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张的演讲稿，感动和引人思考，公益不但需要爱心，更多的是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平等共处．而在目前中国，参与公益事业的志愿者们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任重而道远啊．
张轶超在复旦的演讲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母校，而且就在这个多年前我听讲过、自修过的教室里，和大家一起交流。
不知在座诸位可有去过江湾镇外来工聚居区，从这里骑自行车到那边不超过二十分钟，多年前我一直从南区出发，骑着辆老爷车，穿过这片美丽的校区，由国权北路进入"机场"——那里的外来工们都是这样称呼江湾地区的，事实上，那里曾经也确实是一个机场。大片大片的荒草地，各种野生的林木，还有在杂草覆盖之下的依稀可辨的飞机跑道，甚至你可以看到在空中盘旋的老鹰。不过在这些富有诗意的景物环绕中的，不是祥和的田园风光，更看不到小桥流水人家，唯有一排排临时搭建的平房，各种来历不明的临时加工厂，随处可见的垃圾堆，以及集装箱货车扬起的滚滚尘土。最可怕的是雨天，有时高可齐膝的积水以及泥泞难行的道路会摧毁一切你对于上海的美好印象——那里显然不是上海。
2001年的江湾镇是如此，2006年的江湾镇呢？不错，变化了很多，比如新江湾城一期的房价已经涨到1万2/平方了，三室一厅的房型则要1万5。比如复旦的新校区就选择在鲜花盛开、绿树掩映的新江湾城。然而淞沪路以西，国权北路以东的地区呢？依然是一片片的废墟、一排排的低矮的简易住房。
复旦历史系的老教授周谷城先生曾经在73年之前回答《东方杂志》"你对未来中国的梦想"的提问时说："希望在未来的中国，人人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周先生已经作古十年了，他的梦想究竟实现了没有呢？
这么多年了，我记得机场里面只有过两个公共厕所（肯定是没有抽水马桶的），而且要收费。许多打工者不愿意出那么几角钱，于是就在自己房子附近的废墟上或者草丛中就地解决。上海有三四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之中又有多少坐上抽水马桶了呢？
所以每当念及周先生的这个梦想时，我一直是深感愧疚的。尤其是如今复旦已经与江湾镇的外来务工人员比邻而居，我想如果周先生依然在世，当他坐在江湾校区的办公楼里，俯视下面那密集的民工住宅区时，他心中也一样会深感愧疚。
去年复旦百年校庆的时候，曾经在焰火晚会那天，实施过三个小时（6点到9点）的交通管制，大量从外面下班回来，赶着要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的外来工们，外来工子弟们，被堵在淞沪路进机场的出入口处，被堵在参加这一百年庆典的警车以及警察们之外，直到晚会结束才被放行。尽管那时候他们没有太多抱怨，他们只是痴痴的看着在空中绽放的焰火。也许对于大多数外来工子弟而言，能够看到这样一场烟火的盛宴足以解决他们空空荡荡的肚子问题。
老实说，那个时候的复旦是令我感到羞耻的，如果那时候某个民工子弟问我："为什么你们学校为了庆祝校庆就不让我们回家？"我将无言以对。因为当它将它自己与那些打工者们隔离开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它所承载的道义，它就失去了它所谓的"大"。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复旦并不是几个高官的复旦，复旦还是有周谷城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有许许多多满怀理想与责任的年轻人。
焰火晚会的这一幕并非是我亲见，而是一位与你们一样的复旦同学拍摄下来并记录下来的，她用文字与照片记载这一切，再次证明了复旦的良知，证明了我们未敢须臾忘怀肩上的责任。
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的复旦同学在同样见证着复旦的胸怀。自2001年5月以来，江湾镇地区的民工子弟学校里，就从未间断过他们的身影。我很荣幸能够和这样一些同学在一起，为了给予那些孩子基本的教育而不停奔走，努力工作。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想把自己这五年来的经历与感受，在其中遇到的困难与感动和大家分享，与诸君共勉！
2001年的5月，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些贫穷的家庭，看到那些破旧的校舍，以及和所有孩子一样，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时，我的想象是简单，而又理想的。
