也有愿意当担架队员义务司机的……缺乏协调和组织的民间力量要么站在川门之外焦急万分却不得要领，要么直接冲到四川灾区，结果越帮越忙。 很可爱，很可怜。 获得最多的人，也被寄予更多希望 最近几天从在灾区的感受我得出一个纯技术化建议：我们的救助和慈善体系，能不能在技术操作方面更加灵活更加有效率？无数的人们想参与救援，但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的人力、精力、程序上难以完整组合他们，更完善地进行救援及灾后重建。能不能建立更多的国家授权的慈善平台？在民政部门的监控和领导下，给予一定的独立性，从而形成规模和效率。而不是现在热心民众呈散兵状涌进，更多的资金无法吸入到位。 有两个最近的实例可以佐证，中国的慈善事业可以更灵活多样务实地进行，比如说成都置信和黄健翔韩寒李承鹏三个在成都红十字的框架协议下出资修建“安心学校”，一样要通过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批准立项，同时也是黄健翔说的“用我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的方式进行救援”。现在民间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只不过这种模式还要完善。 前天，万达集团和都江堰市政府达成协议，由万达集团出资重建都江堰市中心医院，这是一个珍贵的信号———这次受灾严重的学校、医院的重建工作，可以通过企业直接的介入、监理，而保证其质量和投入规模了。 5月19日至21日的“国哀日”后，中国人除了哭泣还能做点什么？重建！可怎么重建，怎样发挥社会、民间的力量去重建———这是个慈善的战略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 今年三月试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第十一条中注明，“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情况，是要求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这场地震之后，我们更需要在机制上去完善它，监督它，让它更有效率，和获得民众的信任。 在此，突然想引用盖茨为基金会运作定下的“15条军规”的两句话： 一、任何情况下，基金会都不得有傲慢的“施舍者心理”。 二、“所有生命，不管在哪里渡过，都具有同样价值，获得最多的人，也被寄予更多希望”。 看来，比尔·盖茨不仅会生产WINDOWS软件。 （本文小标题为编辑部所加） 我们能够做什么？ ——志愿者、公民和可持续灾后重建 （2008.5.25《新闻晨报》谢岚） 从灾难发生第一刻起，人们自发投入了援救，但是大家很困惑： 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到底哪里有人要救？前方到底需要什么物资？帐篷药物如何送到灾民手中？有技术有装备的人冒险进入震区，他们和谁接洽？如何才能把心急如焚但又不知所措的“游兵散勇”协调整合，形成一股有效的民间救援力量？ 现在，震区逐渐进入漫长的重建。孤儿。孤老。残缺的家庭。倒塌的房屋、学校、工厂、作坊。瓦砾旁的农田。废墟。 我们能够做什么？ 这期《星期日新闻晨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亲入北川救难的人、参加过台湾9.21灾后儿童心理重建的专家、已有实质性灾后重建援助计划的NGO（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专事研究NGO的学者……他们的经历和想法，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差不多可以说，这回是第一次，民间力量如此自发、踊跃、有迫切感地参与一场社会危机，因此，出现一些慌乱、无序、无效的局面，实属正常。 “非灾民的广大公众若不想只安于当一个观众，公民社会就必须有想像力与实行力……至于非灾区的朋友，我的建议是别急于现在去灾区，或许可以对自己许下承诺，在一年内要去灾区从事志愿服务，并对西南与山区人民的处境付出心力。这场地震真正严峻的挑战是灾区经济的萧条，而重建的大敌是公众的遗忘。”有专业人士写道。 如果你有意成为志愿者，甚或有意建立一个志愿组织，我们以为，只有爱心和冲动是不够的，这是一个认识自己、了解需求、发现渠道、专业培训、以及亲身实践的全过程。 如果把这场灾难视为一场异常艰巨和复杂的公共事务，那么学做志愿者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作公民、学习公民自治的过程。灾难不止考验政府，也试炼着公民社会，是反映、认识和提升民间力量的契机。 我们能够做什么？ 祈佑。思考。学习。行动。 也许，我们也可以再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去帮助灾区受苦的人？只是同情、奉献、去爱吗？ 盖茨基金会有“15条军规”，其中之一是“任何情况下，基金会都不得有傲慢的‘施舍者心理’。”因为帮助别人其实是为了自己———无论生活以什么样的形态流淌，终归有很多人或轻或重地在追问自我存在的价值。 