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聆听巴基斯坦 》

纪尘 · 2010-02-26 14:49

印度。德里。一条七拐八弯的狭窄巷子里，一个女人茫然而坐。天花板的风扇徒劳无益地转着，床单落满了清晨死去的小飞虫，隔壁带着电流声的黑人说唱乐震耳欲聋，楼下，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一切都没有变：带着毒性的强烈阳光、炫目的纱丽、掺杂着尘埃与汗水的奶茶、曾经奢华而今灰头土脸的殖民时代建筑、被热气蒸得精疲力竭的狗，以及人们那在生存巨坛里酝酿已久的邪恶的激情。
或者我该做些什么，我有那么多时间。上街？看古迹？购物？还是在某个苍蝇集结的馆子里喝茶？
最后我选择了独处。在这间房。没什么需要唤醒的，我并不空虚，因为这是印度——一个即使你什么也不做也要与你纠缠不清的热烈又专横的情人。只要你出现在她的视野，踏上她的堤坝，便注定要陷入她那充满阴谋的窥探，她巨大而污秽的体液，她不朽的传奇与忠贞。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说说印度神庙、美轮美奂的纱丽、技艺超绝的瑜伽师或是令人怦然心动的泰姬陵？是的，这些事物的确让人赞叹——它们向世人证明着曾拥有无上辉煌与神秘达数千年之久的那个国度。但我没法在此刻说。自踏上这片热带大陆，我就被一种魔幻般的情绪所袭击——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处在坍塌边缘。
开始我不知是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人群。巨大的，繁密如蝼蚁的人群。正是他们使一切令人赞叹的事物迅速隐退——在印度，还有什么比人类更醒目和宏伟的景观呢？地洞、大街、车站、垃圾场甚至客栈门口——人们填塞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只要那里容得下他们。
我在瓦拉纳西(VARANASI)的客栈就陷在牛和人的共同排泄物里。每当外出，总是不得不跨过恶臭的垃圾和人或动物的部分肢体。那些人，成堆成堆地挤在一起，似乎这就是他们活着的目的之一。他们在你身边、脚下，或坐或躺，虫蚀一样消耗着所有能找到的黏糊糊的食物，消耗着他们注定迁徙不定、一无所有的命运，也消耗着——印度。
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建立起一个人类社区所需可以如此简单：只需几张布，几个碗就行。这个宗教氛围浓厚、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很多地方你是感受不到“空气”的，你只感觉“气味”：发酵的食物、酸馊的垃圾、受惩般的滚滚热浪以及人体本身的味道——种种发源不同又质地相近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几乎要导致某种嗅觉上的麻痹中毒。

在印度，几乎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深受一种折磨：身后永远有鬼魂般的人如影随形，用我们惯常的话来说，就是一些“野导”或“吧佬”。
他们可以用几小时甚至一天来纠缠一个游客，不断说着他想跟你学习英语。而其实他们相当一部分人英语挺不错，尽管发音怪异。他们之所以这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向你推荐商品或从车船费里得到抽头。
至于那些皮肤黝黑的人力车夫和小商贩更是多得不得了，赤着双足，总在什么地方警觉地蹲着守着，一有风吹草动便从各个角落钻出来二话不说拎过你的行李，要不就是向你讨要卢比和香烟。有时，你不经意望了某人一眼，那么接下来你就得花漫长的时间来一再拒绝。而你的语气，也将从开始的礼貌变得不耐烦、愤怒、直至茫然。
是的，在印度，许多时候我内心都充斥着满满的茫然——我不知自己究竟该用何种态度来对待这些人。在这里，你是如此轻易就可品尝到“权力”的滋味——只需一眼，对那些人来说，就是一次来自天堂的召唤：很可能这个游人会买些什么，很可能她会掏出几卢比，很可能……
面对烈日下的商贩，那些与满是皮肤病的狗并躺在地的婴孩，面对与动物展开垃圾争夺战的乞丐，无论我心里有多少道德上的不安，依然不得不谨慎地运用同情心：你一旦给了某人一点什么，那么将引来不计其数的其他人。
记得回国后有人曾因我的一组相片而指责我“猎奇”——那人认为我借此来展示强国的优越感。我无需争辩。因为我相信他从没到过印度——中国式的煽情在印度并没有市场。那些情景便是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之一，不需要去哪儿专门寻找。
另外，我承认和接受“优越感”这个词——不是那人所理解的“中国制造”，而是印度自己成就和提供的，它充满悲剧性却并不无耻，因为它身后有强大靠山和坚固基石——那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存在的种姓制度。这制度的最初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化量为质。它曾延伸于一切生命形式，曾有开阔的视野，然而这项伟大的实验失败了——人类社会从没有发展到相互从属又平等的程度。
种姓制度成了印度的伤口并产生迁延不愈的后遗症，即便是甘地这样的伟大改革者，最后也不得不接受失败——人们抬起了圣雄，却放下了革新。
这并不难理解，种姓制度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性和利己性妨碍着印度人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即使印度不断被外族征服，也使得内部混乱和脆弱不堪。甘地的改革之于印度就像一剂猛药之于一具满是新伤旧痕的躯体，尽管这躯体渴望健康，但突然服下去却很可能因拮抗过激而导致电解质紊乱。
较之印度，现今中国产生的“优越感”似乎颇有值得自豪之处——它只取决于票子的厚薄而与人的家族姓氏无关，也没有世袭传统之束缚。
然而这是一种“无根”的优越，一种随波逐流、水性杨花的优越，它随时可能被推翻被践踏——因为它不是出自信仰，空洞消极。

在德里的一家商铺，一个独眼男人跟着我走进去——他希望能得到我买水后的零钱。但马上他就被店主轰出去了，出去时他望了店主一眼——就是这样一个毫无威胁力的回头，竟使他遭到店主的几个拳头和一记耳光。
我完全怔住了。而那个被打的男人，除了紧捂着脸颊，表情即看不出难过也没有愤怒，那只仅存的独眼茫然地转着，然后，他离开了——如此安静又顺从地离开了。除了我，周围没有任何人觉得意外，受到打扰。没人受不了——包括那个被打的男人自己。
还有一次，也是在德里，一个西方游客让一对衣裳褴褛的父女站住——他的镜头几乎都要碰到对方的面颊了。孩子大概七、八岁，漫长的拍照时间让她疲惫不堪。天气太热。但父亲一直笑着——如此卑微又充满希望。他并不确定自己可以得到什么——他只为了某种可能性而笑，而努力迎和镜头。他得到了：一百卢比。双方都很满意。

这就是印度的顽强——它竟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将这种社会的孤立变成一种胜利性的宿命论，将不公正的强权变成获取生存资料的保障，而这不是由于外族的欺压，而是来自这个国度本身——那就像一朵韶华尽逝，却依然固执地昂着衰败的头的花般令人痛苦的文明。
这就是印度的伟大——不管它承载的苦难多沉多重，却绝不会因此而奄奄一息，它只需一瞥，就足以将你瓦解并以它的方式将你重塑。你的心情将在它的昭示下经历各式各样的变幻，你将不断否定前一种结论并被它那浓烈的雾霭笼罩，直至再也不知从何下手。
这瓦解是如此不可理喻又不容置疑，它就像一艘进行漫长旅程的倾斜的巨轮，长期的漂移让人们渐渐习惯，久而久之，你对漂移的最后一丝不安和紧张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漠然客观的存在。就像那既不让人亲昵也不提供保护的巨大水域一样。你变得对这种存在心安理得并视之为真正的平稳，开始接受这种不自然的自然状态而成为这块悬浮大陆的殉道者之一。
我从没被任何一个地方吞噬得如此彻底。

纪尘 · 2010-05-08 17:07

那是一片与我印象中的印度毫无关系的地方。

只半小时车程，它就把所有的喧哗与骚动远远甩到身后：道路宽敞洁净，少量的车安静驶过，松鼠在枝杈间随意嬉戏，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空气”：新鲜、清凉如薄荷。

这就是使馆区。我显然来早了——距离办公时间还有整整两小时。但有人比我还早，据说一些甚至凌晨三、四点就来了。我是在场的惟一外国游客。尽管时间充裕，人们仍是死心踏地的在原地等着，老老实实排着队。
“China!brother country!（中国，兄弟国家）。”那是大胡子男人，他看了我的护照后伸出大拇指。他告诉我三天后来取。

可我不想再在印度呆了。我已受够。它那光芒四射又污浊的体液已狂热地粘满我的五脏六腑，我急需另辟场地消化，急需——从印度的甲板上跳下来——哪怕这片悬浮的热带大陆在日后的记忆里也许有着更高程度的永久性。

其实我最初的计划是没有巴基斯坦的。我打算去的是孟加拉。一次车程改变了我的想法：在那辆破败，闷热的公共汽车上，一位穆斯林妇女一身密不透风的黑在疯狂的印度色彩间显得如此夺目——就像热带丛林里一棵出人意料、矜持的冷彬。

虽然印度也有相当一部分穆斯林，但他们是深幽的，除了几个穆斯林街区，他们几乎哪儿也不去。他们生活在和属于这个国度，却又还有着自己的“国中之国”，比如那辆公车：即便人满为患，那位黑衣妇女亦自成一垒——除了挂着汗水的长睫毛外谁也无法寸进一步。

正是这一幕改变了我的计划：我期望从印度那片被气味焚烧，被饥谨虏掠的大地跳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主题。

我必须走。必须当日拿到签证。无论如何。

在场的每个人我都问过了，但没人能回答——没人有这样的经验。很难解释当时自己从哪儿来的愚勇——就算黄河在此从天而降，也无法阻挡我要拿到签证的决心。

我像只被灯火吸引的大飞蛾，不断在使馆周围走着绕着，后来，我终于来到一个窗口，奇怪的是那位老人竟连我要面见大使的原因也没问就放我进去了。当然，相机还是得放在门卫室。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闯入一个国家使馆，那位秘书的态度亲切礼貌得让我手足无措——与他相比，我简直就像个野蛮人。在秘书的带领下，我进入大厅——我吃惊地发现原来竟也还有其它人“走后门”。