我想，我会走进这些孩子的课堂，孩子们会热烈地欢迎我，他们会聚精会神的听讲，认真的完成课后作业，当我走的时候，他们会依依不舍，甚至可能会大哭起来。一切应该都像电影上面所演的那样。
我想，在座中也会有不少人这样想的吧。
然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正如有个志愿者后来描述的那样：
吵闹的课堂上，有的人在打闹，有的人在写作业，有的人在擤鼻涕，有的人在吃东西，唯有很少的人在听讲。在这里，看不到感激，更没有感激之后的发奋苦读。
而学校的教师们，他们对你也是爱理不理，甚至对你帮孩子纠正英语发音而心怀不满。
这时候你当何以自处？
最简单的方式是放下你捐献给他们的糖果和文具，然后就挥一挥手，不带走半片云彩。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献爱心，但我一直怀疑这种做法和施舍乞丐一两元钱有什么区别？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爱心是得到了满足，甚至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为创建和谐社会已经做出了一份力了。"然而，那些孩子们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了呢？一个曾经得到过一个崭新的漂亮的小熊维尼文具盒的民工子弟，和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文具盒的民工子弟，他们的生活会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差别吗？没有。
这种方式满足的不过是志愿者的爱心，以及为这个社会表面的和谐添上一笔罢了，然而它终究无法改变任何现实。任何一个勇于直面现实的志愿者都不会就此止步，他们必须前行。
2001 年的夏天与秋天，对于刚刚开始做志愿者工作的我，以及和我一起的复旦同学们来说，捐献实物是最直接的也是我们认为最必须的工作。因此，我们到处寻找愿意捐献文具、电脑、体育用品、书籍、衣服的好心人。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决定将工作的重点从募集实物转移到教育上面。
当时恰好有一个朋友因为听了我的介绍，决定来看看这些孩子。除了许多文具之外，她还带了一大袋糖果。我将文具分发给各个班级的班主任之后，看着那一大袋糖果，觉得有点麻烦。于是就直接将这些糖果交给了学校校长，请他帮忙来分发一下。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刚从二楼的校长室下来，就听到上面传来一声兴奋的喊声："孩子们，快来吃糖啦！"接着，当我回过身来，眼前就出现了在空中飞舞的糖果，以及，孩子们狼奔豸突般的争抢场面。然后，就有人打起来，就有人哭起来……对此，我久久无法释怀。
就算拥有了现代化的电脑房，拥有了标准足球场，在这样一个教育环境里，这些孩子又能学到什么呢？我问自己，并且有了答案：他们的生活依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他们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老师和系统的教育，而非物质上的暂时改善。
目标已经重新确立，紧接着我就发现这是一项比募集物资还要棘手得多的工作。
正如前面所说的，孩子们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听话，学校也不是积极配合，志愿者本身又缺乏教学经验，所以上课效果很不理想。
举个极端的例子，有个孩子上课很不听话，于是就被志愿者严厉批评了一通，这个孩子就在下面低声嘀咕了一句："什么大学生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到我们这边上课！"
那个志愿者被气得够呛，我听了之后也觉得十分沮丧。
这是在孩子方面碰到的障碍，然后在学校和家长方面，我们这些志愿者也阻力重重。在我们看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最为薄弱的是英语。因此我们志愿者重点帮助他们的也是英语教学。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曾经一度包揽了一个学校一半的英语课程，包括最后的考试命题和评估，都是志愿者做的。尽管我不敢说做得很出色，但至少我相信他们做的比原来学校的英语老师要好。可是在持续了一学期之后，校方就表示家长反映我们的教学质量太差，重新召回了原来发音十分糟糕的英语老师支持教学。为什么呢？
