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故事

西边雨 · 2009-10-14 14:10

《看不见的城市》里，马可波罗是个妖言惑主的家伙。他仗着旅行经验丰富，见识多广，就哄那深宫为牢的可汗，给他描绘了一个个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异域之城。

庞大的帝国，无限的疆土，是所有国王的梦想。而马可波罗交易的，正是梦想。

（二）

巴黎的清晨，要到了六七点，方能褪尽黛衣，换得素白。而这两天，都是绵绵细雨，将青石板路洗得熠熠发亮。

酒店藏于座落在蒙马特高地的一栋建筑里，出了大门，就能看见高地最瞩目的建筑—圣心教堂。走上去，也只需要十来分钟，附近的街区和咖啡馆历来都是艺术青年扎堆的地方。这里是我喜欢的巴黎街区。

酒店内吃过早餐，我们决定去拉雪兹神父公墓。

巴黎的公墓不止拉雪兹神父这一个，但无疑，它是最有名气的。这里的名人比别处都多，都要有名啊。

当时不知道，回家一翻资料才沉痛无比--我们错过了巴尔扎克、雅克-路易.大卫、欧仁•德拉克罗瓦和巴黎公社社员墙，至于普鲁斯特和比才倒是自己掂量再三而舍弃的。公墓占地118英亩，把他们都找出来，也不容易。

维也纳的中央公墓也去过，就为了在贝多芬的坟前放一束花。两个公墓一对比，拉雪兹神父公墓的绰约风姿就突显出来了。要不说巴黎人风雅呢，连个墓地公园都格外迷人，萧萧秋雨此时，也很应景了。

公墓太大，名人也分散，于是在入口处都竖有广告牌，特意将他们的位置标出来，方便游人吊唁缅怀。我用相机拍了下来，就随着数码地图，在纵横阡陌的坟墓中寻寻觅觅。

我不知道自然界中有何种动物会给自己一个葬礼，但人类有史以来，都无比重视殡葬之礼。拉雪兹公墓是拿破仑建的，因为市内的那些集中的墓地已经造成疫情蔓延，所以决定要在郊外另建一个大公墓。可是，当初，愿意入住这里的死者还真是寥寥无几，

政府自然深谙她的子民天性虚荣和好附庸风雅，在1804年将莫里哀迁来此地，从此，它才艳名远播。

生前死后，都要和名人套近乎，这就是巴黎人。

公墓里流浪猫不少，最意外是遇到一痴缠的虎斑。我先和伊窄路相逢，各自僵立，然后，我小心翼翼地回过头来，和H低声说，嗨，你快过来一下，这里有只猫。

谁知道，猫字一出口，伊就应声而来，随着那千回百转的娇声呼唤，她顺势滚到我脚边，然后扭着身体，歪着头，与我的小腿厮磨。

简直是赖着不走了。

此情此景虽让人乐，心里也不免难过，伊必定饿了，才如此放下身段，百般施媚。对于一个猫而言，这是难为情的事情啊。

可我们束手无策了，谁会想到在去公墓之前还要先准备好鲜鱼呢？只好狠下心来与她告别，继续寻觅王尔德去。

在途中，我们遇到了Edith Piaf。她在巴黎人的心中自是重要，从墓前的鲜花就可知。据说，她下葬当日，巴黎的交通全线瘫痪，超过四万巴黎市民涌去拉雪兹神父公墓来为他们心中的偶像送别。

意外的是，在她的墓旁竟然躺着另一个音乐人：Henri Salvador。我竟不知道他已离开，和他的妻子合葬一起。我也不曾知道，原来他是生于1917年。他成长岁月，伴随着爵士乐最黄金的时代，无怪乎，他的音乐有种旷世才情在里面。那是来自世纪初的声音啊。

终于见到王尔德同学了，尽管在之前已经对他的墓有种种想象，可在见到的那一刻，还是不禁莞尔。果然是玩世不恭的王尔德。

那重要部位已经被砍下来了，有关方面认为实在有伤体面，结果却引来巴黎市民的抗议，政府只好罢休，没有再进一步行动。生前拿他没有办法，死后也只能忍受他的嘲笑。这位风流浪荡才子做什么都能得到人们的包容，不为别的，就因为一部《莎乐美》。

几年前，曾读过这部《莎乐美》，写得实在惊人的美，王尔德的语言辞采可谓举世无双的。你们且看他怎么形容那陷入爱情之忧伤里的莎乐美：“How pale the princess is !Never have I seen her so pale. She is like the shadow of a white rose in a mirror of silver”。