学习做志愿者，学习做公民 （2008.5.25《新闻晨报》谢岚）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NGO(非政府组织)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转型期的政府职能界定、公民社会与治理（包括政府与公民关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公众参与这场大灾的热情很珍贵，但很多人都有一个困惑：很想做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做，“散兵游勇”地去了，比较分散无序，效果打折。你觉得是为什么？ 贾西津：大家参与不进去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志愿组织、NGO机构虽然总体数量不少，但都比较小，比较分散，大多是个体式的行动，社会知名度也很小，尚未形成“第三部门”的力量。 星期日：什么是“第三部门”？ 贾西津：它是指政府、企业之外的社会部门，由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互益性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群体的总和，而NGO是第三部门的核心力量。 星期日：这次我们看到了很多民间力量，有NGO,志愿组织，也有几个朋友临时成立的团体，他们既然还不能成为一个部门，那么要成为一个部门，得具备些什么？ 贾西津：一个部门应该是一个立体的网络状结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葡萄串，有一根主要的枝柄,然后从上面分出去很多分支，分支下面又有小岔，每个上面都结着葡萄，“葡萄们”有各自的定位、职能，但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协调的。比方说，如果在欧美社会发生一桩重大的公共事件，那么“第三部门”会有机构，通常是NGO，出来发出声音。其它的呢，有负责和政府协调沟通的，也有从事具体的救援工作的，各司其职，比较有条理。 另外，欧美社会都有一些知名度和公信力比较好的NGO，大家如果需要出钱、出力、捐款、捐物，通常都知道去找哪家NGO，渠道是比较清晰和成熟。 星期日：现在有非常多人想参与震区灾后重建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贾西津：如果你想做个理性的志愿者，首先要给自己定位，你要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特长是什么，是否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怎样才能实现我的目的等等，要是你是个医生，而做了搬运工，那可能就是浪费。 其次，你先要了解需求的情况。目前灾区已经逐步进入了重建和回复家园的过程，有很多需求，比如教育、失亲儿童、心理问题、老人、残缺的家庭等等。你可以根据需求给自己定位。 第三，了解需求信息的发布。现在的问题是，公众不知道NGO在哪里，当NGO需要人和资金，但不知道在哪里，两者是错位的。但是，这恰恰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双方互相了解、逐渐认识的过程。可能在地震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NGO，但现在你就知道一点，那么你可以通过朋友、网络、媒体去进一步了解，有哪些NGO，哪些适合自己，哪些比较规范成熟。当年的希望工程刚推出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它的“身份”，但是它做出了一个模式，但可惜的是，这样比较成熟的模式还太少。 最后，你才能决定自己可以做什么。 星期日：这个理性有效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做公民的过程。 贾西津：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动性，二是责任，你要做一件事情，首先你得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我怎样才能实现你的目的。比方说，这次很多人捐款捐物，但你只是把东西送出去了，不一定是公民行为，你还有责任去选择渠道，知道东西给了谁，你对那个渠道的作为是可以监督、问责的。 星期日：你认为这次地震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动NGO发展和公民自治呢？ 贾西津：NGO发展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制度上的瓶颈。和5年前相比，政府对NGO的了解与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不少政府部门对NGO的认识还不够。当有公共事务发生时，它没有这个意识要引入NGO组织，双方建立一种主导和合作的关系，可以通过NGO把更多的社会，包括人力、物资、资金，协调和整合起来。这次大地震有助于社会更了解NGO，推动NGO的能力建设，但我不认为会像台湾9.21地震那样形成一个“NGO元年”。 星期日：那么自下而上，NGO组织可以做些什么，以增强他们在社会事务中的角色？ 贾西津：NGO本身也要开放，不但对公众开放，对政府也要开放，不要对政府有所隐瞒，要有比较平和的心态。