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老北京,守在帝都一辈子,也就去过一次故宫。作为游客,我当然不会否认名胜古迹的意义,只是,如果时间充裕,在盖棺定论的博物馆之外,也该尽可能地体验一下你脚下这个城市的日常气息,譬如音乐,那注定不是锁在博物馆里的。
在这里,读懂土耳其
黄昏时分,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的大巴将我带到终点塔克西姆广场,这个真正的土耳其之旅的起点、揭开伊斯坦布尔面纱的地方,位于城市欧洲部分繁华的贝伊奥卢区、仅通行叮当车的独立大街最北侧。在费斯.阿金的音乐纪录片《仙乐飘飘欧亚桥》中,透过拜访者、德国音乐家哈克(工业噪音乐队EN贝斯手)视角,说出城市的秘密,“音乐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人们通过贝伊奥卢了解伊斯坦布尔,而将耳朵展开的地方又是Istiklal Cad.(独立大街)。”
于是,我那始于黄昏独立大街的土耳其之行,注定与音乐深深结缘。
二十四五的宜人温度,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徐徐微风,这是最适合民间音乐人出来炫耀的时候。突厥人的Darbuka手鼓、库尔德民歌的幽怨、巴尔干吉普赛人的热闹、安第斯山印第安人的长啸,虽然90年前的凯末尔努力打造现代土耳其这样一个单民族国家,为此甚至和希腊进行颠沛流离的人口交换,虽然政府长期禁止库尔德语广播的电台,但是音乐显然在顽强地冲破着政治、宗教和民族的樊篱,生生不息。
六个小伙在法国领事馆对面摆开了阵型,各类手鼓和锣嚓伴随着一把音质极好的六弦鲁特琴,一道奏响富含阿拉伯元素的arabesk风格舞曲,被俗称为阿拉伯花式音乐。几个月前来中国进行公众巡讲的土耳其作曲家李凡纳利,曾在代表小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中,借主人公伊凡教授表达了对这种音乐的不屑,“这种城市庸俗音乐毫无和谐可言,伊凡感到仿佛有个锥子扎进了他的耳朵。他不是音乐学者,但他确信‘阿拉伯花式音乐’体现了这个国家的颓废。这种音乐毫不真实,不像美国蓝调、葡萄牙思乡曲、探戈舞曲,或是希腊瑞贝提克音乐,所有这些音乐都表现了一种压迫下的呐喊。‘阿拉伯花式音乐’——涌向大城市的移民音乐——并不是一个伤者的大声呼喊,而是假装受了伤的无病呻吟。最著名的歌手们都带着镶满钻石的劳力士手表,开着奔驰,穿着真丝衬衫,一半敞开,露出长满毛的胸脯。”此类音乐的天王Orhan Gencebay也绝对有戴名表、开豪车、露胸毛的资本,也曾常在本土银幕上耍酷,但他却在纪录片《仙乐飘飘欧亚桥》中坚决捍卫着自己的音乐,“之前说到阿拉伯花式音乐都充满贬义,对我很不公平。的确,这音乐借助了埃及的相似技术,但谁能保证民族音乐的纯洁性达到完美呢?我在广播电视里所做的广泛传播并没毁灭传统,传统依然强大地生存下来。”
睡过路边,才知石头坚硬
沿叮当车轨道往西南方向前行,鲜花长廊一侧的法西尔音乐已经将远方宣礼塔传来的晚祷声淹没,古筝般的齐特琴、追魂的Darbuka鼓、大提琴和吉他构成颇具融合趣味的声场,100多年前豪华的东方快车也在这条街道这个长廊放慢脚步,将西欧的达官贵人和功成名就的音乐大师送达东方,体验交融的乐趣。其实作为猎奇旁观者的我,早在下车的塔克西姆广场,就体验了这番融合趣味。在一个名为“水上欧洲2010”的露天舞台上,一个大妈级流行歌手肆意地卖弄着性感,呻吟着与麦克风亲热,扭动着充满献身意味的躯体,用极其标准的英文鼓动现场观众用无形的手抚摸她,不要停,Once more, baby。台下戴头巾的穆斯林姑娘也大方地看着,在每曲结束就大声叫好,被黑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年轻姑娘,听着台上性启示般的召唤,害羞地转过身笑了起来,然后将黑纱裹得更近,跟着男人慢步离开。
不要以为街头音乐人是一件多么浪漫的职业,“只有睡过路边,才知道石头的坚硬”,独立大街的艺人曾对拍摄纪录片的导演费斯.阿金这么说。夜晚的独立大街流光溢彩,希腊的皮条客、俄罗斯的小姐、卖假文物的商贩,各自尽然有序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来自土耳其东部安纳托尼亚的学生、打工的库尔德人,甚至于远自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也纷纷抄起自己的家伙,唱起自己家乡的歌,身前是一个个等待着硬币和小额纸币的盒子,身后是满墙的演出海报。墙上的名字既有U2、Faith、Metallica、Gotan Project等如雷贯耳的国外大牌,也有Mercan Dede、Baba Zula、Replikas、Ceza这样在当地闯出名堂的本土货。玩着迷幻噪音的Replikas也来自贝伊奥卢,也曾在独立大街成长。伊斯坦布尔的摇滚乐发展轨迹与北京类似,早先就只有Erkin Kosui这么一个名字,如同我们的崔健,后来听着金属和朋克长大的孩子们操练着乐器怒吼着追随西方而去,再后来又不约而同地发现本土音乐这座无穷无尽的富矿。但作为东西文化相遇之地,伊斯坦布尔的耳朵比北京充实和幸福得多,也就让音乐人有着更多的创作和表现可能性。汉族千年来慢条斯理随处讲究意境工整的音乐,又怎能和立即就让人想从凳子上跳起来的肚皮舞音乐去争抢注意力呢?