但这些人我都没见过，门外那支坦白诚实的队伍里没有这些面孔——这是一些与挤在贫民区，在地上到处坐卧的人完全不同的面孔——那同样行驶在印度洋却构造与配置都大不相同的另一艘巨轮上的人们。这巨轮有怡人的温度、丰裕的食物、得体的皮鞋以及，进入使馆的特权。

我环顾大厅：正墙上挂着巴基斯坦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头像，角落陈列着几个精致的波斯工艺品，绵软的地毯覆盖着整个地面——难以想像！就在几小时前我的凉鞋还在人群与垃圾当中寻找空隙。

房间的温度恰到好处，但我仍是打了个寒战——我那在印度的阳光下走过的肌肤，碰到这海市蜃楼般的空调时竟是如此的脆弱和敏感。一些英文杂志和报纸整齐地叠放在书架——这是我首次看到阅读的印度人。一位年轻女孩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她似乎在等我入座，而且最好是坐到她身边来。

我有些惊讶——何以这个女孩竟能在烈日与污浊的气味中保持住如此美好细腻的白晰！当然，我没有问她，我知道无论自己亲眼目睹和听到什么，都只是这个国度的冰山一角。

比如我的一位去过南印度的朋友说，印度人（我想主要是指南印度）的文化普及率的素质其实是很高的，一些很小的工厂有博士是很普遍的，而实验室和车间也很整洁，工作很严谨，尤其让人感叹的是哪怕很偏远的地方，他们依然投资很大的成本去处理工业废水。

想起朋友的话的同时，我手中的报纸却报导着一对恋人因跨种姓相爱私奔，结果高种姓的女方家族将男方灭门八口的惨案。

我坐下了。女孩马上打开话匣子：“我今年刚大学毕业，要到巴基斯坦一个公司实习。为什么不穿纱丽？哦，那东西太不方便，而且让人感到约束（她捂着嘴笑）。我渴望旅行，最好是到美国，当然，中国也很有吸引力……”

我望着她，这个年轻的女孩，她脸上洋溢着与她年龄相宜的灿烂笑容，这笑容几乎颠覆了我脑海中的印度。一直以来，我似乎只记得印度人的眼睛：大得出奇、炯炯逼人。没有愤怒、没有温存、没有热情也没有绝望——很实在的一对视觉器官：搜索顾客、食物、卢比、以及他们至高无上的神祗。

等待的时光非常漫长，到太阳快落山时，除了我与一个一直在瞌睡的印度男人外，所有人都走了，包括那位女大学生。我如坐针毡，头晕眼花——整整一天，我连水都没喝一口。我没想到这过程会如此漫长，而整片使馆区压根就没有食物摊点。

我得出去晃晃。我相信此时无论谁手上有食物，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上前讨要。真的。噢，印度，此刻我属于你——一个饥肠辘辘的女儿，一双实在的搜索食物与神祗的东方之眼。

我走出门外，虚弱地坐在台阶上。该死！口袋里的那玩意儿为什么不是面包而是香烟。这时，那个门卫老人在远处不住朝我招手。

“孩子，你饿了吧？”听到这句话，我差点没掉下泪来。我不住用力点头——我多大了？我是谁？饥饿竟将我追逼成为除了一心一意要吃外什么都不再关心的孩子。

“坐下，放松，我这有些吃的……”老人边说边打开饭盒：一个馕，半碗黏糊糊的咖哩土豆，小半碗酸奶。他的午餐、他的剩饭——这天底下无与伦比的佳肴。

“孩子，去吧，到你了。”老人温和地抚了下我的头。他看上去很高兴，不知是因为我来自中国还是因为我吃光了他的东西。这时我才发现，那位亲切有礼的秘书正在大厅门口东张西望。

大使很年轻，三十出头，身材挺拨，笑容自信。

“有什么事可以帮你吗？”他说。

“我需要今天拿到签证。”食物不仅恢复了我的体力，也恢复了我的勇气。

“把纸条给我……嗯？怎么，你今天才来的啊，三天后再来就对了。”

我胡编了一堆话，说完，我双手一摊，表示如果今天不给我签证，我就再没钱住客栈，也回不了国了。

“嗯……中国对巴基斯坦来说很特别。中国跟我们的友谊很深。”

“对。对。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也很特别。我们的友谊很深。”

“你一个人？”

“是的。”

“男朋友呢？”

“……他没空。”不知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公共汽车上的那位穆斯林女子。我下意识扯了扯衣服——除了手和脚，其它地方都很严实。

“啊，你男朋友居然放心让你这个样子出门？他做什么去了？”

“上月球了。”

“哈，换个巴基斯坦的吧。”

“如果您帮我取得签证，我完全可以考虑。”我终于放松下来——我有多久没跟人开玩笑了？一个月，还是一年？

“我当然愿意帮你，但你的护照和表格都不在这里，我无能为力。”

“我可以去领回来。”

“对不起，这不可能。”

“如果您真的愿意帮我，就有可能，因为您是长官。您知道的。”
对方沉默了，他用一种研究性的眼光盯着我，我迎着他——用印度式的目光——只要他再盯我一眼，我就会找出他的弱点，就会有一切的可能性。

“你……先回去等着。”

真不知如何形容那感觉，我看不到自己，但通过对方的表情，我相信我的目光里一定有着某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追踪射击。是的，这就是当时的我——不是从一座繁华城市而来的中国女子，而是一个被种种人间堕落洗劫一空的灵魂。这灵魂并不要求他救活一命，也不是为了使他吃惊害怕，而只是请他——“给我一个机会！”

在这种注视下，那位英俊自信的巴基斯坦大使，除了让步，别无选择。

纪尘 · 2011-02-25 16:46

事实上，这些文字已完成了两年。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发行单行本，只在一些杂志连载。
现在，断续的贴子被朋友们翻出来，就索性让它完整吧。
写作，很多时候，有人聆听与感受，也许便已足够。
这段时间状态不是太好，但会抽空慢慢更新。迟到的新年祝福——磨房的朋友们平安，健康！！

D：“再见就是，再也不见。”

当我在一周内第三次抵达阿姆利萨时，任何风景都无济无事了——一下火车我就直奔“国际车站”。其实我压根就不想坐那豪华大巴，要知道，两小时的车程750卢比在印度可是天价。但巴基斯坦方有明文规定中国人从印度到巴国除了飞机和一趟我找不到的晚点火车外，不准乘搭其它车辆甚至不准徒步。
“国际车站”规模极小，全部工作人员如下：一个身材臃肿的售票员，一个瘦瘦的登记员，两个丰乳肥臀的女安检员，一个看上去精神有点问题，哪怕上厕所都迈着夸张军步的警卫，以及，一个将在后面提到的道貌岸然的总经理。
乘车的顾客相当稀少，包括我在内一共五人，而大巴是三十多座。
我没有马上买票，因为那个售票的胖子说，他有办法帮我弄到半价票甚至免费，只需等经理到来。看在能省钱的份上，我允许他握了我的手一秒钟。但握完我就后悔了，因为平均每隔五分钟，他都希望能再次跟我“友好”，为了维护内心对锡克人的那份最初的好感，我借故经理还没来，出了车站。

前面已说过，锡克人是强调勤劳、团结的，因此我以为该城不会有什么乞丐，事实前两次抵达我也的确没碰过。哪怕是乞丐最常聚集的车站。但那天我却吃惊地看到一支声势浩荡的乞丐大军正迎面而来——绝对不下五百人，大多都是老弱病残。
他们拎着或头顶着各式各样令人心酸的财富：毛毯、钵盆、拐杖，缓慢又稳定地移动。如果这一幕发生在加尔各答或是瓦拉纳西，我不会吃惊，但阿姆利萨……要知道锡克人对行乞是非常拒斥的，而且印度教与锡克教自古以来就冲突不断：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印度教军队还曾包围和占领金庙，而锡克卫兵则在新德里刺杀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
但他们来了，长长的队伍就像种无根的寄生藤般布满整条街。这些人应当是经过长途跋涉，他们看上去疲惫不堪。在印度的一个多月来，随处可见的乞讨可谓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景观，但这一幕却完全陌生：没人用那样的目光望我，没人来纠我的衣角，没人对我说一句话。
“They are beggars.(他们是乞丐)”身边那位正在候客的三轮车夫仿佛看出了我的困惑。
可这是一群多么极端相异的乞丐，以至另一个三轮车夫也重复了同样的话后，我还是难以置信。那感觉就像无休无止的海洋突然被一块从未见过的新大陆截断。

在距离我不到三十米的地方，那些人停下了：那儿有一个提供食物的锡克慈善点。
然后我看到了整个印度期间最震动人心的一幕：发放食物的，面带微笑，公正而亲切地每人两片面包一杯热茶，领取食物的，安静有序，绝不会插队也不会多要。领到食物后，随便找一个空隙或蹲或坐，沉默而专注地细细咀嚼。
队伍那么长，人那么多，可却那么那么安静——几乎就像一场神圣的仪式！我感到困扰——这些人再次给我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印度——这个国度究竟有多少的未完待续？
然而我没有时间多想了，那个煮了一锅又一锅茶的小伙子终于冲破羞赧——他从锅里盛了一杯热茶，带着克制的兴奋走到我面前。更令我无措的是，那些原本蹲着坐着的人也起来了，好几个人同时将自己两片面包的其中一片递过来——第一次，我从这些纯良的印度眼睛里读到了“灵魂”的品质。
我接下了那杯热茶——我不需再吃面包了，他们已把最宝贵的佳肴给了我。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没人叫他们排队，我也根本没打算开相机。可那个送茶的小伙只一声赞叹：“噢，你们看，相机！”他们就完完全全地站住了。只是这样。只是这样简单。安静谦卑的面庞没有一丝获取的欲望。
我永远也忘不了其中一张相片，站在后排的那位黑衣男子，为着一张他永远也得不到的相片，是如何一遍遍羞赧又认真地整理着自己的胡子与褴褛衣裳。
是的，这些人深深地打动了我，震憾着我，他们一无所有，靠布施为生，但同时，他们又绝不仅仅是乞丐，比如那些身着橙色服装的，便是朝圣者，也许还是saddhu（苦行僧）。他们当中一部分很可能一度荣华富贵，为人上人，而今却散尽家财、抛弃名望，遁隐入自己的内部世界。
我不由想起雷蒙•潘尼卡的话：“圣灵是自由的，使存有 （Being ）之所以为存有的自由。这是先验的，不为‘道’所预知的。道伴随着存有，并不超前，也不预测存有为何物，只说明存有是什么。”（雷蒙•潘尼卡：印度哲学家、神学家）

