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关犍陀罗的人与事 （后记精编版， 方便阅读， 9月28日新书发布， ...

后记： 那些有关犍陀罗的人与事

斯瓦特遇见佛的踪迹

几年前我还和今天在北京街头遇见的100个人中的99个一样，如果被问到“犍陀罗”是什么，我会说“不知道”。尽管我已经去过两次巴基斯坦，七次印度，过去15年的旅行中到过泰国、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和不丹这些笃信佛教并且有着众多佛教寺院和无数佛塔、传说中的圣迹和遗留至今的壁画、岩刻和佛像雕塑的国家，“犍陀罗”这个名词还是非常陌生的。

那是在搭乘卡比尔医生夫妇的吉普车从伊斯兰堡去斯瓦特的路上，中间休息的时候，医生夫妇指着郁郁葱葱的群山说：“你知道吗，你们古代一个大旅行家，也是和尚，来过这里。”

我想他们说的是玄奘，但是和很多人一样，我们知道玄奘去“西天取经”，是去的古代印度，却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离开当时唐朝的边地，经过西域，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后，首先进入的是今天的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的西北地区，那些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国家“迦毕试”（今喀布尔）、“健驮逻”（今白沙瓦地区）、“乌仗那”（今斯瓦特）和“呾叉始罗”（今塔克西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成为近现代东方史学和文化研究者最重要的文字史料，玄奘绝不会想到他无意间成了南亚考古学著作中被提到最多的名字。这些国家在玄奘离开后的1300年中经历了繁荣和平的年景，也饱尝过战争、迁徙、合并和分离。

明高拉边上一个叫Manglaur的村子里，卡比尔医生夫妇的房子建在山坡上，山谷中隔几里地就有一座清真寺的白塔和绿顶。清晨远近传来阿訇们此起彼伏、洪亮悠长的声音，召唤男人们去清真寺礼拜，而对面的山崖上，巨大的岩石上有一尊雕刻的佛像，掩映在千百年长成的林莽和苍苔之间。也许没有在伊斯兰堡F-7区那家珍珠客栈花园里早餐时偶遇来自明高拉令人尊敬的卡比尔医生夫妇夫妇，我至今也不会那么近距离地看到已经湮灭在千年沧桑中的佛教遗迹。

摄影师、大使和将军
“我要做一本关于犍陀罗的书。”两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上，多年的好友张超音说起这样的想法。“你看到那些雕塑，那些佛像和故事，会感到震撼的。”

张超音与巴基斯坦和犍陀罗的结缘始于5年前。在过去的20年中，作为民族出版社和《中国国家地理》的专业摄影师和作者，张超音以青藏高原和藏族为中心，拍摄了50000多张照片，27次进入西藏，足迹涉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周边有藏族文化延续的地区。出版了《藏族石刻艺术》、《最后的净土》等大型画册。在追溯佛教艺术起源的过程中接触到犍陀罗，2005年第一次参加了在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犍陀罗周”，开始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拍摄。2006/2007年应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巴希尔先生的邀请，前后三次去巴基斯坦拍摄，回来后出版了《巴基斯坦——秘境之旅》的大型画册。该书在中巴建交50周年时成为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份珍贵礼物，由穆沙拉夫总统赠送给胡锦涛主席。2007年穆沙拉夫总统在上海接见了张超音，并在年底授于他巴基斯坦总统勋章，以表彰他对巴基斯坦在中国的传播所做的贡献。

四次巴基斯坦全境的深度旅行与拍摄，给张超音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特别是这一地区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不同人种交汇融合带来的独特民俗和传统、高山峡谷起伏变化的多样性地理景观和朴实热情友好的人民，使他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从2007年起，张超音就开始计划出版一系列以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文化交通史为主题的画册与图书，包括犍陀罗文化、巴尔蒂斯坦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等。在与巴基斯坦驻华使馆交流之后，现任大使马苏德•汗先生决定双方从《犍陀罗》项目开始，支持进行这一促进中巴文化交流的图书项目。

马苏德•汗大使第一次把我们（张超音、中央美术学院的王兵教授和我）介绍给使馆的国防兼陆军武官纳维德•艾哈迈德将军，并说由将军来负责这个项目，安排我们去巴基斯坦拍摄犍陀罗文物的全部事宜时，我们都很诧异。后来的几天，特别是到达巴基斯坦之后的经历，让我们明白这是多么有远见的安排。