此外，政府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NGO可以要更多从个人的眼光去发展更多的机会。 在看这个版面之前，你肯定已经看到第三版李承鹏的文章。看到这里时，也许对于“为什么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这两个问题，你已经找到一些答案。 做一个真正有效的志愿者，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志愿组织，是一个认识、了解、学习、培训、参与、成长的全过程。这场灾难也可以视为一场异常艰巨和复杂的公共事务，那么学做志愿者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作公民、学习公民自治的过程。 上海将派专业社工赴四川救灾 ■首批计划下月底启程 ■相对于志愿者更为专业 ■整个派遣工作超过一年 （2008.5.23《新闻晨报》陈里予、郁文艳） 上海将派遣拿钱的“雷锋”参与四川灾区抗震救灾。 昨日晨报记者获悉，上海首批专业社工计划下月底前往四川灾区。 有别于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社工）是指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法，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机构、社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帮助其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为主要职业活动的专业人员。社工也被称为“拿钱的雷锋”。 据了解，目前上海已派遣“上海社工灾区援助团”专家先遣队，飞抵绵阳评估如何开展社工工作，其中包括3名香港资深社会工作专家。 昨天，专家先遣队领队———上海社会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朱希峰表示，志愿者、义工、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一定要经过统一安排，有明确分工，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达到目的。 朱希峰透露说，专业社工整个派遣工作将持续1-2年，甚至更长。
姜龙 于 2008-05-26 22:23:4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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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6 21: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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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2008.5.25《新闻晨报》：民间组织赈灾行动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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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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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民间组织能做点什么？ （2008.5.25《新闻晨报》卢生） 面对地震，民间组织能做点什么？ 以社会服务和社会公平为宗旨的民间组织工作者，在此灾难面前，都需要认真思考此问题。就已有的信息来看，民间组织的当前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一是联合倡议，二是捐款捐物，三是收集和传播信息，四是组织志愿者。 联合倡议使得民间组织以积极和协同的姿态来应对灾难工作，也为日后的协调行动提供了可能性。成都部分民间组织联合成立“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协同行动；北京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已有一百多家民间组织响应。民间组织往常独立行动为多，此时协同合作，共同发声，意义重大。 捐款捐物是目前民众所能做的事情，也是民众表达善良心愿的最普遍方式。在这一工作上，民间组织可以发挥组织和引导的作用。通过民间组织的联系和协调，更有利于把财物用到刀刃上。此外，民间组织应积极引导民众的目光，民众的关注，既是压力，又是动力。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应该对捐助人负责。 信息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要素。信息，是了解问题、形成判断、付诸行动的第一步。行为的从众性和盲目性，往往源于信息的缺乏和单一。面对灾难，民众的信息需求量很大。