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江漂流

taojx · 2009-09-13 13:11

洲阳圩至深渡约八十公里, 屯溪至深渡五十多一点. 适合2-3天的活动.

两岸风景秀丽,人文荟萃, 交通方便, 生活设施完善, 无论划不划船都是非常好的户外活动区域.

taojx · 2009-09-13 13:19

转贴一段文章,摘自<行走新安江>

率水:高山流水
源头大美
六股尖，地处休宁县冯村乡，海拔1629。8米，东经117。45，北纬29。34。
考证出六股尖是新安江的源头，也只是近年的事。实际上关于新安江的源头，在很长时间一直有着争论。宋朝时罗愿《新安志》这样记载的：“《汉志》渐江水出黟县东南入海，今岭属婺源，而溪属休宁，古皆属黟。”这似乎说的比较清楚了。但同时，也有另一种观点，说新安江的源头来自绩溪登源河。杨万里当年曾有一首诗，题目就叫《新安江水自绩溪发源》，全诗如下：
金陵江水只咸腥，敢望新安江水清。
皱底玻璃还解动，莹然酷雨却消酲。
泉从山骨无泥气，玉漱花汀作佩声。
水记茶经都未识，谪仙句里万年名。
杨万里毕竟是诗人，他的有关新安江的起源来自绩溪想必是道听途说。《明史•地理志•杭州府》、《山海经》、明弘治《休宁县•山川志》都认可了罗愿的说法，都以为新安江的源头在古黟境内，也就是现在的休宁县。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有人曾经对史载的新安江源头提出质疑，当时的浙江省水利勘探队推论出钱塘江的正源在衢江，而源头在开化的莲花尖。在此之后，又得出兰江是新安江的正源，源头在休宁县龙田乡的青芝埭。一时间，新安江源头之说变得扑朔迷离。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浙江省组织了一支科考队，对新安江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经过反复论证，终于在1986年1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一锤定音：“钱塘江的正源在哪里？钱塘江的长度是多少？浙江省科协等单位发起的由十四名科技工作者组成的钱塘江河源河口考察队，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五年曾为此进行了两次专门考察，考察确定，钱塘江正源是新安江，源头位于安徽省休宁县海拔1600多米的怀玉山主峰六股尖。入海口位置是浙江省海盐县的澉浦至对岸余姚市的西三闸一线，全长六百零五公里。”一场旷日持久的源头论战从此画上了句号。
“河源为远”，一直是地理上的约定俗成。寻找河流的源头，当然是沿河流溯源而上，一直追寻到最初那一脉细细的流水。这样的事情，细细地想起来，还真有点形而上的意味——那是因为最初的源头一直捉摸不定，第一汪水，甚至第一滴水，就如第一线光芒，是无处不在又无法辨明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光是同时诞生的，你又如何去鉴别它。同样，水的意义，包括源头的意义也是如此，新安江的第一滴水，在绝对意义上说，是具有理念意义的，当第一粒水从云彩中飘飘渺渺地落下，或者从土地里渗出时，河流的灵魂，就已经依附于其中了；然后，便有了第二滴、第三滴、第四滴……它们又很快积蓄成一汪水，水满则溢，便有了涓涓的溪流……这样的意义，就如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定义一样，也如同这个世界数字的意义，从0到一，到二，一直到无穷大，实际上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过程，0是无，然后是1，是2，是3……这都是“有”，而最后，是无穷大，无穷大又是什么呢？同样也是“无”。“无”是“有”的开端，同样也是“有”的结束。就如同那第一滴水，当河流产生的时候，第一滴水就已经消失了；而河流最终流向大海，同样也是消失。消失于巨大的“无”之中。
飞禽，是这座山峦华美的诗句；而走兽，她们更像是森林的孩子。即使她们拥有庞大的身躯，她们同样也是孩子。在自然界，只有走兽的心思最为单纯，一点也不复杂，连她们的眼神也是，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走兽们一直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在不断的轮回中，她们明白了很多真谛。她们不贪婪，也不复杂，她们具有真性情，从不装腔作势。在她们当中，一直是平等的，一只松鼠，与一头豹子之间，往往可以平等对话；她们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虽然时有悲剧发生，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冲突和恐怖。在她们中间，是不存着身份地位的，也不存着种族差异。无论是黑麂、猕猴、毛面短尾猴、苏门羚、小灵猫、云豹、金钱豹、獐、毛冠鹿、娃娃鱼、豹猫、刺猬，还是水獭、石獾、狐狸、黄鼬、豺狗、九江狸、貉子、红春豹等，她们都有着各自的天地，也有着各自的活动习性。她们全都单纯透明地生活着。比较来讲，阴险一点的，是大蟾蜍、蝾螈、蓝尾石龙子、虎纹蛙、五步龙、蝮蛇、金环蛇、银环蛇、赤链蛇、黄肚蛇、土公蛇、竹叶青蛇、王锦蛇、虎斑游蛇、金钱龟等，但她们也只是外表丑陋，至于具体的心思和形为，也狡猾诡异不到哪去，她们的内心，跟所有的这个王国的居民一样，都是一目了然的。
相比较而言，那些常年生长在崇山峻岭中的树木们，倒像是六股尖真正的主人，因为她们的生命更长，经历的也最多。她们的心最静，那是因为她们的欲望最少，她们一直静静地生长，静静地观看，静静地思想。她们想的、看的，似乎比谁都多，但她们一直缄默不语。尤其是那些大山深处的千年古树，更像是这个庞大家族中的智慧老人，只有她们，才能控制得住局面，使得所有的关系趋于平衡与和谐。走兽飞禽们当然是聪明的，但跟这些树木相比，她们往往只有自甘渺小的份。当然，这些树木似乎也是不一样的，她们也有着不同的姓氏，有不同的家族和不同的出身，她们就如同人一样，繁衍，迁居，聚集，生长。在这些树当中，红豆杉、黄杉、银杏、香榧、皂荚们的存活时间都在千年以上，她们都可以说是这座山的活化石。她们分别都揣着一本厚厚的谱牒，记录着这座山的历史。
现在，我们进入这样的王国了。我们跋涉而上，一直随着新安江流来的方向。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方，当然是我们的机缘，也是我们的幸运。是新安江，让我们与这样的山峦碰面了。几乎没有道路，我们在两边一人多高的茅草中穿行，我们顺着小溪一路攀援而上，终于接近六股尖的新安之源了。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是指的黄河发源于高原，水从高原之上倾泻而下。同样，新安江水也可以说是天上来。还没有接近源头，我们就听到了哗哗的水声，从茅草的隙缝中，我们看到一个高达十几丈的瀑布倾泻而下，清澈的泉水从崖头跃落，似一匹银色的绸缎，悬挂在山间，那就是新安之源龙井潭了。
那真是一个神奇无比的瀑布，也是一个神奇无比的深水潭。水清澈无比，像音乐透明，又似孩童瞳仁一般晶亮。在潭中，反射着四周青山，蓝天白云全都显现在深潭之中。潭的四周，清雅幽静，一片绿色。雨下得越来越大，我们只好躲在潭边一棵老树下，这棵树看起来也很奇特，她的树干硕大，树枝茂盛，正好遮避我们。我们看看潭，又看看头顶上的树，但遗憾的是我们孤陋寡闻，无法判断她究竟是什么树种。这样的源头模样是符合新安江的，一条中国最漂亮的河流，当然应该有一个漂亮的开头。在这样的地方，天高断她究竟是什么树种。这样的源头模样是符合新安江的，一条中国最漂亮的河流，当然应该有一个漂亮的开头。在这样的地方，天高云淡，峰峦拔地而起，山中长满了杉树和毛竹，一片翠绿……第一滴水是无法寻得的，她有可能是从泥土里渗出的，也可能是从天上落下的雨水……反正，在这样的地方，新安江诞生了，她从某一根古树之下，从某一丛植物之下，缓缓而轻盈地诞生了……一个生命具有了意义，而她自诞生的那一刹那起，就情不自禁大声歌唱，如同一个婴儿降临在人间一样……
新安江的源头，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水滴的故事。那么多的水滴，由于机缘，凝聚在一起，凝聚成一个新的生命。于是，一条江形成了。在六股尖，在玉龙山脉，在徽州，在皖南，在群山耸立中……新安江奔腾而下，然后，迤逦而行……
右龙
若是真有龙的话，那么，山脉就是龙形，如龙蛇般穿行游走。也因此，众多的山脊总被形容为龙脉。如果山峦之下有村庄，那么村庄便像是龙脉下结成的果子，或者干脆就像龙脉所产下的蛋。在看完六股尖的新安源头之后，我们来到了六股尖附近的五股尖山。这座山同样也是新安江的发源地之一，那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诸多小溪，就是悄悄地从森林中流出，在某一个暗处汇入了河流。在五股尖，我们同样看到一条高悬的瀑布倾泻而下，在瀑布之下，是一脉说不出名字的小溪，而在小溪的旁边，是被誉为“黄山第一村”的右龙村。
右龙是相对左龙而称的，在五股尖山的另一边，就是左龙村。从山巅之上远远望去，只见右龙村安安静静地坐落在山坳之中，像一个精致而漂亮的盆景。尤其漂亮的是村庄附近的古树———我们进村的时候，在离村口大约有1里路的地方，竟然看到一丛古树，那是16株平均年龄达120岁的马尾松，高大挺拔，巍然矗立，形成一方风景，就像是右龙村漂亮的封面。不仅仅是马尾松，村前村后随处可见很多树干粗壮的香榧树，树枝如冠，高大雄伟。山里的老树都是携有仙气的，一不留神，她们就会呼风唤雨。的确是这样，她们就像是村落的守护神，与村庄一道长大，忠实地看护着村落的岁月。在离村口数百米的小溪边，有一个看起来既像是土地庙又像是凉亭的建筑，它建在一棵几百年的老香榧树下，香榧树枝丫茂盛，几乎将那小小的庙宇严严实实罩住。当地人介绍说，那个庙是为老树敬香的，据说有一年夏天山洪爆发，冲走了村中的一个小孩。是这棵老树，伸出了自己粗大的胳膊，将那小孩捞上枝头，小孩安然无恙。在此之后，当地人就自发地祭奠这棵老树了。
在右龙村周围，一共长有数百棵香榧树，这些香榧树的树龄一般都在几百年之上。满山遍野以及村前屋后古老的香榧树，成了右龙的一道风景，远远地看过去，云笼雾绕，花团锦簇。香榧树不仅仅好看，同时还能结出美味的山果。与其他树种不一样的是，香榧一年四季都可以结果，它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开花，也没有定时。这样的习性，就更显神秘了。
快到村口时，看到一株据说有上千年的老榧树，树下立有一块碑，上面写着“孤坟总祭”，想必，这是祭奠那些魑魅魍魉的地方吧。值得一提的是，这棵树真是长得奇怪，她不能说是一棵老榧树，她是好几棵树纠缠在一起生长的，其中老榧树的树枝最为粗壮，紧挨着她的，是一棵香樟树，还有，我没看出来，应该是一棵桂花树吧。这样三树合一，真是非常稀罕，想必，这就是树神吧。当地人立碑于这三棵树下，大约就是想让老树显灵，保护和安抚那些孤坟野鬼们。这样的举动，还真有点“人文关怀”的意味，毕竟，天地鬼神，都应该敬重，也需要畏惧。自然界暗藏很多力量，比人力强大得多，也伟岸得多。城市是人的天下，而在大山深处，在一切远离人迹的地方，却是树的天下，动物的天下，鬼魅的天下。
右龙现在还是有机茶的生产园地。村前村后，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茶园。我们走在茶园边的小径上，虽然阳光灿烂，但却不时飘下来一丝丝细小的雨，那是真正的太阳雨。这一带明显有着高山气候的特征了，以这样的自然条件和清新干净的程度，当然可以生产出品质优良的茶叶。右龙的茶叶自古以来就非常有名，当地人在采摘完茶叶之后，一般都挑到附近的江西浮梁去卖，然后由浮梁转道卖到全国各地。浮梁也算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了，白居易当年在那首著名的《琵琶行》当中就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昨日浮梁买茶去。这样的商人，极可能就是当年的徽商，做茶叶生意的。因为做茶叶生意，倒让琵琶女千古留名。右龙至今还留有很多当年的石板路，这些蜿蜒曲折的石板路，就是“徽商故道”。在与江西的交界处，还遗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吴楚分界”四个大字，也就是说，当年徽州这边归于“吴”，属于古时的南直隶省；而那边的江西境内，则是楚地了。
地处深山的右龙同样也是一个千年古村，村中还遗留一些古建筑。我们从村子穿过的时候，正是中午。在村中一座旧木桥上，一大堆人在那里晒太阳，彼此用外乡人听不懂的土话聊着天，有时候快乐地大笑。在桥下，仍是涓涓的溪流，对于人们的笑声，溪水仿佛也受到感染，她们欢畅地向前奔走。这是新安江的另外一条小溪，她向山下流去，最终流到新安江里。
流口
溪水从龙井潭瀑布潺潺而下，在途中，汇入多股山泉。在向北流淌约10公里后，到达冯村。冯村原本是一个乡镇，现在并乡之后，只是一个行政村了。在这里，从六股尖流下的溪水终于有了一个大号，叫冯源。有了大号之后，河流算是正式登堂入室。冯源继续往下流，溪水的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山峦，山上种满毛竹。虽是初春，山峦却一片透青，一点杂色都没有，只有一些野樱桃花迫不及待绽放。这些野樱桃花开得真早啊，我们去六股尖的时候，还在过年，但她们已经憋不住了，在熬过一个不算漫长的冬季之后，一嗅到点暖意，便迫不及待挺身而出了。她们零星地开在溪水边，就像溪水边亮着的路灯一样。而溪水因为这些漂亮的山樱桃花，变得更妖娆也更丰腴。冯源河到了鹤城一带，与另外一条溪水梅溪源汇合，当地人给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大源河。大源河在捱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寂寞之后，进入了休宁山区比较著名的一个乡镇———流口。
流口因位于大源河、小源河的交汇处而得名，所以地名又叫双溪。大源河是由六股尖流下的，小源河则发源于其他山峦。流口在历史上一直是个风水宝地，两条河流夹汇于此，在河流的交汇处，人们定居下来，就行成了村落。从现在来看，流口最有特点的，是大源河正对的那座山，这座山虽不高，但丛林密布，郁郁葱葱，与周围的山峦形成强烈对比。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座山因正对河流和村庄，在风水上叫做朝山，朝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不能轻举妄动的。所以一直以来，当地村民从未砍伐这座山上的树木。风水意识在徽州一直有着传统，在婺源的汪口，我就曾见到几乎与这一模一样的朝山，生长着原始森林，很多老树的树冠都长成了球状。
流口镇在古代一直是新安江源头处的一个交通要塞。两条清澈的河水将古镇轻轻挽住，整个村落细长宛如弯月。当年，流口镇算是休宁西部较为繁荣的地方了，一直到现在，流口仍遗有一条不错的老街，一色的青石板横铺，两边都是店铺。人徜徉其中，更觉安静幽深。老街临河而建，在河边，还遗留一些旧埠头，当年流口这一带的人，就是在这样的埠头上乘船而下，去休宁、徽州府歙县甚至下新安去杭州。现在这些古码头已纯粹成为村妇们洗衣的地方，虽然是正月，因为天热，仍有女子裸露着双脚站在不深的水里浣衣，远远看去，就如立在水面上的水鸟一样。
农耕社会人们选择居住环境的标准，一般都是在有河流的偏远地带，临水而栖，可以在两旁开垦土地，依托土地进行灌溉。同时这样的地方也比较安全，可进可退———退，可以退居到更深的山林中去；进，则可以顺河流而下进入集市。现在流口村里的人大都姓李，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代，在晚唐时逃至这一带的。徽州由婺源生发的“明经胡”原先也是姓李，是晚唐时朱温兵变婺源人胡三抱着李姓太子逃难而来，所以就一直姓胡了。至于流口的李姓，是逃难而来，还是隐居而来，倒没有确定的答案。在流口老街，一直陪同我们的休宁县地方志主任汪顺生带我们来到当地居民李增社的家，在李增社家，我们看到了他精心留存的族谱。族谱上写明的是，流口李氏来自唐太宗李世民后辈的一支。我不知道李氏家族来流口的具体原因，但分析起来，不外乎被动逃难或主动隐居。李氏家族来此隐居的可能性也是有的，皇亲国戚们在享尽荣华富贵阅尽千帆之后，可能更珍惜的，是短暂的生命。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表现在中国民间谱牒中普遍的“归顺”现象———普通百姓在修谱时往往尽量将家族的身世向达官贵人脉系上靠，这种“攀龙附凤”的现象使得中国很多族谱如一本厚厚的浪漫主义小说，几乎每个家族都诞生过显赫的人物，也有值得炫耀的出身———姓赵的必是赵匡胤的后代，姓李的必是李世民的后辈，姓孔的都是孔子的世孙……似乎从没有一本纯粹的穷人的家谱———这样的族谱，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客观的脉络，更像是榜样的训诫———是借助于历史的荣光，对于后人的鞭策工具。