家长确实向学校告我们的状了，他们的理由是，自己的孩子以前英语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都90多，可是大学生来教了之后，就只有六七十分了。
这确实也是事实。然而校方和我们都清楚的是，如果按照教科书的要求来看的话，恐怕那些孩子的实际水平连六七十分都没有。四五年级的学生听写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都有问题，怎么可能英语考试都考90多呢？
因为招生的缘故。事实上，民工子弟学校之间的竞争远比一般学校要激烈的多，甚至趋于白热化。仅从民工子弟学校开学时间要比一般学校要提前一个多星期就可以看出来。一般8月中旬开始，各个民工子弟学校就开始进行招生宣传，有的学校会要求老师带着老生去一家一家的走访，说服那些家长报自己学校的名。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让家长觉得自己学校的教育质量高，民工子弟学校的考试都只是走走形式，最后的分数是必须比较好看的，至少不能比其他学校差，否则家长就会立即带着孩子另择他校了。
这种现象至今也没有改变，所以同样英语水平的学生，在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可以考个90多分，而在一般的公立学校，连个20分都考不到。这决不是教材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教师教学质量的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学校故意欺骗家长。
所以，当我们的志愿者试图诚实的汇报学生的英语水平时，校方就立即对我们表示了不满，并不再愿意把主要教学工作分配给我们，只是象征性的一周给一两节课。至于出题、评分这类事情，决计不可能再交给我们去完成。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志愿者，我们当何以自处？
公益不是同情和施舍（演讲部分下）
我们选择了开辟独立的教学场所这条道路。尽管，我们也没有放弃在民工子弟学校里开展教学，但是，更主要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久牵"计划。
"久牵"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长久牵手，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志愿者决心要长久地为那些孩子提供教育服务。当时我们租借了一套公房，作为临时的教学场所。孩子们和志愿者们习惯将那个地方叫做"久牵"。
2002 年2月开始，我们就正式在"久牵"开展活动。当时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之类的课程我们依然是派志愿者到民工子弟学校去教授之外，所有的兴趣类课程，一律都放在"久牵"里面进行。那是一个志愿者热情空前高涨的时期，独立的教学场所，小班化的教学方式（当时一个班的学生人数都不会超过十人），自由的教学管理，这一切都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当时遇到的困难。学生逐渐变得不再调皮捣蛋了，在一个崭新的环境中，他们开始学会注意卫生，认真听讲，积极参加我们为他们设计的活动。而且最好的一点是，我们不会受到任何来自校方的干扰。记得我们当时开设了历史、地理、天文、摄影、电脑硬件拆装、日语、马来西亚语等各种课程，甚至还模仿西方的童军组织，成立了雏鹰小队，每个周末都开展各种旨在培养学生能力的各种活动。
这个志愿者的黄金时期总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由于资金短缺，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租赁的临时教学场所，重新退回到了学校开展各种活动。然而可想而知，在缺乏固定活动场所的情况下，我们的活动渐渐变少，乃至后来几乎无法开展。只能在每年的暑假坚持做一个为期两周的夏令营项目。至于平常，只剩下在学校里的常规教学，志愿者们主要担任的还是英语、电脑课的辅助教学工作。
2004年秋，出现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机会。
位于国权北路的高境三中开始有条件招收民工子弟。当然，这个机会并不大，只有通过考试，并且愿意交纳借读费的民工子弟才有机会入学。无论是他们那无比难的考试，还是一学期880元的借读费，对于民工子弟而言都不是易事。
我当时带了来自蓝鹰、涟水和田园的7个孩子参加了他们的入学考试，结果很不理想。只考了两门，数学和英语。数学没有一个孩子及格，而英语更惨，没有一个孩子超过30分。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前往考试的孩子都是五年级或者六年级的学生，而给他们的考试卷是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测试卷。