最热闹的当然是吉普赛人的音乐,土耳其人也承认“听他们的音乐是坐不住的”。从独立大街中段开始,就有这么一群来自巴尔干的音乐家,吹着单簧管和小号、拉着手风琴、举着啤酒边走边唱,吸引了大群没什么急事的路人加入狂舞。一路舞过二手书店、耍弄杂技的冰淇淋师傅、清真寺、刚驱散了反对派抗议人群的荷枪实弹警察……一直跳到700年历史的加拉太塔脚下。要是这时有人对着天空怒射子弹,我会以为自己置身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婚礼呢。
一个家伙上前跟我搭讪,让我去他的酒吧,“乌克兰妞、土耳其妞、希腊妞,Very nice!”见我没多少反应,又加一句疑问“Do you like Gay bar?”操,谁不知道你那敲诈的把戏。这或许就是独立大街惟一留下的危险印记吧,总的来说,繁华而热闹、疯狂而刺激,是这里的灵魂。夜深了,音乐和觥筹的喧嚣,已被洒水车冲刷殆尽,电影院前一个寂寞的中年人拉着鲁特琴,是那首最优美最伤感的黑海情歌《Ben Seni Sevdugumi》(我那样爱你)。广场最高处,红色的星月旗飘扬,一战时达达尼尔海峡死了25万人,一个晴夜里,月亮星星出现在鲜血染成的海面倒影里,国旗就这么来了。残酷的血色浪漫,不是吗?
sea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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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1 07:01
part2Efes Pilsen One Love音乐节,写满寂寞的无聊广告派对
“你去过Efes Pilsen One Love?电视上看到你。”在Mercan Dede演出现场买CD时,卖家用蹩脚的英文这么对我说。
他说的“Efes Pilsen One Love”,是伊斯坦布尔每年六月的一个周末音乐节,像我们的草莓音乐节,阳光草地晒太阳,场地布置也一样布置在市郊——Santralistanbul现代艺术馆—— 一个改造过的发电站内,中午2点开始,从塔克西姆广场的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前,有每一小时一班的免费穿梭大巴,不到半小时,就到了。
“我也听说音乐节很无聊了,幸好自己没去。”音乐节后的某一天,在couchsurfing这个著名的蹭住旅行网上,伊斯坦布尔姑娘Fatma给我回信,蹭住未遂的我在音乐节结束后就曾对她抱怨:“相当无聊,不过原因也可能是就我一个人去,惟一的东方脸孔,也没人搭理我,太阳又晒,导致我也不想交际。”而这个音乐节,可是我在启程前就憧憬并惟一预定了的一场啊!犯贱的我看着满名单不认识的乐队名,心想“这次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了。”
结果,声音的确太不一样了,一句土耳其语都听不懂,也没人过来搭理我,而我自己也成了现场完全不一样的人——惟一背着大旅行包的东方面孔,傻乎乎地站在人烟寥寥的主舞台前,不一会后又烦躁不安地找颗树靠着休息。
Efes Pilsen,是伊斯坦布尔最大最富有的啤酒品牌,从2002年开始就冠名这个一年一届的音乐节。于是,现场销售的所有纸杯装饮品、宣传横幅、玩乐设施甚至T恤,也都紧紧围绕着这个品牌,音乐节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广告阵地。俊男靓女们耍着简单的小杂技,蹬着高跷狂欢着,胸前全印着啤酒的LOGO。和北京众多的草地公园音乐节相似,现场也分为几个舞台,只不过商业广告在这里体现得更为强势:三星冠名的舞台在最里面,初出茅庐的乐队在台上卖力叫着,三三两两的亲友团在下面助威,更多的人在附近或踢着三人制小场或尝试着塑料墙壁攀岩,演出间隙的“空气吉他”大擂台算是最有趣的部分,《Smoke on the water》的旋律中,手无寸铁的年轻人在台上模仿着“深紫乐队”的Ritchie Blackmore狂飙动作;任天堂则理所当然地摆出各种花样的WII游戏,应景着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吉他英雄”。搁了近20张的桌式足球、巨大的气垫滑梯、有20个足球那么大的充气排球,显然比主舞台上默默无闻的乐队更受人欢迎。25欧的单日票价(双日38欧),对大多数当地乐迷(或者说游客)来说,并不算个怎样的限制,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进入草地,显然,伊斯坦布尔的消费和收入水平都是北京的数倍。