现在看起来，流口的风景虽然不错，但很明显，已不是古代那个无限优美的地方了。当年的流口曾经有着自己的“八景”，它们分别是“群峰拱翠”、“二水环青”、“书屋槐阴”、“方塘云影”、“椿堂日永”、“竹径清风”、“野碓春云”、“扁舟横流”等。这样的命名，可以看作是流口人对于自己居住村落的热爱和炫耀。在徽州任何一个村落，都有着“八景”或者“十景”什么的。可惜的是，很多年过去，当年的很多景观，已经物是人非，甚至，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世界一直按照一种悖论的方式运转着，在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足和便捷的同时，一些美好的东西总是无可奈何地消失。桃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率水依旧缓缓离开流口，她的姿态，更像是时间之河在流淌。由于地势的原因，她急促向西北方向流去，进入祁门境内。然后，她开始了数十公里的“九曲十八弯”。这段流域，山势陡峭，河谷窄深，流水急浅，迂回萦绕。在这样的起伏中，浪花像击鼓似地前行。在此之后，率水穿行在大山深处，两岸幽邃静逸，兽声鸟声掺杂。河水在这样人烟稀少的地方跌宕起伏，就如同人类在黑暗中熠熠生辉的梦想。
溪口
率水在经过很长一段曲曲折折的峡谷后，到了冰潭，豁然开朗，河面变宽，水流也平静了很多。到了溪口，又有沂源河从西南面流了过来，两条河合而为一，又向东边流过去。溪口沿着沂源河边，是一排老房子，它们就像一群老者，现出一副惊讶的神情。在水边，仍有许多昔日的码头，在码头旁，当年还建有盐站，用来贮藏从杭州运来的盐。溪口也有老街，但只是窄窄的一条，很多老屋都破烂不堪了。
溪口值得一看的，是现在乡政府马路对面的关帝庙。关帝庙又叫红庙，因为它的外表被涂成红色。据说在徽州，像这样规模的关帝庙，仅存这一座。徽州一直重文轻武，在民间，很少有朝拜关帝庙的传统，但在这里，似乎是一个例外。我疑心最初建在这里的，是汪公庙，是纪念徽州土地神汪华的，而到了明代之后，由于话本的出现，《三国演义》风行，于是摇身一变为关帝庙。在徽州“八大姓”当中，只有汪姓算是真正的土生土长，其他姓氏，都是由中原迁移过来的。当然，这样的想法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山区的天气果然多变，我们到溪口的时候还是一个大晴天，但一阵风吹过来，说下雨就下雨了。我们顶着风雨进了关帝庙，只见两个老者在庙中呷菜吃酒，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在他们脚下，一只肥大的黄狸猫伏在那里，威风而懒散，连正眼也不瞧我们一下。猫总比狗有贵族气，她往往漫不经心，像一个幽魂一样，甚嚣尘上；不像狗，总是神情专注，轻灵不起来。老人一边呷着酒一边告诉我们，这庙在文革时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它当时是生产队的仓库；而旁边那个古老的凉亭，因为可供社员们憩息，并将“关帝亭”改为了“立新亭”，所以得以幸免。“文革”真是一个荒诞的时代，总想着割裂历史，创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功伟绩，但历史哪里能割裂得了呢？想强行割裂，就变成破坏和糟蹋。现在，漂亮的古木亭和关帝庙同时屹立在空旷的乡野中，优雅而富有诗意。在它们的旁边，还有十来株大树，在风雨中，透着春意。有老树作为陪衬，这个地方便显得灵秀深厚了。
徽州的村落一直有着农耕社会的诸多特点，村民们大都崇旧、尊老、厚土、重迁、保守、拒创新。在任何一个村落，都残留着一些“遗老遗少”，他们对于自己的过去如数家珍，津津乐道，引经据典。在溪口，同样也是如此。溪口人感到最骄傲的人物，就是在乾隆年间出了一个吏部尚书汪由敦。汪由敦的墓，就坐落在村落边一个小山坡上，墓地很大，坟墓背倚峰峦，两侧低山环抱，墓两边各自是三个石人石马。古旧的墓碑就像一张面孔，一动不动俯瞰着不远处的流水。离坟墓不远，在马路的对面，还有汪由敦墓前的华表柱。公路建成之前，这对青石华表与汪由敦墓是一个整体，后来公路穿胸而过，把华表和墓园分开了。
汪由敦算是休宁籍一个名头很响的朝廷重臣了。他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汪由敦的父亲是个徽商，一直在外做生意。汪由敦出生在江苏常州，到10岁时，父亲才带着他第一次回到溪口，也就是这次回家，给汪由敦留下了深刻印象。汪由敦在30岁左右曾经写过好几首《双溪绝句》，抒发自己对家乡的感情，有一首是这样的：“大连小连水淙淙，杭埠春流拥客艘。滩外有滩三百流，送春直到富春江。”在这首诗中，汪由敦把溪口跟杭州联系起来了，长长的流水是一条线，两头，都是他的家。汪由敦少年时一直在杭州读书，据说聪慧无比，过目不忘。雍正元年，汪由敦被推荐为《明史》编修，同一年，他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汪由敦在京参加了会试，考中了第二甲的第一名进士，赢取了传胪名号，被授翰林院庶吉士。那一年，汪由敦才32岁，算是非常年轻的状元了。志得意满时，汪由敦的父亲突然病故，由于汪由敦一直忙于编《明史》，没来得及赶回参加父亲的葬礼。3年后，汪由敦由于编篡《明史》有功，学识超前，被授于大学士。在此之后，汪由敦一路顺风，历任工部、刑部尚书；乾隆十一年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随即在军机处行走。
汪由敦官居二品，这算是一个很大的官了，一个汉族人，居于这样的高位，实属不易。汪由敦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大致把汪由敦的性格弄清楚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朝廷大臣，谦让恭敬，记忆力惊人。虽然“伴君如伴虎”，但汪由敦却处理得近乎完美，尤其对皇帝的心思，汪由敦揣摩得特别透彻，也特别准确。汪由敦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康熙、乾隆的很多圣旨，都是由汪由敦起草的。在圣旨中，汪由敦总是能把皇帝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晰；皇帝想表达清楚的，他就能表达得很清楚；皇帝不想表达清楚的，他也能尽量含糊过去。汪由敦可以说是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蛔虫。难怪在汪由敦66岁那年过世之后，乾隆皇帝深感惋惜，亲临赐奠，追赠太子太师，谥“文端”，并称他“老诚端恪，敏慎安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一个人能得到皇帝如此表彰，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据说，汪由敦喜愠从不现于色，而他居于那样的高位，对于徽商当年在扬州的兴盛，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这方面的资料一直却很少，无法证明我的判断是否妥当。我一直以为，大批徽商之所以获准经营利润很高的盐业，肯定与“朝中有人”分不开。只有权力和金钱相结合，才会有这样完美的“姻缘”。很明显，从时间和地位上看，汪由敦应该是在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员，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曹文埴和曹振镛父子等。从现在占有的资料来看，似乎看不出汪由敦在这方面有什么痕迹，但看不出并不是没有做，以汪由敦的做事风格和能力来看，他肯定能把这一切办得自然妥贴，即使是风生水起，他也能将一些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能居于那样高位的人，肯定有着很高的政治智慧。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人精”大都一方面谨小慎微，另外一方面却颐指气使；明里清正廉洁，暗地却大刮民脂。这样的表里不一，似乎已是专制制度一个普遍现象。我对汪由敦了解得不算深入，但一个人在这样的制度下如此出人头地，相信肯定不是一个庸常之辈。
在溪口，据说当年汪家大宅宏大气派，占地就有好几十亩。汪顺生主任带我们在汪家大宅的遗址上走了一圈。当年那些大宅院，早没了踪迹，旧址上只是一畦畦菜地，绿油油地长满了蔬菜。在菜园地的角落里，还残存着一些老树，不知道那些老树是不是当年汪家大宅花园里的。那些曾经精致的古树现在仿佛也成了荒园野狗，呈现的，都是狰狞不堪的面目。
溪口已老，曾经的精彩也随水波逝去。率水从溪口往下，深邃而平缓，两岸的景色变得疏朗明媚。在离溪口4公里处，是秀美隽永的阳干，淡雅从容，一派田园风光。再过几周，阳干河滩上的草地就会绿起来，那些成片的、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板栗林也会透青，并且开出花来。阳干已经建了一个旅游度假村，每年春天一到，便会有大批客从各地赶来，访春踏青，开篝火晚会。他们的笑声和歌声，会让新安江变得年轻。新安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古旧的，沉重的，在很多时候，她也如同孩子一样，天真活泼，单纯稚朴；也如多情的少女一样，善解人意，温婉可人。
回溪
隐士一般都躲在有溪水的山林边。
大江大河是难见隐者的，隐者们一般都不喜欢大江大河的喧闹，也不太喜欢大江大河的一往无际。他们一般都会逆流而上，在某一条小溪的拐弯处安居下来，圈起栅栏，盖起茅屋，然后耕种、栽花、培药，垂钓。水是生命的母体，鱼则是生命的图腾。有鱼有水的地方，便可以率性自然，颐养天年。自古以来，率水两岸一直是隐士们生活的地方。率水的名称，就来自一个隐士———据说汉代有一个太守叫张率，因为世事动乱，心灰意懒索性搬到六股尖一带隐居，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正是张率的到来，六股尖一带被称为率山，而从那个方向流下来的溪流便成了率水。这样的故事是有来历的，《休宁志》曾经明明白白记载了这一典故。
张率虽然隐居，名字却流传下来成为不朽。而更多的隐士，则在这风光旖旎的山水之中，像树一样生老病死，自生自灭，什么也没有留下。
离溪口不远，有一条小溪，从休宁和婺源边界发源之后，先是由南朝北，流了一段路程之后，突然转向，由西向东直入率水。每当梅雨季节，雨水猛烈，河水陡涨，便会形成倒挂，率水灌入小溪。因此位于这条小溪边上的小村落就称为回溪。
明初大名鼎鼎的朱升就是回溪人。从现在回溪行政村往上走数百米，是一个只有数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台子上村。朱升就生长在这里。因为时隔久远，有关朱升的一切都早没了踪影。居于村口，有一间小瓦屋，据说这个地点就是当年朱升的家。但现在的住户既不姓朱，也跟朱升没有任何关系了。
与当年的诸葛孔明等诸多隐士一样，显然，朱升的隐是假，博取功名才是真。关于朱升，《明史》上只有短短的一段：朱升中举时年纪已很大了，曾被礼部任命为池州学正，不久，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朱升弃官归隐歙县石门，读书耕种。不久，朱元璋进军徽州，因为大臣邓愈的推荐，朱元璋召见了朱升，询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朱升表达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国策之后，被朱元璋敬为上宾，在此之后，朱元璋授予朱升侍讲学士，同修国史。因为朱升的年纪比较大，特免朝谒。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朱升被封为翰林学士，主要工作是帮助明王朝制定有关礼仪规矩，并且与其他人一起修《女诫》。几年以后，朱升请求告老归乡了。对于朱升在军事上的智慧和谋略，《明史》并没有提到，相反，对于朱升的学问，倒颇为推崇。《明史》说他“自幼力学，至老不倦。尤邃经学。所作诸经旁注，辞约义精。学者称枫林先生”。
在县志等其他相关史书中，对于朱升，还有更为详尽的记述。但这样的记载，只能是仅供参考了。从这些资料来看，朱升的祖父叫朱林，依朱氏族谱推论，与南宋大教育家朱熹系同宗，为朱熹旁系的三代孙。从朱林这一代起，朱家一直生活在台子上村了，以教书为业。朱升的父亲名叫朱秀，一生半儒半农。朱升出生在晨曦之初，太阳东升之际，所以取名为“升”，字允升。20岁那一年，朱升奉母亲汪氏之命，与歙县石门里人陈氏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名朱异，但在幼年时生病死了。一直到41岁时，朱升再次得子，取名为朱同。在遇到朱元璋之前，朱升的生活半径局限于徽州，有时去附近的地方讲学，有时候在家抄录写作。朱升的一首诗记录了这样的生活：“春足雨足长青草，数亩山田自可耕。”看得出来，朱升对于这种闲云野鹤的隐士生活，虽然颇感自得，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有点遗憾的。
很难说朱升遇到朱元璋是幸运还是不幸。那一年朱升59岁。朱元璋夺取政权之后，朱升去了南京，官至五品，看似荣华富贵，青史留名，但也失去了很多，后来的悲剧，也缘自于朱升的出山———他唯一的儿子朱同，也被朱元璋杀死。朱同究竟死于朱升之前还是之后，我没有确切答案，但我想，如果朱升继续在乡下当他的隐士，至少可以保全儿子的性命吧。
人去楼空，弯月西悬，落下的，只有雪泥鸿爪。在古老的村落中，总有一些传说，就像空谷幽兰，散发着历史的余韵。在回溪一户人家漂亮干净的院子里，村民洪跃璋摆开架势，跟我们讲述了朱升出山的传说：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利用鄱阳湖易守难攻的地势让朱元璋久攻不下。朱元璋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军师刘伯温向朱元璋举荐说：我有一个同学，叫朱升，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朱元璋问道：比你如何？刘伯温说，比我厉害。朱元璋问：何以为证？刘伯温说：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凉亭中聊天，我突然感觉凉亭即将倒塌，就说：这个亭子要倒，我们得马上离开。朱升微微一笑，说，没关系，要倒也是向外倒。话音未落，亭子果然倒塌了，也果然向外倒塌。
朱元璋一听这人如此神奇，当下一定要去拜访朱升，便与刘伯温一起装扮成商贩向回溪方向行进。他们是从休宁溪口边上的祖台山上过来的，刚到岭头，就看到回溪那边爆竹声声，锣鼓震天。两人掐指一算，心想，今天不是黄道吉日啊，怎么如此喧哗热闹？等他们进了回溪村，一看，村口的一户人家正在上房梁，梁上赫然挂下来一副大大的楹联，上联是：竖柱喜逢黄道日，下联是：上梁恰遇紫薇星……
故事我不想原原本本复述了。民间故事总是简单而直观，它很容易掩盖深层次的复杂关系，戏剧化市井化地图解深刻的历史内容。实际上朱升对于朱元璋的贡献，除了那个“九字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外，就是对大明王朝一整套礼仪的建设了。在明王朝看来，元朝颠覆南宋后近百年的“蛮族”统治，文化和道德礼仪遭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一元复始，首当其冲便是要进行道德、秩序以及尊严的重建。正是因为这样的初衷，他们找到了朱升，找到了这个垂暮晚年的大学者，找到了这个道德文章的遗老遗少。由朱升来主持重建礼仪，似乎再合适不过。
从后来明王朝社会运转的效果来看，由朱升构架的道德和礼仪的体系，看起来非常精密，也非常完美。但我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朱升所倡导的“高筑墙，广积粮”是不是由此铸造了明王朝极度内敛的性格。因为“高筑墙”，从朱元璋开始，明王朝实行了海禁政策，开放和冒险的意识被扼杀；又由“广积粮”，狭隘而机械的农耕意识成了主流，歧视的目光如秋天的霜冻横扫社会。如果真是那样，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朱升为朱元璋的出谋划策整顿礼仪就并没有干什么好事，这样的方针政策使得泱泱中华陷入了长久的农耕泥淖，也陷入了闭关锁国的格局，更因此远离风生水起的世界航海大潮。当然，这一切也怪不得朱升，所有的大政方针都是朱家天子制定的，以朱元璋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他当然干不了什么好事。当一个制度根本上由于权力的欲望在掌控时，这个制度，是很难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的。