银镜中的白玫瑰之像。即使直译过来都是的带有诗意的。

他那白色大理石所造的墓碑上，印满了红唇。泉下有知，诗人该多么厌恶啊！

（此楼两幅图片作者：晃人）

备注：

拉雪兹公墓还有一大亮点，是关于法国最让人唏嘘的一个爱情故事---他们的经历真可谓“至死不渝，生死相依”，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都要动人几分。

Heloise 和 Abelard的故事，发生于12世纪。一个是家庭教师，39岁，音乐家和诗人，又帅又善于言辞；另一个是牧师之侄女，只有17岁。男主角被牧师请来家中教书，结果，没多久，女主角珠胎暗结，一年后就产下爱情的结晶。牧师震怒，让有关机构逮捕了Abelard，还将他阉了。

这对恋人从此天各一方，但两人的爱情依然靠书信维系。1142年，六十三的Abelard死了，Heloise偷偷将他的尸体运到自己所处的修道院。1164年，同样是六十三岁的她也死了。两人的遗体就合放在一个棺木里，从此拥有了颠沛流离的命运。

几经周折，历时千年，总算于十九世纪，被后人合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

西边雨 · 2009-10-17 10:25

算了，在第三篇游记出来之前，我先插播：《马拉之死》。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算作补充吧，本来是博客文章，不打算放游记里的，但各位看官太闲了....

西边雨 · 2009-10-17 10:31

10月11日

在开始讲故事前，先来看一幅画：《马拉之死》。此画，据说存于卢浮宫，可诡异的是，我10月5日进卢浮宫时并未看到此画，按道理说，如此一幅名画，即使不能与尊贵的德乔孔多夫人共享荣光，至少也该跻身于《自由女神引导人民》与《大宫女》之中吧。

雅克-路易.大卫有比之更重要的作品--《皇帝拿破仑一世加冕》和《萨宾妇女》，也许就是马拉之死不能堂而皇之地摆在显眼处的原因。

马拉生于1743年的瑞士，死于1793年的巴黎，是个长袖善舞的人物，既是宫廷医生，又是物理学家和法学家。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立刻投身政治，写了不少引导舆论的文章和书，后来还出版报纸，专门煽动法国人对贵族和皇族的愤恨，同时大肆宣扬暴力革命的正义性。而他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了你的斗志，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

后人称他为煽动叛乱者。

马拉据说是个“个子矮小、形体畸形、面容丑陋”的家伙（short in stature, deformed in person, and hideous in face）。他还患有学名为“疱疹性皮炎”（dermatitis　herpetiformis）的皮肤病，必须每日花不少时间泡在掺有药水的浴盆里以缓解病痛，因此，大多数时候，他也是在浴盆里处理各类与革命和政治有关的事务，例如记下可疑的“反革命分子”名单等。

让马拉死于浴盆的女子叫夏洛特.科黛，据说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政治女青年，她母亲是贵族后裔，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去，她父亲只好把她送到在诺曼底的姑母处，她在当地一个修道院里读了许多伏尔泰、卢梭的著作，完成了政治启蒙，拥有了温和的民主思想。科黛虽不是保皇党，但她不能忍受血腥的镇压，包括让法王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和1792年的大屠杀（总计约一千二百名多数属触犯普通法而被捕的罪犯未经审判便被屠杀），对于当时法国血流成河的革命暴乱事件，她认为马拉是元凶之一，他的煽动言论，让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也让许多无辜的生命葬送断头台。

出于这种憎恨，1793年的7月12日，科黛爬到马拉所住的那栋房子的二楼，要求见马拉，遭到贴身仆人的拒绝，理由是先生病了，不能见客。第二天，科黛再去，同样遭到拒绝，而这回，在浴缸里躺着的马拉听到外面传来的女子声音，就让人给她开门。进去以后，科黛坐在浴缸旁的小凳上，对马拉说，先生，我有一样东西，它能打动你心。然后，她就拿出一把短剑，直刺马拉心脏。

事后，科黛没有逃跑，静待抓捕。据说，在“革命法庭”受审时，科黛是这样为自己刺杀马拉的行动辩护的：

问：“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

答：“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

问：“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

答：“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问：“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答：“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接着，她就像罗伯斯比尔要处死路易十六国王时说的，大声说道：