面对这样的结果，也许是我毫不掩饰的沮丧与难过打动了负责老师，她告诉我可以破例招收其中三个孩子进入高境三中。前提是要让家长签署一份协议，声明如果这三个孩子第一个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依然达不到学校要求，就必须主动退学。
自然，我们接受了。而且，协议中提到的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这三个孩子很快就赶上了同班的上海同学，其中一个甚至在第二个学期就名列年级前茅。
这种情况后来也不断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不断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给外来工子弟同等的学习环境，他们将决不逊色于同龄的城市孩子。
然而，当上海公立学校逐渐放开尺度，外来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据统计，已经有一半左右外来工子弟进入了上海公立学校），我们的支教工作是否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呢？
从04到06年，久牵的工作依然在坚持着，尽管我们的坚持只剩下每年暑假的夏令营了。如果不是2006年春天的一个意外转机，也许今天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当初觉得，这有点像是命运的偶然；然而现在我明白，这，仍是久牵的宿命。
06年元旦过后不久，我有幸与上海根与芽的负责人聊了一次，然后不约而同的谈到《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不约而同的想组建一个民工子弟合唱团。而更巧的是，当时根与芽正好有一个擅长音乐的志愿者柯慧婕。
在柯慧婕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第一个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同样在根与芽的协助下，我们于5月19日举办了第一次慈善音乐会，放牛班的孩子首次登台演出，就在中福会少年宫的舞台上。
那段时间来，和他们在一起游戏和活动，看到绽放在孩子们脸上的笑容与自信，我了解到，久牵的使命并未结束，恰恰相反，它的道路更为漫长和遥远。
我无法欺骗自己，认为一些简单的支教活动和捐赠就能够使这些孩子获得与城市同龄人同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所有这些活动，小到一本图书，大到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都在不断提醒着我们一个最普通不过却又被普遍漠视的事实：这些孩子他们拥有着和城市同龄人一样的求知欲和实现自我的梦想，他们根本就不是被同情的对象。
是的，你递给他一本安徒生童话，他看了，并且希望能够再看到格林、郑渊洁、安房直子等等，你能够摆摆手说"够了，不要太贪婪"吗？不能，因为那是多么自然合理的要求啊！
你成立了一个合唱团，使他有机会接触到音乐艺术，于是他说，希望能够有更专业的老师指导，希望能够学习乐器，你能够不耐烦地说"你别得寸进尺，这不是你能拥有的"吗？不能，因为对求知欲的扼杀对一个教育者而言简直就是谋杀人的灵魂！
于是，我终于发现久牵的使命，不是给这个满目疮痍的群体贴上一块迪斯尼的卡通创可贴，用那么一点可爱与善心来装点这个世界。久牵的真正使命在于，满足这样一些心灵对知识的渴望，帮助他们获得实现自我的信心与能力。
然而还是有人会质疑，质疑这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但我想对他们说的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理想，至少，你应该有这样一种骄傲，你的自尊心要求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从而你可以和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么你所取得的一切成功将失去其重量。哪怕面对一个乞丐，你都无法拥有足够的信心来，因为，也许他正是那个被从小剥夺了教育机会的天才。
