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要热爱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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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95年在桂林参加濒危动植物国际研讨会的报告。这个问题有广泛意义，故补充整理发表在这里。我的主要观点是：我们的爱，不同于“提笼架鸟”、“养猫养狗”的爱，也不同于狩猎者和动物“竞赛”的爱，也不同于宗教“普度众生”的爱，也不同于“只爱益鸟益兽”、“保护就是为了利用”那种人本位的爱，而是从生态学和生态伦理的观点出发，去保护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系统中的一切物种，特别是濒危的物种。但现实使我们痛感到，生物物种的急剧消失，已经威胁着整个自然界，也威胁着人类自己。……

    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才加深了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认识、感情和爱。

    为什么我们要热爱野生动物？这个问题看来简单，实有讨论的必要。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一个涉及到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社会风范问题。现在有些社会组织和有识之士正在倡导热爱野生动物，开展“爱鸟周”、“生物夏令营”、“热爱野生动物知识竞赛”等活动。但许多人，甚至包括组织这些活动的人，认识不都是一致的。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先从分析几种看法着手：

提笼架鸟算不算爱鸟

    北京有个“养鸟爱鸟协会”。我不养鸟，不了解这个组织；但我爱鸟，总觉得一个社会组织把“养鸟”和“爱鸟”联系在一起有点别扭。人们愿意饲养一些观赏鸟类，训练它们说话唱歌，陪伴自己生活，正如许多人养猫、养狗一样，本来无需非议；但要把这个说成是爱，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可能是九百年前的大文豪欧阳修。他在聆听山间《画眉鸟》的诗中写道：“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柳宗元还以一首《放鹧鸪词》，记下了他破笼放鸟归林的实际行动。清代的郑板桥说得更清楚：“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他不仅反对，而且提出了植树招引，为鸟类和人类共建良好环境的设想：“欲养鸟莫如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近代画家丰子恺作了一幅题为“囚徒之歌”的画，半空悬一方形鸟笼，笼中一鸟栖架上，作哀鸣状。他的老师弘一和尚（即中国近代著名的文人李叔同）从旁题诗曰：“人在牢狱，终日愁欷。鸟在樊笼，终日悲啼。聆此哀音，凄入心脾。何如放舍，任彼高飞。”《闻奇录》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关中有个商人因事被关压了几天，出狱后深感自由之可贵，就把笼中很会“说话”的鹦鹉放归自然。可见，提笼架鸟并不是舆论一律的国粹。当然，上述古人对养鸟持有异议，主要是出自热爱大自然，出自人类的同情心；社会发展到今天，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人们对野生动物的认识和感情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更不能容忍把提笼架鸟的行为宣扬为一种社会美德。

    我们还要看到一种情况：一个人提一个笼子不够，自行车上挂着四个五个，甚至一辆三轮车上架着十几个笼子。养鸟之风刮邪了，自然刺激鸟市的恶性发展，刺激很多人到野外滥捕鸟类，在捕捉和贩运的过程中，鸟的死亡率是存活率的好几倍甚至十多倍；而且捕鸟者不分青红皂白，物以稀为贵，越贵越捉，越捉越少，使得一些珍贵稀有的保护鸟类更加濒危。这些现象虽然多次遭到舆论的指责，但屡禁不绝。这和养鸟者、养鸟组织、养鸟文化能说毫无关系吗？更令人奇怪的是，有一次我去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参加一个热爱野生动物的大会，这个养鸟爱鸟协会竟接受一些热爱自然的农村小学生的捐献——孩子们靠拾麦穗、捡破烂得来的钱。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使人感到，人们在认识上是何等混乱。

    　　养鸟者可能要反对：“我们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来养鸟，难道不是爱吗？”这是爱，一种纯属个人的爱。这“纯属个人”有两个含义：一是个人占有；再是只顾自己，不管他物。