春节之后我们就提交了访问的城市、拍摄的地点和希望见面交流的人员。犍陀罗主要的遗址都在局势动荡的西北边境省，包括明高拉、迪尔、马尔丹、布奈尔和白沙瓦等，塔克西拉虽然属旁遮普省的拉瓦尔品第，但也是在紧靠西北边境省的边界上了。事实上我们拍摄的塔克西拉附近一个遗址时就进入了西北边境省的地界，陪同的警员们突然神色凝重起来，两个一组分别观察公路左右的树林，手紧握着自动步枪，平时朝下的枪口平行指向两侧的树林了。我们的行程一直到3月中才得到确认，划去了斯瓦特地区的明高拉和迪尔，马尔丹更是不可能，想顺道去奇特拉尔拍摄凯拉希山谷奇异民风的梦想就此破灭。纳维德•艾哈迈德将军抱歉地告诉我们，为万无一失地保障我们的安全，军方的建议是不要去那些地区，而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央政府已经和西北边境省部落达成在当地实行伊斯兰法的协议，那些地方的塔利班已经开始禁止男人剃须和禁止女孩子去学校上学了。

对第一次来巴基斯坦的画家王兵来说，这是一种体验之旅，他在日记中写到：
下飞机就遇上大雨浇淋，雨中的霓虹灯光阑珊，情调亦浓。什么也都模糊，城市对我没有陌生的疏离，任何的城市都有相同的符号联系着。
伊斯兰堡看起来是宁静的，所谓的危险也只是我们由新闻印象引起的担心。F6区是别墅区，饭店像住家，包括一些国家的大使馆也都设在这一区，每个门户都安有警戒的武装，24小时值勤。
来巴基斯坦需要心理准备，从阿富汗招来的麻烦，巴基斯坦也传染了“塔利班”的癫狂。民族与部族的偏执让一个国家不知所措，内耗加上外患，这样的朝政无疑是一种消磨，而对于老百姓则是无止境的生活煎熬。

但是一进入博物馆，见到那些经历2000年依然美得摄人心魄的雕塑，艺术家的心开始癫狂了：
只有亲眼见过犍陀罗的艺术，历史的感悟才能从那些文物中呈现出来，这是很难从文案图片中体会到的，它们摧人心励的力量源自于我的心灵，天然遗传的情感。我能够从中获取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

穿梭在塔克西拉的遗址和博物馆
第一天的计划是拍摄塔克西拉几个佛教寺院遗址外景，最古老的一座是阿育王建的达摩罗吉卡，在一座小山上，有如一座石头城堡，今天看来像干涸了的死海中的船的残骸，青草漫漫，给人一种观赏上暂时的安慰。站在石堡的高处，看到通向远山和田野间的小路。2000多年前有很多的信众就是通过这些颤抖的小路走向这里，而后又从这些小路消失。人民还是原来的人民、信仰的改变让他们于过去的故事疏远，与他们最早的和佛的世界亲近的历史彻底地失散了。

第二天继续拍摄了发掘中发现的犍陀罗地区惟一的彩绘壁画的真纳瓦里泰利遗址和古希腊神庙遗址詹迪亚尔。中午时分，负责安全的警官接到命令，说我们必须撤离遗址。虽然这样彻底打破了工作计划，我们还是服从了指挥，收拾器材回到车上。晚上看电视时得知，斯里兰卡板球队遭到炸弹袭击，运动员没有人受到伤害，但保卫他们的警察却被打死六个。安全警察本来是出伊斯兰堡城区上高速公路的交界处接送我们，今天，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旅馆的门口。他们都是年轻英俊身材挺拔的小伙子，坐在敞篷的军用吉普里，两个向前，两个向后。头戴棒球帽，穿着黑色印着反恐部队标志的T恤，胸前的图案是一排出膛的子弹。