别人在热闹,我却在寂寞。回国后有朋友看到相片,说风景好美天气好好,却写满了“寂寞”两字。其实,这也只是仅此一天的感受。相比独立大街的街头乐队,舞台上呐喊着的年轻人着实不怎么样,大多数乐迷也就躺在油纸布或大枕头上吞云吐雾(没闻到一丁点叶子的味道),我无聊地发着短信给中土语言交流机构的Zeniyep,我曾试图约这位中文名叫“甜美”的当地姑娘一起来音乐节,无奈美女工作繁忙而我们也只初次相见,所以只好让她幸福地在办公室分享我的“寂寞”。Zeniyep刚告诉我不幸的降雨消息不久,大雨就倾盆而注,而偏偏此时的主舞台上有着此次音乐节我惟一认识的名字——曾两次到广州演出的法国著名小号手Eric Truffaz。这也是当天第一次耀眼的名字,这两年来,Truffaz一直参与着伊斯坦布尔萨克斯名家Ilhan Ersahin的乐队Istanbul Sessions的录音和演出。对大多数结伴来次玩乐的乐迷来说,这是一场舒爽的及时雨,很多人在萨克斯和小号争相竞高的声浪追逐中兴奋地跳起来了,姑娘们让雨水将自己的短袖弄个全身透明,小伙们干脆脱下T恤在雨中狂舞,可之前最惹眼的两位波西米亚花童装美女在最需要她们的时候反倒消失了。大雨终于让乐队和歌迷有了点音乐节的感觉,狼狈却开怀。
夏天的伊斯坦布尔,总是天黑得很迟,即便这场大雨在黄昏时分才停,也还有3个多小时的夕阳,能将衣服和草地重新晒干。除了舞台前面一块地,其余的草坪并没变得泥泞,不久后又能躺下了。这时,一个录像摄影师找到了佯装睡意的我,什么都不问,小心翼翼地上来开拍,我也就勉强配合着立起摇滚手势。
我之所以背着大包来到这儿,原是计划着在这狂欢到3点,让最后一班免费穿梭巴士将我送到塔克西姆广场,从而直接搭第一班机场大巴,去乘7:00最早那班前往南部地中海滨安塔尼亚的飞机。于是,我早早就把这趟南部之旅用不上的行李,搁在Zeniyep的办公室。可是这番无聊寂寞的愁苦,让我想重新返回旅馆睡觉。犹豫了半个多小时,我决意放弃压轴的英国乐队The Ting Tings,就当作进行了又一笔错误消费吧。最早回程的穿梭巴士要到10点才有,在T恤和CD摊主的指点下(买了一件纪念T恤竟还弄错成了女版),我离开演出现场去路边等尚未知晓号码的过路小巴。巴士站上渴望蹭票入场的年轻学生,碰上我可我走了大运,因为入场观众手上都得绑着一条彩带,这个男生就稍费了点气力,从我手中褪下这条彩带给自己戴上,为表感谢,他为我拦下开往客栈所在地Tunnel附近的小巴并替我支付了车费。在男生一番模仿李小龙动作的告别后,我带着对这次音乐节消费行为的后悔之心离开了。
“你去过Efes Pilsen One Love?电视上看到你。”一个多星期后,当CD摊主用蹩脚的英文这么问起时,我心里构建了一个电视解说的声音:“这个啤酒品牌音乐节,一届比一届无聊,导致日本乐迷在现场大睡。”哎,谁让我总被误认为日本人呢?甚至很多时候,日本人也直接上前把我当自己人。
时间:2010.6.20
地点:伊斯坦布尔Santralistanbul现代艺术馆
票价:54里拉(含4里拉订票费,合27欧元,网上购票太不划算)
sea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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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1 07:15
穿越两千年的小提琴声
玫瑰上的雨滴和小猫的胡须,光亮的铜壶和温暖的羊毛手套,用绳子绑着的牛皮纸包,这都是一些我喜欢的东西。