“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

1793年7月17日，夏洛特·科黛被送上断头台。

故事讲完了，我不能说它是精确的，因为，我发现这个刺杀的经历有许多版本，细节都不一样。甚至是对马拉之死，法国人民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同是雅各宾派的雅克-路易.大卫本来就是马拉的好友，常到他家中商量政务。事件发生后，他马上到了马拉家中，开始着手创作《马拉之死》，几乎是将他描画成殉道的圣人，一个受难的英雄。而另一位影响力相对较弱的画家波德利却创作了一幅《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则将科黛塑造成一个英勇无惧的不凡女性。

这一段历史，应是不少人所知晓的，我之所以对它产生兴趣，其实，与一本书有关--《Walks Through Lost Paris》by Leonard Pitt。要说这本书，还得先介绍巴黎赫赫有名的莎士比亚书店，在LP手册里，高居巴黎“十大必看”之亚军。这家书店历史悠久，亨利米勒称它为“图书的仙境”，但真正让它成为传奇的是1922年莎士比亚书店出版了《尤利西斯》，当时，根本没有其它出版商愿意付梓这本现代派文学之高峰。1941年纳粹关闭这家书店前，它是海明威笔下“迷惘的一代”聚会地点，而在1951年重开后，又吸引了一群“垮掉派诗人”。可以说，这家书店，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和文学是没完没了的纠结。

巴黎的第二天上午，刚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拜访完王尔德同学，文学的兴致正盎然，转身就来寻觅这家传奇书店，感受一下诗人们遗留下来的气息，其实，他们离开并没有多久呀。

（附图：莎士比亚书店）

历史类书籍是放在书店的第一排书架，而我正好想找点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书，就驻足不前了，而这本《穿行逝去的巴黎》，被放在书架前的当眼处，显然是书店的重点推荐。

我拿了起来，翻了几页，原来是讲逝去的巴黎街区。作者是个美国人，曾旅居巴黎多年，后来因缘巧合，他发现自以为历史悠久的巴黎街区，只有区区一百来年历史，我想，这真相让他有点吃不消，随后，他一头埋进了国家档案馆，翻大量的旧资料和影像档案，东拼西凑，终于将那个失去的巴黎找了回来，再结合今日巴黎，成就此书。

确实是一本很适合即将造访巴黎的旅行者观看的书。

今晚，读到34页的“Rue de l'Ecole de Medecine”。这是一条街名，与Haussmann大力建造的Saint-Germain大道相交错。这条不显眼的小巷，却曾是污血横流之地，也是赫赫有名的谋杀马拉事件的发生地。因为，当年，马拉就住在这条街上。他的房子可以在下面这幅图中看到，就是街的尽头，那栋带尖尖角楼的房子。房子在马拉死后依然屹立，一直到1876因扩建医药学校而被拆除。

不过，马拉却不是这条街最有名的住客。那个最有名的住客是丹东，他的邻居。请留意左边那些带有拱形窗的建筑，革命者丹东同学和他的妻子Gabrielle就住在其中的一座二楼。这条街因丹东而得名，所以后来在小广场竖了一座丹东的雕像，那条街上还有一家丹东咖啡店，几乎上百年历史，有幸避过Haussmann的辣手而存留至今。据说，司法部长丹东被政敌以叛国之罪逮捕，并送上断头台时，对罗伯斯庇尔说过这样的话：我失去头颅的同时，这个国家失去了它的理性。当它的理性恢复时，也就轮到你的人头落地了。（I lose my head at the moment that the Nation loses its mind.When it recovers,you shall lose yours.）

这条街除了丹东和马拉外，还住了另一位与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的人，他是一名狂热的律师，名字叫Camille Desmoulins，正是此公在1789年的7月12日，率先在Palais Royal garden发表了他的公众演说，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攻打巴士底狱。

他也上了断头台，黄泉路上做伴的，还有他年轻貌美的妻子。

十八世纪，法国的断头台还真没闲着啊。

备注：关于攻打巴士底狱，后人总喜欢将这件事情上升到大革命的象征的高度，其实，真实原委是因为巴士底狱上头搁了一门炮，狂热的民众觉得那威胁他们的革命，就把它打下来了，结果，当时的巴士底狱才关了7个微不足道的犯人。

西边雨 · 2009-10-22 05:00

“你是为了回到你的过去而旅行吗？”
可汗要问他的话也可以换成：“你是为了找回你的未来而旅行吗？”
马可波罗的回答则是：“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

