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游

好雅兴啊，我上次逛泉州到现在一晃16年了

图片和文字都很好。

好评。

图文并茂好文章

参考网络整理一些资料：

泉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唐宋之交，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到南方，东南地区经济快速的发展。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1087年宋哲宗元祐二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中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

泉州腹地的德化窑经过宋、元时期的稳步发展后，特别是元代所生产的青白瓷，很大部分是通过海陆运输大量销往海外。外销的德化瓷通过挑夫运送永春后，经永春霞陵溪到五里街许港，汇入永春桃溪，装船顺流而下，直抵南安、泉州，再装上泊于泉州港口的远洋船舶。

宋元之交，主掌泉州港的蒲寿庚及其所代表的地方投降政治势力叛宋降元，献城献海船交于元军进攻残余宋军，加速灭宋于广东崖山。蒲寿庚的主动变节 叛宋降元众所不齿，却在客观上使 元朝 前期的泉州港免于战火，保持繁荣。之后蒲氏又促使元廷加封妈祖为天妃，成为新的泉州海神，之后成为全国性的海神。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仍是泉州，但元朝民族等级残酷，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为最低等，这便使得泉州港的实际权益落入色目人阿拉伯人手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元后期，中央朝廷的权力斗争波及到这利益攸关的第一大港口，导致长达十年的亦思巴奚兵乱，最后被元朝将领陈友定平定。这场兵乱波及泉州、福州、兴化等地，造成大量平民的死亡，兵乱期间和过后还发生了宗教和民族仇杀。由于连年战争破坏了泉州港的安定局面，大批穆斯林海商航海他乡，影响了外贸收入，重创了泉州、兴化一带的社会经济，更导致当时世界最大港口泉州盛极一时的海外贸易大幅衰落，随着泉州港衰落，泉州伊斯兰教也渐渐衰退。

明朝海禁，规定泉州只通琉球,这使泉州港从宋元时期世界性贸易港降为区域性的港口。这时期，海禁使民间海外贸易被逼成走私，远离官方管制的漳州月港以走私商港身份开始兴起。

明成化十年（1474年）泉州市舶司移设福州，标志着泉州港四百年的外贸港地位的终结。

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年—1433年），郑和七次奉旨出使西洋，率官兵员役2.7万人，巨舶百艘，从福州长乐太平港出发。郑和远航并不是始创性探险，他的航路上已走过无数中外海舶。郑和远航也不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高峰的开始，而是高峰的结束。另一条西欧人开创的新型海上贸易之路将在不久取代它，民间的贸易诉求和朝廷的禁令将使中国被动消极参与，然后在禁海和开禁的梦魇中轮回。  

明朝时期的日本1477年至1583年处于“战国时代”，封建主之间连年战争不断，为了支持战争的开支或弥补战争中的财力不足，另一方面，一些破产的人民为了求生纷纷到海外掠夺财富，而中国成为他们掠夺的主要目标。从日本来的倭寇自十五世纪即已相当强悍，到十六世纪更因为明朝的抵抗不力而长驱直入，威胁中国沿海。但掩盖在倭寇之乱中的真相是，倭寇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日本倭寇，但更大的一种倭寇是东南沿海商民。

在海禁及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力下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在无法开展合法的商业贸易情况下，只能依靠走私和“海盗”行为来组织货源和交易。有时，两股势力会合流一起对抗明朝政府，嘉靖年间冲击泉州沿海城乡地区的“倭寇之乱”的一部分便是当地沿海商民。 后来明朝政府发现：开放私商贸易时，海盗的数量即下降，大量人口转入私商；当海禁严厉时，海盗数量就大幅度上升。所谓“私商”与“海盗”的界线并不明显，其差别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他们可以随朝廷政策的变化而改头换面，因此，这也成了后来明朝隆庆开海，开放月港的重要原由。

月港时代也是东南亚近现代华商网络和华侨社区形成的阶段。大帆船不停往来于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贸易不断。西班牙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白银经由中国海商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而中国商品、移民则流向菲律宾。华商网络和华商社会开始形成。

月港时代的中国海商全盘代理了日本的海外贸易并很快掌控菲律宾与中国、日本间的大帆船贸易。西洋航线中的印支马来半岛的航运贸易也掌握在华商手里，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挑战华商网络失败之后也曾想与华商谋求贸易与航运上的合作。但很快，在西方人发现华商和背后母国大陆是矛盾冲突的关系后，华商将很快付出血的代价。