因而，如何收集和传播真实的信息，是民间组织应该注重的问题。在灾区前线，有韩寒这样独立的个人，收集、传递当地真实的需要；在北京，有NGO发展交流网开辟专门论坛，便利于民间组织和个人发布、交流信息；震旦纪公益信息中心收集整理“民间团队赈灾特刊”电子版，每日通报，传递民间组织工作动态。民间组织如能发展出专门的信息工作小组，收集和传递各种真实的信息，对个人和组织的行动会有很大的帮助。 志愿者直接进入灾区，为后方多渠道了解灾区的真实情况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后方的决策和行动提供了参照依据。但由于当前情况不明，余震、瘟疫、山洪、泥石流都可能发生，故志愿者不宜大量进入。志愿者需以当地的实际需要为依据，需组建好的工作团队，选择适当的时机，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进入，反之，都有可能给自己、给当地带来更多的麻烦。 除了当前这四项工作，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 为灾后重建做准备。灾后重建是一项持续而消耗巨大的工作，单靠行政力量难以完成。台湾9.21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民间组织就发挥重要作用。灾后重建，物质和经济只是表层，思想和文化更是深远。台湾地震的灾后重建中，钢筋水泥建筑对于山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具有毁灭性。文化殖民，往往是在物质和心理最脆弱的时候。因而，灾后重建的准备工作，不仅是物质和经济上的准备，更是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以各地的正反面经验为切入口，以思想和文化为核心，进行一场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对灾后重建乃至社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地震深深吸引了社会大众的目光，且把平时被掩盖的深层问题重新翻动出来。这是有利的客观环境。我们民间组织，当在此时作为，以社会改善为己任，在逆境中寻求改变。 民间组织在展开行动的同时，也要注意反省可能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民间组织的角色和心态。 此灾难之严重，决定了非由政府集中力量统一协调不能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灾难的严重性也决定了非一朝一夕和一己力量所能应对，这就为民间组织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因而，我们既要紧张，又要平静；既要积极准备，又要长远计议。整个中国可用资源固定不变，如何充分发挥资源之效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好比跑马拉松，若一开始就冲刺，难免后劲不足。 其次是如何面对工作中的矛盾问题。在特殊阶段，更要理性应对矛盾，不宜突显和激化。看甘地的行动，既是最温和的，又是最有力量的，因为他没有把各种可能的力量排斥在外。因而，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协同各种可能的资源和力量，为救灾服务。 再次，民间组织当以救灾为第一要义，其他事宜或辅助，或水到渠成，不可本末倒置。 ■卢生（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 ) 民间组织的“协防” （2008.5.25《新闻晨报》王娜） 抗震救灾，政府能力强大，但难免有疏漏之处，高效率和专业的民间力量将成为最有力的补充。 专栏作家梁文道在《救灾工作正面对着巨大的管理困难》一文中指出：“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乐施会、宣明会与无国界医生等多个组织早已在历次的大型救灾经验中发展出了彼此协作的默契甚至模式。以东南亚大海啸为例，这些机构抵达现场之后，在当地人员及政府的协调之下，通常很快就找到了自己负责的岗位，分工合作。如果有人愿意报名担任义工，也是透过这些组织招募到点，效率十分高。和我们这里灾区看见的小股人马各自为政的情形颇有不同。”汶川地震，或许可以成为民间力量浮出水面的契机，而反观各民间组织到目前的表现，却也看出多数民间组织在应变和与政府协作的经验上的极度匮乏。 最近一期《财经》杂志就有报道：“现实情况是，很多志愿者到了一线以后不知该往哪去。目前在各种民间力量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信息共享平台，前方也没有一个组织机构，有能力统一指挥大量来自民间的人力、物资。据前方志愿者反馈的消息，目前在灾区很多尸体已经腐烂发臭，很多没承受能力的志愿者到了马上就被送回。他们呼吁，其他志愿者应考虑清楚再决定是否前往一线，要不就是添乱和浪费人力资源。当然也并非所有NGO的援助行动都如此尴尬。香港乐施会（Oxfam）的一线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事先已经和四川扶贫办等单位谈好了合作。乐施会此次带来2500万元赈灾资金及价值1000多万元的物资。