博物馆中拍摄的气氛就轻松多了，这个由上个世纪20年代在这里负责考古发掘的约翰•马歇尔爵士建起的花园般的院子里，安全警察和本地警察都轻松地四散站着。我们却在博物馆一角搭起布景，架起国内带来的一套专业灯光，将需要拍摄的文物一件一件从玻璃橱窗中搬来拍摄。也许设计这些橱窗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许多年以后会有这些好奇的中国人来，要取出这些文物，所有的橱窗都是从下开启的，有的玻璃面积达到2-3平方米，异常沉重。管理员谢里夫大叔被派来帮助我们，他拿来一个装着小工具的簸箩，钥匙只有一把通用的，还是那种老式的圆柱上一个突起状，就象我们老家具上的那种圆孔锁上用的。用钥匙打开橱窗下沿正中的锁，再用一字螺丝刀拧开两边的固定，就打开了，可见这里被偷盗的风险非常低。 对这些精美绝伦的古代雕塑，小心翼翼而又有点手足无措，谢里夫大叔却左手右手齐上，一气搬3、4件灰泥佛头像。看我用清洁相机镜头的吹扫皮囊吹去佛像上的积灰，他总示意佯装要用手里的抹布去擦，见我一紧张就呵呵大笑。

博物馆的主楼是一栋建于1928年的英式建筑，用来展示、收藏和保管约翰•马歇尔爵士担任英属印度考古局局长时在此地主持发掘出来的文物，最早的文物可以上溯到4000年前。主楼的入口台阶的右侧， 一个4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放着马歇尔生前使用过的家具和一整套厨房餐具， 喝下午茶的茶具是少不了的。 当年英国人不仅为南亚的英属殖民地建立了完整的政府制度、教育体系和众多的文化、研究和科学机构，也把他们自己在故乡喜爱的生活方式带到这个热带国家，板球成了整个印度和巴基斯坦万人空巷和为之疯狂的理由，茶则是印度的骄傲，产量已经超过最早种茶的中国。

马歇尔是英国人，早年曾在希腊、土耳其南部和巴尔干半岛南部从事过很多考古工作。1901年，英属印度议会同意恢复被取消16年之久的印度考古局局长一职，以组织并监督整个英属印度的考古工作，包括发掘、保护、修复、研究等环节。1902年，在伦敦博物馆的推荐下，马歇尔出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他任这一职务长达26年。直到1928年为集中精力发掘摩亨佐-达罗和塔克西拉遗址，潜心研究和著述，才辞去该职。本来应该在1931年退休的马歇尔，为了完成对塔克西拉的发掘工作，到1934年才离开生活了32年的印度，回到故乡英国。1958年8月17日，马歇尔在英国病逝。

博物馆馆长阿布杜尔•纳赛尔先生一周之前才刚从斯瓦特博物馆调到此处上任，一家人也随他搬到塔克西拉，住在草坪另一侧的员工生活区。离开战火会随时爆发的家乡也许是幸运的，但是父老乡亲们留在那里也令人牵肠挂肚。他五岁的儿子对摄影器材很着迷，我抱他坐在搭好的拍摄台子的背景纸前面，小家伙面对镜头不但不胆怯，还表情自如地摆起各种姿势让张超音这个大摄影家为他拍肖像。和很多生活在西北边境省的普什图人一样，这对父子均有蓝绿色的眼睛，孩子的眼睛更清澈，父亲的则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了。记得几年前在斯瓦特河谷，见到金发碧眼的儿童，是古代欧洲人遗留下来的一点血胤，等他们长大一些，头发会慢慢变深色，眼睛却还能保留蓝色或灰绿色。

教授与活佛
结束塔克西拉的拍摄前往下一站拉合尔之前，去伊斯兰堡喀伊德•阿扎姆大学（也译为伟大领袖大学）拜访穆罕默德•阿希拉夫•汗教授。教授早年师从巴基斯坦著名历史和考古学家艾哈默德•哈桑•达尼教授（1920 - 2009）, 后留学法国获得巴黎索邦大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过斯瓦特博物馆的馆长、白沙瓦大学教授，现在是喀伊德•阿扎姆大学塔克西拉亚洲文明研究所的所长。他赠送的一大摞书籍，在我们后来回国时不得不通过旅游局向航空公司请求多给我们托运行李的额度，这些都是撰写图片文注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遗憾的是艾哈默德•哈桑•达尼教授在今年春节那天去世了，本来他是我们最想见到的人之一，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达尼教授的《历史之城塔克西拉》是很多中国学子的犍陀罗艺术启蒙读物。