理查德.罗杰斯的这支《My favorite things》可谓神奇,在初次出现的《音乐之声》中,它给予二战前奥地利一个家庭欢乐的憧憬;在《黑暗中的舞者》里,它为在美国监狱等死的捷克女子塞尔玛平添带泪的关怀。轻快的曲调总能在一刹那就带人进入超凡脱俗的世界。这个晴夜里,当它在公元114年建起的古罗马Celsus图书馆遗迹再度响起时,鸟儿都在雅典娜女神头上愣住了,夏蝉不叫了,蚊子不叮人了,作为听众的我就快惬意地穿越了。
见过不少古希腊古罗马的剧场,每每置身巨大的废墟正中,我就纳闷人类先祖们到底是怎样在演出时处理声音的。是椭圆形的结构有利于放大回声?是后排比前排更陡峭的设计原则?是所用石材本身的吸收效果?无听无真相,所幸如今的希腊和土耳其,总会适时地将一些高品质的音乐会安排于那些显赫一时却沦为美丽废墟的古城,让今人在目瞪口呆中放开耳朵去赞美爱琴海的伟大文明,卫城、阿斯潘多斯以及此刻脚下的以弗所废墟,都有着这样为远古智慧奏响的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被冠以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作品“波西米亚回忆”的名字,成立仅两年的室内乐团“The Philharmonics”所想给观众带来的,也紧扣标题,是流浪却不失优雅姿态的吉普赛气息。这个七人团中除了钢琴手Frantisek Jano,其余成员都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乐手。兼任乐团指挥的第一小提琴Tibor Kovac来自斯洛伐克,本身就有着深刻的中东欧文化印记和波西米亚精神情怀,演出结束后,没过够瘾的我追着他“采访”。“我们其他几个成员来自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科索沃,都一样热爱吉普赛歌曲、东欧犹太人音乐和爵士,我们的首演就在萨尔茨堡的户外,但在这样令人着迷的古代废墟上,还真是第一次。”Kovac欣喜地说着,身旁的琴盒里,是那把无价之宝——从奥地利国家银行借来的、由最伟大的小提琴工匠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利于1724年打造的名琴。
兹冈人也优雅
握着这把名琴,在登台礼毕后,Tibor率先拉出拉威尔《兹冈狂想曲》的悲伤旋律,这首挑战小提琴演奏难度的先抑后扬的名曲,常以死亡的意味出现在一些暴力而绝望的电影中,可一旦听到后面,匈牙利传统的恰尔达什舞曲便以愈发热闹的风格出现了。即便是名垂千古的音乐大师,也总有些不为人留意的明珠,譬如肖邦的《Alt Wien》(古老的维也纳),美籍立陶宛钢琴家戈多夫斯基就曾对它进行了大手脚改编,让其旋律性和难度都上升很多倍,在不少曲谱中,这首曲子几乎已被定义为戈多夫斯基的作品。帕尔曼和Tibor则为它加上越来越重的小提琴砝码,于是,“古老的维也纳”在这个满天星斗的夜晚,美丽地邂逅了“古老的以弗所”,繁殖女神西布莉、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亚历山大大帝、圣母玛利亚、圣约翰、罗马皇帝尼禄……那些曾与这个近3000年历史的城池有着深刻联系的名字,你们都听到了吧。
演出所在的图书馆废墟名字Celsus,是公元2世纪初小亚细亚的罗马统治者,他本人就埋在图书馆的西边。图书馆墙上的壁龛曾藏有1.2万卷图书,正面的壁龛里从左到右排列着四个代表美德的雕像,分别是仁慈、思想、学识和智慧。我牵强地想把“The Philharmonics”接连演绎的四支曲子,对应着献给每一个雕像。伤感的《辛德勒名单》主题是仁慈,乐手们投注着充分的感情,石头堆之上的希腊诸神也为凡尘俗世的残酷悲剧而落泪;波澜起伏的《波西米亚回忆》是思想,从斯美塔那到德沃夏克再到Tibor,无论是捷克还是斯洛伐克,民族的文化记忆已经是波西米亚的绚丽颜色;俏皮的《My favorite things》是学识,洞悉了自然的一切秘密,“当蜜蜂蜇人时,当小狗咬人时”,才能“不再感到悲伤”;顿挫有力的《自由探戈》是智慧,矜持中的挑逗,欲罢还休地试探,古希腊的男女早就是杰出的探戈舞者,还跳出一场场毁灭特洛伊的战争。
旋入爱琴海的匈牙利舞步