    还有些人却非如此，爱动物充满慈悲之心，爱到连家禽家畜也不忍心吃，也不愿意去动物园或海洋公园观看失去了自由的动物，同时也反对把野生动物充当马戏团的演员。但这些和我们所提倡的热爱鸟、热爱野生动物、热爱生物的多样性还不是一回事。不过这种爱很容易转化为公益的爱，自然的爱，真正懂得热爱野生动物的社会美德。譬如说，西方人喜欢去野外观鸟，随身携带一个望远镜、一本鸟的图谱和一个笔记本，在大自然中观察鸟的生活，寻找和发现鸟的种类。就好比野游、听音乐、看球赛一样，是一种精神享受。而这种享受，丝毫不影响鸟的自在生活。

    　　在北京我认识一对夫妇——十足的观鸟迷，男的是丹麦人霍恩斯科（Gesper Hornskov），女的是中国人宋爱勤。其实着迷的只是霍恩斯科，女的只是“夫唱妇随”。霍恩斯科生活非常俭朴，照相机有了毛病，都舍不得换一个新的。在丹麦工作一段时间，积攒了一笔钱，就来中国观鸟。一呆就是一年甚至两三年，为此还娶了个中国妻子。共进晚餐的时候，我给他们讲了“梅妻鹤子”的故事，还开玩笑地对霍恩斯科说：“其实你爱鸟还不如林逋，你爱鸟还娶了个妻子，他连妻子都不要。”宋爱勤在一旁埋怨说：“他根本不爱我，也不爱孩子，就爱他的鸟。”我说：“古书上说‘爱屋及乌’，他是‘爱乌及屋’。如果他不爱鸟，怎么会娶你呢？”

    霍恩斯科观鸟是有记录的，他在世界各地已经看到２０００多种，其中包括在中国看到８００多种（全中国是１１８９种）。他在中国西北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区看到３００多种，其中有６０多种是当地的新纪录。不要说普通的中国人，就是中国的鸟类学家，也达不到这种专心致志的程度。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的外国人组织起来去十三陵观鸟，邀请了我和马霞，还邀请了一位中国鸟类专家。谁知道这位专家只习惯在标本室里研究鸟，不习惯在野外观鸟，问他几种鸟都说不上名字。外国孩子都知道是什么鸟，而他只能回答：“可能是……”、“也许是……”。我更是望尘莫及，躲得远远的。以后再去野外采访，也学会拿望远镜了。

    　　所以观鸟不仅是一种爱鸟行为，而且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科学活动。香港每年在观鸟的季节还正式组织比赛，把观鸟者组成若干队，看哪个队在一天之内看到鸟的种类最多，给予特别的奖励。这样比赛一次，就等于对香港地区的鸟类区系做了一次本底调查。年年都比赛，对香港的鸟就了如指掌了。

    　　这种吸引大家都来观察鸟、认识鸟、保护鸟的群众活动，把个人钟爱和社会美德、科学调查溶合在一起的社会风尚，值得大大提倡。相比之下，提笼架鸟却不足取，而应当引导和提高他们的情趣和爱鸟方式。

西方狩猎者也说他们热爱动物

    养鸟者说他们爱鸟，西方的狩猎者也说他们热爱动物。他们认为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人可以和动物赛智慧，赛机警，赛速度，赛力量，正如动物之间也这样做一样。这种说法如果是指远古的时代，还有几分道理。一切生物，包括人，都是自然界的成员。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猫吃老鼠，猫又离不开老鼠；老鼠也离不开猫，因为猫要以老鼠为食，而猫的猎捕可以强化老鼠的种群。何况在物质条件比较原始的情况下，人们既猎杀动物，有时侯也被动物吃了伤了。这种竞赛和竞争还是“自然”的；如果是指现在，“赛智慧”包括人的手中这杆枪或其他先进武器，甚至包括大规模毁坏动物生存环境，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目前西方的狩猎活动在客观上帮助了自然保护，也是实际情况。那里由于猛兽猛禽的逐渐消失，许多种草食动物和水禽增殖过快，如不加以控制，任其践踏植被，就会带来生态的极大破坏。通过管理科学的狩猎，有计划地猎取其过剩的部分，就有利于维持一种人工的生态平衡。同时，狩猎作为一种娱乐和体育活动，不仅可以满足一些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要，而且由狩猎所征集来的费用，又可以用于自然保护事业。譬如现在美国有一些允许狩猎的野禽是在南美繁殖的，美国每年就拨出一部分狩猎所征集的经费，去支援南美的自然保护事业，这种做法自然对自然保护有利。