离开北京前看到纳维德将军发来的行程中有一项“与国王特里迪维•罗伊活佛的会面”，很纳闷，国王与活佛，很少见的组合。从陪同我们的卡玛尔恭敬和略带惶恐的态度上，感觉这一定是重要的人物。特里迪维•罗伊活佛（Raja Tridev Roy）前面有Raja(罗阇, 即国王)的头衔，自由百科全书Wikipedia网站上这样描述他：“罗阇特里迪维•罗伊是孟加拉国东南吉大港山区恰克马部落的前国王， 现在是巴基斯坦的诗人、佛教领袖和政治家，被授予联邦终身部长的头衔。”

他传奇的一生犹如电影故事一样不可思议，少年时期留学英国，进入林肯法学院学习。1953年父亲去世后，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家乡继承王位，成为恰克马部落国王，而当时这里是巴基斯坦的领土东巴基斯坦。印巴分治独立后，巴基斯坦的土地被分为两块，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那天，罗阇特里迪维•罗伊作为国民议员站在西巴基斯坦一边，从此再没有回到恰克马部落。他的儿子拒绝离开自己的故乡，继承了王位成为新的罗阇，而老国王则留在伊斯兰堡。吉大港山区是土著人聚居的地方，面积占孟加拉国领土面积的１０％，人口不足１％。尽管目前这一地区土著人与孟加拉族人的数量相当，但从英国殖民时代开始的“王国”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在这里延续。恰克马部落属于藏-缅人种，信仰上座部佛教， 是最古老的派别。

罗阇特里迪维•罗伊的谈话充满幽默和智慧，当他告诉我们他的部落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时，这样解释：那里的人民笃信佛教，最初他们的文字是写在菩提树叶上的，后来菩提树叶让牛吃掉了，所以，他们的文字在牛的胃里消失了。

罗阇特里迪维•罗伊活佛领导着“全巴基斯坦佛教协会”（All Pakistan Buddhist Association），在伊斯兰教遍及的国度，作为一种宗教解释，古时最具正法权利的佛教，今天成为了“寂寞与容忍”的历史标志。罗阇说“佛教哲学因地域而异，因人性、文化而异，因导师、政治而异，佛国世界是文明通过宗教对人性的容忍与救赎而获得了生死自然的因果真理的。”佛教在今天对现实的意义不再是正法，而是一种对人格经验和个性精神的认知形式。善、真、美没有那么多的道理可讲，最深刻的道理体现在最普通的生活体验中。

拉合尔博物馆的瑰宝
拉合尔博物馆坐落在市中心的主要街道The Mall（意指集市）上，正对着老大学的主楼。莫卧尔式的红砖建筑是1894年落成的，很多英国知名的考古和历史学家担任过这里的馆长，包括约翰•洛克伍德•吉卜林 （John Lockwood Kipling，1837-1911）。他那更为著名的儿子鲁得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在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奖小说《吉姆》（Kim）里曾这样回忆拉合尔博物馆：“（这里收藏着）希腊式佛教艺术的杰作，。。。。。。数百件残片，包括浮雕人物的中楣、雕像残片和用于镶嵌印度北方佛教窣堵波和毗诃罗砖墙的雕刻石板，现在他们被挖出来了，贴上标签，成为这个博物馆的骄傲。”（王冀青“马歇尔与英属印度美术考古学”）

在约翰•洛克伍德•吉卜林指导下，潜心研究馆藏犍陀罗佛教艺术品的人中有当时旁遮普大学的注册官兼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37岁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曾经于1900-1931年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发掘了新疆和阗、尼雅、楼兰、米兰和焉耆等地的文化遗址，非法运走大量珍贵文物，包括他首次发现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二十四箱佛经和五箱刺绣和绘画。这些文物后来大多收藏在英国的大不列颠图书馆。

斯坦因在1896年陪同法国东方学家阿尔弗雷德•富歇（Alfred Foucher, 1905-1923）前往英属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考察犍陀罗遗址，富歇后来出版了《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三卷本（L’Art Greco-bouddhique du Gandhara. 3 vol）,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专著。1943年10月，81岁高龄的斯坦因在阿富汗进行探险考古时，因着凉发展为支气管炎，最后中风而亡，死在考察的路上。他的遗体被就近安葬于喀布尔的基督教墓地。

拉合尔本身不在犍陀罗地区，但是英属印度时代这里是重要的文化城市，集中了大学、博物馆和莫卧尔时期的王宫、园林和清真寺。拉合尔城市的文化氛围从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数量就可以看出来，这里的馆藏文物丰富而艺术价值很高，那尊举世闻名的释迦牟尼禁食苦修的瘦骨嶙峋的石雕就收藏在这里。