要使规模如此庞大的物资支援真正妥善发放、发挥效用，不与政府合作确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平时就和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打的交道比较多，关系很好，所以还是比较顺利的。’” 文中提到的香港乐施会是一个由关注贫困问题的志愿者在香港成立并注册的独立扶贫、发展和救援机构。多年来，乐施会在中国内地先后参与云南澜沧、丽江、大姚、宁蒗、宁洱、鲁甸、盐津，以及贵州、内蒙古、新疆、四川、甘肃等地区的地震紧急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自1995年至今，乐施会平均每年投入资金845万元，用于紧急救援、灾后重建、减灾防灾和开展少部分的灾害培训工作。 我们联络上正在四川救灾前线的香港乐施会三位专业人士，他们就志愿者招募，非政府组织定位，本次救灾中遭遇的困难以及善款如何接受监督等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乐施会：做足准备，加强合作，公开透明 （2008.5.25《新闻晨报》王娜） 我们的收入与支出要对社会和公众公开，还要接受捐款人审核与现场检查，在内部有专业审计师对项目资金进行严格审计。可以说，我们经得起任何检查。 关于志愿者 （本部分由乐施会中国部人力资源经理黄焱回答）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乐施会正在紧急招募此次抗震救灾传播志愿者，基本要求为3－6个月全日制，请问你们以什么标准来选择志愿者，如何培训这些志愿者，3－6个月的时间又是根据什么拟定的？ 乐施会：这一次招聘的传播志愿者与我们以前招聘的志愿者的程序和要求不完全一样。主要是根据前线工作的需要来设定的这样一个中期的志愿者岗位。为什么说是中期，因为在过去的救灾项目实施过程中(比如昆明和贵阳)都会招聘一些志愿者，但他(她)们主要参与在物资的发放过程中，一般持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于这次特大的地震灾害，考虑的不仅是紧急救援，灾后重建以及减灾防灾会是很漫长的过程，乐施会将会致力于减灾防灾和灾后的重建过程，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工作的内容之一。乐施会中国部以前在四川没有驻点人员和项目办公室。但针对这次特大灾害，我们在四川会有长远一些考虑和规划，因此就需要一些中期服务的志愿者队伍的支持。 选择志愿者主要从志愿服务精神和专业化能力两方面考虑。救援以及灾后重建的具体工作是专业化的工作，根据开展的不同项目，我们需要具有不同能力的志愿者来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因此，我们期待志愿者最好能具备相关的专业能力。 针对参加救灾的志愿者我们会有简单的培训，包括进行自我保护和防护的培训；其次是对乐施会的理念和价值观的介绍；以及对于要参与的志愿工作内容的简单培训。 星期日：乐施会如何来保障这些志愿者的人身安全，包括心理安全问题？ 乐施会：正如前面所讲到的，对于每一个加入乐施会的志愿者，我们要进行简单的自我保护及防护的培训；如有需要，我们也会提供必要的防护设备；在成为乐施会志愿者的第一天，我们就会为他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对于志愿者的心理安全也是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如有必要，我们会考虑请一些心理方面的专家或志愿者为一线的员工和志愿者进行心理辅导。 星期日：这些志愿者在当地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乐施会：根据前线的工作需要和工作进展，可能需要不同的志愿者。比如在现阶段，我们可能需要有具备卫生防疫知识和能力的志愿者，当然在物资的发放方面，我们会临时需要一些志愿者协助。而在后期的减灾防灾工作中，我们会需要一些在建筑预算方面有经验的志愿者，一些心理辅导方面的专家等。 星期日：以乐施会长期的救灾经验，面临这样的突发灾害时，如何最快地将国际国内志愿者纳入一个统一有序的工作程序中，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乐施会：首先保证有畅通的渠道让国际国内的人们了解到乐施会准备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后期的规划，以及需要的支持。 其次，明确提出需要什么样的志愿者，志愿者如何参与到现阶段的工作中。 再次，对志愿者进行有效的短期培训和明确的任务分配。 最后，内部建立有效的志愿者管理方案。 星期日：对于希望做汶川地震志愿者的人，你们认为他们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乐施会：关注灾情的发展，特别是要做好承受一定心理压力的准备。 关于与政府的合作 （本部分由乐施会中国部总监廖洪涛博士回答） 星期日：乐施会作为独立的扶贫、发展和救援机构，在这次救灾中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情况如何，有出现过协调上的问题吗？出现问题如何解决？ 乐施会：我们与四川省扶贫办有非常良好的合作的开端。