我回到车站，这时，经理来了。
此人身材干瘦，面色如蜡，仿佛刚被湿刷子刷过的灰短发下面，一双灰棕色的眼睛在透明镜片后散发出冷漠而狡黠的光。起初他非常客气——一种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客气。他客气地载我上街复印了护照，客气地赞美了一下我的外貌，又客气地请我吸了一支烟，最后，他示意我进入办公室。
售票的胖子也紧跟着进去了——他们的神色有着种长期合作愉快的心照不宣，看上去相当暖昧。他们用当地语言交谈了几句，然后，胖子再次朝我伸出手，我拒绝了，礼貌但不容置疑——我到这儿可不是为了与某个男人不断握手的。胖子并不难堪，他笑眯眯地收回手，笑眯眯地出去了——他顺手带上了门。
“那位先生告诉我您可以给我半价票。”我先开的口。开口之前，我将门拉开了一条缝。
对方却没有回答，而是伸手示意我往前坐一点。好吧。仗着门外就是候车室，我坐到前一张椅子上——离那人大概两米左右。
“你真的可以帮这个忙？”这次我声音很大。虽然我绝不相信他有耳疾。
“你觉得我该怎么帮呢？”他露出了一种令人极不舒服的笑。
“我第一次到这里，不清楚具体情况。”
“你还有多少钱？”
我站起来，将钱夹，口袋里的所有卢比掏出来放到桌子上。当然，我没傻到掏美元给他看。
他一张一张清点——一千一百印度卢比。这点小数目显然让他失望，他贪婪的目光证明着他是多么希望能看到一堆的富兰克林（百元美钞上的头像）。
“就这点？”他皱着眉头，香烟都快烧到嘴唇了。
“是的。我得尽快到巴基斯坦让家人汇款。”说实话，我不明白一个说要帮我弄到半价票甚至免费的人为什么在乎我有多少钱。
“坐过来。”他终于放下那叠薄薄的票子，像是突然记起了什么重要的事。
我上前了一步——这次的距离大概是一米五。
“我当然会帮你，你看，你要的东西不是在这里吗？”他笑眯眯地晃了晃手中的票，一双死盯着我的眼仿佛我就是亲爱的富兰克林。
“半价？”我问。我打算他再废话的话，就出去买全价票好了。
“亲爱的，甚至可以免费，只要你……”话还没说完，这家伙就摘下眼镜站起身要动手动脚了。
“你想做什么？你以为我是谁？嗯，我是谁？！告诉你，我来自中国！中国！”我叫了起来，声音足够在整个车站回荡几圈。多亏了那一米五的距离以及之间的那张办公桌——除了我的随身背包外，那家伙连指头也没碰到一下。
没人推门进来，但明显的，原本安静的外面有了嘈杂声，同时，不知受一种什么情绪的影响，我有些失控——我不断尖声重复着那句话，不断吐出“中国！中国！”而事实上，外出那么久，我从没有想念过我的祖国，甚至没想念过亲人。
但它来了，在经历两个月的风尘洗礼，经历各式各样凌乱的思绪，经历那片使我一再受伤的热带大陆，它不费吹灰之力，从我心底最脆弱又最深情的一处，被疾呼出来——它甚至不是对这种无耻行径的抗议。
或者我早就想咆哮，早就一触即发——活该他倒霉——用这么一种蹩脚的把戏来激怒，来——解放我。
对方显然想不到局面会变成这样，他的脸黄一阵白一阵，自视不凡的优越感完全没有了，他甚至慌乱到没法出声，只手忙脚乱地捧起那堆票子朝我手里一塞，这才上气不接下气地“ou……out”（出……出去）。
我冷静下来，冷静地清点了一遍我的钱，然后，拉开了门。
每个人都望着我，每个人都又齐刷刷地别过头去，似乎刚才他们什么都没听见，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聚集到门口，似乎我不是从办公室，而是从大街上来。但一切都乱了，登记的小伙子连撕掉几张写错的纸，安检员刚将行李打开又马上拉上，警卫依然迈着军步，但长枪不再是扛在肩上，而是握在手中——以瞄准的姿势。就连几个从容的穆斯林，也开始了祷告。惟一不变的是那个胖子——他仍是那样笑眯眯，仍像只肥大的硕鼠般有板有眼地来回挪动。
我一把拎起行李，丢到安检台上——没人开我的包。它原封不动地就得到了过关的条子。就在我背起行李的时候，那个经理出现了——他用十分钟的时间将自己重又整理成为阴沉沉，不苟言笑的领导。
“这个女人没买票。”他的嘴角浮出一丝阴险的笑。一副胜劵在握的样子。
“尊敬的经理，我想知道，这不是票那是什么？”我也浮起了微笑，那家伙大概忘了，那胜劵——车票可是他亲手塞给我的，当时它就夹杂在我可怜的卢比里。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他们肯定从没碰过这样的难题：领导的话与有票的游客——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不对劲。
沉默。巨大的沉默。持续了至少两分钟。最后，那个胖子来解围了，他笑眯眯地挪到我面前，笑眯眯地低声说愿意帮我付20%的车费，只要我别再闹。我的回答是——“No way（没门）！”这下，这个心理素质特好的人也再笑不出了——750卢比对他可不是小数字，而他又不可能叫领导买单。
“我有事得走了，你来解决。”见到胖子出头，经理的表情一下由阴转晴——这下他就可以把所有麻烦一股地扔给那个将马屁拍到马脚上的胖子而溜之大吉了。走的时候，虽然他努力保持尊严，但急促的脚步和胡乱丢下的烟头已表明了，他的内心是多么不甘又多么沮丧。
“30%。”胖子强笑着又加了一点。
“35%，40%，45%，50%……”
“好。”我终于点头了，倒不是我对这人有什么的慈悲心，而是再僵持下去，车就晚点了。那些乘客没有义务接受这种浪费。
就这样，我付了票的一半钱，胖子付了另一半——他在清点钞票时那笑容真是比哭还难看。然而，这位独一无二的仁兄啊，当买下他自己售的票后，竟然还不忘再向我伸出手。
“亲爱的，再见就是，再也不见！”我丢下一句话，头也不回地上了开往巴基斯坦的车。

纪尘 · 2011-02-25 16:49

Ⅱ 拉合尔篇（LAHORE）

A，相逢何必曾相识

是在快到拉合尔了，我才明白何以这辆大巴价格如此昂贵，当然设有空调及干净的座位是一个原因，还有出发准时，但最重要的却应该是前面的那辆吉普——上面坐着四个真枪实弹的军人。开始我以为只是碰巧同路，后来才知道他们其实是我们实打实的“保镖”。
抵达拉合尔之前，我为自己勾画了一幅令人陶醉的莫卧儿王朝古城风情画卷：无所不在的星月拱顶，干燥的风，粗犷的人群，络绎不绝的车辘骆马，惊鸿一瞥的波斯美女……但当抵达，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没有什么特色的水泥钢筋楼房，不宽不窄的柏油马路，柔和的风，穿着简单轻便的行人：没有阿拉伯坎肩，没有“真纳帽”（穆斯林男子的传统帽子），没有曼妙的轻纱和佩环叮当，也没有骆驼和香车。
偶尔，街上会出现一两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却不是穆斯林——鲜艳的纱丽和裸露的手臂证明着她们的印度身份。我不知她们是如何过来的，印巴双方外交并不算友好，通关并不容易，更何况这些人明显是到此地行乞的。
显然现实并没有她们想像的好，倒不是说巴基斯坦太穷，穆斯林们太吝啬，而是这里压根就没有乞讨的氛围：没有随处坐卧的人群，没有追逐叫嚷的商贩，没有四散的垃圾，甚至连动物都寥寥无几，至于上帝般的游客，更是屈指可数。
一切都清清静静，有条不紊。这情景使她们不知所措——那在印度司空见惯的乞讨在这里不仅突兀，而且几乎是一种罪过。偶尔，她们会试探性地跟随某人几步，但很快便又停下，疲惫的神情仿佛厌弃了别人的厌弃。
在几乎全是Sherwani（巴基斯坦男性传统服装，一种高领长外衫）的白色海洋中，那鲜艳的纱丽就像我在印度的公交车上所看到的那一袭黑——它亦自成一垒，但却不是那种使人无法寸进的垒，而是遭击射，被瓦解的垒。这状况颇具讽刺意味：在一个鲜有乞丐的国度乞讨反而比一个乞丐遍地的国度更艰难。