找到了乌尔都文原版珍本
从拉合尔到白沙瓦之间是高速公路，我们的车离开时，全程陪同我们的旅游发展局的卡玛尔•乌兹•扎曼发来短信，让我们先走。等到了第一个高速公路服务站休息时他赶了上来，递给我一本书，是这次中文版《犍陀罗》的乌尔都文原著。这真是让人惊喜万分！这本书的著者是巴基斯坦已故的考古专家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先生，由巴基斯坦民间文化遗产研究所出版。值得骄傲的是这是惟一一部用国语乌尔都语写成的关于犍陀罗的著作。在巴基斯坦，专家学者的学术著作甚至总统的自传都是用英文写的，研究犍陀罗艺术的基本上是欧洲人、印度人和日本人，这样一本有关国际性文化话题的书用乌尔都文写，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也表达了巴基斯坦学者的观点和声音。

《犍陀罗》的出版已经是23年前的事了，曾经向无数巴基斯坦的机构寻求这本书的原版而未获。在伊斯兰堡拜访民间文化遗产研究所现任所长哈立得•贾维德时，他拿来研究所图书馆惟一的珍藏本，复印了一份给我们。卡玛尔说，贾维德所长在我们走后，给全国所有他认识的书店经理逐个打了电话，甚至询问了作者的家属，最后拉合尔一家小书店的老板手里还有一本，就让卡玛尔转交给我们了。

不仅我们为他的心意和热诚感动，陆水林老师也会为此高兴的。在长达两年的翻译过程中，他使用的原版书已经被他拆成散页了。陆老先生对书有近乎着魔的喜爱，记得第一次去他在国际广播电台宿舍楼那间小小的寓所时，满屋子层层叠叠的都是书。他是老一辈的语言专家了，于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后来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乌尔都语对外广播的翻译及采编工作，也为不少中巴合作的工程项目担任翻译。他在巴基斯坦累计生活了五年多，结识了很多当地的专家学者，其中就有艾哈默德•哈桑•达尼教授，之后书信往来，成了忘年之交。

达尼教授一生除了在考古、历史和语言研究方面有大量著作之外，还先后在白沙瓦大学和伊斯兰堡喀伊德•阿扎姆大学担任了20年的教授，我们遇见的各个博物馆的官员和大学的教授中，有很多是他的学生，象白沙瓦大学考古系主任法鲁奇•斯瓦蒂教授。这些当年的学生，虽然后来都是剑桥、牛津这些知名大学的博士，但是谈到达尼教授时，都是崇敬的神情。在塔克西拉博物馆的花园里，我们还巧遇了达尼教授同时代的老专家，年过八十的白沙瓦博物馆前馆长、白沙瓦大学考古与美术系前主任菲道拉•塞莱教授，带领着一群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同行在参观。

白沙瓦——迷人而忧伤城市
到达白沙瓦已经是夜晚了，卡玛尔坚持在高速公路进城前收费口的路边等待前来接应的安全警察，空气中隐隐有些紧张的气氛，去路边小店买水时下意识地将一直披在肩上的头巾戴上了。其实即使在西北边境省，当地人对外来人不同的装束和生活方式还是很宽容的，虽然他们自己恪守伊斯兰教规。从他们对佛教和佛教艺术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这里的中小学教育中依然讲授佛教的寓言历史，信仰在教育的范围得到了公正的认同，佛教不是被排斥的，而是作为祖先精神历史的一部分。它受到大多数受教育者的尊敬和理解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的认识只能来自知识分子的感情。无论在今天它是否属于异教，这样精神遗产不再是可疑的，是先祖创世的需要，今天则需要相互的容忍。

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我们住在白沙瓦的珍珠大陆酒店，保安措施比这一路所有的酒店都严格，汽车开进院子前不但用反光镜检查底盘， 还要打开发动机前盖。大堂的旋转门内还有和机场安检一样的X光机， 张超音费了很大的口舌说服警察不要让他那些正片胶卷过X光，把用过的没用过的堆了满满一塑料筐，几个警察好奇地一个个把玩着这些大尺寸的可疑卷筒，然后挥手过了。大厅内的气氛就缓和了，两个穿着西北边境部落服装的民间艺人演奏着两件不同的乐器，很舒缓平静的节奏，歌声也有一些迷幻的情绪，灯光下穿着紫色沙丽的前台接待员优雅的面容，简朴的褐色绒面沙发和淡金色的木制扶手，等待登记的时候，侍者端上了飘着一片薄荷叶的甜柠檬汁。