    同时我们在欧美还看到一种现象，大批的自然保护积极分子正是狩猎者。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们通过狩猎实践，懂得了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懂得了不保护就将无物可猎的道理，懂得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生态关系。１８世纪４０年代在白令岛上发现的大海牛，既是荒凉海滩带难得的美食，又温顺成群易于围捕，从发现到灭绝，仅仅经历了二十七年。多达几十亿只的北美候鸽，飞来时铺天盖地。因为其肉鲜美，就成为最普遍的猎物。结果是从多到少，从少到濒危，最后就剩下动物园的一只，也死于１９１４年。人们为了永远纪念这个消失了的物种和记取滥猎的痛心教训，这只死鸟立了一个纪念碑。所以，在狩猎动物和自然保护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非狩猎者所能理解的微妙联系。国际著名的自然保护组织的发起人和领导人彼得·斯科特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我们在《斯科特和水禽保护中心》文中有较详细的记述。这种现象中国也有，一些经验丰富的狩猎者在观念改变以后，成了保护自然的骨干或积极分子。

宗教慈善家的爱不可低估

    　　还有一种，是宗教的爱。这包括许多种宗教，其中最突出的是佛教。他们止恶行善，戒杀放生，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普渡众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来之大道曰慈，人物虽异，心性是同。所以蚂蚁也不能踩，鱼子也不能吃；再是生死轮回。今生为人不善，来世可能变牛做马，现在的动物，可能就是前世造了孽的人；三是因果报应。许多人离苦得乐，消灾避难，延年益寿，就是因为爱惜和挽救了一些动物的生命，因而得了好报。

    　　我们不提倡这种爱的观点，但要充分认识到宗教从历史到现实在自然保护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而且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我在考察国内自然保护区的过程中，看到许多的珍禽异兽、奇花异木、名胜古迹得以保存下来，都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梵净山、鼎湖山、庐山等著名的自然保护区，历史上就是宗教的圣地。许多具有宗教色彩的“寺庙林”、“功德林”、“风水林”、“放生池”、“龙山”、“圣鸟”、“祥兽”、“神木”等等，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自然保护区及其保护对象，绝不是偶然的。

    　　这种保护自然的力量，我在访问欧美的过程中看到更多，自然保护已经成为许多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教民正是出于宗教的信念，积极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自然保护活动。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在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大会上，特别邀请世界五大宗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在阿西西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联合行动，并发表了为大自然祈福的宣言，把自发的自然保护力量引导到自觉的行动中来，其意义正如这个基金会的主席菲利普亲王所说的：“这是一次宗教力量和自然保护力量的强大联盟。”据报道：十年之后，在伦敦又举行了一个同样的盛会。

“保护就是为了利用”值得商榷

    　　还有一种爱，更容易把人们引入误区。我看到在一次保护野生动物的集会上，有人郑重其事地把“热爱野生动物”改为“热爱益鸟益兽”。这个改动貌似有理，其实是不对的。改动者会立即反驳我：“难道我们要爱害鸟害兽吗？我们爱大熊猫、金丝猴、白 豚，我们提倡爱青蛙、啄木鸟、猫头鹰，但我们永远不会爱苍蝇、蚊子、老鼠。”我说，就是苍蝇、蚊子、老鼠，也不能完全消灭。如果这些动物消灭了，那么吃这些动物的鱼类、鸟类、兽类也无法生存，当然也会影响自然和人类，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生态系统之中。而且应该说，现在的苍蝇、蚊子、老鼠之所以多得使人讨厌，也是人类造成的。因为人类滥捕滥猎和滥施农药，消灭了控制这些动物的天敌，又不注意环境卫生，才造成这些动物的恶性发展。话又说回来，如果苍蝇、蚊子、老鼠有朝一日真的濒危了，我们也应该爱它们，保护它们。把动物分成益害两类，这只是对人而言，或者说是对狭隘的人而言。即使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很难说清每一个物种的益害。医学科学家发现用猴子的肾脏培育出小儿麻痹疫苗，使亿万的儿童避免了夭折或终生残疾之苦；再如，犰狳是除人类外唯一能感染麻风病的动物，秃鹫嗜食腐肉却能不受致命的肉毒梭菌的侵袭，这些都为防治某些疾病带来了希望；就是“四害”之首的苍蝇，也可以为人类间接和直接提供非常重要的蛋白质资源。动物给人类在衣、食、住、行、医药和科学进步等等方面提供的用场可以说是太丰富了；但对动物的种类来说，对大自然来说，人类的认识还仅仅是“沧海一粟”，我们可能看到了它的害，没有看到它的益，或者说这方面有害，那方面有益；废之有害，用之有益；今天有害，明天有益；对人有害，对大自然有益。所以，光从人的眼前角度来谈论动物的益和害，是片面的，短视的，是人本位的，因此也是错误的。