在回溪，可以说无人不晓朱升，也为出了一个朱升骄傲。在离回溪不远的陈霞村，车行至此，很远就看到一个标牌：“凡参加朱升海内外联谊会的，在此联系。”这大约是乡村有关方面正在组织朱升的海内外联谊纪念活动吧。在陈霞行政村的霞瀛自然村，我们还看到一个老屋，当年这座房屋的主人，据说是朱升的后人。现在，在屋内天井阁楼的四壁，还能看到一圈精致无比的木雕，反映的就是朱元璋当年寻访朱升以及朱升到朝廷后的情况。这一组木雕是我沿途看到最好的，栩栩如生，鬼斧神工。民间永远暗藏着一种本领，它可以化真实为世俗，化生活为戏剧，然后在半真半假的故事中，自得其乐自我陶醉于一片云腾雾绕之中。这样的情形，也可以算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吧！
朱升后来为什么从朱元璋身边淡出，我想，一方面是因为朱升年岁渐老；另一方面，可能二人在很多事物上看法不一致吧。朱元璋觉得老夫子也不过如此，肚子里，都是一团无用的纲常；同时，以朱升的智慧，想必也看出朱元璋的虎狼之心，趁早离开，是一种明智之举。
朱升辞官后仍然回到徽州，隐居在歙县石门一带，那里，是他夫人的家乡。这个智慧的老者，在弹奏了一段时间的入世之曲后，重新吟颂起“高山流水”，归于自然之道了。在这方面，朱升比刘伯温仍旧聪明很多，至少，他因为归隐，可以活到72岁；而刘伯温呢，这个聪明至极的“小诸葛”，却在65岁那年，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病症之中。
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上演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是制度本身决定的，怨不得哪一方。因为政治的险恶，入世与出世，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弹奏的两根精神之弦。这样的弹奏，既铿锵刚劲，又痛苦无奈。从陈霞村出来，我在想的是，对于积极进取的儒学以及追求隐匿避世的道学来说，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人的本性呢？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这样的平衡点，每一个地方也是。徽州众多的隐士，造就了徽州亦儒亦道的精神。“儒”是进取的，是理性的，是社会的，是宗族的，是油然于心的；而“道”呢，则是个人的，是直觉的，是天然的，是无可奈何的。儒和道，看似不相融，其实却是可以相融的。儒也好，道也好，它们都是人类情感和欲望的延伸，它们的源头，都是人类最初的欲望和想法；它们更像是一艘船上的两把桨，儒是前行的保障，道则是平衡的杠杆。只不过这两者方式不一，到了一定的关口，分叉了，形成了两条河，各自有着自己的流向。而在本质上，它们却一直相缠相生着，它们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镜子的正面和反面。
陈霞村名字的由来同样是因为一个隐士，这个隐士就是陈霞村的第一世祖，姓陈，是五代十国时的人。当年陈姓之人来到这个地方落户后，慢慢繁衍形成了村庄。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州无数村落的始祖们，都是这样的隐士。倚山而居，会给人带来安慰；居水而栖，更会时时提醒生命的无常。在山下，可以让人体验着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古味；在水边，则可以享受脱离宗族怀抱的远行刺激。当然，隐居的初衷也会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形，崇高会变得平庸，闲散会走向疲惫和木然。而这样的生活方式一旦失去人生的志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只有贫血和苍白，庸然立于轻山绿水之中。
月潭、五城
率水到了月潭一带，河面变得更加漂亮了。在月潭，有大片的草地，在草滩上，有成群的板栗树和乌桕树。据当地人介绍说，这一带最美的季节是在秋季，板栗树乌桕树霜后如血。即使是现在，这里的景色也漂亮异常，翠绿的草丛或者树林中，不时拓展出一片柔和的白色，如春天里的玉兰花开放。当声音惊醒它们的时候，它们就化为白鹭从天空飞过。春天的率水也是一池起皱的暖水，水上不时游弋来一叶小舢板，有鱼鹰昂首立于渔竿上，间或会突然扎入水中，叨出一条鱼来；水面清澈，在深水中，不时有一些野鸭子，快乐地嬉戏畅游，有时噼噼啪啪沿水面飞行，划出一道道白色的水线。当然，水獭白天是看不见的，它们一般会在晚上出现，从那些水中大石或者沼泽地里偷偷溜出，游到岸边，噙走一只只青蛙……从月潭到五城，率水漂亮，娴静、温顺、包容，开阔处，她水天一色，烟波浩渺，宛若梦中情人；两山相夹中，更如仙女下凡，一条长长窄窄的飘带，很随意地飘散在起伏绵延的山峦之中。
到了五城镇，水变得更静谧了，水面如镜，可以映出周围山峦的倒影。因为有这样的清澈无比的水资源，所以也难怪五城的豆腐干享誉远近。好水自然会有好豆腐，当地人教了我们一招鉴别真假五城豆腐干的诀窍，那就是将一块豆腐干沿着中线180度折叠起来，不会折断的，就是真正的五城干，由此可见五城豆腐干的细腻和韧劲。在五城，率水接纳了颜公河，变得更为茁壮。颜公河的来历是因为颜公山，宋罗愿《新安志》记载：“颜公山，高五十仞，周三十八里，上有湖广五亩，中多鲤鱼，昔有颜公隐此山，一旦乘风去，岁若旱祷辄应。”由此可见，颜公同样也是一个隐士，隐于此，并在此得道成仙。率水与颜公河相夹，河边是古林村和五城村，现在，古林村与五城村已连为一体。古林村依率水而建，而颜公河边上，则是五城著名的老街。
五城曾是徽州府至婺源古道上的第一重镇。《新安志》同样有着记载：“五城村，古之大镇也。”在元代，就设有“五城务”；明清时，设有“五城铺”。只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五城，一直没有确切的定义。最直接的，是因为当年此镇有“东西南北中”五个城门而得名。
五城的历史，也是当年徽州人迁徙历史的缩影。现在五城居民大多姓黄，黄姓是由江夏迁入的，也就是现在的武汉一带。在现在的五城老街上，还存有当年的古城楼，在古城门的墙上，嵌有一块青石，上面镌有“江夏名宗”四个大字。相传在唐肃宗期间，江夏郡黄氏为躲“安史之乱”兵燹，举家迁移，辗转到篁墩，然后又溯新安江而上，定居在五城河西西涌山之中。后来迁移到现在的五城。由于交通便利，五城一度非常繁荣，被称为“玉京”。在现在临水老街所在地的另一个古城楼上，还可以看到楼门上嵌镌的几个大字：楼瞰玉京。当年五城的繁荣，看样子是非得登高才能看得全的。在这条古街上，我们甚至还发现一个上百年的墙体广告。可以想象，当年颜公河边的五城街繁华茂盛，商铺林立，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因为五城曾经有过的繁荣，所以镇内至今留存很多当年的文化痕迹，悠悠间可以管窥厚重的古风。比如说端午节的玩堕镖、赛龙舟、赛龙排，中秋节的放水灯、焰火等，当然，最独特也最具影响力的，还是“将军会”———这是为了纪念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壮烈殉国的唐朝大将张巡的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四邻八乡的老百姓打着“得胜鼓”赶到五城，整个活动持续四天。据说当年张巡一个部将死里逃生后，流落在五城，他一直忘不了张巡的凛然义举，因而发起了这场纪念庙会。至于这个部将姓什名谁，如何逃脱，这当中的详情，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它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粗糙坚硬，许多湿润的细节，都被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五城在历史上一直是个文风兴盛的地方，小小的五城镇，就曾经出过三个状元，让人匪夷所思。这是五城人一直为之骄傲的事。一到镇上，年轻的镇长就向我们介绍五城在科举中的“光辉历史”。我们来到了位于五城古林村的状元黄轩故居，故居现在还居住着黄轩的后代。主人拿出黄氏家谱，为我们一一辨认家族延脉。家谱是用一律的蝇头小楷刻录的，秀美端庄。同行的徽学专家鲍义来老师忍不住啧啧称赏。黄家厅堂的正墙上，镌刻着一块石匾，上面写着“为善最乐”四个字。仔细一看，善字却少了两点，据说这是为了告诫人们，从善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这样的做法真是用心良苦。但我一直不喜欢这样的做作方式，也不以为然。与很多事情一样，文化如果透露一股机灵的小聪明劲，往往便会在整体上缺乏大气；聪明都运用到细枝末节上，反而容易在行为创造以及思想拓展上显得疲软。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化一直有着这样的弱点。黄轩曾经担任过四川按察史，后死在督办军粮的过程中。他算是那样制度中一个勤勉的官吏吧，兢兢业业，善始善终。
比较而言，我对五城另一个状元黄思永更感兴趣一点。黄思永是清光绪六年（1880）的状元，幼年时寄居江苏江宁。他的经历很具传奇性：幼丧双亲，历经磨难，曾教过书，甚至造反当过太平军。不久，他脱离了太平军，走上了科举之路。中状元之后，黄思永在翰林院修撰，官至四品侍读学士。黄思永身在官场，却不死守封建教条，他一方面发愤钻研西方科技和文化，另一方面，他还教育其子黄中慧学英文，学西方科学技术，并送黄中慧赴美国深造，黄中慧后成为他兴办实业的得力助手。黄思永曾经连续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一些设想，比如要求发行股票、借用民间闲散资金创办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在当时，这样的想法相当大胆。也因此，黄思永的单骑突进惹火烧身，一些人诬陷他反对朝廷，黄思永被罢官入狱，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黄思永才恢复了自由身。出狱之后，黄思永仍是没有闲着，他亲历亲为，创办了工厂。不久，朝廷降旨，黄思永官复原职。可这时的黄思永对于当官早没了兴趣，复职一段时间之后，他实在忍受不住官场的循规蹈矩繁文缛节，干脆弃官从商，走上了一条实业兴国的道路。
1903年，清朝设立了商部（后改称农工商部），特聘黄思永与另一位也是状元出身精于营商的张謇担任头等顾问官。黄思永与张謇在新的平台上大显身手，二人共同起草并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等以及有关铁路、矿务、商标等诸多章程法规，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吸引众多投资者兴办工厂商行，时人称为“商部两状元”。在兴办实业方面，两位状元更是身体力行，黄思永经营于北，张謇经营于南。黄思永在京城创办工艺局，其产品以景泰蓝铜器最为精巧，曾两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市场价高而供不应求。可以说，黄思永是继李鸿章、曾国藩第一波洋务运动之后，第二波的近代改革大家，他的改革行动一直延续到清亡。晚清中国的工商业，在开通商口岸、修建铁路、开采矿藏、发行股票债券等方面，头等功臣都有黄思永。在休宁的状元中，能有这样一个有为的第一代民族资本家，倒是值得休宁人骄傲的。
率水由西向东流去，两岸风景依然如画。终于，她到达了一个叫做率口的地方，与横江汇合。现在，这个曾经的地名已变得模糊，也慢慢为人们忘却。在她的旁边，一座干净明亮的现代化旅游城市巍然矗立，她就是黄山市的屯溪区。

taojx · 2009-09-21 05:15

渐江:水调歌头
屯溪
我一边思索一边沿着新安江行走。一有机会，我就会呆呆地凝视着江面。我想知道新安江深处隐藏的秘密，历史的秘密和时空的秘密。有多少人生就从这水中匆匆掠过，又有多少骨骸深埋于水下的泥沙之中。新安江并不是沉默不语的，她似乎一直在叙述，她的叙述，就是水面上细碎的波纹。沿着河流行走，有时候倏然就在心中升腾起沧桑感慨，人生无常，世事无常，它们就像眼前的波光潋滟一样，无法捕捉，无法懂得。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了。列子说：“缘水而居，不耕不稼”，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早期文明与水的关系。虽然水不是人类文化产生的唯一条件，但人类早期以农耕为主的生存方式对于水的依赖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将人类早期文明看作是河流带来的话，那么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便是一部壮美的“河流文明”的大篇章。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但人类社会发展到一种程度，替代河流文化的，必然是那种更博大、也更深邃的海洋文化。徽州同样也是如此，新安江曾经给徽州带来了太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到了一定阶段，这种给予变得吝啬，变得稀少，徽州文明会因此而饥渴，缓慢，甚至裹足不前。文明也是有着层次的，如果不带有立场和偏见的话，各个地域所形成的文明在层次上也是有着区别的。文明的地位和层次取决于它对于世界的定位和认识———定位越准确，认识越透彻越深入，文明的根基就越牢固，文明的大树也就长得越高。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新安江流域所造就的文明如果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来看，她所蕴含的内在精神还显单薄，她在精神的高度和宽广度上还缺乏很多。也许可以这样说，这样的河流只能算是一条聪明的河流，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它还不能算是一条大气磅礴的智慧之河。
———屯溪的由来，同样也是因为水，“溪者，水也；屯者，聚也。诸水聚合，谓之屯溪。”
另一种说法则是：三国时东吴的孙权曾经在这里屯兵，准备打仗。不管这两种说法是否准确，屯溪位于诸水汇聚之外，地理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却是公认的。当年的屯溪山清水秀，江回峰转，十里江面，帆樯林立，桅火与街灯相映成辉。歙人汪道昆曾有诗句“十里樯乌万里竹”，由诗可以推断出屯溪行舟鳞次、商贾纷至的盛况。正因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才有了这块“三江交汇处”的后来居上。
那一天晚上，我们住在屯溪。我们是从黟县吃过晚饭后开车赶到屯溪的。迎接我们的，是屯溪的夜色和灯光。我们依然从横山与率水的交叉口经过，依然看到那座古老的屯溪老大桥，以及桥下汤汤的河水。河水勾起了我的记忆，有好几个夏天，我天天都在老桥的桥洞下面游泳。对于老大桥，我是再熟悉不过了———沿着河边的阶梯往下走，桥边有一个石壁，上面镌刻着节选的朱彝尊的《屯溪桥记》，这篇文章记述了古桥之由来；在水边的台基上，还立有一个碑，上面同样镌刻着1934年郁达夫来屯溪时所写的一首诗：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在屯溪，横江和率水从遥远的山里款款而来，兄弟般相会了，也拥抱在一起。她们的命运从此不分彼此。先前，当她们在拥抱的时候，两岸是萋萋的青草，草滩上悠闲的水牛反刍着时光；而现在，在岸边，屯溪已今非昔比，呈现在河流面前的，是漂亮的花山，是一座灯火辉煌的美丽新城市。
从率口之下，一直到歙县浦口，这条河流有了一个新名字，叫渐江。渐江往东南方向流过去，一路上桃红柳绿，山温水软。比较起率水和横江的清纯，这一段河面变得宽阔了，也丰满了，她长成一个美丽妖娆的女子，楚楚动人。从这里开始，这段叫渐江的河流，顾影自怜，婀娜多姿，款款地，向东南方踏歌而去。
程大位旧居
徽州人清脆的算盘声响彻在山外的世界里。
带着算盘走四方，这已是徽州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了。经商理财，当然要会算账，而算账，自然算盘要打得好。
程大位就是徽商中算盘打得最好的人。