当然就现在出现一些地区进入的困难，我们理解是面临这样巨大的灾难，政府也是在探索更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NGO应该和政府多沟通，多合作，一起寻找更好的开展救灾工作的办法。 星期日：在和政府协调的问题上，你们对其它的NGO（非政府组织）有什么建议？ 乐施会：NGO可以更加主动积极地与政府合作，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关于此次救灾 （本部分由乐施会灾害管理项目经理丁文广回答） 星期日：乐施会在这次救灾中的自身定位是什么？乐施会抗震救灾的专业优势在哪里？ 乐施会：我们的定位：A.关注受地震灾害影响的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孤儿等；B.关注偏远而受地震灾害影响的地区；C.关注救援物资发放到最需要的人群；D.对政府救援工作的一种有益补充；E.先从事紧急救援，后开展灾后重建。 乐施会抗震救灾的专业优势：A.我们有专业的灾害管理（包括防灾减灾、紧急救援、灾后重建）团队，团队领导具有博士学位和国际视野；B.团队成员了解国际最新的灾害管理发展趋势；C.能够进行专业性的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需求评估；D.正在探索以社区为本的灾害风险管理实践（包括地震灾害、洪灾、旱灾、火灾、滑坡、泥石流、雪灾等灾害风险）；E.有稳定的捐款队伍和从事发展项目的收入；F.有以社区为本的灾害管理经验。我们在云南、甘肃、贵州、广西、四川、青海实施了许多灾后救援项目、灾后重建项目等灾害管理项目。我们认为，灾害风险、环境退化及贫困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从打破这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开始。 我们期望与有关政府部门在灾害风险管理方面加强合作，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减少灾害风险、构建和谐社区做出自己的贡献。 星期日：乐施会对于汶川地震救灾是否已经制订长期计划？多长时间？这个计划是根据什么设定的？ 乐施会：我们先实施为期一个月的灾害紧急救援项目，为灾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灾民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帐篷、防雨布、毛巾、肥皂等）、粮食援助、食用油等物资，缓解灾民的苦难，之后有针对性地实施一些心理咨询和辅导项目，例如关注孤儿的教育，再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遭受灾害影响的社区实施一些重建家园和恢复生产项目。 星期日：到目前为止，乐施会在此次救灾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乐施会：如何在第一时间达到灾区开展紧急救援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星期日：紧急救援，灾后重建，减灾防灾，灾害培训，现在的重点在哪一步？能否简单介绍乐施会平时减灾防灾，灾害培训都有些什么内容？ 乐施会：我们实施的灾害管理项目是有步骤的，现阶段的重点是将救援物资运送到灾情严重、偏远、贫困而接受的救援物资相对较少的灾区，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好救援资金。香港乐施会已经高度重视灾害风险管理，包括防灾减灾，我们将在西部策略省份甘肃、贵州、云南、广西和四川实施一些针对不同灾害类型的灾害风险管理项目，培育社区防灾减灾意识，帮助制定社区防灾减灾预案，在项目设计内容上更加关注如何将生计改善与防灾减灾、环境恢复及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并用指标进行项目约束与监测评估。我们的灾害管理培训项目的重点是灾情评估框架和方法步骤、参与性灾害风险管理项目的设计、灾害管理案例分析、灾民安置及灾后重建项目的评估与设计等等。 星期日：请问乐施会对此次救灾的善款使用有什么原则？每笔款项去向是如何接受公众监督的？ 乐施会：香港乐施会一直非常关注资金的使用，我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财务管理和项目管理制度，强调问责制，即实施的每一个项目要对捐款人负责、对项目的实施质量负责、对项目的受益人负责、对社会公众负责，并以公开、透明的原则管理资金和项目，我们的收入与支出要对社会和公众公开，还要接受捐款人审核与现场检查，在内部有专业审计师对项目资金进行严格审计。可以说，我们经得起任何检查。 “新故乡”讲述 9.21灾后重建经验：要带给灾民们希望 （2008.5.25《新闻晨报》戴震东） 在上期报道中，我们提到过台湾9.21地震后参与重建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该基金会参与了震后从紧急救援到灾后重建的一系列工作，至今仍在为灾后重建的社区提供帮助。这次，我们专门找到了该基金会的负责人廖嘉展，希望他的经验能对这次灾后各项工作有所启发。 不一定要马上去 在我们上周的报道中已经介绍了，台湾9.21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就有许多民间组织来到灾区参与紧急救援。