---《看不见的城市》

（三）

经过漫漫长夜的奔驰，我们完成了时空的转移，从布拉格晴朗的天，来到巴黎幽暗的黎明。

六点，到达巴黎。地铁上已有许多上班族，脚步匆忙，面无表情。

有点纽约人的派头。不过，巴黎人在地铁里不爱看书，顶多翻翻报纸。我理解那其中的逻辑：书，不可匆匆读，要悠闲地读，躺着读，喝着咖啡读，听着音乐读.....地铁时间，很零碎，正适合发呆和想点人生哲理。

你看，表面上像纽约人，骨子里还是不一样的。

巴黎地铁坐多了，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人。他们一上车来就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一边说，一边挥着手在车厢里来回走，显得很有力量。我初遇见时，以为法国大革命又要来了。革命了～～七八年就来一趟～～亲爱的巴黎同胞们，让我们与罪恶的资本主义决战到底吧～～～

但是，这些貌似吉普赛人般萧条的Proletariate并没有坚强的决心，往往演说了一通，看满车厢人岿然不动，也就灰溜溜地撤了。

这样一种行乞方式，还真是够戏剧化，够巴黎的。不愧是诞生莫里哀和大革命的城市。想当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整个巴黎就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多少人随便捡块高点的台阶就一跃而上开始对围观群众进行动辄七八小时的长篇演说。那是个人人都想争夺话语权的年代啊。

这样一种传统承传至今，连行乞的人都要站到道德高点，不管有钱无钱，先来给你们一通演说。

当然，这都是我的想象，毕竟，我一句法语听不懂，实在无法肯定他们在说什么。

七点多些，我们找到了藏身蒙马特高地的旅馆，天依然晦暗，风中有毛毛细雨。办理了入住手续，放下行李，洗漱用餐后，我们就往卢浮宫去了。精神矍铄，心情愉悦。尽管巴黎已经是我们旅程的尾声。

以往旅行，无论哪里，只要有大博物馆，总要进去看看，其实，从不觉得多么愉悦。唯有这次欧洲之旅，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人看博物馆太痛苦，两个人看博物馆乐陶陶。

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在比现代派更现代的当代派横空杀出前，其实都很适合拿来八卦的，以满足嚼舌之瘾。越古典的，越适合八卦。

艺术，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要世人仰望的，那样颈椎容易出问题。它不过是对人间疾苦的一种抚慰罢了。也许，教堂里的宗教绘画不少为了警世，凶神恶煞的，但再黑暗无声的中世纪，我相信，也有悄悄的耳语或者沉默的腹议围绕着一幅幅的巨著。

啊，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很强壮，啧啧，达芬奇的圣母，将少女的清纯和天赋的高贵都融合一起了，嗯，我更喜欢达芬奇的《天使报喜》，那天使穿得多么华丽啊……诸如此类的评头品足，是看博物馆的一大乐趣所在。

我相信，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之所以能成名作，和当时弗洛伦萨城好议论，好围观的妇女同胞们颇有关系。连我这个隔了几百年的人，回过头来再看这身体，都依然感受到那不折不扣的匀称和流畅，可以想象当时的弗洛伦萨妇女为之多么倾心啊。

八点多，卢浮宫才刚开门，我们就进去了，在入口买了一本中文版《指南》，然后捧着书，一边细看，一边私语，心无俗念，完全沉浸在这种乐趣里，仿佛，此时此刻，宫内所有宝藏都属于我们。

唉，拿破仑贵为皇帝，他在卢浮宫所获乐趣也不过如此，何必为此南征北战？难道他就不能环保一点？要看名画，和各国大公招呼一声，让他们送过来就好了嘛。

德乔孔多夫人的画像，比起当年，又多了一层护栏的保护。现在，要清楚地看她一眼，变得更为困难。我干脆就不凑热闹了。

在卢浮宫里无数的宝藏里，让我极期待的其中一幅是《拿破仑一世的加冕》。这位法国皇帝，连同他的名言，都为国人所熟知。但我对他的好感，现在想来，乃是源自幼时读法国文豪司汤达的名作《巴马修道院》，书中栩栩如生的描述了当时整个法国对拿破仑的崇拜之心。

文学是另一种带有倾向的历史。通过文学家之笔，可以看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真实现象，真实人心。

卢浮宫本身，也充满故事。作为巴黎最长寿的建筑之一，它建于1202年，完成于1993年。最开始的用途是在军事上，它是菲利普•奥古斯特二世皇宫的城堡，抵御来自北方的游牧人的侵扰。