程大位是渐江边的屯溪前园南村人，还是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显出智力过人。20岁的时候，程大位和村里人一起出门经商。程大位经营的，只是小本生意。在生意上，程大位做得一般，但算账，程大位却是出类拔萃。有时候，同乡们在一起，谈起自己的生意，程大位便喜欢拿出算盘，一五一十地算给老乡们听。程大位在数字上绕来绕去，一下子便把老乡们绕晕了。很快，老乡们都知道程大位是一个算术天才，有什么账目上的难题，便来找程大位帮忙解决。而程大位似乎特别乐意做这样的事，对于此类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穷根究底。
程大位“走火入魔”了。这个来自于徽州的生意人显然走上了“本末倒置”的歧路，他太热衷于计算了，以至于对赚钱本身，程大位倒显得热情不高。程大位无可救药地陷入了计算的游戏当中，有时候会为一些算术问题，废寝忘食，披星戴月。很快，程大位在算术上已经变成“孤独求败”了，江湖上无论什么难题，程大位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出招加以解决。40岁那一年，因为对于算术的热爱，程大位索性将自己的生意盘给了别人，带着几大箱算术书籍，回到了家乡屯溪小镇，专心于研究数学来了。
在邻里友人困惑的眼神中，时间一晃20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程大位推出了《算学统宗》。这部书的精华部分，是全面介绍了珠算，以及珠算的各种方法和归除口诀。此时，程大位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程大位在这本书的后记上说：凡是前人的著作里，没有解决的，我把它解决了；没有提到的，现在我把它补充进去了；太繁琐的，我把它简化了；而过于简单的，现在记得详细了。程大位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平静的，虽然他走的是条孤独小径，与整个徽州甚至整个社会逆向而行，但他毕竟走通了，也走出来了。在他孤独的身影之中，有着一种欣慰，不可抑制地流露出来。
现在，程大位故居坐落在市内前园村，始建于明弘治年间，距今已有490年历史，这是一座很简陋的民居，屋子只是三开间两进，二层，砖木结构，几乎没有徽州民居固有的三雕，能够想象得出来，当年程大位的家境并不算富裕，也难怪，一个整天把心思用在算术上的人，哪里会有精力去挣钱，更谈不上去考科举博取功名了。
在生前，程大位是寂寞的，寂寞是因为他的兴趣、爱好和追求无人理解。而在死后，程大位同样也很寂寞，在他死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多少人提及程大位这个名字，虽然他的《算法统宗》被收进了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并由日本人毛利于明朝末年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据说，一直到现在，每年的8月8日，日本的一些地方在民间还会举行“算盘节”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众人抬着一架巨大的算盘，紧跟其后的，就是徽州人程大位的画像。但在中国，那种森严壁垒的思想和官僚体系，又怎么会重视一个小商贩的“旁门左道”呢？程大位依然被忽略了，也被人淡忘。一直到建国以后，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余介石和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胡术五在研究程大位珠算著作时，意识到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们多方求证，直到1966年才找到了程大位的第九代嫡孙程纬丞，从他家珍藏的程氏家谱和故居原始房契的有关资料记载中得到确认。随后余介石教授在日本《珠算界》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的生殁年代及其故居》，才算引起珠算界普遍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一帮日本数学权威在北京有关方面的陪同下恭恭敬敬地来到屯溪，要对程大位的故居进行朝拜时，中国文化这才正眼端详一下这个被遗忘的人物，也开始掂量起他的分量。后来的《中国数学简史》是这样评价程大位和他的著作的：“在中国古代数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算法统宗》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从流传的长久、广泛和深入来讲，都是任何其他数学著作不能与之相比的。”
程大位的历史地位终于得到确立了。现在，在程大位的故居边还建有一个算盘博物馆，在馆内，陈列有古今中外各式算盘、程大位著作、程氏宗谱及各种珠算资料、图片等，在众多展品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形状各异的算盘，大者有81档，1.75米长，小者如戒指算盘，长仅2厘米。在这里，程大位被当作“算盘之神”供奉了起来，其实，程大位并不是发明了算盘，他只是对于算盘的运算方式进行了改进，也进行了规范。他所做的，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对于文明的进程，却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个原先微不足道的徽商一下子变成名垂青史的人物，这肯定是程大位生前无法预料到的。在生前，程大位感受到太多的失落。这样的失落，只能归结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弱点，是我们曾经的主流思想，让程大位这样一个数学天才，寂寞了三百多年。
篁墩
离屯溪只有3公里的篁墩古村一直隐藏着徽州的不解之谜。
据说，当年篁墩一带的风水极好———新安江故河道从不远处流过，开阔的江面正对篁墩。这一带是一个很大的浅滩，自然而然，也形成了一个码头和栖息地，上下水的船只一般都要在此停留一下，水边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每天晚上，从篁墩这里，总能看到不远处河滩上星星点点的灯光。有一句顺口溜曾形容篁墩的风水：“白天有千人拜揖（纤夫拉纤时的姿势像拜揖），晚上有万盏灯火，脚抵长片园，头枕凤来山，身穿六合水，代代出状元。”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新安大好山水歌》的作者潘世镛也写有《晚过篁墩》绝句：“水绕山环峙一墩，绿烟夹道近黄昏。停车细访先人宅，犹有千年老树存。”
这个现在看起来并不太大的古村落，在历史上曾跟徽州诸多望族颇有关联，篁墩就像是一个绳结一样，将很多新安氏族系在这里。这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篁墩当年的繁荣处于南北朝以及隋朝时期，这个时期，恰巧中原居民大批向南迁徙。徽州在历史上有过三次比较大的移民浪潮，最大的一次，就是南北朝时期。徽州望族程、朱、江、胡、吴等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北方迁入的。迁徙主要是为了躲避战乱，但南方的富庶，肥沃的土地以及宜人的气候，也是吸引他们迁居的重要原因。当年迁徙徽州的各个望族，在沿着新安江深入到屯溪盆地之后，会先到篁墩歇一下脚，盘整一下，然后再到其他地方安居下来。篁墩就像路途之中的凉亭一样，招摇在徽州的风雨之中。
徽州历来就有“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的说法，所谓八大姓，是指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大姓，倘若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和孙诸姓，则称为新安十五姓了。新安各姓中，程氏位列于《新安大族志》之首，“新安程氏，自篁墩始”。根据程氏宗谱的记载，两晋末年永嘉之乱时，程元潭起兵镇守新安，遂为当地太守，也由此，程元潭被后人尊为新安程氏的始祖。程元潭病逝徽州之后，其子孙即以徽州为家。到了200年后的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起兵叛乱，程元潭的后人程灵洗又从徽州起兵，后来被梁元帝萧绎任命为新安太守，并封“忠壮公”。在此之后，程氏家族一直居住在篁墩，一直到唐末黄巢农民起义时，篁墩为唐朝部将所占领，程氏族人纷纷四散逃命。动乱结束之后，一支程姓才摸摸索索重新回到篁墩，并在这里建立了程氏宗祠。
篁墩的地位重要，还在于这个弹丸小村跟纵横历史上千年的“程朱理学”有着紧密的关系。村里现有一座题为“程朱阙里”牌坊，巍峨壮观。之所以题为“程朱阙里”，那是因为篁墩曾经是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的老家。关于这一点，曾有着详详细细的考察过程，在这里不妨原原本本地追溯一下。
明朝成化年间，程氏后人出了一个著名文学家、大学士程敏政。程敏政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新安文献志》。在书中，辑录了不少程姓先贤的资料，算是理清了程颐、程颢的家族脉络———程颐、程颢这一支是从篁墩迁到休宁，再从休宁前往河南中山博野。如果说程敏政的推断只是光凭年谱墓志铭等记述，并没有实证，尚不足以正信的话，那么，稍晚一点，确凿的证据被歙县岩寺的另一进士、做过江南布政司的方宏静找到了。方宏静有一天无意在豫章郡唐氏家中，看到了程颢写的书信，落款处盖有“忠壮公裔”印章。方宏静大喜过望，感叹说：“噫！千载之疑，而一朝决之也。”从印章上看，程颢自己承认是忠壮公程灵洗的后裔。
相比之下，朱熹家族的脉络就要清楚得多。在篁墩村中的富仑山前，有一个朱家巷，那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先世的故居所在。朱熹祖上迁至婺源，对这一切，他们都并未忘怀。朱熹本人在《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里曾经开宗明义地说：“熹闻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也就是朱熹的父亲亲口告诉他祖居地是在篁墩。根据这本族谱，朱氏的始祖朱师古因躲避黄巢战乱，举家从苏州洗马桥迁徒篁墩（这时已改名为黄墩）。师古的儿子朱奉当时的刺史陶雅之命，率领三千兵马驻守婺源，因守土有功，子孙便在婺源安了家，朱也被尊称为“茶院府君”，也就是婺源朱氏的谱祖。到了朱师古的第九世孙，也就是朱熹的父亲朱松这一代，朱松被派到福建为官，举家迁往。朱熹也生在福建。但朱松年轻时曾经在新安郡学———紫阳书院求学，来闽后，一直思念着故乡，并刻有“紫阳书院朱某”的印章一枚。朱熹自小耳濡目染，时刻不忘自己是新安人，也常常有“新安朱熹”自称。
不仅仅是“程朱”，后来的思想家戴震，族谱显示，祖上同样也来自篁墩。这样的“巧合”真有点让人震撼了，一个弹丸之地竟然与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显赫的大思想家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是在篁墩显灵吗？世界上的真正的大问题都是那样的鸿蒙难解，篁墩所面临的，同样也是这样。
现在，在篁墩，因为交通相对发达，距城市较近，遗存下来的古迹已经不多了，能供游人访古寻幽的去处，只有蛟台、鼓吹台、洗马池、烨卜桥等传说中程灵洗的遗迹，另外就是朱熹先世故居所在的朱家巷。但篁墩在所有程氏的心目中，占的分量仍很重。几乎所有的程氏家谱中，篁墩都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词汇。据说在日本，也有一部很完整的程氏家谱，在上面，同样也有着关于篁墩的很多链接。据70岁左右的当地居民程中敏先生说，仅仅是篁墩这一脉的程氏后来就有108派，分散在徽州及全国各地，每年都要进行祭祀活动，并且确定几个派别，负责从联络到祭祀的全过程。祭祀十年轮流一次，每次祭祀分工都极为细致。
程中敏今年70岁，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极热心于自己的乡土文化和沿脉的长者。在徽州的任何一个村落，都不乏这样潜心于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的研究者和捍卫者。从他递给我们的名片上看，他是黄山市程朱理学研究会理事、程朱阙里宗亲寻根接待处负责人，也是元潭公六十三世孙。早年做过生意的程中敏在60岁以后，一直从事着村里的文物保护以及有关程氏家族的很多事宜。他和一帮人花钱把村里的很多古物买来，集中在村里的老学校里。有很多文物贩子来收购，老程总是一口回绝，从不出卖。显然，程中敏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商业用途，他甚至为此自己掏出了很大一笔钱。对于每一个来到他家的人，程中敏都显得非常热心，他有一本厚厚的签名册，总是让每一个来过他家的文化人在签名册上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像徽州很多村落中常见的那种老人一样，程中敏喜欢孜孜不倦地向人们讲述着篁墩的旧事。而这样的旧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
花山谜窟
离篁墩不远的新安江对岸的花山，同样也存有一个巨大的哑谜。
新安江从屯溪一路奔流而来，在这一带打了一个弯，这里江水较浅，流起来环佩叮当，犹如弹琴一般。江的这一边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地，极目远眺才能见到隐隐约约的山影；而江的另一边，是连绵的山丘，因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所以被人称为花山。
上个世纪中期，花山里发生过两件奇怪的事情：一是有位药农上山采药时不慎跌入极其隐秘的洞穴之内，洞深无比，药农好不容易从洞出爬出，惊慌失措，洞口从此也就暴露了。二是当地有位农民不小心把鸭子赶进一个山洞，洞口杂草丛生，野藤交错，人难以进入，农民一下子失魂落魄，可是被赶进洞内的鸭子后来却在花山脚下的新安江里出现了。
从此，附近一带的人都知道看起来不起眼的花山中有谜窟。一直到了上个世纪末，花山谜窟的真面目得以暴露。人们发现，花山中竟有36窟之多。
花山洞窟开凿于什么年代？是谁发起开凿的？洞中的石料是怎么运出的？运出之后又作为怎样的用途？为什么史志从没有有关记载？如果它不是采石场的话，这样一个庞大的洞穴究竟有何用处？它为什么一直尘封了近千年才露出水面？———这些疑问，都构成了花山的谜团。对于这些疑问，解释莫衷一是：有皇家陵墓说；有越王勾践秘密备战基地说；贺齐屯兵说；方腊洞说；花石纲说；山丘说；巢居说；盐商仓库说等等。甚至有人大胆提出天外文明说———毕竟，这个被称为“花山谜窟”的地方正好位于北纬30度的“神秘线”左右，与世界诸多大奇观埃及金字塔、百慕大群岛、黄山等处于同一个纬度。
证论自然容易找到一些佐证，而佐证往往更加神乎其神———据说只是现在的35号窟，仅所采的石料就可以铺成一米宽的石板路从黄山一直铺到杭州。并且有人还推测出，这36个洞窟所凿出的石料，徽州根本也用不完。
沿着脚下的石板路一直前行，我们来到了2号石窟。洞口在山坳东侧的半山腰，呈虎口张开之势。刚到洞口就感觉到有一种清冷之气扑面而来。这是一个长140多米、总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洞窟，进入洞口不远，便是近千平方米的“厅堂”，空间奇大，沿着石阶往下走，可以看到洞内有数十根留着人工凿痕花纹的石柱错落分布，组成了一个地下长廊。在石壁上，明显地有着钢钎开凿的痕迹。显然，这个洞穴是人工开凿的。但这样庞大的石洞，绝非是一朝一代能够完成的，肯定是经过了几个朝代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开凿而成。花山石窟最大的秘密是在于石料的用途。由于风水思想的影响，在徽州，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开山采石的，那样随意的开采会觉得断了龙脉，或者坏了地气什么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徽州选择了花山这个地方，用这样的一种集中的方式进行着开采。