我住的是“Regale Internet Inn”，这个客栈在世界自助背包客的“圣经”——《Lonely Planet》中花了几乎一整个篇幅单独推荐。尽管在背包客中它大有名气，但当地人知道的却似乎不多，我的三轮车夫至少开了半小时车，问了五六个人，才在一条极不显眼的狭小巷子里发现它，但真正到达还需攀一段又窄又陡的楼梯，且需要良好的视力。
客栈的设施也相当简单：一间有着几台运转超慢且时常断线的电脑的办公室，几个用帘布隔开的多人间，一个种着些植物的小楼顶，一间仅允许一个瘦子转身的厨房以及两个公用卫生间。
我住的是个六人间，选的床位毗邻帘布和墙壁——这间毫无私密可言的房子里最私密的方位。同室还有另两个年轻的西方人，看样子是对恋人。他们早我先到，选的是正对门帘，毗邻窗子一览无余的两张。尽管在路上时常有人混淆我的国籍，而我也似乎天生就具有那种四海为家的特质，但从这一小小的下意识的选择，使我如此清晰地发现自己——那流淌着某个东亚古国血液的女子。
除了一个据说已住了两个月之久的法国男人外，其它人都聚集在楼顶——客栈惟一的公共活动场所。楼顶的七个人中，德国人就占了五个，另一个是意大利人，我是惟一的东方——我希望可以在此找到东方之胃所忠情的柔软的大米。但我失望了，除了一个西红柿外厨房里什么也没有。
“我也饿了，不如我们一起去吃东西吧。”
那个远远站着，沉默少言的德国大胡子突然说。就这样，我认识了与苏联相距甚远的另一个马克思。此人身材高大，头发凌乱，眼神纯稚。一件枣红色的短袖T恤下是一条皱巴巴的土色灯蕊绒裤，再往下则是一双很具民工气质的硬塑拖鞋。
大概是出于礼貌，在那间已光顾过数次的小饭馆，马克思点了盘与我一模一样的鸡肉炒饭。我吃得很香很专注，要知道我可近十天没沾一点荤了，而从另一个角度，这巴基斯坦的第一顿饭也许也隐含着我那要与印度决裂的决心：我的一位女友每当心情郁闷时，就会以暴饮暴食来解决。吃饱喝足后，她的心情的确会变好。我想这与其说是能量得到补充，不如说是心理积绪得到宣泄。当然，这疗法不太适合胖子。
马克思却没有这么好的胃口，他被辣得直咳，不断大口吸气，以至盘子里的一大半粮食再也下不了口。
“我真笨，明明昨天就吃不下还点。”他看上去狼狈不堪。
“啊，你昨天也是点这道菜？”
“嗯。”
“为什么你明知道很辣还点？”我感到好奇，这不合情理。
“我以为他今天会少放些辣椒……另外，你刚来到，也许有人点同样的食物会让你食欲好些。”他还在咳喘，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我怔了一下。一直以来，西方人给我的感觉是很具个体意识的，他们很少有迁就式行为，即便是家人朋友，在选择什么时也多半是依自己的兴趣爱好，绝少拐弯抹角，模棱两可。何况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为此我确定自己遇上了一位不可貌相的德国绅士。
“去喝杯奶茶吧。”他建议，表情在此时显得相当宽慰，大概是因为我的盘子吃得如此干净。
与那个饭馆一样，奶茶摊的老板也老远就朝马克思微笑，同时用一种很微妙的眼神迅速扫了我一眼。茶摊设在一个巷子角落，环境有些恶劣，但印度使我早已能做到视而不见。几块巨大的冰放在脏兮兮的地上，用不知装过什么的旧编织袋随便盖着，久不久会有人来凿走几块，然后用自行车拉走。巴基斯坦奶茶的做法跟印度差不多，只是他们不撒香料。
在这个环境简陋，极其平民化的地方，马克思看上去自在多了，话也渐渐多起来，最后简直我回话的机会都没有。他说他已这样在外面晃荡了一年，实在没钱就打份零工，脑力体力都行。总之，只要不回德国，在哪儿都行——这哪儿可不包括欧洲那些他妈的所谓文明国家。当然，他的父亲很不满意，但又怎样呢？他可不想做他妈的一只被关在办公室的猴子……
随着话题的延伸，马克思似乎陷入了一种亢奋状态，“FUCK”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后来几乎是每句必带。并且开始吸烟，然而香烟才吸到一半，他便掐灭——他将剩下的半截烟珍宝一般小心翼翼地塞回烟盒。那香烟我见过，印度产品，约20卢比一包（合约人民币三元）。
喝完奶茶，马克思又意犹未尽地带我到茶摊对面的冰淇淋店并一再保证说，绝对的物美价廉。事实上他吃得并不多，之所以如此我猜是他为找到一个不错的听众而高兴。冰淇淋的确非常味美，以至我一气吃了两个。吃的时候，我久不久瞄一眼那地上的冰块：手中这体面的甜食的前身。

吃饱喝足后，我们开始逛拉合尔老城，它的风貌颇似中国新疆的喀什老城，但规模要更大，内容也更丰富多彩。
喀什老城曾是我喜爱有加的地方，但现在却被整齐的水泥路圈了起来，更令人难过的是，它周围还建起了莫明其妙的大风车和江南凉亭与拱桥。这就是中国式建设：人们正不遗余力地创建一种“大众审美”，就像清理长有各种野生植物的土地然后统一大批量种植某种果蔬一样。
当然，偶尔，我们也会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突然发现一些也许只用一个月打造出来的“老街”或“古迹”，尽管这些都是伪造的，却可以激起人们对往常事物的缅怀——只有不复而在，被毁灭的事物人们方愿意赋予它们尊贵。而如果它们仍在，仍有能力占据一席，那么也许人们不仅视而不见，反倒会充满厌恶甚至恐惧了。
老城之后是巴德沙希清真寺，“巴德沙希”一词是乌尔都语（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第一官方语言）“皇帝”的音译,意即“皇家清真寺”。据说是世界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其实历史上的拉合尔历经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波斯文化，亚历山大入侵后的希腊文化，孔雀王朝的佛教文化,莫卧尔王朝的伊斯兰文化，以及英国统治时期的哥特式、维多利亚式建筑，种种文化的累叠交集使得这片土地的古迹相当多元，尽管如此，巴德沙希清真寺仍很是令人瞩目。特别是经过印度那些繁复、夸张又迷人的神庙之后，伊斯兰建筑简洁硬朗的风格可谓是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马克思对这些却似乎不怎么感兴趣，他走得很快，时常在前方的某处坐着等着。后来，我提出想到拉合尔古堡看看，他答应了，但有些勉强。我想他大概是累了，要不就是确实不喜欢这些东西。
“他妈的怎么这么贵，抢钱吗？”当听到票价后，他吃惊地吼道。
票价是200卢比（约等于人民币20元）。为此我敢打赌他绝对没看过泰姬陵，那票价可是750——印度卢比。
“他们都快下班了，花这个钱进去一会就出来不值。”
大概是意识到自己失态，马克思有些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补充说明。我听从了他。我并不赶时间。我可以明天自己来看。而且，经过一天相处，我已完全习惯了他那没完没了的粗口，也了解到这是个天真率性的人，至于绅不绅士——去他妈的吧。这时，就像是为了庆祝那省下的200卢比，马克思快乐地掏出那半截香烟以及烟盒里一个微小的什么。
“好看吗？”他问。这时我才看清那是个黑色的圆柱状耳环。看起来像是瓷的。
“嗯。”
“我真喜欢它，知道吗，才十五卢比，可多么美丽！我不一定戴，但会一直保存着。”
这可谓是相当有趣的一幕：一个五大三粗、满脸胡子的男人如此陶醉地举着个送给自己的小礼物。然而却一点也不突兀和别扭，甚至有些动人。我突然想到马克思不愿意进古堡，倒不见得完全是因为门票，更可能是他对事物的价值观。

回到客栈已是夜幕降临。客栈老板马立克（Malik）也来了。楼顶有一个约摸六平米的半封闭式空间，那是马立克休息和会客的地方。和早上一样，马克思依旧是远离他的那些西方同胞，不声不响地钻进马立克的休息室。若不是相处了一天，我真难想像这个沉默得近乎孤僻的人就是刚才还手舞足蹈，孩子气地举着一枚耳环的家伙。
大概五分钟后，马克思突然从休息室伸出头，也不出声，只伸手朝我挥挥，意思是叫我过去。
休息室也相当简陋：几个快分不清颜色的靠枕，一张沾着烟灰与食物碎屑的地毯，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堆闲置的杂物。我脱了鞋，像他们一样盘腿而坐。除了我们，里面还坐着客栈管家——一个年约五十的沉默男人。
马克思一直在忙：将烟草从纸卷里慢慢搓出来，从一个塑料小瓶倒出一粒咖啡色的什么然后用小刀将之挑起放到火上烘。那东西散发出一种略带刺激的类似草药的气味。几秒钟后，他将那已软化了的东西从刀尖取下，掐成碎点跟烟草搓在一起，然后再一点点塞回纸卷里。他在做这些事时相当专注，几乎就像一种艺术创作。
“要不要来点？”
“这是什么？”
“HASH。”他的目光有些吃惊，显然是觉得我怎么会连这也不认识。

我当然知道HASH，但我所知道的HASH是1938年起源于吉隆坡的一项休闲活动，主要内容为慢跑。
“大麻，这你总知道吧。”
我明白了——这该就是大麻脂。也就是用大麻的果实和花顶部分压榨出的浆液制成的固态玩意儿。我感到紧张，同时又有些兴奋。我从没碰过这东西。我不可能去碰这东西。小学的历史课本早就告诉过我们，英国鬼子用鸦片毒害了多少中国人。在我看来，虽然这两种东西原料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但他们吸着，一人一口地传递着，心安理得得就像中国人喝茶。
被禁止的东西总是具有一种违背常情的魅力。
得承认，当终于接过快燃至烟头的HASH并吸食了一口时，我的内心升出一种微微的罪恶感。但很快它就被某种难以言述的欢娱给驱走了。那是种消耗性、废黜性的欢娱，而这，与其说是这种在味觉上毫无美妙可言的东西具有魔力，不如说是人们受到某种不详的、无法消解的欲望所吸引。
每一次吞，都是一次“瞬间占有”，每一次呼，烟消云散的空泛则使人产生出一种“祭祀”感来。
吸食HASH是如此一种无意义、颓废又纯粹的行为，人们什么也不做，也没有任何期望，在吞云吐雾中远离一切事物，让自己的身心都处于一种“闲置”状态——哪怕这样会导致健忘和迟钝。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宿命式的消极废黜更接近于美学的要求甚至还有些宗教意味。
“我给你们唱支歌吧。”一支又一支的HASH令我有些恶心，我感到自己仿佛跨越了遥远的距离，我与面前的这些人，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接触。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梨花开尽，春又来……”
在那些美丽的、淡蓝色的，旋转成各种奇异形状的波德莱尔烟雾里，我的歌声成了一个虚无之梦。
“虽然我听不懂你的语言，但，音乐又何需翻译呢？”终于有人开口了，是马立克。这位客栈主人的声音非常沙哑，几乎令人伤感。
马克思却是一言不发——他开始禁止我吸烟——烟一传到我面前他就果断地拿走。他的眼神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陌生的庄严。还有点探寻。就仿佛才刚刚认识我，就仿佛我真是跨越时空而来。
事实上我也不需要HASH了。它的侵略其实没有任何力量，它不过是疏离孤单的人类的可怜殉葬品，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