作为维也纳爱乐乐团最具流行气质的外延部分,“The Philharmonics”的演绎自然也离不开约翰.施特劳斯。不要以为施特劳斯只是“华尔兹之王”,他同样也是“恰尔达什舞曲大师”,在漫长的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这种舞曲就一直伴随着王朝匈牙利部分的日常生活,由缓慢而苦涩的前半部分和迅疾而热烈的后半部分构成,即便进入正统古典乐体系,也给演奏者留足即兴炫技的空间。《骑士帕斯曼的恰尔达什舞》,就是这样一支介乎严肃和即兴的曲子,让这群有着正统维也纳音乐血脉,却无处不奔放自由如吉普赛人的音乐家,有了最广阔的舒展空间。“He plays like a primas”,这是东欧资深乐迷对非吉普赛演奏者的最高赞美。这一夜,斯洛伐克人Tibor显然就是这样一个Primas(吉普赛乐队里的第一小提琴),一会儿在巴齐尼作品《La Ronde Des Lutins》(精灵之舞)中被帕格里尼灵魂附体,另一会儿全心陶醉于自己痴迷的爵士天地——自由爵士大师奇克.考瑞阿的《西班牙》。最后首尾呼应着,以另一支吉普赛名曲,埃内斯库的《罗马利亚狂想曲》结束了废墟上的这个音乐之夜,智慧女神雅典娜头上的那只鸟儿自始至终没有扇动一下翅膀。
泛黄的灯光下,诸神所居之地却探出一个巨大的现代钢铁手臂,进行着遗址维护工程的大吊车正在休息,这算是煞风景的不协调,还是另一种穿越之美?图书馆左侧通向旧市场的奥古斯都大门上,有着远古的涂鸦,以古拉丁文咒骂着那些“在此小便的人”。
时间:2010.6.24
地点:塞尔丘克以弗所Celsus图书馆
票价:105里拉(合53欧元,现场能买到40里拉的票,座位和我一样!)
sea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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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1 08:51
FXXX MTV!
我和大导演库斯图里卡同台演出了!千真万确,无图无真相,你们可以去他的乐队“无烟地带(The No Smoking Orchestra)”的官网上查,2010年6月25日布尔萨(Bursa)那场的相册里,穿红T恤的那个胖家伙就是我,一共3张呢!当小提琴手在第一排调戏害羞的姑娘,当那个疯癫的主唱又一次跑到观众群里拉人,并且第一眼瞄中我——最顺手的这个东方人后,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将小背包搁在一旁(土耳其就这么让人觉得安全),挎着内有护照和现金的腰包,我也就大方地爬上舞台,合着其他当地乐迷,在巴尔干朋克和吉普赛蓝调里乱七八糟地扭起来,此时的大导演库斯图里卡正在我身后敲着小打呢。不一会,主唱跳回台上,让我们这群带头乐迷恬不知耻地叫出那个著名的英文动词,加上宾语,全称为“FXXX MTV”。
我不知“无烟地带”为什么和MTV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反唱片工业化还是美国流行文化?不过,我知道在布尔萨文化公园的这个现场,我终于不再是惟一的东方脸孔。此前两天,独自旅行的我在海滨安塔利亚碰上一位新东方的英语老师EVA,听闻我迥异于其他背包客的音乐行程后,她决意抛弃原先的国人小队,跟我“分开旅行”,各住各的,各玩各的,各坐各的大巴,等我找到演出地点后,再通知她碰面。EVA并不知道库斯图里卡和无烟乐队,但她有个做艺术评论的预备男友,在地球那头的严重推荐下,抱着当且一试心态的EVA,与我共享了三场难忘的音乐会,淡定的姑娘总在演出开始前一刹那买到票,价格总比我提前在网上订的便宜很多,而且进场后不必按位就坐,一开场就钻到前面。因预备男友的艺术指导和每天不分时差的嘘寒问暖,EVA回去后自然将他升格为正式男友。
无烟乐队,解放布尔萨的身体
“无烟乐队”此次演出的布尔萨位于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是一个距伊斯坦布尔一个半小时船程的大城市,曾于13世纪初作为奥斯曼帝国最早的首都。文化公园四周无穷无尽的陡峭山路和同样连绵不绝的车流,不免让我将其与繁荣的山城重庆做一番对比。中心区街巷的餐馆外,纳凉的食客与众多的伴奏乐队有形成城市的另一番风景,Darbuka手鼓和萨兹琴彻夜地弹奏着土耳其民歌和阿拉伯花式流行曲,酒足饭饱的客人们与乐队一道欢唱。