    　　同样的理由，“保护就是为了利用”这种目前流行甚广的说法，也是出自人本位，也是狭隘的和不确切的。保护自然的目的包含着利用，但不仅仅为了利用；我们的目标比利用要广泛和深刻得多。我们要看到一个严峻的事实，很多的动物正是在“利用”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如前面提到的大海牛、北美候鸽，以及中国近年灭绝的犀牛、高鼻羚羊、新疆虎等等，都是痛心的无法弥补的过失。现在提出“保护就是为了利用”这个口号，似乎只有在“利用”的刺激下，才能发挥“保护”的积极性。因此在这种口号下，目前出现了一股人工饲养热。人工饲养本来也是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的一个重要措施。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把一些严重濒危的动物从原栖息地转移到动物园、水族馆、畜牧场或专门的保护中心，经过人工驯养和繁殖，恢复到一定数量以后，再重新放回到原栖息地安家落户，复兴种群。如抢救麋鹿、扬子鳄、蒙古野马、欧洲野牛、黄颈黑雁、关岛秧鸡等等，都是成功的事例。再是通过人工饲养以缓和保护和利用的矛盾。譬如鹿茸、麝香、熊胆都是必需的重要中药，但鹿、熊、獐又是稀有应当保护的动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办法就是发展人工养殖的事业。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热衷于这方面，其弊端也出在这里。一些违法者钻这个空子，打着人工饲养的招牌，实际干着破坏自然的勾当。养蛇的借此捕捉和收购野外的蛇，养娃娃鱼的借此捕捉和收购娃娃鱼，养活熊取胆者借此捕捉和收购野熊，甚至出口猕猴者可以伪造档案，把捕捉收购来的野猴说成是人工繁殖的。我们眼看着许多珍稀动物在“保护就是为了利用”口号下日益濒危，怎能熟视无睹呢？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一种现象，有些珍稀动物人工饲养得很多了，但野外濒危的状况并没有缓解，如梅花鹿人工饲养已经多到过剩的程度，而野外的梅花鹿却几近绝迹。看来有些特别濒危的动物，只有和象牙、犀牛角一样，断然采取禁止使用和贸易的措施，才有可能改变濒危的状况。

正确的爱基于生态学的观点

    　　什么是正确的爱呢？通过对上述种种情况的分析，问题比较清楚了，再明确说一句就是，我们对动物的爱是基于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学的观点。

    什么是生态学观点？简单说来，就要按照大自然本来的面目和自身的规律，来认识自然，研究自然，保护自然。地球本来是个有机的统一体，一切生物都生长、繁衍、进化在这个统一体之中。伟大诗人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这话适用于人，同样适用于一切生命。任何组成天然群落的物种都是共同进化过程中的产物，各个生物区系的存在和作用，都是经过自然选择的巨大宝库，各个物种和人类一样，都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环节，在漫长的进化发展过程中共同维持着自然界的稳定、和谐和发展。在这个五花八门的生物圈中，谁能适应，谁发挥优势，谁被淘汰，这是在自然历史的长河中物竞天择、不断演化、不断优化的结果，既非上帝所创造，更不能由人类来主宰。这就是大自然为什么拥有物种的多样性、遗传的变异性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的根源。