第二天我早早就起了床。我的精神非常好。我打算在去拉合尔堡前跟马克思道个别——他即将动身去伊朗。我在楼顶来来回回踱了几趟，最后才将疑惑的目光投到休息室台阶前的那个男人身上——那个位置从来都是马克思的。
“嗨，早上好。”对方终于开口了。我却是吓了一跳，不是因为突然，而是我无法相信那个人竟然就是马克思：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合身又整洁的灰色T恤和牛仔裤，一双得体的白色运动鞋……太陌生了。这个人与在肮脏的街头喝奶茶，与随地到处坐，一次只吸半支烟，与满口粗话，天真地举起一枚耳环的那个家伙——怎么会是同一个人？但那一双眼睛却又告诉我，他的确就是马克思。
“天啊，我都认不出是你。”
马克思笑笑，没吭声。他显得非常疏离——对我，不是对他。
“我一会要去拉合尔堡，特来向你道别。”我感到了自己的客气。一种不对劲的近乎虚伪的客气。难道，仅仅因为人家变得整洁，仅仅因为不够粗野吗？
“我想……嗯，我想伊朗也是个值得一去的地方。”他的声音有些吞吐，仿佛那身齐整的行头突然成了一份无以化解的压力。
“我想……以后会有机会去的。”我突然也感到一种压力，就像小时候独自一人穿过黑乎乎的巷子。
这时，管家上来了——三轮车已在下面等着。
“一路平安。再见。”我点点头，匆匆下楼去了。我没有回头。
当我回来，马克思早已走了。我一人在房里听音乐度过了整个下午。
然后我下楼，到那个饭馆吃了一份鸡肉炒饭，去茶摊喝了一杯茶，到甜品店要了个冰淇淋，又在那张破沙发上坐了一会，离开时，我看到那些昏暗的路灯光束像骨架一般支撑着茫茫夜空。

纪尘 · 2011-03-02 06:58

B，苏菲的灵魂

无论是对当地人还是对住在Regle Internet Inn的旅客，星期四都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日子。因为这天是伊斯兰神秘主义的苏菲教派之圣日。
苏菲教派起源于中世纪，其教义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与神结合、直接沟通从而获得内心省悟之体验。与繁琐严苛的原教旨主义相比，苏菲主义无疑情感更朴素也更具自由精神。其实在中国新疆的西南角地区，比如叶城等地也很早就存有苏菲派，但真正地在中国扎下根却是因为一个叫马明心的穷苦传教人。
马明心曾在也门求学十年，回后来即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不辞劳苦地奔波，传播着一种名叫哲合忍耶（Jahrinya）的苏菲主义教理。由于清政府的镇压，马明心最后殉教，成为信徒们心中的圣徒。
按照客栈主人马立克的叮嘱，我换了件长袖衣并披了头巾，尽管如此，当我走在街上仍是颇引人注目。因为街上根本就没有女性。在印度，外国单身女子时常会冷不丁地被某只猥亵的手东摸一把西捏一下，这里的男性则多半只是向你行注目礼，偶然有胆大一些的年轻人会在经过你身边时说一句：“美人”或是“真性感。”
我把这理解为一种对异性的隐密而本能的渴慕。它克制但强烈——我将在其它章节进一步叙述。

我来到一座宏伟的清真寺，然后，在向导的带领下，我进入清真寺下方——一个大型停车场般的地下一层。Qawwali（音译：恰瓦里）将在这里演出。Qawwali是一种崇神歌曲，一种纪念和赞颂先知默罕默德的吟唱，也是苏菲派独有的敬拜仪式。
在拉合尔，据说只有Regle Internet Inn的女客人才可能被允许出现在这种场合。在这清一色白衣的场所，我的出现就像一颗疯狂且异教的星星，人们惊讶的目光久久不散。但这是一种令人宽慰的讶异，既不咄咄逼人也不拒斥，而且只要你一回视，对方的目光一定马上转开，仿佛受到打扰的不是他们而是我。
不过即便是像我前方那位几乎每隔一分钟就回一次头的年轻男子，当Qawwali开始时也变得聚精会神。我惊讶于那些艺术家竟能如此迅速就进入状态，只要往台上一坐，他们仿佛便得到一种特殊的超自然力量，马上激情四溢，浑然忘我。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在场地中间闭着眼不断重复着一种简单的舞蹈。台下的观众安静聆听，并带着朝圣的心情躬身次第地向阿訇（akhund，伊斯兰教对学者的尊称）奉上自己对神的敬拜：面值大小不等的卢比。阿訇们则将钱一张张捻散，天女散花般抛洒到艺术家身上。有几个乐队演出结束时，面前的钞票简直是堆积如山。
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我听过的最具“渗透性”的音乐。台上倾情投入的激昂与台下不时的虔诚回应 “阿敏奈”（相当于基督教的阿门）仿佛宇宙的合声，不断从四面八方涌起，冲击着人的意识，非常陌生，但有强烈的感染力，就好像安拉在发出召唤，就好像人们正集结在神的面前，气氛热烈神圣得让人发颤。

Qawwali之后便是“苏菲之夜” (Sufi night)。其聚会地点在一个叫伊奇拉（Ichhra）的地方，那里有座先知圣祠。抵达时，只见圣祠大厅火光熊熊，人潮汹涌，多亏了向导的引领和人们的谦让，我才得以顺利进去。
如果说白天的Qawwali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那么此时的乐声则近乎“残酷”：阵阵激烈紧凑的鼓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每一个重音都如一枚急骤的子弹击打着你的鼓膜和心房。三位白衣如雪的鼓手全身已被汗水浸透，但他们浑然不觉，似乎除了击鼓之外什么都不再关心，不再重要。
他们看起来相当性感，既如烟灰般黝黑，又如火焰般光芒四射。据说他们要这样一直击鼓到天明。几乎所有人都在吸食HASH——这样的狂欢之夜，这是被允许甚至是必须的。
尽管早已水泄不通，人们仍是源源不断地涌进，他们挂在树上，窗棂，甚至人的肩膀。这些人仿佛有奇特的缩骨法，本来只能容两个人的位置他们总有办法再挤进三五个。更奇怪的是，一些头顶着甜点的商贩，竟还能在这样的拥挤里穿行——我非常怀疑他们的脚是否能接触到地面。
一两个手拿蒲扇的孩子见缝插针地跳到人们面前扇风——这可获得卢比。他们是所有人里惟一还能保持冷静的。
我的脚开始发麻，僵硬——从始到终我都只能保持着一种胎儿式坐姿。奇怪的是，我完全受得了。这样高密度的拥挤如果是在印度或者中国，我不敢想像会发生怎样的骚乱，但这儿你所看到的却是尽可能的谦让，即便是被人占了位或是踩到了谁，没人抱怨，没人谩骂，更没人大打出手。
人们兴高采烈地传递和分享着HASH和甜点——我就至少接到三次。这种友好谦逊在一定程度缓解了我的不适，同时也消解了我那残余的印度式视角——我将以一种截然不同的眼光来注视一个新世界。
随着鼓声的激越铿锵和吸食HASH的增多，早已被点燃的人们进入到一种疯狂状态：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一些人陆续出现在鼓手身边（我实在无法解释那狭小的空间是怎样腾出来的）——苏菲之舞开始了。
那些人身材瘦削，有些看起来几乎是孱弱，但他们对信仰的热忱却弥补了一切——激情与活力从体内喷涌而出。只见他们双目紧闭，疯狂甩头，全身抖动，口中喃喃有词，高潮时甚至会跳离地面。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神经质。
我不由想起一句话：“We are gonging to the day together。”按照伊斯兰圣训的说法，伊斯兰是安拉降示给人类的最终生活方式。这些人，他们生活在按照安拉经典统治的国度，在他们心目中，安拉的律法就是国家的律法：人们的一切情绪和需求，责任和荣耀皆赖以真主。
是否当年数以万计的穆斯林宁可放弃土地、工作、甚至家庭，脱离印度而集聚到巴基斯坦正是基于这种宗教理想的狂热？另外，即便是在这样的场所，你也绝无可能见到任何神像。也许正是这种安拉即无形无位但又是一切的一切的宗教，人们对神的想像力和尊从才能达到最大程度，才能赋予神的无所不包和至高无上。

鼓声震耳欲聋，人们虔诚的赞颂与狂热的歌舞持续不断——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一一在这里呈现，时间和空间都消失在一种神秘而炫目的欢娱里。
在这个苏菲之夜，我想我已接触了某种我在中国永远也接触不到的东西，它与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多么的遥远又格格不入。为此我自问：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是什么促使我中断和放弃像很多明智的朋友那种对生活的选择：沿着公司单位的阶梯往上爬，或是谋求更宽更舒适的房子？我这样四处游荡，是否只是为了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作者——但个性显然只是艺术最低层次的要求。或者，这根本就与写作无关，而是因为我和自己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不适应和疏离。
我曾多次行走在中国的大西北，我曾想在那些地方找到答案，结果却一无所获——随着离开，那些原本我以为握住的东西立即就消隐无形了——灵魂依稀可见又飘浮无定。不可名状的失落使我像个亡命之徒般不断踱来踱去，离群索居。为此我写作——我试图以写作来挽救自己，但那些堆砌在纸上的东西是那么苍白——它们离精神是如此遥远，如此狭隘。