布尔萨人竟然不能将自己的热闹带到本该最疯狂的“无烟乐队”现场,老人、小孩、家长一个个安静地坐着,像是等着某个旅游区司空见惯的日常马戏一般,让人不尽怀疑这场演出究竟分配了多少赠票出去。广播里那首我一直搞不清来自那支军队的开场曲没有引来一丝呐喊,聚光灯下弹着吉他的库斯图里卡也只得来奚落的掌声和聊聊害羞的“哦”。不过别忘了,“无烟乐队”来自疯癫到分成碎片的前南斯拉夫地区,年届五旬却精力充沛如少年的主唱Dr. Nele Karajlić,岂能容忍安静的观众,岂能安于自己寂寞的疯狂,难得理会那些内心叛逆却要被一旁的父母监护着的孩子,号召台下听到“Are you agree?”后,就叫出“FXXX MTV!”你不好意思是吧,那主唱就冲到观众中间,逼着你叫出来,像个职业的传销课程老师,一遍遍的,从细如蚊子般的轻语发展为试探性的话语,看看周围人的反应,好了,现在可以大方地骂出来了。台上不再寂寞,台下不再害羞,是时候给各位文青熟悉的气息了,那是罗马利亚名曲《云雀》,出现于库斯图里卡最著名电影《地下》的结尾,“不能原谅,但可忘记”,两位因内战反目成仇并将彼此残杀的好友,重聚于盛大的婚礼中,在乐队的狂奏中喝个烂醉,脚下的土地渐渐从欧洲版图中漂走,一切现实而又虚幻,“从前有个国家,他的名字叫南斯拉夫……”
米洛舍维奇死了,卡拉季奇被抓了,姆拉迪奇还在逃亡,波黑战争的罪行还没被海牙法庭以西方的标准清算完毕,后铁托时代萨拉热窝的乐队也随着内战各自分家。30年前那支Zabranjeno Pušenje(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语中都为No Smoking),也变成了两支,一支搬到萨格勒布,沿用原名;另一支来到贝尔格莱德,成为Emir Kusturica & The No Smoking Orchestra。这个分家与民族和宗教并无关系,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另一位天才电影配乐大师戈兰.布列戈维奇竟也与“无烟地带”闹掰了。他也是为库斯图里卡电影谱写出最伟大音乐的萨拉热窝人,《地下》、《亚利桑那之梦》、《吉普赛时代》……不少土耳其文青姑娘的手机铃声都是其中的音乐,以往“无烟地带”演出时,老库总会拉着戈兰说起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名句“这是一段伟大友谊的开始”,然而在悄无声息就过了的上海世博会波黑国家馆日的某场小规模演出后,布列戈维奇对惟一关注他们的中国媒体宣称“自己与无烟地带毫无关系”,看来,这段伟大友谊告终了。
女人、战争和哈坎.苏库
没有布列戈维奇的坏处在于,乐迷不能听到融合了探戈、法多、东正教圣咏的世界音乐悲伤大融合;好处在于,现场变得更纯粹,在Unza Unza的吉普赛节奏中,将伤感的葬礼变成没心没肺的狂欢。装扮成蝙蝠侠的主唱Nele和总是一身海军上尉装的小提琴手Dejan Sparavalo,是从南斯拉夫时代就在乐队合作的老友,现场最疯癫最恶搞气氛的从来也都是他们,在电影《黑猫白猫》曲子《Je Volim Te Jos》的进行曲行进中,两人时而躯体并排踏步,时而分两头跑下舞台乱闹。总是一脸酷相的库导总不掺和他们的小品,但却常在间歇时突然弹段与乐队毫无关系的名曲Solo,十分钟前是《荒野大镖客》的清凉口哨,十分钟后是Pink Floyd的《Shine on your crazy diamond》,他儿子Stribor的鼓槌越来越沉稳,成为带动巴尔干朋克运转的发动机。主唱Nele向来是那种临时抱佛脚的语言天才,跟着库斯图里卡去阿根廷追偶像马拉多纳次数多了,西班牙语也差不多能日常运用了,到了土耳其,除了与观众的寒暄慰问,还现学现用一些复杂词汇,比如邀请现场一位美女上台共舞。《罗密欧是个蠢蛋吗?》奏响,库导不允许嚼着口香糖的姑娘下去,那姑娘倒娴熟而大方地与主唱跳起华尔兹,曲毕,乐团七位成员将姑娘围住,齐齐跪下。足球、女人和战争,是巴尔干男人永不停歇的话题。到了《Devil in the Business class》,才是真正的马戏时间,贝斯手Goran Markovski在胸前安了个什么固定器,介绍到自己时,他不像其他同行那样忙着打弦,而是将胸前的贝斯奋力地旋转起来,灯光全灭,黑暗中,那把闪光的贝斯不停歇地装了一分多钟;主唱和小提琴这对大活宝,则表演起深喉的危险技艺,提琴杆在主唱嘴里不断快速抽动,节奏和旋律一点没乱;怎么能让主角库斯图里卡在那呆着思考,再次从台下抓上两个观众,让他们高举一根超长的提琴杆,库斯图里卡和Dejan分别拿着自己的吉他和小提琴,在上面疯狂切割。