那两天我们清晨在4名安全警察的军用吉普的引导下去往2公里以外的白沙瓦博物馆，这座两层的莫卧尔式建筑是1907年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而建的，珍藏着从史前到中世纪的各种雕塑、钱币、文稿、古兰经、武器、服饰、珠宝、工艺品和绘画等共14,101件。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多数量的馆藏犍陀罗艺术品， 共有4247件，从石雕、灰泥和赤陶雕塑，到舍利盒、装饰盘和各种工艺品，摆满了左右两翼、中庭和连接它们的走廊，占博物馆整整一层。

幸运的是这里的橱窗是左右平开的，两位留着络腮胡子的大叔拎着一板一板的钥匙为我们一一打开。等到拍摄了十几件文物后，大叔们就掌握了摄影师喜欢哪一类的雕塑，会打着手势告诉他“还有更好的”。画家王兵被楼上那些波斯风格的细密画迷住了，拿着他的徕卡相机一一拍下准备带回国作课堂的资料。不让拍的珍贵物品，就拿出他的速写本和铅笔描摹下来，一个背着自动步枪的安全警察一直饶有兴味地跟随着他，不知是为他的安全呢，还是更多为了画的安全。

恼人的是每隔两个小时的停电，这在巴基斯坦是司空见惯的，几乎家家都有自备的柴油发电机，停电后几分钟会自动启动。但是这种断电后突然来电切换的瞬间高电压对那些娇贵的摄影灯光设备是致命的，摄影师按下快门的刹那间发出了一声巨响，响声那么大以至于我们都没法判断它来自哪里，整个大厅都有回声，门口和两翼的安全警察举着枪全都跑了进来，看我们没事又四散去各个方向和角落查看。第二次巨响发生在几分钟之后，就像爆炸声一样，更多的警察围了过来，大家判断巨响载流子摄影灯光设备的电箱，空气中还略有焦糊味，但是灯依然是亮着的。每个人都紧张得象紧绷的弦，之后摄影师只能放弃这套千里迢迢带来的瑞士灯光设备，用手持闪光灯辅助拍摄，好在白沙瓦已经是这次拍摄的最后一站了。

旅行、思考、分享
15天的日子很快过去，每天徜徉在这些2000多年前的工匠们在虔诚的心意下精心制作的佛陀的雕像和生平故事，想着这之前阅读的关于这片土地上朝代更替、民族融合和社会变迁的历史。犍陀罗是关于时代的文化概念，而不是历史的古王国的概念，它的范围只能是大致地被今天的人们通过考古而规划到它们在一个模糊的文明时空状态中，这意味着我们对这个曾经存在过的文化传说的内在原因保持相对公正的态度和立场。因为它们的结果导致了今天我们的现实，而且曾经发生过的事也会准确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进入到这样的“状态”，我们就马上会被过去的力量吸引，只要我们有质疑就直接与历史的故事建立了关联。在犍陀罗艺术的研究领域，中国人的参与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否在学术上的系统推进发挥主要作用，中国人对佛教的感情也表现在对犍陀罗艺术的关注之中。
历史的成因只靠地下埋藏的猜想是难以成为我们准确清晰的线索的，但我们现有的发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无论生命何时存在，它们都不可能是独立偶然的现象，我们要了解我们所运行的文化心理的现状，还应该了解神在过去人们普通生活中的作用。即如我们必须要时刻体验我们现在感到的每一刻生命意象的细心过程。生与死，痛苦与快乐。

人们可以将自己看作是挂在历史枝干上的一片叶子，生长时替换着每一片不同的个性，拥有生命和季节的转换，每一片叶子都是生命的发现，树的力量，将历史呈现在时间和自然的运行中。人无法得到树的永久庇护，一旦坠落飘离或是季节结束，就必回归到另外的一种存在中。艺术却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了下来， 可能暂时被遮盖、掩埋，犹如天上星星会一时被云层遮挡，但是终究会被后来的人发现，因为她的美，是没有时间，没有民族，也没有国家的区别的。

谨以此书与那些热爱旅行、思考和关注不同文化和生活的人们分享。

（本文摘用和参考了两位同行人张超音和王兵的部分旅行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