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最后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辈的骄傲与尊严就在于，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诚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能够自信的跟自己的孩子说："这是我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切都是用我的努力与拼搏换来的，没有一分一毫是牺牲了他人的机会而得到的。"
谢谢！
全篇看完。。。一针见血。。。为什么关注的人不多？
很同意标题所归结出来的一句话的核心之意“公益不是同情和施舍”！
昨晚磨房的XDJM们和信天谨游一起坐聊，也讲到了关于公益的深层次的问题，达成的其中共识之一有：公益绝对不可以是同情和施舍。。。
在咱们中国，想找各种方式从事公益的现象很多，不乏利用心极强的人存在与各种不良社会状况的存在！
我们磨房提倡真心+切实的公益精神，那是需要广大热心驴友在思想意识和行为上都一步一言付出真正实质的努力和辛苦的，不会太简单！
慢慢看，我也转一篇：
圣洁的报酬
去年七月份，我做为联合国义工服务组织（ＵＮＶ）的一员，去南非做了半年的义工。
现如今，南非经济发展很迅速，富人增多的同时，穷人们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大批的贫民拥护在市区的贫民窟中，有些人为了省钱，甚至两三天才能吃上一顿饭。根据官方最新公布的数字，南非目前仍有４５０万无业游民，其中有３５０万人几乎已经失去了继续寻找工作的信心。
七月的中国，正值盛夏，但远在南半球的南非却正处于一年之中最寒冷季节。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帮助那些滞留在首都比勒陀利亚的来自姆普马兰加省的贫民（尤其是小孩），给这些居无定所，在瑟瑟寒风中艰难求生的穷人捐衣捐物，帮助他们度过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日子。
我们这一组一共六个人，分别来自中国，英国，法国和新西兰。其中留着一缕蓬乱的红胡子的英国人马丁已经在这里做了三年，是我们这群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
第一次执行任务是马丁带我们去的。那一天，我们到批发市场去买衣物、被子、玉米粉和饼干，细细地挑好货物以后，本以为结账就可以走人了，可我们站在门口等了十多分钟也不见马丁出来，我们重新返回店里的时候，发现马丁还在那和一个看上去相当精明的黑人批发商耐心地侃价呢，锱铢必争。
购置完物品，我们开着日本人捐助的三辆丰田工具车，直奔郊外一个叫利比利亚的废旧农场。
说实话，尽管在此之前我有相当的心理准备但目睹到眼前的一切时，还是吃惊不小。在这个废弃的农场上，到处是贫民自己用铁皮和木板搭建的简易住房，四壁透风，杂乱无章。更糟糕的是这么大一片贫民窟，我竟然没有看到一根电线和一只自来水管，半封冻状态的污水肆意横流，让人无处下脚。
可能听到外边有动静，最先冲出来的就是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衣衫褴褛的他们在寒风中瑟瑟发着抖，瞪着单纯的大眼睛，盯着我们，揣测着来意。
望着这些可怜的孩子，我迫不及待地从车上拿出衣物就朝他们走去。
“刘，你在做什么？”马丁突然大声问。我扭着看到他正瞪着我，眼睛里是一股掩藏不住的火气。
“快点把东西送给他们啊，这些孩子急需。”我解释说。
“把东西放下！”马丁冲到我跟前，涨红着脸，近乎粗鲁地夺下了我手里的衣帽。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一时不明白他哪来的脾气。旁边的法国人雷诺上前拉开了我说：“刘，不是这样的，你不能这样就把捐赠送出去……”
余怒未消的马丁面对围上来的孩子们，立刻变成一副温和的笑脸，柔声问道：“孩子们，愿意帮我们做点事情吗？”
那些可爱的小孩们怯生生地咧着嘴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其中一个被他的同伴恶作剧似的推了出来。
“非常好，”马丁鼓励着说，“如果你能帮我们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的话，我想，你会得到酬劳的。”
在同伴的怂恿下那个小家伙真走过去了，接住了新西兰人菲思从车上递下的一小袋玉米粉。
“好极了，”马丁夸张而富有感染力地叫着：“小家伙，谢谢你的帮助 ，这是你应得的劳动报酬。”他把一身棉衣和一小桶饼干递给了那个小孩。小孩愉快地接过这些劳动所得，兴奋得两眼放光。
“小家伙们，他们看到了，车上东西很多，有谁愿意继续帮助我们呢？”马丁半蹲在这些孩子们面前，亲切地问。
孩子们尖叫一声一拥而上，嘻笑中很快帮我们把东西全从工具车上卸了下来，理所当然地，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套棉服和一份玉米粉或者饼干。