由于巴黎的扩张，查理五世又建造了一个新的城墙保护巴黎，因此，这城堡本身的用途就失效了。于是，他就改建它为皇宫，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手术。但是，后来的统治者对于卢浮宫没有多大兴趣，于是，被冷落的卢浮宫渐渐成了武器库和监狱。然后来了一位爱好文学艺术的佛朗索瓦一世，他又要将卢浮宫改建成一座华丽的宫殿，好在里面安置他的那些心爱之绘画。此公甚至将达芬奇邀请到法国来居住，据说，大画家后来还是死在他怀抱里的。

佛朗索瓦一世的想法还未实现，他死了后，继位的皇帝又改弦更张，有了别的主意。到了后来，卢浮宫简直成了一个大杂烩式的建筑，远远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面貌。每随着一个新皇帝的到来，卢浮宫总要经历一次修改，所以，它的模样一直处于动荡的变化中。

有一次，路易十四还将意大利建筑师贝尼尼邀请过来，而贝尼尼是个傲慢的家伙，他要把整个卢浮宫都拆了重建。法国人不堪承受，只好在大力奉承建筑师的同时，想方设法地将人不失体面地送走。于是，贝尼尼揣着荣誉和沉甸甸的黄金离开了巴黎，什么事都没做。

我想，贝尼尼再傲慢，若见到后人贝聿铭的作品，也不得不诚服：君之傲慢，在我之上。

(查理五世时代的卢浮宫)

（17世纪的卢浮宫，从左岸看过去，一个大杂烩建筑物）

西边雨 · 2009-10-27 16:38

（1989丝绒革命的示威者）

（四）
离开布拉格的那天清晨，我坐在旅馆的窗台上发呆。窗下就是老城。鹅卵石铺砌的街道，冒着烁烁寒光。游人稀落。对面的房子颜色斑驳，屋顶上铺了红色的瓦片。天空，幽幽地泛着蓝光。

秋寒料峭，我将衣领收拢了一点。

过了若干年后，我还会记得这一天清晨？还能想起，这座房子，这片天空，还有天空下的鹅卵石街道是属于布拉格的吗？

如果此刻，我无法看见布拉格的真相，那么，若干年后，在回忆深处，它会自动浮现吗？

一只鸽子从窗前掠过，像一把匕首割断了我的思绪。于是，思想的枝杈迅速缩回来，回到原点。我转过头来，看见H已将我们用过的碗和刀叉洗好放在架子上，准备出门了。那一刻，我忽然就觉得温暖起来。为了这阴沉的布拉格里，还有个人和我同行，在我对着天空发呆的时候，无声无息地给我洗碗。

一个人旅行久了，已成习癖，事不分巨细都惯于独断统揽，这一趟出门，却在纷纷的摩擦里渐渐学会相互依赖。到了旅行的末段，我们之间几乎是宁静而美好了。

最后一天在布拉格了，我们要做什么呢？H问我，你还想去犹太人区买水晶吗?我想了想，说，算了吧，不买了，捷克水晶在深圳也有，原来都不感兴趣。他又说：那给妈妈买什么礼物？我说，那就买别的吧，到了巴黎再说。你想去哪里？我们去你想去的地方吧。

于是，我们就朝新城区的方向走，来到瓦茨拉夫广场。通向广场的大道两旁是所有大都市常见的商店。我们逆光而行，树杈的阴影一路陪伴。热闹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游客。

心血来潮地，我又问他，你最喜欢哪个城市？这个问题，我在维也纳问了、在布达佩斯也问了。

他嘿嘿地笑一声，回答：巴黎。依然在逃避我的问题。

有一个共识，我们都不忍说出口，但心里已默契：布拉格，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布拉格。这座城市那么美，让我们爱慕不已，相见竟如此寡淡。

忽然，我如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冲冲地对H说，唉，我总算知道布拉格为什么让我失望了。

他问，为什么？我向前努了努嘴，你看，满街的人，却看不到布拉格人。满街都是游客和为了游客而存在的人。无论是罗马、佛罗伦萨还是维也纳、布达佩斯，我们都可以明确地看到那些过自己日子的本地人。而在布拉格，看不到。这里，仿佛只有游人和商人，而商人，是没有国籍的。

不知不觉，我们已走到圣瓦茨拉夫雕像前--一个骑马的男人，波希米亚最早的国王。欧洲的国王都是马上得天下的，而他们深以为傲，凡有国王处必有马，这难道不是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吗？