也许从这样的角度说，花山谜窟并不神秘，相反，它的由来和留存，更值得人们敬佩。在花山的边上，是被称为渐江的新安江了。渐江的两岸，坦荡着一派田园风光，散散淡淡，但又错落有致。这一带比上游疏朗多了。在这一段，当年的船只来来往往……风不大，船帆懒懒的，人也是满员，水面和船沿几乎平了。很有几分惊险，前方又是礁石了，艄公们一齐从船舱里弹了出来，操起长长的竹篙，狠狠地刺向礁石，船，静止了一下，速度放慢了，但它巨大的力量，使得竹篙变得弯曲了，像一张弓一样。另一根竹篙也刺上去了，两把弓合成一股力，船终于改向了，几乎是擦着礁头掠了过去。艄公和船上的所有人都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尤其是那些家眷们，手心中都是湿漉漉的汗。这是下水，船装满木材、山货、文房四宝驶向山外世界的情景。
上水呢，则是另外一番情景———岸上的纤夫几乎不穿衣服的，只是在肚子一块，随意地蒙着一块布。他们永远是一种姿势，身体倾斜，有时候因为用力，他们的膝盖要跪在地上。领头的那个汉子最壮实，那往往是他们的老大。老大用当地土话唱起歌来，七荤八素的，其他纤夫便跟在后面唱，有一句无一句的，但声音却是洪亮无比。逢到特别浅的航道，纤夫便要跳入河中，挖出渠来，然后再一起拉着船只向上走。在船上，是盐，是建材，也有黄金珠宝，那往往是衣锦还乡的徽商了。对于回家的徽商，纤夫们并不羡慕，他们见得多了，也认命了。他们知道，那些钱也是不易得的，是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得来的。
渐江在经历花山这一带后，水势渐趋于缓了，但她的热情还在，在水中，漂荡着一个又一个漩涡。这时候，船帆可以张得很满了，可以高瞻阔步，旁若无人。自此以下，江水徜徉而去，犹如闲庭信步般从容。
柘林
一走进柘林，脚步便不由自主变得沉重起来。
柘林是一个很小的山村，坐落在新安江边，交通极为不便。从雄村开车过来，要绕一个很大的弯，过一座窄桥，然后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黄沙路。到柘林去，是为了看一个名叫汪直的明代徽州人的墓。
经过一番打听，穿过村落，又走过一畦农田，我们终于来到汪直墓前。只见墓上堆满了许多柴禾，小山似地将墓遮捂得严严实实。那一年两个分别来自江苏南京与浙江的青年教师在游览黄山后，赶到了柘林，砸碎了汪直的墓碑，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片纷争。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当地村民明显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保护，回避争论。这样的方式，他们曾经使用过，那是在文革时，他们就用黏土，将自己屋舍中精美的木雕砖雕糊得严严实实。
正午的汪直墓一带很安静。虽是初春，阳光还是火辣辣的，晒在人身上有点发烫。我们在太阳底下掀开了那些柴禾。墓碑上刻的并不是汪直名字，而是“王氏祖墓”，因为明史上一直以王直来称谓汪直，所以也就以讹传讹了。墓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重修的。“王氏祖墓”的墓碑并没有被砸，被砸的只是边上一个据说是汪直后人的日本人立的一个纪事碑，纪事碑也只是被砸了一只角。我们在墓前拍了几张照片，在拍照片的过程中，不时有当地人从不远处伸出个身子，往这边看，但人却没有过来。墓边很静，静得我们都懒得说话了。照完相之后，我们仍将那些柴禾移到墓上。或许，这样的历史目前还不太适合暴露在阳光之下，该尘封的还得让它尘封。历史在更多程度上总是迫不得已，它还要继续躲在黑暗中，品尝自己的孤伤。
关于汪直的身世，除《明史》外，徽州很多史书上并没有完整的介绍。只是许承尧主持编纂的《歙县志》上有一段，说他“少任侠，及壮，多智略，善施予，以故人宗信之”。根据有关史料推论，这个自幼生长在柘林的徽州人，从少年时起，就外出经商了。之后，一直活跃在东南沿海一带。到了16世纪初，汪直已经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大航海家和大贸易家了。嘉靖十九年（1540），汪直趁海禁松弛之际，与徐惟学、叶宗满等徽商远赴广东沿海打造巨船，满载明王朝严禁出海之硝磺、丝棉等，驶抵日本、暹罗等国进行贸易，仅仅五六年间，汪直即获得了巨额暴利，成为一个海外大富豪。由于汪直在海外贸易中讲信誉，深得各国商人的信任，被称为“五峰船主”。
就在“徽王”汪直如一艘巨轮一样，高歌猛进在东南沿海时，形势直转而下，嘉靖后期，由于经济发展与财政税收政策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上官吏、豪绅的盘剥，江浙一带民不聊生，大批流民前往海外谋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王朝不仅没调整自己的有关政策，反而武断而粗暴地进行镇压，将出海经商的百姓当作“通番奸民”，进而全面实行海禁。明永乐年后出现的繁荣的海上自由贸易遭到了冰冻，其中损失最大的，就是汪直的海上船队。汪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的。关于汪直与明王朝对抗的直接原因，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参考。汪直曾与一帮人在一起商议道：“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于海外乎逍遥哉！”
由于汪直拒不执行明朝的海禁政策，仍旧半公开进行着海上贸易，明朝开始派军队对汪直势力进行围剿。汪直也倚仗自己的经济实力，以梁山好汉的方式进行还击。双方之间先是经济的摩擦，而后发展到武力的对抗。自此之后，明王朝与汪直之间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刀光剑影，喋血成河。由于寡不敌众，汪直被迫将基地移至日本岛，并在日本领土雇佣一些当地的职业武士和浪人，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万历《歙书》上写道：“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造巨舰，联舫购一百二十步，上可驰马。”这样花钱购买士兵的方式，在商人出身的汪直眼中，只是一种买卖关系，是一种“雇佣兵”性质。从汪直的人马结构来看，主要成员和首领都是徽商，日本人占不到三分之一，所扮演的，只是一些冲锋陷阵的喽。
但正是汪直这种不干不净的关系，给明王朝抓到了把柄。明王朝含混地将与汪直之间的争斗上升到“民族战争”的层面上。引人注意的是，在这场被称为“民族战争”的对抗中，双方领头的竟是两个徽州人：一方，就是被称为“倭寇”首领的“徽王”歙县人汪直；而另一方，则是时任浙江巡抚兼七省总督、后来位居兵部尚书之位的绩溪人胡宗宪。
战争一直如火如荼。一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汪直才被胡宗宪以诱降的方式捉住。胡宗宪派人远赴日本汪直的根据地劝降，以皇帝的名义承诺不杀汪直。为了争取明王朝的开市，汪直只带了几个随从来到杭州，准备跟胡宗宪谈判。汪直一到杭州，就被关进了大牢。起初，胡宗宪并不想杀汪直，他只是静观其变，每天，都拿好酒好肉款待汪直。但后来，有人举报胡宗宪，说他勾结同乡汪直阴谋造反。胡宗宪承受不了各方的压力，两年之后，于杭州官港口法场上将汪直处以极刑。
汪直与明王朝的战争结束了。现在看来，这场战争最起码可以定性为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政权与一群要求发展商品经济的民间资本所进行的战争。至于战争过程中一些事情的无可控制，只能当作战争本身的灾难。而汪直与胡宗宪，同为徽州人，他们之间，并无私仇，他们所代表的，是两个集团之间的利益———胡宗宪所代表的，是停滞而无生气的封建官僚体系；而汪直所代表的，则是新生的带有浓厚商品经济意味的商人阶级的利益。他们的行事和为人，都是由他们的政治和时代背景决定的。
现在，隔着清澈宁静的练江，从柘林可以看见影影绰绰的雄村。怦然心动中，我想的一个问题是，从古到今，徽州地域性格是有很大改变的，而徽州整体地域性格的改变，应该与汪直事件有关———徽州人早期的生命原型，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严谨、慎微、实利，它有着粗犷而强悍的品质，不甘寂寞的开拓欲望。这样的性格，在汪直事件之后，在程朱理学的阴翳之下，棱角被慢慢磨平，变成与江水中的卵石一样圆滑。在这样缓慢消解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少有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耻辱和悔恨，有沉埋隐忍和遗嘱……这样的隐秘，就埋藏在柘林，埋在“王氏祖墓”，埋藏在青山绿水之中。
雄村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侨寓扬州的徽州盐商程庭回歙县岑山渡省亲，他是第一次回到渐江江畔自己的老家，这次省亲，给他的印象太深。程庭虽是一个商人，但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在他随后所著的《春帆纪程》当中，程庭记下了所看到的新安江两岸的美景：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亲则有祠……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
岑山渡附近的雄村，就是程庭笔下典型的徽州村庄。在村口，有一座雄伟的大牌坊。村落不大，目前尚不到2000人。但这个小村风景优美异常，它位于两条龙脉交汇的开阔地上，清澈的渐江从它的旁边流过。在江边，有一片茂密的桃林格外引人注目，虽说现在不是桃花盛开的日子，但完全可以想象它在春天时的姹紫嫣红。这一块风水宝地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中一直人才辈出，确实“所在为雄”。有一位叫做曹元宇的雄村游子曾作了一首《题雄村图》，对故园作了颇为自得的描述：
练江蜿蜒村前绕，上接岑山下义城。
竹为饰山疏更密，云因护阁散还生。
……
诗中的“竹为饰山”指的就是村中的竹山书院。因为竹山书院是雄村最有名的建筑，也成了雄村的象征。当我们走进竹山书院时，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这座相当有名的书院竟如此破败，霉苔荒草，野墙断垣，只有园子里的很多株桂花树在落寞地疯长，阴阴地，带有野气。乡政府的人介绍说，原先竹山书院系协议承包给别人搞旅游开发的，但对方一直没有真正投入，乡政府又不便再介入，所以目前就成了这样的局面。
这样的场景不免让人心事重重。在破败的书院里徜徉，揣摩石碑上斑驳的文字，想象清晨来临，柔和的亮光开始映在古旧的瓦檐上时，书院里便会有琅琅的书声泛起，掺杂在练江的雾霭之中，单纯，清脆，缥缈。那该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呢？
书院是一种气象，也是一种气场。竹山书院是一座二进三楹的学舍建筑，正壁悬有蓝底金字板联一副：“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则必要其成。”这副对联既解释了竹山书院名称的由来，也寓意着对于治学和处事的态度。“竹解心虚”暗喻这个书院曾经出过清朝时的大人物曹文植，曹文植的字就叫“竹虚”；而“篑”则是盛土的竹器，“山由篑进”，指的是由一点点的泥土堆积而成。这样的比喻，跟荀子《劝学》一样，阐述的都是一种学习的道理，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道理。
竹山书院的建造同样源于徽商。寓居扬州的两淮八大盐商之一的曹堇饴称富宇内，曾奉命接驾第二次南巡扬州的康熙皇帝，达到了一生荣光的巅峰。曹堇饴读书不多，但却向往晨钟暮鼓的读书生涯，向往着“学而优则仕”。而于商，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和无奈。在曹堇饴辗转病榻、弥留人间之际，他再三地嘱咐两个儿子曹景廷、曹景宸，“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
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一个春天的上午，阳光明媚，由曹景廷、曹景宸兄弟捐资建造的竹山书院终于矗立在雄村村口。这一天可以说是雄村人的节日，八乡四邻的人都来了。尔后，这幢清丽优雅的书院便成了曹姓子弟叩击仕途的演练场。后来，族人曾立下规矩，中举的人可以在院内种植桂花一株，以示嘉勉。故而书院的清旷轩，又有“桂花厅”的别称。从建成到现在，园内已长有数十株桂树，平日里郁郁葱葱，而到初秋之时，满庭桂花，香飘数十里，整个雄村附近都可以嗅到书院的芬芳。嗅香思源，这香气，无形中也成了激发子弟的一种动力。
从雄村走出的名宦当首推曹文植、曹振镛父子尚书。曹文植25岁考中传胪（即第四名进士，居状元、榜眼、探花之后）。在内廷为官多年，官至户部尚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任命他为总裁之一。他偏房所生的儿子曹振镛，更是直接在竹山书院就读，刚成年就考中进士。关于曹振镛的苦读，雄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曹振镛在竹山书院就读时，顽劣异常，不肯用功，其姐十分着急，规劝他：“你不读书，将来如何登堂入室，承继父业？”曹振镛夸下海口：“他日我定为官，且胜吾父。”姐姐激他：“你若为官，我当出家千里之外为尼。”曹振镛从此潜心攻读，后一举中榜，并官至军机大臣，权倾朝野。其姐为不食言，坚持要出家，曹振镛苦劝无效，又怕姐姐在千里之外孤苦伶仃，只得借当地俚语“隔河千里远”之意，在雄溪对岸建了一座慈光庵供其姐修行。
现在，与竹山书院隔着河流的对岸的山上，一抹绿树修竹之中，坐落着寂静的慈光庵，当年，曹振镛的姐姐就一直在这座尼姑庵里出家至死。这样的故事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牺牲？说明为一种价值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竹山书院庭院深深，廊庑曲折。在徽州的书院里，似乎都有着这样的布局，这样的布局是学海无涯的象征。穿过回廓，就是后院的清旷轩了，这是一个院落，族人曾立下规矩，凡曹氏子弟中举的可以在院内种植桂花一株，以示嘉勉。因为这样的勉励，雄村的子弟自然格外勤勉，仅清朝年间，光进士，就中了23个之多。可以想象的是，当时的书院的院落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金桂银桂，即使是现在，园内还留有数十株桂树，平日里郁郁葱葱，而到初秋之时，满庭桂花，香飘数十里。整个雄村更是笼罩在香馥浓郁的气息之中。那种书院的芬芳无所不在。嗅香思源，这香气，无形中也成了激发子弟的一种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雄村竹山书院墙养出来的曹文埴，他是徽州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曹文埴一直以做事干练、能力强著称。他在清朝服役了数十年，而他的位居高位，也给当时的徽商以及徽州人以极大的便利。或许是久居朝廷厌倦了站班叩头繁文缛节的生活，或许是敏锐地嗅出朝廷对于和珅的警觉，曹文埴选择了在山雨欲来之前独自离开。52岁那年，曹文埴向乾隆提出了告老还乡的申请，理由是老母年岁已高，在徽州家乡没人照料。乾隆很快批准了。曹文埴摘去了顶戴花翎，沿着大运河先到了扬州，然后又打点行李回到徽州雄村。曹文埴回到徽州时，正是初夏季节，雄村就像是一幅展开的美丽山水图：清澈的练江缓缓流过，两岸树阴掩映、倒影婆娑，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叶扁舟，载着捕食的鸬鹚，宁静而悠闲；放眼望去，雄村的边上有一片茂密的桃树林，丰姿卓越，虽说现在不是桃花盛开的日子，但完全可以想象它在春天时的姹紫嫣红。还是家乡好啊！人说桃李遍天下，拥有竹山书院的雄村不正是这一片桃李之地吗？
在雄村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曹文埴开始奔波于徽州各地了。他所做的一件大事仍是跟教育有关——那就是全力复建“古紫阳书院”。可以想象，当时年过花甲的曹文埴在做这样的事时，付出了多少心血：争取官府的支持，征集富贾的捐助，商议书院的设计……在他的主持下，“古紫阳书院”在几年后终于落成。曹文埴亲自题名“古紫阳书院”，并且亲自撰写了两篇关于“古紫阳书院”的文章：《古紫阳书院记》和《古紫阳书院续记》。而当这一切完成之后，曹文埴也似乎觉得自己的人生圆觉圆满了，不久，曹文埴欣然告别人世。