夜越来越深了，狂欢却没有一点削弱的迹象，甚至更激越：鼓手的头发和衣服已滴出水来，舞者的肢体激烈到几近痉挛，而这样的仪式不是每年一次，而是每周一次——是什么让这种屡见不鲜、周而复始的仪式始终保有如此的吸引力？是什么使人的精神信念与日常生活结合得如此紧密？又是什么令他们抛开平日里含蓄的书卷气而变得狂放不羁？
我在这儿。现在。此刻。
我全身都笼罩在这酣畅淋漓的狂欢中，一切无不使我受到震撼与感动，但相信何种宗教、采取何种仪式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精神到底是什么？黄河、长江、孔教儒家，56个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这些在我心里多么辉煌与自豪的字眼此刻却像一种辛酸讽刺——它们更像一首被篡改、被背弃了的曲调。
信仰的荒漠。金钱成了惟一的神与真理。整个社会无一不在走向一种自以为是的旁门左道，无一不迫不急待地朝那扇“宽门”奔涌而去（ “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新约/马太福音/7章13-14节）
鼓声仍在继续，我的心却突然沉了下来。几乎是沉如古井，波澜不惊。

纪尘 · 2011-03-07 10:32

c:神就是我的朋友

马立克，Regle Internet Inn的老板，年约五十，略瘦，修剪得恰到好处的小胡子，任何场合都出以整洁的白色Sherwani，举止从容，态度温和。
此人早年从事新闻工作，据说曾是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的新闻顾问。尽管现在他已不再为政府工作，却仍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阿訇”。
“马立克”并非他个人的名字，而是其家族所传头衔——阿拉伯语里意为“王”。
在客栈的大多数时间，马立克都呆在楼顶那间半封闭小屋，当早晨的阳光射入，那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小天地便生出一点点“家”的味道来。
有时小屋的录音机会传出乌尔都语新闻，这优雅异常的语言时常伴随着马立克剧烈的咳喘。他吸烟很凶，而且至少有一半混有HASH。不过制作HASH的工作并不是他自己完成，而是那位同样喜欢呆在里面的管家。这个沉默的中年男人就像马立克忠实的影子，总是那么恰如其分的为马立克卷烟、上茶、或是制作又辣又美味的烤鸡块。
我不知这些究竟是不是管家必须的工作，但从管家的神情来看，他是把这些当成自己的工作的。尽管他沉默少言，举止也绝不卑躬屈膝，却可以感觉得到他对马立克的尊敬。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一种基于牢固的信赖之上的尊敬。
偶尔，客栈会出现几个气质不凡、举止得体的客人，上楼后这些人会径直走向小屋，脱鞋，伸出双手与主人紧紧相握。他们的神态无一不极为谦恭。这时，不时传出交谈声与欢笑声的方寸小屋便突然变得独立且完整，甚至成了客栈主体。
据说那些来客中，多半都是当地有名望之人：政府官员、阿訇、艺术家等等。其中艺术家占多数。或者是因为马立克热爱艺术，尤其沉醉于穆斯林音乐，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将他喜爱的音乐文化介绍给住在客栈的各国友人——我便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
除了那位已离开巴基斯坦的德国大胡子外，其它客人对小屋并不是太感兴趣，他们更多是呆在相对开阔的空间聊天、阅读或看电视。不知是因为我来自中国还是如马立克所说我那晚的歌声使他感动，总之，每次见到，马立克都会向我招招手，而我也非常乐意在小屋里呆——它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你与主人并非生意关系，而是朋友关系，你不是为投宿而来，而是被邀请而来。
每每这时，管家便会默默地卷上两根HASH。据说马立克吸的HASH是当地质量最好的。卷好烟后，管家便开始上茶，或是外出买一两瓶饮料，如果适逢傍晚，那么无论你如何推却，最后也总会不由自主地撕下几块“恰巴蒂”（一种粗面饼，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主食，类似新疆的馕，但要更薄一些），然后沾着酸奶吃下去。
马立克相当健谈，也很风趣，每当管家将烟递到我手上时，他就会微笑着说：“噢，看来一会我得上街买鞋子了。”这玩笑来源于两个日本人——他们曾在吸食HASH后四处找鞋子并把鞋子顶在头上。遗憾的是，至今我都没法达到满地找鞋的境界。
“在中国你从事什么工作？”
“写文章。”
“为报纸吗？”
“不，为自己。”我突然想起他曾从事新闻工作。
“非常好。能为自己写作真是太好了。其实我也曾写作，还谱过一些曲……”
“我其实领有一份工资。我还不能纯粹靠写作生活。”
“你的月收入多少？”
“三百美金吧。”
“三百！非常高的工资。”他的赞叹令我吃惊，他可是当地的社会名流。
“你呢？”
“我没什么钱，即使以前在政府工作时也没领过这么高的工资。我不介意。钱对我而言够生活就行了。除了梦想我可说是一无所有。”
“你的梦想是什么？”
“像你们一样，四处旅行，看看其它国家的文明与人们的生活。”
“你都到过哪些地方？”
“仅仅巴基斯坦。我们出去是很困难的，太困难了。”
“因为经济还是？”
“经济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没人相信也没人理解我们。”我注意到，在说这话时，他的眼神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但何以悲哀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对他的民族？还是——恐怖份子？
“谁站在恐怖份子之后？谁才是真正的恐怖份子？塔利班，哈，够了！塔利班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小游戏。”他突然咳得非常历害，几乎透不过气来。
“我父亲吸烟也很凶，现在他得了严重的肺病。”我一语双关。可笑的是，我何尝不也在吞云吐雾。
“呵呵，好姑娘，我早已病入膏肓了，香烟于我，可是一剂良药。”他一边咳一边大笑，随即又接过一支HASH。从始到终，管家都没有劝阻一句更别说禁止。
“听说在乡下你还另有一间客栈？”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我转了话题。
“是的。乡下还有一间，但离拉合尔有些远。其实我更喜欢那里。那才是我的世界。”
马立克仍坐着，也仍面带微笑，只是举起了双臂，我却突然发现他变了：那种初时的谦让随和里多了些什么。也或者他根本就没变，而是本就如此：他身上有着一种深藏在儒雅之后的锋芒。
阳光已充满了小屋，几乎有些刺眼，以至我瞬间产生这样一个念头，要不要把门帘放下。
“听说拉合尔的许多音乐家都是你的朋友。”
“是的。我喜爱音乐，我希望人们也喜爱音乐。音乐可以让一个人自由地赋予任何想要的含义，一切的痛苦或是一切的快乐。奇迹存在于音乐。”
我望着这个男人——这真是种奇特的双重感觉：马立克那沙哑、专注于艺术的嗓音，在这间陈设简陋、灰扑扑的小屋里托出一座幻影般的城市，那里的空气清新得好像和我以往呼吸过的完全不同。周围如此安静，以至一切细小的噪音都聚集在我耳边——在阳光下生长的植物，绽开的花朵，清新的风……而当一只小飞虫掠过发梢时，我想到了蝴蝶出蛹时那透明、脆弱的翅膀……
不知什么时候，收音机又传出了乌尔都语。一切又重返现实。我看了看时间，此刻，清真寺正传出伊玛目的颂经声，人们正虔诚地对着真主祷告跪拜。
“你怎么看待宗教？”我问。
“它就是生活。”
“你天天去清真寺吗？”
“不，我极少去。”
“不觉得对神不敬？”
“对我而言，神就是我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他停了一下，吐了一口痰，管家立即用烟灰覆上了。“这朋友可说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包括此刻，这里。”他用夹烟的手指了指身边，又在胸口放了一下。
“不去清真寺的话，每天五次祈祷也要做吧？”
“真正的朋友，会在意什么形式吗？”

那晚我们是在一场微型的民间音乐会中度过的。
当日适逢周五，马立克的几位艺术家朋友常在这晚为客人演出。就在楼顶那片小小的天地，搭一块布，扯两盏电力很不足的灯，舞台便算是搭好了。
在此，我不想再用苍白的语言去描述艺术家们精湛的技艺了。我想说的是，在那个难忘的夜晚，马立克起舞了，他乐感相当的好，跳得也非常投入，尽管他抽着烟，不时咳喘着，但那沉醉的神情却分明——有一种召唤。这召唤，即出于音乐也出于神——奇迹存在于音乐。随后，我站起身来，接受了艺术家们的邀请。
第二天傍晚，我前往白沙瓦。离开客栈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房子，我想，对这栋墙壁毫无光泽、窗户落满灰尘，只摆有几张旧沙发和几盆植物的建筑，较初来时，我有了另外的更深的解读。

纪尘 · 2011-03-12 12:48

面纱之下

其实在前往白沙瓦的那个清晨，我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要到这个城市。
我问过几个人，其中一半反对，一半赞成。反对者认为，那个与阿富汗直接接壤的地方，它的动荡不仅令巴基斯坦政府如芒在背，而且其严格保守的传统也绝不适合一个非穆斯林女性独行。赞成者则说，为什么不呢？那儿有又好又便宜的HASH，而且民俗风情浓郁，再说，只要你披上头巾，那形象足够以假乱真了。
赞成者都是些年轻人，他们一边说，一边很享受地吸着从白沙瓦买回的HASH。我在两种意见中犹豫不决，最后决定去问马立克。
“我想你会喜欢那里的，当然，你自己拿主意。”马立克说。
我考虑了大概五分钟，然后走向那个衣橱——里面有许多当地传统服装。免费。我挑了件枣红色条纹长衫，又披了块同色头巾，当我从房里出来时，人们不再说话了，包括持反对意见者。

那是辆宽敞舒适的大巴，整辆车客满，我是惟一的女性。
当找到自己的座位时，那个毗邻我的中年男子马上起身离开了——他宁可坐在过道也不愿坐到我身边来。
半夜时分，我忍不住叫了一声他：“坐到座位来吧。我是中国人。”对方却望都不望我一眼，也不吭气，继续蜷在过道上。其它人也不出声——没人觉得有这必要，没人认为那人应该坐到我身边来。
这让我有些局促：虽然我披了头巾，但脸庞与手却是露在外面的，而合身的衣服在这种沉默里似乎也显得有些窄小。
我别过头，望向漆黑的窗外，后来我睡着了，醒来时，我依然保持着侧向窗户的姿势，而身边的座位，也始终空着。