以这座雕像为中心，所辐射的两条大马路所组成的瓦茨拉夫广场就是H感兴趣的地方---1968年，苏联坦克开进这里，“布拉格之春”奏响。1989年，“丝绒革命”也在这里吹响号角。这个民族追求独立的每一次阵痛，这个广场都曾见证过。国王的雕像下，流过理想主义者的鲜血。

H说，布拉格之春事件里，曾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叫Jan Palach，他为了抗议苏联军队入侵，在这个广场自焚，因此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这个广场，是布拉格的历次革命的舞台。这里，是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啊。

说完，他就跳上广场上的一个高台，把他的相机拿了出来。

站在车流滚滚绝尘而去的大马路旁，想起那个理想主义燃烧的年代，情不自禁地，我哼起了国际歌。我所知道的布拉格，是从米兰昆德拉开始的。《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作家在这两部小说里完成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真实地记录历史，在一个思想受到严密控制、到处都是秘密警察的年代里。

如果说，在罗马，我们追溯公元前，在维也纳寻求19世纪末，在巴黎念念不忘1789，那么在布拉格，我们最关注的，是1968。

理所当然的，离开瓦茨拉夫后，我们去了共产主义博物馆。只有去过这个博物馆后，我终于不再后悔来到这座美丽而苍白的城市。

从二战时期希特勒对捷克的占领开始讲起，一幅幅带文字说明的珍贵图片、海报、还有各种社会主义时期的常用品，把捷克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几十年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各方面都展示出来。

看到那些“工农兵充满力量”的宣传海报，让人唏嘘感慨。多么熟悉而又可笑可悲。专政统治所用的手段，其实，并没什么新意，却总是屡屡奏效。这一点，读了《法国革命史》更有体会。

博物馆里还复制了一个铁幕时代秘密警察审讯的密室。和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很是相似，也让我想起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博物馆不大，但细细看下来，也要两小时。除了各种图文、实物展示，还有一个纪录片播映室，重复播放1968年和1989年两次革命的相关录像。展览最后的一部分还复制了一段倒下前的柏林围墙和它的照片。墙上写满了人们的希望。

在这个博物馆里，我看到了Jan Palach的照片，风华正茂，外形俊朗，是所有母亲都渴望拥有的那种孩子。

（引用两张别处照片）

（这些海报似曾相识吧？）

（工农兵）

（苏军也曾受到热烈欢迎）

（这是让人心碎的孩子，Jan Palach）

西边雨 · 2009-11-08 03:20

（五）

维也纳

（晃人作品）

维也纳是我最爱的城市。

出发前，暗香问我最期待哪个城市？我说维也纳。她嘿嘿一笑。心照不宣。

回来后，又问最爱哪个城市？我想了想，依然回答维也纳。

音乐是最显而易见的理由，维也纳曾是贝多芬、勃拉姆斯选择居住的城市，是他们的第二故乡，而这两位脾气都同样坏透的人就是我最爱的音乐家。

既然他们爱维也纳，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爱维也纳？！

而且，还有可爱的克里姆特和可敬的茨威格！这些人都从十九世纪的维也纳走出来，走过欧洲，走向亚洲，走进我的世界里，我的生命里。

还未来到她的腹地，我其实已感觉到她的温度，她紧紧贴着我心跳的地方。

可是，我依然不满足这些显而易见的理由，关于维也纳，我琢磨了很久，以致于我难以落笔。当你太爱一样事物的时候，你就得承受失去判断和分析的后果。

在我有决心提笔写维也纳的音乐之夜、贝多芬的故居、克里姆特的分离派会馆和他的杰作《贝多芬墙》、葡萄酒馆之夜、Leopold博物馆和她的小男孩席勒前，我先转载这篇10月1日的日记吧，那是我写于维也纳的文字。

10月1日
维也纳

我不曾想到维也纳竟如此现代化。从西火车站走出来，满街的现代建筑和时尚广告，如果不是咖啡馆门前写满德文的餐饮广告，我会以为自己到了广州。

布达佩斯的余热一下子就被维也纳的秋凉所驱赶，身上薄薄的毛线背心显然无济于事，不过，只要想起贝多芬近在咫尺，怯意全消。这多瑙河岸吹来的凉风，也曾拂过贝多芬骄傲倔强的脸呢。