曹文埴不愧为一个徽州“精英”啊！他有着读书人的追求，也有着商人的精明。就做官做人来说，他比胡宗宪都要聪明得多，也圆滑得多。他在朝廷做着大官，也做着大事；他的儿子曹振镛也子承父业，继续在朝廷做大官；而他的兄弟在扬州做着大生意。这样一来，曹家父子名誉地位赚钱都不误，还深得皇帝的宠信。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有好几次，都是曹文埴出面在扬州承办一些差务。而当曹文埴在朝廷当了几十年命官之后，眼见风云变幻之时，曹文埴“见好就收”，主动提出告老还乡。这样的“世事洞明”，那些毕身专注于“大学”的鸿儒们哪能达到呢？这样的“葵花宝典”，非得是自小有着科举“童子功”，深着中国文化三昧之人才可以练就的。
当年曹文埴归隐雄村之后，还曾在雄村建造了一座漂亮的私家园林，题为“非园”。“非园”完全可以跟扬州园林相媲美，有着“欲榜斋”、“得此山房”、“排青榭”、“听雨窗”、“广寒蹬”、“春风领袖亭”、“学圃”、“旷如亭”、“玉照轩”、“证一亭”、“蹑云蹬”、“水香亭”12景。从京都回乡之后，曹文埴特意从扬州带回来一拨戏班，没事就在“非园”里唱戏排练。江南才子袁枚有一次去黄山游玩，从山上下来之后，曹文埴把袁枚请到雄村，在自己的“非园”里接见了他，并让家中的戏班为袁枚演出了新排练的剧目《闹天宫》。袁枚在“非园”里一直住了将近半个月，乐不思蜀。后来袁枚回到南京，也根据“非园”的样子建了一个“随园”，但“随园”终没有“非园”那样巧夺天工，袁枚哪有曹文埴那样的财力呢。只可惜的是，“非园”毁于后来太平天国的兵燹，富庶的曹氏庄园在那样的情况下，自然是觊觎的目标。抢劫一空之后，都会放出一把火来，大火会掩盖罪恶，而那些巧夺天工的胜景，也随同罪恶一道销声匿迹了。
现在，昔日的竹山书院静静地安卧在练江边上，从外部看，风光旖旎，一派安宁；但在内部，已很难呈现出当年的荣光和典雅了，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巢，霉苔荒草，野墙断垣，只有园子里粗大的桂花树在葳蕤疯长，阴阴地，带有落寞的野气。
这样的场景不免让人心事重重。在破败的书院里徜徉，揣摩石碑上斑驳的文字，想象清晨来临，柔和的亮光开始映在古旧的瓦檐上时，书院里便会有琅琅的书声泛起，掺杂在练江的雾霭之中，单纯，清脆，缥缈。那该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呢？
书院是一种气象，也是一种气场。竹山书院是一座二进三楹的学舍建筑，正壁悬有蓝底金字板联一副：“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则必要其成。”这副对联既解释了竹山书院名称的由来，也寓意着对于治学和处事的态度。“竹解心虚”暗喻这个书院曾经出过清朝时的大人物曹文植，曹文植的字就叫“竹虚”；而“篑”则是盛土的竹器，“山由篑进”，指的是由一点点的泥土堆积而成。这样的比喻，跟荀子《劝学》一样，阐述的都是一种学习的道理，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道理。
竹山书院的建造同样源于徽商。寓居扬州的两淮八大盐商之一的曹堇饴称富宇内，曾奉命接驾第二次南巡扬州的康熙皇帝，达到了一生荣光的巅峰。曹堇饴读书不多，但却向往晨钟暮鼓的读书生涯，向往着“学而优则仕”。而于商，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和无奈。在曹堇饴辗转病榻、弥留人间之际，他再三地嘱咐两个儿子曹景廷、曹景宸，“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
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一个春天的上午，阳光明媚，由曹景廷、曹景宸兄弟捐资建造的竹山书院终于矗立在雄村村口。这一天可以说是雄村人的节日，八乡四邻的人都来了。尔后，这幢清丽优雅的书院便成了曹姓子弟叩击仕途的演练场。后来，族人曾立下规矩，中举的人可以在院内种植桂花一株，以示嘉勉。故而书院的清旷轩，又有“桂花厅”的别称。从建成到现在，园内已长有数十株桂树，平日里郁郁葱葱，而到初秋之时，满庭桂花，香飘数十里，整个雄村附近都可以嗅到书院的芬芳。嗅香思源，这香气，无形中也成了激发子弟的一种动力。
从雄村走出的名宦当首推曹文植、曹振镛父子尚书。曹文植25岁考中传胪（即第四名进士，居状元、榜眼、探花之后）。在内廷为官多年，官至户部尚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任命他为总裁之一。他偏房所生的儿子曹振镛，更是直接在竹山书院就读，刚成年就考中进士。关于曹振镛的苦读，雄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曹振镛在竹山书院就读时，顽劣异常，不肯用功，其姐十分着急，规劝他：“你不读书，将来如何登堂入室，承继父业？”曹振镛夸下海口：“他日我定为官，且胜吾父。”姐姐激他：“你若为官，我当出家千里之外为尼。”曹振镛从此潜心攻读，后一举中榜，并官至军机大臣，权倾朝野。其姐为不食言，坚持要出家，曹振镛苦劝无效，又怕姐姐在千里之外孤苦伶仃，只得借当地俚语“隔河千里远”之意，在雄溪对岸建了一座慈光庵供其姐修行。
义城
从雄村这边看对岸不远处的义城，但见烟树葱茏，掩映着栉比而立的黛瓦粉墙。义城的出名，是因为那个在《资本论》当中被提及的王茂荫。
我们费了好大气力，才找到了王茂荫的故居。王茂荫的故居躲在一条窄窄的老巷子里，没有标志，就像藏在书中一段不引人注目的文字。这幢屋子本身也很普通，没有雕梁画栋，甚至连精美的木雕都没有，并且已经相当破败了。在徽州，王茂荫是有后人的，以前都住在这个老屋里，只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将这间破旧的老屋卖给他人。现在，王家房屋正厅已经倒塌，剩下的只是一左一右两个旁厅，同样破败不堪，似乎一声咳嗽就会让这样的老房子倒塌似的。这样骨架松散的老屋，在徽州的乡野随处可见。我们进了老屋，但见厅堂上悬有“敦仁堂”三字匾，此匾为晚清重臣李鸿章题写。客厅正壁上挂着王茂荫的遗像。在堂前，一个老人躺在躺椅上，当我们问起有关王茂荫的事情时，老人爬了起来，从抽屉里翻了本杂志给我们，那是当地一本社科内部刊物，在刊物上，就有一篇文章，写到了王茂荫的一些事。
王茂荫并不出生在义城，但他却死在这间屋子里。清同治初年，王茂荫在歙县杞梓里的家被太平军焚为灰烬。第二年，刚刚调任吏部右侍郎的王茂荫，千里迢迢赶回故里为继母奔丧，面对满目疮痍的故园，王茂荫悲恸欲绝。在草草安葬继母之后，王茂荫举家迁往新安江畔的义成村。现在的这两间屋子，正是王茂荫此次回徽州为他的家人购买的。当68岁的王茂荫安顿好这一切后，自己也推挡不住病魔的袭击，不久，王茂荫病逝于义成村。
王茂荫1798年出身于歙县城杞梓里村一个徽商家庭。少年入私塾，曾就读于歙县城紫阳书院。在科举中了举人进士之后，一直在户部任职，直到50岁以后才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不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京都的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这一点，可以从王茂荫所买的这几间屋子可以看出，在当时，这几间屋子只能算是小康人家。
王茂荫的出名是因为《资本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中，马克思提到了王茂荫的名字——“清朝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宝票宝钞改为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关于这次著名的上书，还得原原本本从头说起——咸丰元年（1851）九月，太平天国起事，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进一步加剧。由于从云南到京城的交通受阻，从云南铜矿运至京城的青铜跟不上，朝廷的铜质货币的制作由于原料的跟不上，无法铸成铜钱，一时形成了货币的紧运行。在当时的情形下，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铸大钱，减少货币的流通量；二是发行纸币，以纸币来代替铜钱。这时，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铸大钱，主张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纸币。与当朝很多科举官吏不一样，对于国家经济，王茂荫是有理解的，
在那一次奏折中，王茂荫阐述了发行纸币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发行纸币的注意事项。王茂荫阐述道：发行纸币有两种可能的出发点：一种是从财政需要出发，滥发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种则是从经济出发，以发行纸币来改善货币流通的状况，便利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王茂荫企图把这两种出发点结合起来，他为自己发钞主张提出的原则是：既要“有利于国”，又要“无累于民”。从“有利于国”出发，他企图用发行纸币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缓和财政危机。王茂荫反对铸大钱，因为铸大钱同样可以造成流通的不便，并可能造成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王茂荫还强调在行钞中一定要防止通货膨胀，建议发行的丝织钞币可由银号出资代行政府兑现责任，这样就可以防止通货膨胀。
但咸丰显然没有理解王茂荫的全部思路，他只是一厢情愿地听从了发纸货，忽略了王茂荫关于防止通货膨胀的建议。咸丰的出发点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他根本不想从国货里拿出钱来承担这个风险，而是想借机从发行钱币中悄无声息地从民间捞上一把。不过从那一次当中，咸丰记住了王茂荫的名字，他还特意打听了一下王茂荫的出身，当咸丰得知王茂荫是徽商的后裔时，不由点点头，毕竟是经商世家啊，对于经济的运作还是相当熟稔的。这样有想法有才干的人还是可用的。
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由于在这样的过程中清政府完全没有听从王茂荫要求的注意事项，纸币发行之后，造成了大面积的通货膨胀，当时北京城的物价飞涨，民怨鼎沸，有人甚至闹起事来。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咸丰四年（1854）春天，王茂荫只好再次上书。
这篇名为《再议钞法折》的奏折不同凡响，这是王茂荫向咸丰皇帝针对通货膨胀所呈交的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情况紧急，这个方案集中到一点，就是力主朝廷承担起责任，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继续反对铸造当百当千的大钱。很明显，王茂荫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也就是这样的事情，竟然被地球那边的一个伟人知道了。如果没有马克思，真不知道这个叫做王茂荫的徽州人，会不会青史留名？
马克思博士在那段时间对于中国的事情一直非常关注。在王茂荫上书之前，马克思已经知晓了太平天国运动了。当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林凤祥和李开芳带领着北伐军从扬州出发，一路北上所向披靡并直抵天津郊外的时候，正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读书的马克思当时就写道：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
很明显马克思是从英国当地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但英国报纸显然将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形势乐观化了。咸丰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收拾财富逃到热河，而是派出僧格林沁的部队将这个单骑突进的北伐军歼灭。随后，形势逐渐趋于稳定，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王茂荫向咸丰上书一封。
马克思之所以知道并在《资本论》中提及这件事，按照一般的说法，这件事曾被当时驻北京的帝俄使节写进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1858年该书又被德国人卡•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成德文版发行，而后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看到了这本书。但根据上述的情况看来，由于马克思一直对于当时中国的形势极为关心，于是他很可能在当时的英国报纸上对于此事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在几年之后，由于他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关心，使得他对于这一段历史有了新的重温和研究。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赞同的，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他甚至说：“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成为经济规律。”
王茂荫是倔强的。这从他数次大胆上书阐述同一个主张就可以看出。这也是徽州人的普遍性格，也是一种入仕的理想和追求，“不求富贵终身，但求兼济天下”，当初王茂荫中了进士，离开歙县上京城去户部就职的时候，家乡人对于他是寄予很大希望的。70多岁的老祖母当时就拉着王茂荫的手说：“孙儿啊，我们不指望你发家致富，我们只想你能为朝廷多分点忧，为老百姓多分点忧，做一个好官就行了。”当王茂荫拿着咸丰驳回来的奏折时，他只有一声长叹。毕竟，这是皇帝的家天下啊，想为老百姓做点事，该是难乎其难的吧！
一个平庸的时代是做不成什么大事的，但英才的可惜就在于他偏偏处于一个平庸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情景，倔强的王茂荫只有仰天长叹。但王茂荫仍是幸运的，幸运的他走进了一本不朽的恢宏巨著。这样的结局，对于王茂荫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浦口
渐江到了浦口，江面变得更加宽敞了。渐江从西北顺流而下，练江则从北面迤逦而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融合了，平平静静，一点波澜都未起。沿江两岸，是肥沃的田畦，黄灿灿的油菜花像长疯似的。金光四溢的反差下，浅绿色的新安江倒显得有点忧郁了。那些深藏在河水中的忧郁是一般人很难察觉的。实际上不止新安江，任何一条河流，在本质上都是忧郁的。因为河流承担的东西太多，隐藏的也太多；一个东西，如果承担太多，隐藏太多，那它必定不堪重负，心事重重。这一点就像时间，这一条无形且无限的河流也是忧郁的，虽然它看起来那样理智而无情，但在骨子里，它充满了慈悲心，忧郁而悲悯。时间一直看着人们无助，也瞅着人们自以为是、妄自尊大。它总是善意地提醒，但却很少有人觉察到。一直到时间放下面孔，冷若冰霜地穿过生命时，人们才恍过神来———这些鼠目寸光的人们啊！
浦口曾经是热闹的。在历史上，这里也曾是一个重要的码头。当年，从休宁、黟县、屯溪方向的商贩们沿渐江而下，与从练江方向来的绩溪、歙县等地的商贩在这里汇合，然后，他们结伴而行，小船换成了大船，顺着江水继续东行。同样，沿着新安江逆流而上的船只在这里换成小船，分道而行，各回自己的家园。
下新安，一般都是在黎明或者傍晚，小舟缓缓地撑离码头，天际一弯不甚明澈的月亮，除了橹声，几乎就没有其他声音，偶尔有小鸟飞来驻足船头兀自啾鸣。船尾摇橹的艄公往往蓑衣竹笠，消消停停，有一搭无一搭地跟船舱里的旅人说着话。船舱里的人哪有心思回答啊，此时此刻，即将离家远行的游子们早已失魂落魄。

taojx · 2009-09-21 05:24

9/19: 屯溪-篁墩-花山-拓林-雄村-竹山书院-义城-浦口
水小(屯溪水文站15方每秒左右)滩多, 有点小白水的味道(每秒八米). 拓林以下水波不兴.