这些华商都是无政治军事组织的经济性移民，原本就是冲禁出洋的商人，已被明朝政府视为弃民。面对大航海后军事商业高度合一的西方殖民势力，没有政治军事武装政治组织与理念的中国海商是没有竞争力的，他们每次做大就会遭到西方殖民政府的清洗屠杀。海外每隔二三十年一轮的屠杀骇人听闻，家乡政府不闻不问视为罪有应得。但华商一旦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内陆政权，面临的将是双面剿杀。只有后来一个时期是例外：郑氏时代。

著名的海盗李旦于16世纪末本于菲律宾经商，因与西班牙统治者不合转至日本九州岛定居，后借由日本海盗集团帮助，筹组武装船队专事中日走私贸易并成为当地华侨领袖，成为东亚海域重要的海上势力。

郑芝 龙原是李旦手下，在李旦死后兼并继承其大部分产业，一跃成为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自立门户后，郑芝龙离开了急速滑向“锁国时代”的日本，来到台湾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仅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私人海军，而且效仿明朝在台湾设官建置，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割据政权。郑芝龙海上势力的快速扩张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但是多次派兵追剿均告失败。明政府无力剿灭郑芝龙便转而招安，企图利用他与荷兰人在台湾和海上贸易的矛盾与之抗衡，同时利用郑来镇压其他海盗。

郑芝龙接受招抚，明朝内陆政治军事力量被迫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合，而中国海商们则第一次摆脱大陆朝廷的追剿，完成集团化集权化过程，以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力量，重出外洋挑战西方的势力。

1633年发生在金门南部的料罗湾海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郑芝龙在郑和船队退出南中国海200年后，重建了中国的海上霸权，并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海氛平靖，商舶出入都悬挂着郑氏的令旗，荷兰人也开始向他纳税。

海外华商及移民第一次得到民族政治军事实体的支持，可以与西方人在东南亚海上展开对等的竞争。

但好景不长，不多久改朝换代，大明王朝轰然倒地。1646年，一度扛起反清复明大旗的郑芝龙最终降清，只有其子郑成 功以水军之利占据金门、厦门两个海岛苦守抗清。

自1647年1月在小金门起兵抗清后，郑成功转战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在北伐南京失败后，郑军元气大伤且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给养问题，郑成功决定收复由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岛，以台湾为基地开拓生存空间。

为切断郑军与内地的联系和物资供应，早至1654年，清廷便厉行 海禁迁界 令，俗称“辛丑播迁”，早在1647年，广东已先行海禁。郑军清廷争夺沿海地区，使海禁实际上无法全面执行，直到南京之役郑军败走，1660年才进行正式的迁界，勒令闽浙粤等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里到50里，尽烧沿海民居、船只片板不得下海，村社田宅被毁无数，沿界筑墙戍卒，百姓颠沛流离。禁海使桅杆林立的港湾空空荡荡，迁界使千里海岸无复人烟。

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鼓励军民垦荒，大力招徕失地贫困的闽粤沿海百姓移民垦殖台湾。在中国近千年的东南海外移民历史上，拓殖台湾是唯一一次在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实体支持下的民间海外扩张活动，其直接成果是，台湾与东南亚其他华人移民区不同，它彻底并入华夏文明的政治文化体系内，后来成为中国领有主权的地区。

台湾成为郑氏海上中国参与东南亚海上竞逐的基地，但他们将重新面对双重压力：大陆的征讨与西方的扩张。 郑成功的设想是以台湾为基地，以领海统治领土，建立一个覆盖整个东南亚各华人移民区的中华海上王国。收复台湾只是第一步，下一个征讨目标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可惜英年早逝。其子郑经利用清廷三藩之乱空隙出兵福建，占领厦门又再次失去，这次西征使郑氏海上势力受损巨大，以后只能求自保。

1683年，清康熙帝在前郑成功部将后投清的施琅再三请求下，乘台湾郑成功之子郑经病卒、郑经其子郑克爽年幼初立和台湾本土出现内讧之际，成功收复台湾，帮满清政府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清廷并不想要台湾这块地方。康熙说：“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清廷对台湾弃留犹豫不决，施琅上书力争，最后从守土的角度说服康熙皇帝设一府三县。 台湾是大陆江浙闽粤四省门户，“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清廷收复台湾后，迁界复还了，海禁复开了，但后者是被动的应对之策，是应付那些纠缠不休请求通商贸易的西方人，而且只允许一种方式：走广州道，这是为了保证能让那些外夷尽量远离中国经济腹地和中国的海岸，而广州已是中国最南的大港，丢车保帅，有限度开放广州仍然是为了更好的实行全国性的海禁政策 。此时，和明朝海禁时期的情况差不多，走私一直在各港口存在着。乾隆年间，正式确认只留下广州海关，允许西方人通过广州进行通商贸易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故事不少！ 没有 开元寺 和 清源山？

非常棒的一个帖子。图文俱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