维也纳的消费果然高，去布拉格的火车，不过三个半小时的路，竟要59欧元，比我们在意大利坐欧洲之星还贵。我有点无奈地问卖票的小女孩，奥地利除了OBB铁路公司，还有其它公司吗？业务不熟的小女孩摇摇头，说只有这家。

我想起那个犹太人的笑话－－除了地球，还有别的星球吗？我们当然别无选择，只好挨宰吧。

嗯，好吧，坐了那么多天廉价火车，尤其是布达佩斯的火车票，便宜到让人不敢相信，我知道，是我被宠坏了。其实，59欧是个Normal price，毕竟，这是欧洲啊，不能指望它和中国火车票一个价格吧。

Wombats是名不虚传的时髦，尽管欠缺卢布尔雅那的Celica所拥有的辉煌历史－－那是一座由旧监狱改造成的时尚青年旅馆。它的酒吧到了晚上很吵闹，几乎是拥挤不堪。金发白肤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打美桌。昨晚，三个十来岁的男生凑在一起打，我闲来无事，就在一旁观战。结果，没过多久，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他们打得太烂了，而且，每打一个超级烂球，这三个男孩不约而同地就朝我看。

天，我怎么好意思眼睁睁地去看他们在外人面前丢人现眼，我还是闪吧。

今天清晨，才七点多些，我们就爬了起来，要去中央公墓看贝多芬了。H惦记着拍照，走得比我早。我在旅馆吃过早餐才出门，脚步一迈出去，就踌躇不前。又冷又下着毛毛雨。

心一横，不管了，走吧。于是，匆匆忙忙赶去地铁站，搭上U3往SIMMERING去，也不知坐了多久。出了地铁站，一下子茫然，找了个年轻人来问，压根不知道中央公墓。

作为一个维也纳人，不知道中央公墓，只能说他们家的家境应该是很一般的，所以未能在墓地谋求一个风水宝地。中国人倒是省心了，真好。

后来，还是一个公交车司机门儿清，让我去坐Tram 6。Tram 6的司机也许是猜到我去中央公墓无非奔着贝多芬去，所以，让我在公墓2号门下车。从这里进去，不用二百米，在一个特地为音乐家所开辟的清静地，就躺着我们亲爱的贝多芬，举世无双的贝多芬国王。

他的邻居，果然是王子舒伯特，更远一点的，还有我亲爱的勃拉姆斯。

中央公墓很安静，偶尔有不识好歹的麻雀飞过，它们哪里知道，这片芳草地下有三颗最纯洁至善的灵魂。安息吧，来自音乐王国的巨人，我的鲜花会凋零，可我对你们的爱永不褪色。

西边雨 · 2009-11-08 06:20

（六）

（晃人原片，我后期处理过）

维也纳除了咖啡馆，还有葡萄酒馆。书上说，葡萄酒馆是观察这座城市另一面的很好的方式之一。

我感觉这是句废话。要观察一个城市，无时无刻你都可以观察，公交车上、马路上、十字路口、博物馆、公墓、报纸，甚至公厕里……当然，我很喜欢在葡萄酒馆里观察，因为这给予我藉口，让我沉醉于微醺的愉悦里。

维也纳有许多本地的小葡萄酒厂，10月1日那天，东半球绝大部分的人在给一个活了六十年劣迹斑斑的老家伙庆贺生日时，我和H一早起来，就去寻找贝多芬故居。其中两个故居所在的Heiligenstadt郊区，就有几家葡萄酒厂，故居之一，现今还成了葡萄酒馆。推门进去时，愕然看到十来个穿蓝色牛仔布连身衣的工人正等候开饭，年轻的维也纳男人对我们的莽撞毫不介意，仅仅是微笑的向我们摆了摆手说，对不起，我们下午四点才开门。

于是，我在黄昏六点，暮色已经降临维也纳，孩子们都结伴放学、本地人纷纷从高楼里出来，继而走入地下坐地铁归家时，才在老城区的中心，离Centro Café不远处的Esterhazykeller葡萄酒馆一个人坐了下来，准备以微醺的方式去观察这座城市。

这是家真正的地下葡萄酒馆，酒馆下的通道据说有几百年历史了。要进入这家酒馆得小心翼翼地迈着小步走向深渊。那高高的、几乎垂直的楼梯让人惶恐不安，尽管墙壁边上有扶手。在维也纳这座文雅的城市里，我不能摔跤出洋相。

