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百公里情结

百公里徒步对于我并不陌生。43年前，我当兵刚三个月就赶上了部队冬季野营拉练。用磨房的话说就是徒步，而且是负重徒步。出发前，我把背包和其他装备放炊事班的磅秤上称了称，39斤。

那次拉练一共三个夜晚一个白天。头三个夜晚走得很有规律，每晚50公里，每走一小时休息10分钟，走四个小时休息20分钟，昼伏夜行。

和磨房不同的是，你再有体力也不容许当“暴驴”跑在前面，你体力再弱也要跟上队伍，掉队被收容那是军人的耻辱。道理很简单，部队是需要有战斗力的，如果一次行军前后拉上几十公里，遇到敌情怎么打仗？年轻时形成的观念太根深蒂固了，以致于在磨房徒步我对走不动上车是极其排斥的。

第三个夜晚过去了，从天亮盼到太阳一杆子高也没有宿营的兆头，而且一小时休息10分钟的规律也打破了。那次我们班有幸成为全营的尖兵班，走在营首长的身后。

到了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们对宿营已不存幻想，只希望利用中午炊事班做饭的时间歇歇脚。没想到营长传下口令，不做饭吃干粮，继续前进。那个困，那个累，那个失望，但我们咬着牙默默地走着，忍耐是军人的品质。

晚上同样是“不做饭吃干粮，继续前进。”致此，部队已走了一天一夜，我们不知道还要走多久，原本很活跃的行军此刻已沉默了许久，大家把最宝贵的精力全集中在行军上，因为太疲劳，队伍已显不整。

“三班长，唱个歌。”营长对我们班长说。班长是个老兵，这次拉练是他军旅生涯最后一次行军了，作为尖兵班班长，他不想当老兵油子“蹭车”收容，可是第二个夜晚他的脚就打了泡，走得很苦。

营长一声令下，班长强打精神：“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歌声显得有气无力。营长也不计较，也许他也累得够呛，毕竟，那时候他也三十多岁了。带着一帮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没日没夜地走也不容易。

还有十四公里就到宿营地了，也是这次野营拉练的目的地。营长和教导员商量，出个敌情把部队拉一下。教导员有点担心会把部队拉垮了。营长说拉垮了算逑，大不了多休整一天。于是一道命令从我们尖兵班传向部队：“前方十四公里处发现敌情，上级命令我们跑步前进！”说来也怪，一道谁都知道是假的敌情，却像一剂强心针把我们的精神激发起来了，传口令声，匆匆的跑步声，装备碰撞的金属声以及轻轻的吆喝声：“跟上，别掉队！”构成了大战前的紧张气氛，疲劳饥饿统统抛到了脑后。

精神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没多久，部队就拉开了距离，尖兵班紧紧跟在营首长身后，营长回头看看部队，厉声说了句：“尖兵班别掉队！”这句话对我们班长来说无疑是一道残酷的命令，这时候他已经不是在走，是在跳，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脚后跟上，如果回到祖先四肢着地能跟上队伍，他会毫不犹豫地爬在地上。他的一双脚事后数了数十几个水泡，还有几个血泡。

那一年我十七岁，身高173厘米，体重116斤。虽然很瘦弱，但体质很好。出发前，班长一次次检查我的装备，连笔记本都不让我带，他生怕我掉队。他的关心让我产生了“逆反心理”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让班长刮目相看。

看到班长艰难前行的样子，我一下子来了精神，冲过去抢班长的背包，班长护着背包说，不行，你自己不掉队就不错了，注意保存体力！这句话又刺激了我的自尊心，我蛮横地抢过班长的背包，班长已无力和我争抢，跟在我身后跳跃着。

大约夜里1点多钟我们到达目的地，算起来三十多个小时，怎么说也超过了一百公里。

年轻时的经历在人的记忆里最难磨灭，听说磨房有百公里徒步，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久久地在脑海中反复闪回，激情在胸中涌动。