水比新安江明显清澈, 水草卵石历历在目.沿途几无一人一舟,鸥鹭忘机...

全程28公里. 早上出门晚, 十一点才下水. 没能按图索骥云寻幽访古, 实属一大遗憾.

taojx · 2009-09-21 05:52

前贴有注,转载自<行走新安江>
中国很难找到这样自然人文景观都如此丰富的河流了...

一江春水
从浦口之下，新安江就在两岸的翠绿中娉婷流过。从浦口到街口，算是新安江最漂亮的一段了。这是一条梦境之旅，昔时所说的新安江“山水画廊”，也就是指的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水，有诗，有画，也经常能看到漂亮的女子。好的地方总是与某种阴性品质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山好水美，自古以来，肯定会跟诗情画意联系在一起。最早的，是谢灵运的诗，他写道：“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意。”诗与景相比，可谓一般。在此之后，沈约来过，李白来过，有一首诗据说是李白写的：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艇入新安。宋以后，文人雅士们来得更多了，范成大来过，苏辙、杨万里、汤显祖也来过，范成大的诗写得稍好一点：“宿云埋树黑，奔溪转山怒。东风劲光影，晃晃金钲吐。”比较而言，这样的诗才像是空谷幽兰，散发着浓郁的芳馥。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安江水库建成之前，这一段江面还有许多浅滩，那些浅滩一直是“下新安”的鬼门关。到了新安江水库建成之后，这一代的河流变得深邃起来，水流也变得缓慢了。水柔软绵长，一如徽州人的性格，看起来是温婉温顺的叙事风格，但在骨子里，却是倔强而有主见。这一段江面原先一直过尽千帆，现在只是偶尔才有一叶孤舟划过，纯属展示水上的风景。当孤舟轻妙划过江水泛起涟漪之时，人们不禁会为如此美妙的景致惊叹。也的确，新安江的确是太美了。这是一条诗意的河流，它会让人忘掉它所有的功能和意义，只单纯地迷恋于它的美。也的确，美是自然界最高的理念，这是超越了所有内容的客观存在。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春天里，新安江的江面上总有一团浓浓淡淡的雾气，即使是阳光灿烂的时候，那一团覆盖于江面的雾气仍久久不散。这样的场景，使得河流上的木排、船只，以及船的帆影，常常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仿佛它们不是漂浮在水面上，而是飘浮在云彩之上，并且将驶去的，是一个神秘的天堂之地。这时候站在无人的岸边仔细听，仿佛能听到江面上传来的隐约箫声。徽州的高人隐士总是很多，他们喜欢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吹起竹箫。那箫声凄清幽静，似乎骨子里就有悲天悯人的成分，它就是用来警醒或者使人升华的。徽商在下新安的时候，也会带上箫或者竹笛，落寞的时候，就会取出来吹上一两曲。江边还会传来啼声，啼声在幽秘中，更显孤单幽长，仿佛有着撕心裂肺的感觉。当然，这都是过去的岁月了，假如时间的相对性是因为时空的转换而形成的，那么，过去的一切其实并没有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去触摸它———这样，想象就不是一种臆度，而是真实。过去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只不过，它转移到了别处，只能借助于我们的感受而存在。
在江边，除了大片油菜花开得疯狂无比外，还有很多古树葳蕤茂盛。很多年前开始，它们就一直驻立在这里，目睹着落花流水春去也。老树都是成了精的，天地万物，它们只要瞄上一眼，就肯定知道最终的结果；它们知道世情冷暖、人力无奈，但它们一直保持着缄默，保持着木讷。它们从不想自作聪明地发表议论，最多是，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地面对似水年华，掷下几声重重的喟叹。
一江春水，就这样迤逦着，向东边流去。
石潭
风景优美的石潭村位于新安江支流昌源河的上游。当车从北岸到老坑的公路拐入一条小道之后，一转弯，远远地，就能看到一座濒水的小村掩映在绿色之中。石潭村在桥的那边，不通车，只有一座桥连接着对岸。从桥上看，昌源河清澈见底，水面有浣衣的女子。这样的小桥流水是一座村庄最好的引子，就像一篇好文章，肯定会有一个不俗的开头。
石潭是一座不大的山村，只有近百户人家。我们很轻易地就把它走了个遍，与其他地方相比，石潭更具原汁原味，那条古街上还残留两座祠堂，因为多年未修，已变得相当破败了。祠堂的大门紧锁着，我也懒得进去了。石潭的著名，是因为攀上村后的山头，可以远眺新安江的春色，尤其是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疯长，从高处往下看去，河流如练，蜿蜒流过远方；而在河流的两岸，村庄如黛；有时候碰到雨后初晴，在山顶上，身前左右云腾雾绕，远山近山，如同仙境。
正因为石潭有如此胜景，所以近年来这个小山村变得非常著名，春节过后，每天都有上千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从这里捕捉新安江的春光。
我们的摄影师在山顶乐此不疲。在这里，似乎每一处都是拍摄的最佳角度，前后左右都是大片大片仿佛可以点燃的油菜花。新安江这一带由于耕地面积相对较少，种植也是见缝插针，很多油菜都长在山上。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很多地方，油菜花竟沿着山坡一直长到山顶，远远看过去，山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山”了！
中午，我们在村口的“摄影之家”饭店吃饭，这是真正的农家乐餐馆，只不过，在饭店的墙上，贴着很多照片，那都是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拍摄的，都拍得非常漂亮。因为爬山很累，一大碗饭让我吃得喷香。这的确是正宗的徽菜，在徽州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将饭菜做得活色生香。据饭店老板吴朱康介绍，“摄影之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的，到现在已有十几年了，曾接待了来自包括日本、东南亚、香港等地的摄影爱好者两万多人。他们把石潭的美景传播到全世界，也使得小小的石潭村在摄影界有着相当的名气。
石潭一日，是我新安江之行最轻松的一天。这也难怪，那一天，我更多的是与自然在一起。在油菜花开得无比灿烂的山顶上，迎迓着和煦的春风，神清气爽。在不断沿着新安江的行走、领会、思考、写作中，我的身体与思想负重太多。我突然想，其实对于徽州来说，那些破旧、潦倒的昔日场景似乎再正常不过，历史太长，家业太老，角落太多，徽州的管家人当然不会永远那么上心。毕竟，对于居住者来说，在某些时刻，那种沉重的文化是可有可无的。人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过去的时光里，从生存的意义上来说，人需要文化来滋润自己的生活，但不能让文化自缚手脚，将自己掷入一个不见天日的枯井。
昌溪
一路看来，濒临昌源河的昌溪古村算是新安江边一个很重要的村庄了。它的重要性在于，第一，这是一个千年古村落，它的历史相对较长；第二，昌溪的面积较大，人口众多，在歙县南部，它一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歙南第一村”。即使是现在，昌溪也有三四千人。第三，昌溪古村落相对来说保存较好，村落的水口以及古建筑都比较有特色，开阔而大气。正因如此，我们特地选择在昌溪仔细盘桓。
从地形上看，昌溪村坐落在一个袋形盆地之中，四周高山叠嶂，昌源河从村旁蜿蜒流过。整个村落像一只迎风飞舞的蝴蝶。这样的结构，是由它的对称性形成的：蝴蝶的头部，是昌溪引以为荣的水口，水口正好处于村落的中心位置。在水口一带，生长着两株高大的“千年龙风樟”，就像是蝴蝶的两根触须。这两株古樟树树径粗大，树干直入云霄；枝叶如冠，像两把巨大的伞，罩地近千平方米，夏能遮阴避暑，冬可挡风御寒。一年四季都有村民在树阴下悠然憩息，沉浸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宁静生活。
这样的村落看起来颇具农耕社会的典范意义。不仅如此，由于一直交通不便，昌溪村现在还遗留很多古建筑，真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古建筑博物馆。对村里最熟悉的，算是村干部郑万林了，老郑带着我们从村口一路看去，很翔实地给我们介绍。昌溪村可真大，要不是老郑带着我们一路走一路看，我们真会迷失在这个偌大的村落中找不到回头路。村里自明代所建的西静庵起，到村北海瑞手书的“务本堂”界止，形成一条长达3公里的古建筑群，据说共有各具特色的旧式民居800余幢、宏伟壮观的古祠16所、工艺精湛的社庙5所，除此之外，还有寺庵3所以及书院、学校和护城墙等。
昌溪人一直对于自己的村落感到自豪，他们说，西递宏村算什么，比起昌溪来，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集市。似乎的确是这样，昌溪不仅仅大，而且还有恢宏的经历。现在的昌溪，还留有当年朱元璋留下的大匾，上有朱元璋亲自题写的大字：第一世家。据说，皇帝为家族所题写的牌匾，仅此一个。这个牌匾是有来历的———朱元璋起兵后，南下浙江，在杭州一带败给了元兵，便顺着新安江退到昌溪休整。昌溪当地居民对于朱元璋的抗元义军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朱元璋在这里整肃了军队之后，重新向浙江进发，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浙江一带。因为如此，朱元璋对于昌溪百姓异常感激，他当上皇帝之后，昌溪吴氏家族去金陵找他，朱元璋想起了那一段最困苦的时光，百感交集，欣然为吴氏宗祠题匾一张。
一个村落的恢宏，主要是看村里祠堂的规模。从这点说，昌溪还真的不同凡响。光是古祠，就有三处独具特色，它们分别是元末的“太湖祠”、明代的“六顺堂”以及清代的“寿乐堂”。其中，“太湖祠”是为纪念昌溪吴氏始祖而建。相传昌溪吴氏是南宋末年从浙江溯江而上的，到了昌溪一带后，觉得此地风光优美，古树林立，非常适宜居家，于是吴姓人氏便在此地安居下来。始祖去世之后，后人把他安葬在“太湖丘”旁，到了元朝末年，兴旺发达的吴氏为了纪念这个泽被后世的始祖，便在这里建造了雄伟的“太湖祠”。
太湖祠是典型的元代建筑，这在以明清建筑为主的徽州，似乎并不多见。它昂首向天，十分孤傲。祠前的广场很大，可以容纳六七千人，祠外主墙角高高崛起，8只大鳄昂首凌空。祠分三进两门堂、五间六厢，为砖木结构，其中梁坊、柱础、斗拱、雀替、博风、屋面上皆有精致的雕刻，最难得的是后进梁拱上雕饰的“百兽图”，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寿乐堂”虽建筑较晚，但其工艺、选料、造型更为讲究，从各方面说，它都堪称经典，曾作为代表性江南祠堂收录进《中国建筑史》。该祠堂整体结构分为前后三进，在祠前，有一座木质牌坊，这在徽州的牌坊中，还不多见。《中国建筑史》评价说：造型布局之合理，雕刻技艺之精湛，保护如此完好的木牌坊，在全国也仅此一处。木牌坊全由楠木制成，四柱为木质，用抱鼓石支撑，上部也是木质，架置重檐木坊，八角翘起，甚是雄伟。
昌溪的古风遗韵，从总体上说，给人的印象是太浓太美，浓得像一壶优质的乌龙茶；古得像一坛陈年醇酒。但在表面的秩序与美的后面，也有着深层次的冲突。毕竟，由宗法制度所进行的管理方法并不是最科学的，那种表面的和谐之中，往往隐藏着很多不可告人的血腥和压制。
在昌溪，我听到一个“血衣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昌溪流传甚广，几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昌溪人都听说过，它就像一块铅云，沉沉地压在每一个昌溪人的心头———
昌溪吴氏宗祠到了明朝之后，分支为太湖、庠里两大祠堂，以庙坦坑为界。两祠关系一直不甚融洽，但却共用村中的庙坦祠作为宗族仪式之地。两祠立下了族规：庠里祠农历正月十五在庙坦嬉灯，太湖祠的人不得上庙坦观瞻；农历正月十八，太湖祠在此嬉龙，庠里祠的人也不得上庙坦凑热闹。
明代末年的一个元宵节，即庠里祠在庙坦举行灯会的日子，太湖祠有个顽皮青年出于好奇，央求庠里祠一个好友带其前往庙坦观灯。朋友让他事先躲在菩萨的案桌底下，外有布帘遮蔽。灯会开始之后，躲在暗处的太湖祠青年被发觉了。站在一旁的侍卫手持竹叶枪，透过布帘，朝案桌底下刺去，当即刺中了这个青年的腹部，并倒钩出肠子。太湖祠青年忍住疼痛，一手扶住腹部从案桌底下冲出，另一只手随手抱了一个在场的痒里祠小孩，一口气飞奔到了太湖祠地界。等他奄奄一息向族人讲完事情经过之后，气绝身亡。太湖祠人被激怒了，他们召集了族人，在河滩上燃起了大火堆，将青年抱回的庠里祠小孩投入火堆，以示报复。
两祠械斗，出了人命，官司打到徽州府。两祠长老们对簿公堂，唇枪舌剑。庠里祠认为：太湖祠青年犯了“族规”，死得活该，而太湖祠人烧死小孩，理当治罪；太湖祠辩解道，本族青年只是出于好奇，庠里祠夺人性命，太不应该；而且烧死小孩之事，明显缺乏证据。最后徽州府知府作出判决：若太湖祠交不出小孩，则由庠里祠从太湖祠任挑18名青壮年砍头；若太湖祠交出小孩，则由太湖祠从庠里祠任挑18名青壮年砍头。宣判结束，太湖人却交出了小孩，庠里人输了官司。原来，当时太湖祠巧用一计，拿一只小猪用衣服裹了投入火堆焚烧，而那个抢回的小孩却安然无恙。
依据判决，太湖祠从庠里祠精挑细选了18名青壮年男子，那都是专捡独苗，然后开刀问斩。这就是昌溪历史“十八条好汉”惨案。据说庠里祠因此绝后上百户，一时衰落不振。又据说，一直到文革前，庠里祠的后人仍保存着这十八条“好汉”的血衣，伺机报仇血恨。