这时闻讯赶来的其他孩子瞅见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的时候，眼里不由得显出失望和对得到“酬劳”同伴的妒忌。马丁挥着手，很兴奋的样子，大声叫着：“孩子们，排好队，我知道你们的歌声很甜美，为什么不给我们唱首歌呢？当然，你们也会得到理所应当的酬谢。”
那些孩子们受到了鼓舞，一边拍手一边舞动起来，歌声随后响起。他们唱得非常认真，唱完之后果然也得到了一份礼品。
整个下午，在马丁的策划之下，我们热热闹闹地就把所有的物品按计划发给了孩子们。当我们离开时，这些孩子们恋恋不舍地跟出好远。
在回去的车上，马丁主动跟我道歉说：“刘，我下午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但你知道吗？我们不能让孩子们觉得这些东西是他们理所应当得到的，这样会培养他们不劳而获的惰性。他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中，我们就更应该从小培养他们正确的劳动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树立起改变生活状况的信心。而且，人生来是平等的，如果我们居高监下地进行施舍、捐赠，全让孩子们的自尊心受挫，长大后会留下心理疾病的隐患啊……刘，没有什么比孩子们健康成长更重要的了。”
那一天，马丁的所作所为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他让我懂得，炫耀的爱心是一柄砍平人理想的风刀，它不但会拧干弱者奋发的信念，还让他们在阳光下赤裸裸地展示血迹斑斑的伤口。这种帮助是残忍的，有损人尊严的。而如何割断弱者旁逸斜出的自卑情绪并帮助他们提炼和坚持做人的高贵操守，则是施予者必须学会的高妙技巧。
顶一下！
来到磨房公益的驴友都应该看看。
特别是一些主张只要有困难就应该无条件捐助的人！
好文章...说点类似的想法分享，未必合适，还请有不同意见的理解：
深圳义工早年最早提出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便积极介入，当时关注主要是老人的临终关怀，多是即将走完一生的老人（多是已经中风或者无法走动），那些老人很多家庭富足，儿女都很有成，所以没有涉及到物质问题，记得当时最开心的，是几个人一起把轮椅抬到阳光下的草地上，看着老人很高兴的用脚触摸草地。包括其中帮助一个植物人ＭＭ苏醒的过程中，我们是用轮流探望、擦洗以及自己挂着募捐箱上街募捐等出力的方式来尽力帮助别人，因为一个人能力有限，但是我们都有可以鼓动与鼓励别人的能力，这个才是我们要发展的。
近年恢复做义工，依旧是回到我关注的主题－－临终关怀。目前主要对象是癌症患者，因为绝症都是金钱极端消耗性的，所以很多病重的都一定家庭很困难。义工联是一向不主张义工捐款给受助人的，而我们那组每次有新的病患的时候，在群里或者现场，几乎都要出现“大家纷纷捐款”的举止。
有一次会议上，我说：“义工的力量是有限的，个人捐款捐再多，也帮到很有限，我们应该是给他们更多平等的与精神的照顾（国外与台湾不乏这种临终精神关怀组织）、影响更多人来帮到需要帮助的人，做义工也要有平常心，是要长期能坚持下去的，而不要让参与的义工成为单纯的职业小额捐款机，这样是不可能长久的(尤其参与我们该活动的人要不需要有心理辅导的能力，要不就要被心理辅导)。”我认为，要克制捐款的冲动，冷静下来，除了捐款，除了短暂的探望，看看我们究竟可以深入做到什么？---实话说，这种角度的思考至少在我们那组显得比较孤独。
我们组那些充满爱心的大姐们（其实他们也很不容易，大多都不是经济很宽裕），纷纷反驳我，大致是隐约说我比较自私，或者看的不好的东西还太少，心不够软之类...其实我更关注，这些已经在面临死亡、思考死亡的人，心灵上还需要什么，如果需要帮助的人有自己的信仰，我会设法找来与他共同信仰的人来与他沟通（我私下其实已经这么做，而且发现效果非常好），如果没有，我希望能找一些平复他们内心的难过或愤怒的方式平静他们的心（这个正是我还在努力探索的），如果他们是认为一见到义工就知道请我们捐款。。。想想这个真是很悲哀的事情...
捐款只是最简单的办法，满足了我们怜悯的欲望，让我们有短暂的自我肯定与满足...但是那些人的路呢、他们的信念呢、信心呢......所以我觉得上面文章中的话说的太好了...“公益不是同情和施舍”...“炫耀的爱心是一柄砍平人理想的风刀，它不但会拧干弱者奋发的信念，还让他们在阳光下赤裸裸地展示血迹斑斑的伤口。这种帮助是残忍的，有损人尊严的。而如何割断弱者旁逸斜出的自卑情绪并帮助他们提炼和坚持做人的高贵操守，则是施予者必须学会的高妙技巧。 ”
受教，谢谢！
努力创造能够去done的条件
很好的文章，受到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