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山里娃的晌午饭》 作者：李元元
看了一篇文章，看完就想把它推荐给所有的朋友们。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女记者支教日记：山里娃的晌午饭》，特地抄录一段如下：
9月21日，星期五。正当城市里提倡营养早餐，给孩子们供应“学生奶”时，山里一天只吃两顿饭的学生却在用一根葱或青辣子就着干饼子当午饭，他们吃过最好的“点心”，是集市上一毛钱一个的小烤馒，相比十元一个的汉堡包，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会宁县头寨乡葸坪小学学生不能回家吃午饭的原因一是家里根本不做饭，二是家里晚上不点灯，作业必须中午在学校完成，三是回家的路太远，爬山路对食物的消耗太大，而且下午上课也没精神。
葸坪小学中午午休时间从11点到下午两点，这个时候走进教室会看到学生脏乎乎的手里捏着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饼子。灰荞面疙瘩硬得像石头，黑豌豆面饼子因为没放油一股焦糊味，还有的学生塑料袋里全是馒馒渣，一问才知道是把洋芋切碎粘些面在锅里炒熟的“麋馒馒”。
六年级学生李锦权就着青辣子嚼馒馒，问他好吃不好吃，他眨巴着眼睛说：“辣呢。”在辣味的掩饰下，馒馒的酸味、苦味就吃不出来了。好不容易出太阳，代课老师朱贵忠让一个高个学生提壶窖水放在太阳灶上，他刚把铝壶从水窖提上来，学生立刻围到水窖台边要喝水，他们争着抓住壶嘴往嘴里放，像喝琼浆一样不肯停住，后面的学生着急地拉住拴壶的绳子，可怜巴巴的样子让我心焦，几十人围在壶周围，提水的男孩站在台子上寸步难移，我劝他们说：“喝了会肚子疼的”，朱老师说：“夏天比这还厉害，学生给我们提水，前两壶都给他们自己喝了，中午吃馒馒太干了。”（新华社10月25日）
我看到这篇稿子的同时，在前些日子的《南方周末》一版上，也有段类似的文字：早上6点便起床了，热了头天夜里的凉饭吃过，姊妹四个手拉手上学去了。家离学校十多里地，出门便爬山，翻两座岭才到学校。回不了家，中午只能饿着肚子，下午5点方能回到家。好几次幺妹王春坐在放学的路上不肯走了，哭着对姐姐说，明天不读了，“姐，好饿，好累。”
抄录到此，已是眼热鼻酸。
这样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在那些农村孩子的眼中可能早已是司空见惯，除了幺妹王春这样初识苦滋味的小孩子，多数的孩子不会再哭了。惟有从城里来支教的女记者，才觉得这一切实在太难以想象。我们应该感谢她把农村孩子的一顿普通午饭如此详细地写给我们，给历史留下一个生动的切片。说实在的，我们不忍心把城里大多数孩子的午餐菜单告诉这些山里娃，这种“信息不对称”尽管不公平，但也许是避免早熟的自卑和心灵损伤的最佳选择。前些年看过一段电视新闻，内容是北京的孩子把他们对口扶贫的山区儿童接到北京，一同生活一段时间。我觉得，如果这项活动的组织者无力去改变别人命运的话，他们的这种活动无异于十足的伪善，他让孩子们看到的是悬殊的等级、差别，原因却是一道无解的方程。
住在城镇里，我们的“晌午饭”自然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这是以一些人被局限在另一个天地里为代价的。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地租”和平均利润理论，穷山恶水和肥田沃土之间是不该有如此悬殊的差别的，前提是人力与资金的自由流动。当然我们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形成，现在的松动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必然。
这些农村的孩子，和我们的子女一样，是祖国的未来。作为同时代人，他们如此难以下咽的晌午饭，其实是我们的耻辱。现在，我们应当做的，就是深化改革的步伐，真正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转自《燕赵晚报》 大周刊 2001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