窄窄的房子，昏暗的光线，面无表情的侍应，还有德语的海报和葡萄酒馆的平常布置，我一下子兴味索然，几乎是一走到地面，又转身回去了。

我想，我有轻度的幽闭空间恐惧症。

回到街面，就在酒馆户外区找了个靠墙的座位坐下来。要说这是条街，也是不恰当的，酒馆是座落于两条街之间的一座建筑里，而它和紧邻的另一座建筑之间的空隙就形成一条巷子，连接建筑前后的两条街。巷子是两端狭，中间阔，成了一个开放的小院子，让Esterhazykeller和对面的餐厅平分了。这地方，实在好。

巷子有路灯，属于十九世纪的，此时此刻，也亮起来了。有乐师在对面餐厅拉琴，一首不熟悉的曲子。流动的音乐在欧洲是常见的，更何况此地是维也纳。我向来为这样的音乐艳遇而窃喜。既然是音乐之都，音乐就应如空气般无处不在，而且，免费。嘿嘿。

我让侍应生推荐，并叫了一杯酒馆自酿的白葡萄酒。周围坐满了客人，台与台之间的空隙都很小，仅能容一人通过，还不能比我胖。我斜对面是一对男女，关系比较暧昧，看不出是恋人还是同事还是夫妻还是朋友，女孩噼里啪啦地讲个不停。此地的德语又好听一点，比德国乡郊的德语要柔和文雅一些。

一个地区的语言口音是和该地区的文明程度相配套的。一个城市里的阶层分野同样，也不会是只有仪容服装这些标准。我尚记得，中学时读《玛尔戈皇后》，大仲马曾描绘亨利四世的老婆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无论是法语还是拉丁语，玛尔戈皇后都能操以最优雅的腔调，因此整个欧洲宫廷都为之倾倒，有学者还说来了法国未曾见过玛格丽特，就等于既没见到法国，也没见到宫廷。

我转过身来靠着墙壁，一边喝着白葡萄酒，一边看着过往的行人。有个女子从这条小巷穿过两次，她的形象让人一见难忘，因为她拥有一头孔雀蓝的头发，而且，还有点朋克风格的炸开，像刚刚被谁往头上扔了一颗手雷。

好年轻的女孩子，也许不到二十。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尽情地奇装异服。现在老了，只能貌似儒雅地坐在墙角，喝着葡萄酒观察世界，偶尔，趁人家父母不在，挑逗一下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小孩。

那正是坐在我左前方的那一桌老头子干的事。他们一边罗罗嗦嗦的互相抢话，一边调戏我后面那家人随身携带的、躺在车里吸吮着拇指，对世界茫然无知的小婴孩。

那家人来自俄罗斯，父亲是个工程师，长得颇像个知识分子，母亲的容貌却很平淡，像放在厨房里的围裙，阳台上的衣架或者书架上的一本书。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七八岁，另一个七八月。

对面那桌老头子真得很淘气。他们都穿得很朴素，身上的衣服和头上的白发一样朴素。可是他们笑得多开怀，六个人，占据了两张台，不知道坐了多久。不停地喝酒、吃东西、聊天，直到那一家俄罗斯人来了。他们发现多了个有趣的存在----只有几个月大，嘴里哼哼唧唧的婴孩。

这群老头的目光都聚集在婴孩身上，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其中有一个长得很像查尔斯王子的开始做鬼脸。俄罗斯夫妇也不见怪，那父亲脾气温和，对这群老顽童的问题有问必答。

于是，这些欧洲男人开始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碰杯，例如，为了莫斯科，他们就碰了一杯。

不久，这群老头子发现，除了婴儿车里的小小孩，还有个同样淘气的东方女子也很有趣，那个查尔斯王子向我竖起拇指头，然后，频频邀请我加入他们。

我倒是乐意和这群维也纳老头喝酒聊天，只是，我在等H同学，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到，只好谢绝了他们的美意。

Esterhazykeller自酿的白葡萄酒很鲜美清香，而且充满魔力，不知不觉间，我的感觉出现异样，头变得沉重，身子却轻飘飘，眼前的一切迷离起来。我喃喃自语：自重，一定要自重，你不能像个气球一样，噗地飞走。真要飞走，好歹也先准备一下，你们谁见过不乘扫帚就飞起来的魔法女巫，嗯？

哈利波特，你说，如果我伸出手指头往空中一戳，这群老头子会不会连同周围的一切都纷纷消失呢？

哈利波特还未来得及回答我的问题，H来了，魔法消失，进入吃喝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