我不知道昌溪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但徽州在宗法制度之下，血腥事件时有发生，类似的惨案并不意外。在任何一个古村落中，都会有经常性的惩戒，将人沉塘或者处死等等。这样的事情，与村口美丽的风景相比，更像是暗流涌动。由宗法制度管理下的社会，哪会有真正的和谐呢？有的，只是河流表面的平静，而在深处，压抑人性的，却是一条刻板的道德和暴力。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和谐之道总是充分尊重人和人性的，并且是科学合理的，一种扭曲压抑人性的社会，所呈现的所谓和谐，只会是浮风掠影，镜花水月。
北岸
新安江流域的村落，和中国东南部所有汉姓居民村落一样，几乎都是血缘关系的聚集，一村一个姓氏，一个宗族。这样的结构，也算是一种基层的政权组织。
费正清在谈及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时，曾经有一个观点，他说中国政权的架构，看起来是皇权大似天，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其实并不是这样，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对于社会运转起着至关作用的，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宗法制度。
在北岸，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北岸现存的著名古迹，除了那个非常著名的廊桥之外，便是它遗存的两个祠堂———吴家祠堂和潘家祠堂。这两个祠堂从建筑上来说，宏大精美，各具特色。它们分属北岸村的吴姓以及离北岸村不远的大阜潘姓。宗族在徽州乃至中国所起的作用，从这两个庞大的祠堂，同样可以管窥一斑。
北岸最著名的，算是吴氏宗祠了。吴氏宗祠的正面墙体呈八字形状，两边檐角如飞翔的翅膀，迎面墙体上装饰着奇花异草、八仙宝器等图样的砖雕木刻，虽经风雨剥蚀，仍旧精致华美。从结构上看，吴氏宗祠是典型的徽派祠堂，它分为门厅、享堂和寝殿三进。穿过厚实的大门，两旁是精刻细镂的厢房。厢房是筹备祭礼仪式的地方，在这里，预备着祭祀的各式供品。拾级而上，是能容纳千余人的享堂，吴氏宗祠的享堂名为“叙伦堂”，堂上两排十余根屋柱每根均需两人方能合抱，梁架勾勒迂回，气势端庄。享堂之后，石阶天井之上，是安息吴姓列祖列宗灵位的寝殿。即使是在灵位席上，先祖们也有如生前般严格的等级辈分。
据村里吴姓介绍，每年冬至，是北岸村吴姓祭祀之日，天刚刚放亮，吴姓的男女老少就在锣声的招引下，齐聚在宗祠前的广场上，广场插满旗杆，每一个旗杆，都是为了纪念吴姓人氏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时间一到，鼓乐齐鸣，祠堂大门庄严打开，人们在族长的引领下，秩序井然地进入享堂。钟、磬合击三下之后，主祭宣布祭礼开始。其后依次是歃毛血、降神、参神鞠躬拜、读祝、化财、望燎……这都是礼仪的程序，复杂繁缛，进行得一丝不苟。其间，猪、羊、鸡、鱼、馔、帛等祭礼一字排列在祖宗的牌位之前，焚烧的烟火在祠堂里弥漫缭绕。然后，便是朗读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训》：“考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接着朗读宋儒陈古灵的《劝谕文》：“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考；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领保相助；勿好争讼；勿以恶壮凌善，勿以富骄贫；行者逊路；耕者让畔，斑白都不负载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
除了每年的冬至祭礼之外，吴氏宗祠大门开启之时，往往是族中发生或即将发生大事之日。享堂上有八把又高又大的木椅，是族长和执事们议决村中事务的座位。在这里，族中长老们通常会对吴姓家族的一些重要事宜进行议政，比如说鳏寡孤独需要捐助，亭榭路桥、农田水利需要修缮等等；而一旦族中子弟有“作奸犯科，败先人之成业，辱父母之家声”的行为，则被“众执于祠”，甚至可以施以剁指、剜目等残酷刑罚。
这边是吴家祠堂。只是一水相隔的大阜村潘家祠堂里，进行的，几乎也是同样的内容。
潘家祠堂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清咸丰年间被兵燹所毁，同治年间潘氏族人集资重修。潘氏是徽州的大姓，而它的“根据地”，就是大阜了。潘氏同样也有着来历，据说源于唐代的一位刺史，原来生活在福建一带，后来曾在徽州为官，因为黄巢起义，无法还乡，便就在北岸附近的大阜定居下来，在此之后，陆续散落在徽州甚至江南各地。在大阜，我们见到了现在的村长，他替我们打开了祠堂。潘家祠堂最独特的地方在于中进大厅的雀替之处，雕有百匹形态各异的骏马，精美异常，俗称“百马图”。在徽州祠堂中，木梁、雀替上雕刻马的形状，比较少见。可能是因为潘家早年的祖先属马吧，或者是潘家对于马特别有情感。
数百年来，大阜潘家有许多人侨居异地他乡，并且在当地落户生根。这些侨居他家的潘家人，有很多能记得自己的来历，他们时常回到大阜潘家总祠祭祖。清光绪九年（1883），侨居苏州的潘介福在回到大阜的潘家祠堂祭祖后，曾经作有《癸未省墓日记》，在日记中，潘介福详细地描述了祭祖的过程，这对于了解过去的风俗和宗法制度，有着参考价值：
八月十四日……晚诣宗祠。明白秋祭，敬观陈设：中堂设香案，陈纸瓶中。问之，曰祭瓶。一香案，陈祭器数盘……
十五日，四五人起，肃衣冠，诣宗祠。有顷，奏乐、参神、迎神三匝。主祭一人，副主祭一人，分献四人，执事八人，分立堂左右，行三献礼。由堂下至内寝，乐人随同升降，共十余次。祭时天色已明，行阖门礼……
祭祖仪式繁琐无比。但在宗族看来，如果没有这样的繁琐，就不足以表达后辈的静穆和谦恭。
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国的宗法制度进行一点简单的剖析———当一个新王朝历经战乱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最迫切想解决的问题一般有两个：一是上层权力的架构和分配；二是最基层的组织方式和道德方式。尤其是后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赵姓的宋朝是这样，朱家的明朝也是这样。中国的宗族制度从宋开始兴旺，到了明，算是登峰造极。宋初，从汉代起沿袭将近一千年的门阀制度彻底消失，这时候，宗族组织取而代之，成为社会的中坚支撑。在这个过程当中，北宋初期的理学兴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理论阐述之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当时很多大儒都身体力行推波助澜。范仲淹、欧阳询和苏轼等，都曾大力提倡宗族的地位和作用。北宋理学家吕大钓就曾在陕西蓝田推行宗族制的《乡约》，“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到了南宋，朱熹在构架成理论体系之后，立即在南方倡导“吕氏乡约”。而徽州，则是朱熹竭力推崇的地方。朱熹后来数次来徽州并在紫阳书院等地讲学，用意也在于此。明朝建立，面对的是道德和基层组织架构的废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朱氏王朝同样也想在最基层建立一种稳固的组织和道德架构。于是朱熹的思想被推到了“神”的地位。从朝廷到地方，颁行了很多《族范》，完备地确立了家族的组织结构和各种职能。到了清代，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当中对于宗族的任务有更为明确的规定：“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正是在这样一波又一波的号召与推动中，宗族组织实际上成为管理农村一切社会事务，触及乡民生活各个方面的主要和潜在力量。从敬宗睦族、伦理教化、社会治安、农田水利、抚老恤幼、赈灾济贫、审理争端，直到干涉寡妇再嫁、兄弟析产、组织打扫卫生等小事，都由宗族来安排。并且，宗族还拥有公田、义田、祭田等大量公产，用于祭祀和公益事业。
……离北岸不远处，就是新安江了。与曾经沉重的徽州不一样，新安江一直是轻松的，是愉快的，它能将所有的沉重化于无形，超脱于一切情感之上，也超越一切道德之上。它一如既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它就这样不怨不嗔，缓慢而优雅地流动。无边落木萧萧下，轻舟已过万重山。在它的两岸，徽州的历史如水般流动，它与新安江一并东去，飞溅起万朵浪花；这样的浪花，又会在激起惊涛骇浪之后，重归于平静。从本质的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河流都有着起点的意义，它既是空间上的起点，时间上的起点，同时也是思想的起点，以及才情的起点。
三潭
沿着新安江往下走，一过南源口，就进入著名的“三潭”。三潭，是三个地名瀹潭、漳潭、绵潭的简称，这一带是著名的“三潭枇杷”产区。三潭枇杷自古有名，宋罗愿所撰的《新安志》上就有记载。这一带新安江边的地形，山坡低缓，红白沙土，水雾缭绕，温度、湿度和土质都非常适宜枇杷生长，所产的枇杷果大内厚、香甜爽口、细嫩多汁，闻名天下。
三潭，不仅仅是枇杷有名，景色也很迷人。新安江山水画廓中，最有名的，就数这一带。新安江在这一带更加深邃，两岸的山上，密密地长满枇杷树。倘若到了五月底，枇杷成熟之后，两边数十公里的山上，挂满黄澄澄的枇杷，如星斗闪烁，如玛瑙灼灼。当代诗人流沙河曾经激情四溢地写道：“浔阳琵琶三弹，歙县三潭枇杷；琵琶、枇杷，留连难返，主人忘归客不发。”
新安江在三潭一带，水流变得更加缱绻，也变得更加温柔。两岸是密不透风的绿色。沿江两岸，芦苇、蒿草、刺槐和一丛丛灌木交织在一起，它们一直试图用生命的本色来补偿巨大的寂寞；而野花，也不甘寂寞地开放了。旷野里有了牛羊和炊烟的影子，那些白墙黛瓦的房子总是隔江相望，面面相觑。人也好，牛也好，往往在一愣神间，新安江就慢悠悠地滑过了，只剩下满江的惆怅在江面上如烟一样，缕缕不散。
当然，最好的感觉是有雨的日子了，要是有雨，一把油纸伞撑起一方诗意的空间，四周都是绸缎一样的雨帘，那么，在氤氲的雾气中蒙恍惚，人在新安江边，真有点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了。
在这样美丽的风景中，古迹自然退居其后了。“三潭”并不是没有古迹，但凡来这里的人，都是来看美丽的风景，懒得去追旧怀古了。三潭的古迹因此也很少被人提及。值得一提的是三潭一带的古树。车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一不留神，就会在路边或者村落中看到一簇郁郁葱葱的老树，那些老树似乎都在数百年以上，树干虬劲，枝叶茂盛。从品种上说，这些古树有樟树、银杏、槐树、柳树、黄檀等。老树的存在，让人们情不自禁地变得庄重起来，在内心收敛起狂妄。那些老树，绝对是有着神灵意义的，它们不仅仅有阅历，有思想，更有难以诠释的神秘。尤其是漳潭所在地的一棵古樟，堪称“徽树之王”———这棵古樟历世已有数千年了，至今仍生机蓬勃，它树干粗硕，枝叶繁茂，蟠如伞盖，树干高达36米，冠阴盖地达1800多平方米，围长9.5米，需12个小学生手拉手才能合抱；4根主干如4条蛟龙一样在空中腾舞，周围的建筑全都匍匐其下。这样的奇景，曾令前来考察的全国林业专家也赞叹不已。
这就是三潭，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三潭。当年下新安的徽州人每每在雨季穿行其间时，经常会产生一种幻觉。歙县籍诗人汪洪度写道：渔火半明灭，海月上山背。家乡送别人，已隔青峰外。这样的诗，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当然，有时候，船也会停下来，下新安的那些徽商们，会在这里买上一点枇杷带着。他们把家乡的水果揣到包裹里，一直带到目的地，不到万不得已时，他们真舍不得吃。三潭的枇杷味道真好啊，哪怕只吃一个，就会满嘴生津。更何况，枇杷里还有家乡的味道，当嘴唇沾上这样的滋味，家乡的人与景就会扑面而来，甚至时空也会扑朔迷离———烟雨迷蒙中，有莺飞鱼跃；云卷云舒中，看满江美景。恍兮惚兮，梦里不知身是客。
深渡
初春的日子里，深渡码头并没有我想象得那样热闹。中午的码头像是也在午休似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看到游轮进出。码头的尽头，可以清楚地看到江水的流向，新安江是从右手方流过来的，而昌源河则在左手方向，它们就在深渡合而为一，然后，静静地，流向千岛湖。
尽管天热之后游轮众多，但现在的深渡，显然已无法跟数百年前的深渡相比。当年的深渡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一艘艘商船扬起风帆，一方方浮排架起长橹，如影随行，顺着新安江排挞而下。
《四库全书》编纂、戴震弟子、歙县人凌廷堪曾有诗，以《深渡》为题，叙述当年下新安的情景：客子溪头晚放船，缓摇双桨下长川，一湾流水清见底，两岸乱峰高刺天。饷妇携筐迥旧袖，村翁塞社敛青钱。香醪莫惜频沽满，今夜蓬窗趁醉眠。
实际上当年的深渡远没有诗中描述的浪漫，除了游山玩水的文人骚客之外，凡是徽州人下新安，都视深渡为“鬼门关”。当年徽州人离开深渡，最忌讳带两样东西，一是茴香，茴香即“回乡”的谐音，在外不能出人头地，哪有颜面回故里。另外一件东西，就是萝卜了，萝卜又是“落泊”的谐音，飘零在外，落泊无为，无异于自掘坟墓。作为新安江在徽州的最后一个渡口，对于下新安的断肠人来说，深渡显然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旦富裕，深渡便是荣归故里的凯旋门；而对于落泊异乡，甚至客死他乡的新安人来说，深渡，便是一面永远飘摇的招魂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