抵达白沙瓦是凌晨四点。
深夜的城市颇有寒意，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几个三轮车夫在我身边悠转一圈又走开，没人招呼我，没人来揽我的生意，他们谨慎好奇的目光就仿佛我长有三头六臂。
“你要去哪里？”一位男子出现在我面前，我记得他——在车上他坐在我对面。
“玫瑰宾馆。”
“跟我来。”对方说，并示意我跟他一块上那辆人力车。
我望望对方：大概二十七八岁，没有令人担忧的大络腮胡子，米色的长衫整洁合身，微胖，皮肤散发着一种养尊处优的光泽。
我点点头，上了车。然而当我们抵达距离并不近的玫瑰宾馆后却被告知，已客满。男子介绍说他有位当地朋友开有客栈，不如去那里看看。
我望望街道——除了街灯外再也没有其它灯火。可当我们到达他朋友的客栈后，无论他的拍门声有多震耳欲聋，整个客栈却一直无声无息，连狗吠声也没有。
我看看时间——已快五点了。我决定去对面的“拉合尔宾馆”，虽然很可能它的房费昂贵，但至少大堂的灯亮着，而高大的楼房也让人较有安全感。下车时男子坚持付了车费，等做好住宿登记后，他又坚持送我到四楼的房间。
“太谢谢你了。”放下包后，我由衷地感谢。
“你一定累了，先洗把脸吧。”他打开热水壶，开始泡茶。
我进去洗了脸，梳好头发，出来，他坐在沙发上，似乎没有离开的意思。
“你，是不是该也开一间房休息呢？”
“很快就天亮了，我这样就好。”他捧着茶杯，轻轻吹着。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房子是标间，有两张床。虽然在路上我曾不止一次与陌生异性“混房”，但每个背包客都会默守一种不约定却成俗的行走规则，都会做到互不干扰。然而……虽然他确凿无疑地帮助了我。
“抱歉，你在这里我无法休息。”我尽可能地礼貌。
“嗯……好吧。”他沉吟了一下，然后站起来，神态依然温和，但目光显然掠过一丝失望。接着，他扯下一张纸，问我要了笔。
“起来后请联系我，我早上有空，可带你到城里转转。”他将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递过来，道了晚安，离开了。
第二天，我没有联系他。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白沙瓦，这个地处南亚大陆与中亚之间的贸易重镇，在贵霜王朝的健驮逻国时期被定为国都时曾有个动人的名字：布路沙布逻（梵语，Purushapura），意思是“鲜花之城”。
从这个名称上看，此城当时必定很是繁荣昌盛。这不难想像，当时贵霜王朝迦腻色迦当政时期（129-152年），其王朝疆域可是扩至克什米尔和如今中国新疆的莎车和和田。634年唐玄奘就曾途经这里。
贵霜王朝崩溃后，白沙瓦又历经了波斯萨珊王朝、白匈奴（Ephthal，又称厌哒）、迦毕试国、突厥沙希（Turkshahi）、印度沙希（Hindushahi）、帕坦族部落等。帕坦人尚武好战，桀骜不逊，1500多年来，从没有完全被外族征服过。不过现在的部落地区受到世人关注，却是由于跟塔利班的亲近关系。
据说，占阿富汗大多数人口的普什图人就是帕坦族的主要分支。后来，英国将白沙瓦从阿富汗怀中夺走，直至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白沙瓦才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被并入巴基斯坦的版图，这就是何以这座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城普什图人远多于Pishoris族（少数族裔原居民）的原因。随着阿富汗战乱频频，难民不断涌入更使得白沙瓦的普什图队伍日益壮大。
白沙瓦之所以成为重要军事阵地，是因为伸入到该城的兴都库什山的开伯尔山口两山夹峙，地形险要，历史上入侵印度次大陆的外国军队都曾经过这个山口，阿富汗内战发生时，白沙瓦成为了反苏mujahideen的政治中心。
纵观这座城市一系列兴衰得失的历史，便会觉得，尽管“白沙瓦”（波斯语，意为“边境之城”）这个名称毫无诗意，简单直接，倒也应证了那位大字不识的君主的眼光（白沙瓦为莫卧尔王朝的阿克巴大帝所取）。

虽然历史上的白沙瓦展现出一个又一个各具特色的面目，但对初来乍到的我而言，它依然是陌生且幽暗的，不管是深夜时分的抵达，大巴上的空位，还是送我到宾馆之后再也没见过的男子，都仅仅是覆着其上的一层面纱。
因此我的第一站只能是按照惯例：逛老城。
与拉合尔的老城不同，白沙瓦的老城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个又一个的巴扎在蛛网般错综复杂的老巷子里连片呈现。食物、香料、烟草、珠宝、古玩、服装等形形色色的商品遍布老城的每一个角落。
老城共有16个城门，据说曾有高大的城墙包围，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城墙被拆掉，老城扩张出新城区和大学区。不过新生事物的出现并没有完全改变人们的生活，人们依然在这里居住、穿梭和交易。

我在珠宝巴扎逛了很久。倒不是因为我身怀巨款，而是那地儿相当冷清，这对于一个初抵斯土，方向感又很不好的旅人来说多少是种放松。再者，白沙瓦的手工艺品历史悠久，技术精湛，能过把眼瘾也是挺好的。
每经过一个商铺，店主都会微笑地询问：女士，需要买些什么吗？虽然客人稀少，但他们的神态却一点也没有印度商贩的那种焦灼迫切，更不会不顾一切地跟着你走得老远——仅仅为了能卖出一个五卢比或十卢比的小玩意。
我走进一家商铺，打算买上一两枚镶石戒指，这些小东西并不昂贵，镶嵌的多半是当地出产的一些天然矿石，不过手工依然相当精致。
从眼睛和双手上看，店主并不老，但长长的胡须却使得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位老者。他非常礼貌地让我入店，又非常礼貌地将一个个透明塑料罐从货价拿下——里面全塞满了小首饰。之后，他放下了门帘。
“这个多少钱？”我看上了一枚方形的暗红石戒。上面刻有一串波斯文，应该是制造者的名字。
“600卢比。”
“给个实价，合适的话我也许会多要几枚。”
“500。”
“400。”我望了一眼挡得严严实实的帘布，有意将声音提高了点儿。
“噢，女士，这不可能，最低550。”
“我要两枚，一起800。”我又挑了另一枚银戒。上面没有任何镶嵌物，但手工雕刻的花纹相当漂亮。
“两枚一共850。”我说。事实上我心里根本没底，我只能给自己打气：虽然我接触过的穆斯林商人大多讲究诚信，但为什么他要将门帘放下——说明他想宰我一把又怕别人听到。
“对不起，你给的价不可能，真的。”
这让我有点受挫，我想起在尼泊尔和印度，只要你装出要走的样子，对方通常会马上叫你回来然后一脸委屈地接受你的价钱。但当我说走的时候，对方依然不为所动。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放下帘布呢？”这下我彻底没辙了，干脆转移话题。
“噢，因为你是女士啊。”对方感到吃惊，显然他没想到我会对此抱有疑问。
“只是因为这样吗？”
“是啊，你没注意到他们都在看你吗？当然，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把帘门拉起来。”
这下轮到我吃惊了——我的店主介意他的女性客人别外人窥视。我突然想起了马立克的叮嘱：记得要把头发包好，白沙瓦非常传统。
“不必了，我只是随便问问。”
听到这句话，对方松了一口气，而我则是吸了一口气。整个早上我都这样心安理得、抛头露面地在外面闲逛，虽然确实有很多人看我，但那神情却是好奇又与己无关的。可一旦你与某人建立起关系，哪怕仅是这种纯粹的生意关系，“传统”便像呼吸一样自然地浮出来了——在离开之前，在与他结束关系之际，都是与他所要维护的东西息息相关的。

接下来的事再度证明了这点。
那是一间灰头土脸但又飘出令人垂涎香味的餐馆，我进入时，店里正有着两三个男人在吃东西。店主是位约摸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体格健壮，相貌英俊。他的手脚很麻利，几分钟就弄了一盘炒鸡出来。当他将菜端到我面前时，我注意到，那几个客人立即挪远了——他们挪远，进食速度却是慢了下来。
“非常美味。”我由衷地赞道。听到这话，小伙子二话不说又上了一个馕，然后坐在我身边，似乎我的赞美是某种应允或暗示。而那几个客人则坐得更远，同时也吃得更慢了。
“能看看你的相机吗？”
“当然。”
这时，一位五十左右的男人出现了，他审视性地扫了我一眼，又扫了小伙子一眼。
“这是我父亲。”小伙子站起来，同时马上将相机递到父亲面前，似乎要借此证明什么。
这一招果然管用，那些形形色色的图片很快就吸引了男人的注意力，甚至后来他也坐到儿子身边，而不是一直站着了。
“你结婚没有？”看完相片后，父亲突然问出这么一句话，看我的眼光又出现了那种审视。
我茫然地摇摇头。
“我儿子也没有。嗯，你是哪里人？”
“中……中国。”我口吃起来。这哪跟哪呀。
听到我的回答，父亲的目光骤然柔和下来，而那几个一直在慢吞吞吃东西的客人却突然加快了速度，不一会儿，他们竟全都离开了。那种知趣的感觉就像不该打扰别人的“家庭会议”一般。
然后，很神奇的，饭店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新客人，稍后我才知道，这些新来者竟是小伙子的兄弟——当然都是已成婚了的。他们是被某个一直观望的邻家小孩给通风报讯来的。他们都离我远远地站着。
“还需要些什么吗？”父亲问。不仅眼神，他的声音也柔和了许多。
“不，谢谢。我吃得很饱。”这场面让我相当尴尬。我不过只是在此吃一顿饭，没想到却吃出别人的一系列亲戚和私事来。
“你的头巾太小了，该再买过。你没注意到吗？那些人一直在看你。”他停了一下，“另外，以后你该跟你的同伴一起出门。”
这些话与那位珠宝商可说是如出一辙。还有那种略带忧虑的语气。如果我是在大街上，如果我没进入他的店没与他们有任何交谈，那么，他们是不会介意我的头发是否露出来或有没有同伴的，但我却来了，不仅如此，还未婚，这使得我这本与他们毫无关系的异乡人拥有了另外一个身份：我是他们管辖区内一个该受到保护的“家族成员”。尽管这身份如此虚幻，完全没可能落到实处，却足以让他们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