狂欢中,球迷库斯图里卡错过了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的智利对阵西班牙,偶像马拉多纳带领的阿根廷队后来想必也伤透了老库的心。介绍完一圈乐队成员后,主唱Nele问全场观众“你们知道我名字吗?”寥寥几声答案早在他的预料中,于是他可以放肆地给出精心预谋的答案——哈坎.苏库(土耳其最伟大的球星)。
时间:2010.6.25
地点:布尔萨文化公园剧场
票价:25里拉(布尔萨音乐节页面上订票系统失效,让土耳其朋友直接电话帮订的)
sea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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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2 02:41
英雄、公主和屠龙
有一篇很长的“金属流派释疑”,这里简单抽几个说说。英雄骑着哈雷杀死恶龙,喝了点啤酒把公主上了,这是重金属;英雄和大家演奏着手风琴、笛子和其他奇特乐器,来到恶龙前,恶龙听着睡着了,他们忘记带走公主,这是民谣金属;英雄抽出冲锋枪和手榴弹一阵突袭,杀死龙救出公主来个后入式,就是往下要说的激流金属。
当站在贝西克塔斯主场入口处的我,终于战战兢兢地将170土耳其里拉(合85欧元)掏给黄牛时,深感自己才是那支被宰杀的龙,身边众多造型古怪的突厥公主和王子们安慰我这个惟一的东方脸孔:“至少这票肯定是真的。”这是巡遍全欧的Sonisphere金属音乐节伊斯坦布尔站的最后一天,由于行程和别的演出,我已经错过之前两天的德国战车和Alice in Chains。170里拉本是内场的3天通票(当日内场票为105里拉),而今天这场激流金属“BiG4”,票房早在两个月前就告罄,和排队安检入场的长龙相似,正午过后,体育场外的山坡上,买不起票的学生和还想再“等等看”的乐迷也陆续抵达。
所谓的激流金属“BiG4”,指的是Anthrax(炭疽)、Megadeth(大屠杀)、Slayer(杀手)和Metallica(金属),是的,Metallica!记得大学才毕业那阵,问过不少囊中羞涩的摇友,“哪支乐队来中国演出,不论在哪个城市,你都愿意倾囊而出坐硬座去看?”得到最多答案的正是伟大的Metallica。渐渐地,一个个用着二手效果器对着借来的教材飚着“Fade to Black”Solo的男孩,成长为开着经济适用车堵在三环路上还无处骂娘的男人,心里的速度和怒吼间或间地发泄于“吉他英雄”这样的游戏机上。土耳其男人未尝不是这样,演出后的第三天,迷路的我在爱琴海边搭上奥罕姆的便车,“靠,Metallica来了,我居然不知道!”,这个某五星酒店的保安队长感慨到,接着,他继续带我沿海边南下,为老战友聚会寻找好地方。
其实,这已经是Metallica第四次到伊斯坦布尔演出,而对于Anthrax则是第一次。跟我一同进场的年轻孩子们告诉我:“这四大金刚里最短的组队历史也有26年了,所以这第一次携手演出,简直是历史性的。”演出正式开始前,孩子们有着一个自己表演的小舞台,他们抓紧机会释放挥之不绝的荷尔蒙,然后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乐队名叫“Headless”(无头尸)。幸亏有这群对我感兴趣带我一道POGO的孩子,让烈日下体育场里这漫长的10小时不再会像一周前自己所经历的啤酒音乐节那般无聊寂寞。“我真的很欣赏你们日本人努力工作的干劲”,总算搞清我的国籍后,孩子们与我席地而坐,话题也自然从音乐(其中一个孩子听过“唐朝乐队”)过渡到政治,“你们中国人是不是能仿制出另一个我来?50年后你们是全球霸主”,“别听这傻X瞎说,谁是世界第一有个屁重要!”,“我们还不是屏蔽了TMD You Tube”,会英语的几个孩子争先表达着自己的立场。