廖嘉展介绍说，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民间组织并没有赶赴前方，而是在后方开展工作，驰援灾区。 廖嘉展说，新故乡基金会的大本营埔里位于灾区，所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在第一时间分头到各个社区，统计急需物资的数量，比如帐篷和食物。然后将这些数据汇报给后方的一些民间组织，由他们筹集物资。 廖嘉展说，由于灾害很严重，官方考虑的主要是宏观层面的东西，而民间组织则可以从细节入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此外，震后地方行政系统被大大削弱，民间组织的介入大大减轻了当地行政机构的压力。 不过，廖嘉展介绍说，并不是所有民间组织都在第一时间一拥而入，许多社团都在后方等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要留在后方募集物资，另一方面，各个组织的专长不同，一些组织前期贸然进入的作用不大，反而容易添乱。廖嘉展回忆说，9.21地震时，也有许多志愿者或有组织，或个人，或三三两两地进入灾区救灾，不过他们都是自备行装、帐篷、干粮和饮用水，并没有占用到灾民和救援队的资源。 “以工代赈”的办法 想要去灾区做志愿者，首先得明白那里最需要什么。 廖嘉展介绍说，根据台湾9.21地震的经验，目前灾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安置灾民。这些天我们看新闻也了解了大概。帐篷、组合房现在也成了紧缺物资，这也是后方的志愿者们目前最紧迫的任务。 在安置工作开展的同时，帮助灾民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也相当重要。廖嘉展说，9.21地震后不久，有的灾民就出现了心理问题，想放弃人生。廖嘉展告诉记者，别以为照顾好灾民，提供食宿就能解决问题，其实还远远不够，要让灾民共同参与到灾区重建的工作当中。 廖嘉展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在安置灾民期间，在民间组织的推动下，台湾的环保部门拿出了150万新台币，让那些“全倒户”的女主人利用早上做一些环境的清扫工作，每天4个小时，报酬是每天50元新台币。廖嘉展说，这样做的意义并不在于工资，而是能让她们尽快回到社会生活中来。廖嘉展说，震后许多灾民便没了事做，整日待在帐篷里，懊丧地说“闲着等余震”。 后来，许多民间组织都开始学习这种“以工代赈”的办法，并不把募集到的捐款直接发放，而是让灾民付出劳力得到回报，当然，工作的范围也比打扫卫生要多得多。这种做法并没有遭到灾民的反对，反而激发了他们生活的热情。 重建不是一朝一夕 记者将目前志愿者踊跃赴川的情况告诉了廖嘉展，廖嘉展认为，其实未来的灾后安置、重建工作也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它们的意义丝毫不亚于紧急救援，而且志愿者们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灾后重建工作是相当漫长的。 9.21地震已经过去了近9年，虽然台湾当局的重建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但民间自发的重建项目仍在进行中。13年前的阪神地震重建工作也仍在进行。廖嘉展告诉记者，重建并不是单单把房子盖好，马路修好就完了，要带给灾民们希望。 廖嘉展说，地震将当地好几代人的积累都摧毁了，重建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最重要的是，当地的经济也随着地震垮了，如何重振经济才是第一要务。 从1999年底开始，新故乡基金会便开始申请资金用于灾后重建。当时，台湾当局将募集的部分善款作为基金，由各个民间组织申请，由他们去开展官方所顾及不到的领域。 在廖嘉展说，当时南投的一些农村经济本来就很萧条，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当时“新故乡”就找来专家做调研，看看能不能把重建作为契机，让当地真正“重生”。 桃米乡是南投县的一个小乡村，经济来源主要是山上的竹笋，地震过后，许多人并不看好桃米的重建，纷纷选择外出打工。“新故乡”在2000年调研发现，因当年经济衰退而低度开发的桃米，竟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台湾岛的二十九种蛙类，桃米就拥有二十三种；台湾岛一百四十三种蜻蛉类，在桃米就发现四十九种。于是，基金会打算将桃米从一个传统农村，转型成为一个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 在之后的几年间，“新故乡”和桃米重建委员会合作，将村民引入到重建策划中来，引发了村民们的兴趣，然后在对村民们进行了专门的培训，让他们了解桃米的生态资产，有的村民惊讶地发现，“怎么小区里头到处都是宝贝？” 2006年，实施游客总量管制的桃米，每年参访的游客数超过了一万多人，对于长在穷乡辟壤的村民而言，这是难以想像的。
姜龙 于 2008-05-26 22:00:4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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