    放眼宇宙，大小星球无数，又有哪个可以和地球相比？过往历史无穷，又有什么样的奇妙想象可以比喻现在的世界？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个登上月球，当站在３８万多公里的远处看到小小的地球时，他深切地感到地球不仅是一个绿洲，一个孤岛，而更重要的是，直至目前所知，它是唯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他说：“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那样突然警觉到，保护和拯救这个家园是如此地重要。”我们作为生物界的精华而又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来到这个宇宙间仅有的地球，很偶然，很幸运，也很自豪。所以，我们爱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爱这个统一和谐的大自然，爱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命现象，更爱我们的子孙——希望他们永远享有和我们同样美好或者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我的哲学观点是：“物我同舟，天人共泰，尊重历史，还我自然。”其实，这不是我的观点，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庄子、老子等许多思想家早就具有类似的观点。不仅在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从亚伯拉罕年代开始．就流传下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人在水上划着一条小船，其中一个人忽然凝视着自己的脚下，坚持认为他有权对属于他的地方，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甚至把船凿一个洞。另一个人告诉他，他们两人是同坐在一条船上，这样做会使他们两人都沉下去。所以犹太教认为，在这个脆弱而美好的世界里，我们只是一个过客，应当共同保护我们的小船，一起划着向前航行。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给皮吉特湾印第安人写信，要买他们的土地，酋长西雅图回了一封非常深刻而动人的信(详见〔外国卷〕《真知不一定出自家》)。大意是说，土地是我们的母亲动物和植物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怎么可以出卖它们呢？这个故事生动说明了，不是总统教育印第安人，而是印第安人教育总统应当如何认识和热爱大自然。

    　　我认为上述种种，都是朴素的生态观点。他们为什么会在生活还比较早期、科学还不发达的环境中，产生如此睿智的思想？这不是古人超越今人，而是他们直接生活在大自然之中，比我们更接近大自然，对大自然的体验比我们更真切，他们的视角是多方位的，较完整的，具有天赋的创造性和历史的责任感，因此他们的出发点、思维方式、文化意识和哲学观点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近代科学越来越飞速地发展，同时越来越专业化、学科化、纵深化的格局，也促使人类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跋扈，越来越唯利是图，越来越在观念上偏入误区，把自己从所属的自然界中“拆卸”出来，甚至凌驾其上，妄图“征服”和“主宰”大自然。

    是生态学的崛起和发展，启发我们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从大自然中来认识大自然，认识人类自己，懂得只有在总体上协调好人类与其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人类社会才有光明的前景。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在自己和广大群众之中建立起生态伦理、生态道德和生态文明。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调整好人类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正视当前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浪费的病变现实，摆脱物质富裕、精神贫乏的困惑，提倡追求一种精神自在、不受物役、天人共泰的潇洒生活。这是一个新的、非同寻常、不容易做到的课题，但必须努力去做。

    所以。我们的爱，不同于“提笼架鸟”、“养猫养狗”的爱，也不同于狩猎者和动物“竞赛”的爱，也不同于宗教“普度众生”的爱，也不同于“只爱益鸟益兽”、“保护就是为了利用”那种人本位的爱，而是从生态学和生态伦理的观点出发，我们要保护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系统中的一切物种，特别是濒危的物种。但现实已使我们痛感到，生物物种的急剧消失，已经威胁着整个自然界，也威胁着人类自己。这话并不是危言耸听，保护一个物种，就意味着保护若干物种，就意味着保护一个生物群落，就意味着保护一个生态系统；反之，破坏一个物种，就意味着破坏若干物种，就意味着破坏一个生物群落，就意味着破坏一个生态系统。而世界是相互关联的，这种保护和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地球的稳定和人类的未来。有位生态学家打了个比方：消灭一些物种，就好比拔掉飞机上的一些铆钉，看来问题似乎不大，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飞机已经不再是安全的了。纵观世界的种种急剧变化，现在应该说，我们这架飞机已经很不安全了。

    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才加深了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认识、感情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