惠州百公里我也去走了，因为腿部有伤，队长无心插柳多次敦促我下撤，劝我说机会还有，不要伤了身体。第一天我在32公里处下撤了，这在常人看来及其正常不过的事情，对我来说却有耶稣受难般的感觉。当我坐在义工车上，一股英雄迟暮的苍凉弥漫心头，军人的耻辱感啃噬着我的自尊心。

惠州百公里和磨房深圳百公里相距仅仅一周，腿伤能不能恢复，体力能不能坚持24小时？说实话，心里没一点把握，毕竟花甲之年了，好汉不提当年勇。驴友问我打算，我不敢有一点豪迈之词，十分保留地说走哪算哪。心里却下定拼死一搏的决心。

在那一周里,面对林子的唠叨，我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麻痹她，暗地里却悄悄地做着准备，我停止了一切激烈运动，每天在伤处贴膏药；一改减肥食谱,加强营养；计算着减少装备,轻装上阵-------

24日晚7点20分我就到了南头中山公园，等签到卡等了1小时50分，这对我十分不利，因为一直站立着，我感觉脚后跟隐隐作痛，一股不祥的预兆弥漫心头：走完百公里够呛。9时20分，我和南极客出发了，她打算走B线，所以在华侨城就下撤了。这对我又是个不利的精神暗示。我越走越没信心，给林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准备在上海宾馆下撤回家，林子很高兴。

也许就是这个决定让我“无欲则刚”了，没了精神包袱，我越走越精神，到了上海宾馆，我没了下撤的打算，坚定了走完百公里的决心。走到东门时，林子来电话问我怎么还没到家，她把玉米糊早煲好了在等我。

我说不回去啦，走到大梅沙。她怕我一直走下去，再三关照走到大梅沙不能再走了。并威胁说不听话回来绝不照管我。

走过大梅沙，不断地接到林子的电话和信息，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编了个自以为圆满的谎话：我已到大梅沙，太累，在大梅沙开了个房，好好睡一觉，晚上回家。

走到中石化的时候，有点人困马乏，右腿弯韧带拉伤处隐隐作疼，我孤独地一个人行走，半百队的步频140和造船人到终点了，无姐，老王和南极客也在我前面很远。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我抬头寻找，是我们单位执行采访任务的同仁！他们驾着车居然发现了我。我们在路边小聚了几分钟，那激动，那喜悦，就像英雄儿女中王成和王芳在炮火连天战场上相遇一样。他们塞给我两只香蕉，关照我几句便匆匆告别。

我像当年接到敌情命令一样亢奋起来，一直到大鹏，我没再感觉疲劳。到大鹏签过到，接到无姐的电话，他们在大鹏一个福建小吃馆等我。我很奇怪，他们怎么不赶路呢？见到无姐我才知道，林子根本就没相信我会在大梅沙开房睡觉，她知道拦不住我，就发信息向无姐求助。无姐见到我，一反常态地用肯定的语气说：“下撤,不要再走了。”无姐是我进磨房的引路人，虽然她比我小许多，但我一直拿她当大姐一样敬重。这次我却不理会她的忠告，固执地要走完全程。

从大鹏到杨梅坑走得十分艰苦，右腿弯的韧带硬成了结，走几步就要按摩几下，好在一位不知名的MM一直和我走在一起，分散了不少我对疼痛的注意力，我从内心感谢她。

18点22分我走到了终点。杨梅坑，这些日子我时刻惦记的杨梅坑啊，你在我心中有如延安般神圣。奇怪，朝朝暮暮期盼的终点，真的到了却没了感觉，连看都没在意地看一眼就上了塘协驴友王捍东的车匆匆回撤。

路上，我问王捍东：“你的车能开上四楼吗？我一步也不想走了。”她风趣地答：“你不该坐我的车，应该坐直升飞机。”

也许，每个参加百公里徒步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目的，或者叫愿望。我当然也有，说起来也许很可笑。我的愿望就是想问问自己：廉颇老矣，尚能饭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