离开饭馆后我没有去买头巾，我把头发盘起来，以避免头发散落露出在外——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头发原来也是一种“性”特征。
不过我的这种谨慎并非出于害怕，这座城实际极具亲合力，特别是行走在那些蜿蜒迂回的老巷子和活色生香的巴扎时，我感觉几乎就像走在一个似曾相识的童年游乐场：人们在这里生活、聊天、讨价还价，而我则在五味杂呈的店铺间捉着迷藏。
到达之前，我曾以为当地原住民与普什图人会有着严格明显的划分，就像在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一样。但在这里，人们生活在共同的社区，相互买卖，在同一个清真寺做礼拜。据说白沙瓦的刑事犯罪率远低于同规模的其他城市。另外，白沙瓦城有着一种文化的厚重感，这种厚重并非因为那些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学校，而是对“传统”的格守与维护。
对比白沙瓦，拉合尔的传统就像美术中的印象派，有着革新与潮流的意味——每当想起拉合尔，我都会最先想起焚烧中的HASH香味。而白沙瓦的传统则是富含土壤气息的，非常扎实，像菜篮子里素面朝天的土豆，或是搁置在屋角一件再普通不过又必不可少的农具。
在这里，传统就是呼吸之循环，就是人生之所在。
在白沙瓦我倒是久不久就能碰上一些妇女，碰上她们时，我便不得不对这里的人们生出感激——与那些全身笼罩在密不透风，连眼睛也不露出来的布尔卡（burqa）里的身躯相比，他们对我简直是太宽容了——仅仅是希望我的头发不要露出来。而且，她们绝不会单独行动，总是三五成群，从与商贩讨价还价的声音听来，这些妇女都有一定年纪，这要么是年轻的妇女绝不会主动跟陌生人说话，要么就是确实她们当中没有年轻人，至于未婚女性，我相信是绝无可能在这样的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 。
虽然布尔卡严密得你什么也看不见，但男性经过时，依然会相当谨慎地与她们保持着“安全”距离，当她们停下，周边除了商贩就再不可能有其它异性停留了。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无论车再拥挤，无论那些男人是如何别扭地趴着堆着，我也无需为没有座位而担忧。
我不知对于像白沙瓦这样的城市，如我这般的单身女子出现会带给人们多少的新鲜好奇又多少道德上的不安。诚然，这里的人们朴实坦诚，他们给予了我很多的便利和帮助，但同时我也相信，我的出现无异于一种“污染源”。
在某种意义上，“我”在带来“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堕落”。男人们大多会乐意看到这样的新鲜事物并且心安理得——他们看你可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你的。因为你不是穆斯林，因为，是你先用脸庞与秀发“勾引”他们，你是一切的始作俑者。
为此他们对我——一个外国人，一个异教徒的种种有悖于当地传统的行为可以持友好与宽容态度，同时一种受外在文化染指的忧虑亦随之而来，这就造成了某种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尽可能地看你，另一方面，又希望你是私密的，能遵循传统——比如，把头发包起来。

在白沙瓦的三天里，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消耗在这样没完没了的穿街走巷中，我没有去赫赫有名的“走私市场”（Smuggler’s Bazaar），虽然那些枪支弹药与毒品很可能为我的旅行增添几分刺激和成为某些虚妄言谈的资本。
对我而言，白沙瓦城更神秘也更具探访价值，我越向它走近，便越是感到自己并不是往前走了一段路，而是不知不觉往后退，同时，我的身份也越加的暧昧可疑—— 没穿布尔卡的我是否就没有那样不可触及的一层面纱？如果没有，那么，我的疏离感，那种置身于故土却又心理残疾的感觉从何而来？或者，虽然身处“开放”的城市，但我们的面纱却更厚，更顽固，也更令人无所适从。
另外，我那拥有几千年文明，如今因为经济迅速膨升而兴奋得几乎一丝不挂的国度，我想倒是需要一层面纱。
最后，顺便提一句，当我离开白沙瓦不过一周，两名游客便相继遭遇不测：一名美国人遭枪杀，另一名从伊朗过来的旅人则遭割喉。而这，或许又是神秘的伊斯兰面纱下的另一种“真相”。

纪尘 · 2011-03-15 07:44

b，少年初识愁滋味

两个月来，在饱食了馕与土豆之后，我开始渴望大米。
在我的想像中，印度河平原出产的大米该像塔克拉玛干的沙粒一样绵延无尽，而所有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堆积着那种新鲜而柔和的大米的乳白。
但事实是，跟在印度一样，在巴基斯坦我仍鲜有机会品尝这我所忠情的粮食。尽管我的胃很争气，完全能够容忍和消化那些千篇一律粗粮，可人在旅途，特别是这种时间和空间都跨度较大的漫游，一点点的旧梦重温也会成为安慰。
“米？你是在说米吗？”一个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几乎吓了我一跳。因为刚才我完全是在自言自语。
“是的，我想吃米饭。”我顺势回答，同时转过身。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孩，绝不会超过二十岁，白晰帅气的脸庞没有胡子，身材修长单薄，淡棕色长衫，腋下夹着一团黑布。
见我回头，他两步并一步地跨到我身边并条件反射地伸出手——他塞给我一块口香糖。我笑起来——这可是在白沙瓦首次收到的最可爱也最富现代气息的礼物。
“跟我来。”他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并毫不犹豫地调头往回走去。
我也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我想他是当地人，跟他走自然不会有错。事实却是，他也根本不知道哪里才有米饭。每经过一个饭馆，他都用当地语言询问，那个早上他至少问了十家饭店，结果都让人失望。他开始着急，步伐明显地加快了许多。
“没有就算了，我可以吃些别的。”我说。我有些不安——为着自己一个小小的愿望，着实太麻烦人家了。再说，我虽想吃米饭，但也不是非吃不可。
“不，不不，我知道哪有，真的。”他几乎一头是汗，话语又快又迫切，仿佛再没有比找到米饭更当务之急的事了。我只好继续跟着——事情似乎颠倒了过来。
“你在这等着，我马上就回。”当又走到一个拱门时，他突然停下，然后将布料一把塞到我手里，一边跑，一边不住回头看，像是生怕我跑了。
正午的阳光异常明媚，我抚挲着手中的布——它在阳光下闪发出一种沉静而高贵的光泽。这光泽召示着，它属于男孩的某位家属：母亲或是姐妹。在这样的传统穆斯林城市，女性若需要购置什么，很少亲自出门，而大多由家中的男性来完成。
约摸十分钟，男孩气喘吁吁地出现了，坦白的面庞一脸兴奋。
“我哥哥说的，这回一定没错了。”原来，身边的巷子就是他的家——他竟是问家人去了。
确实没错。巷口那家饭店的确有米饭，不过还没开始煮。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我的大米梦早就烟消云散了，此刻的我，无论馕还是土豆，只想饱食为快。但看到沙地克（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那兴奋的笑脸，那动物般单纯的眼，我忍住了。
沙地克先是将桌子抹得一尘不染，开了所有的电扇和灯，又大方地点了两瓶汽水，这才在我身边坐下。面对别人好奇的注视，他稚气未脱的脸有着一种强抑的得意——他可是跟一个外国女郎坐在一起！而且是，单独！
当我们慢吞吞地喝完汽水，又慢吞吞地吃了一小碟花生，米饭终于好了，看上去真是让人垂涎欲滴。但沙地克却坚持不要，他说自己很饱，而且向来不喜欢吃米饭。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这样：一份鸡肉米饭是120卢比——这对当地人来说并不便宜，而他又不可能让一位女士为自己买单。我不再勉强。
在那从天花板垂挂下来的光秃灯炮发出的幽光之中，一位身着长衫的英俊穆斯林正襟危坐，而我，头披长纱，一边用手抓着香喷喷的古老美味——多么的天方夜谭！如果不是胀鼓鼓的胃一再提醒我最好一切到此为止，我很可能因这诗意幻象而来的不节制被送医院清洗胃肠。
好吧，到此为止。我起身，买单，然后对着沙地克一再道谢——他的任务已圆满完成，现在，他不必再受米饭的烦扰而该去为他的母亲或是姐妹制衣服了。然而他却仍跟着我，几乎是寸步不离。
“我不需要什么了，随意走走就好。”我说。
“我熟悉这里，你要买什么我都可带你去。”
“我不能再浪费你的时间。”我感到一种隐约的压力——我需要自由地触摸这座城市，他的如影如随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没关系，我有时间。”他恳切地说，单纯的脸上有着略略的不放心——一种担心被“甩”的忧虑。
有几次，我走进一些感觉很不错的商店想好好看看，却始终没法集中注意力。压力持续性加强——这个男孩，他在想什么呢？这样偶然的萍水相逢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沙地克一直沉默着，即不再为我问价也不再给任何建议，事实上越走他的神态就越茫然不安，但跟着我的念头却像某种意志，这意志使得他即使不安却仍锲而不舍。过马路时，他突然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自然本能得就像一个家长，一个照顾弱小的英雄，一个呵护入微的情人。
是我先松的手。但或者太迟了，自握住我手的那一刻起，他的那种意志便完全成了一种信念——从那热烈又执著的眼神来看，这男孩已是一厢情愿地认定了这个他根本一无所知的外国女人跟自己有关。
得说，我非常的于心不忍且懊悔，但文化差异所带出的误区已不许我再犹豫不决了。
“孩子，听着，我非常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只是到此旅行，后天就会离开白沙瓦，我想自己好好走走。”说完，我指指前方的博物馆——我要到那儿，独自。
沙地克张张嘴，想说什么终于又没说出来，他的神情看上去茫然极了，茫然、无措又苦恼，就像碰上了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我果断地挥挥手，转身。进博物馆之前，我回了一下头，只见他仍呆立在原地，歪着头，双手紧紧搂着那堆布料，茫然若失地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