摇滚怎能没有女人,不一会儿后,不少描着浓眉打着铁钉的姑娘也凑了过来,最谙熟各国音乐和政治哲学的那个小伙夸张地炫耀着:“我是伊斯坦布尔的‘性王’,这些都是我的妞,今天也都是你的果,她们都爱你。”金属装没能掩饰住姑娘们的羞涩,也都容忍着男孩的玩笑,礼貌地和我打着招呼。一个皮肤黝黑且不经装点的美丽姑娘也凑了过来,小伙立即尊敬地介绍到“她是我们的老师,不,是我们的‘Master of Puppets’(Metallica名曲《傀儡的主人》)。这个实际年龄比我还大的熟女解释说:“我是吹传统苏菲笛的,的确也教过他们乐理,可他们只爱重金属。”这样的现场,自然不会有为表达宗教信仰而坚持戴头巾的姑娘,一个坚决捍卫国父阿塔图尔克世俗主义的孩子跟我说:“我家几代都生长在伊斯坦布尔,我知道你们外国人对我们头巾问题的好奇,虽然我们也是穆斯林,但我坚信至少在伊斯坦布尔,大部分出了校门就戴上头巾的姑娘(为防止国家伊斯兰原教化,学校严禁女生戴头巾)不过是标榜自我的一种青春叛逆。”90年前的女孩们,跟着阿塔图尔克打造现代土耳其的步伐,为了摘下头巾而抗争;90年后的女孩们,又为了反独裁或很多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为戴上头巾而走上街头。这或许也是今年土耳其文坛滋长出大量名篇的土壤。
Anthrax、Megadeth、Slayer,要把观众毁灭
音乐节最早的排期表中,有着一支“Heaven and Hell”乐队,它继承自金属鼻祖“黑色安息日”,然而那位刚进入摇滚名人堂3年且深深影响了今天“BiG4”的主唱Ronnie James Dio,却在一个月前因胃癌不幸去世。于是,现场不得不换上两支暖场性质的乐队FOMA和GREN,典型的硬摇滚,舞台能量十足,可越来越多的进场观众期待的毕竟是美利坚的“巨头四”,只给予台上卖力嘶吼的乐队礼貌性的掌声。第一次来到伊斯坦布尔这座“2010欧洲文化之都”, Anthrax那50岁的主唱Joey Belladonna大嘴里只有赞不绝口的“FXXX”,《Caught in a Mosh》掀起了BiG4高分贝的喧嚣,正为POGO热身的孩子们盯着大屏幕议论着谁的速度更快,谁的双踩更狠,哪个乐队的平均技术更好,留着山羊胡的吉他手Scott Ian卖力的炫技,渴望达到如他演出前的誓言“我们不仅仅会达到乐迷们期望,还会在现场毁灭他们。”
Anthrax没能毁灭的观众,交给Megadeth去处置,臭名昭著的主唱Dave Mustaine此前表示“如果演出结束后,哪位乐迷的脖子还没断掉,那么他根本不属于这里。”在我的土耳其小朋友眼里,Dave是个彻底的“混账,技术绝对一流的混账”,我也记得这家伙曾是Metallica最早的吉他手,1983年因吸毒和酗酒被乐队开除,一怒之下,组成了“更快更重”的Megadeth,誓与老东家抗衡到底。当然,后期风格更多样的Metallica压根没想跟这个疯子比技术,Dave就只好寂寞地将吉他锤炼到走火入魔的境界。技术不一定就是艺术,我身旁的小伙对无影手Dave有着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乐队就没必要视他为速度偶像,我们的音乐不是门手艺活,而是真正从心出来的。”接近黄昏时,本来还有些空旷的、票价也便宜些的看台也塞满了观众,齐刷刷而有节奏地一次次挥出单臂,仿若是在欧冠赛场为主队贝西克塔斯呐喊,也仿若是中了悬挂于舞台中央海报上巫师的催眠,那Megadeth著名专辑《Rust In Peace》的封面。
在场内和看台玩起了墨西哥人浪互动不久后,当天最凶猛的POGO浪潮由Slayer乐队制造,这样的现场没有裸奔没有传人让我难以想象,但因为普遍的体格强壮,土耳其人的POGO力度也是难以想象的,每隔几秒都有人被狠狠地撞倒并被迅速地抢救扶起,也有场内一侧排队买水和食物的壮男,因被误伤而引发口角进而翻脸出手狂奏肇事者,不过这样的窘事毕竟很少,年轻人们还是尽情地打着玩。稍稍平静的场面,却不幸是一个大块头和我冲入骚乱人群中时,可能大家惧怕大块头的冲击力,也对我这个惟一的东方脸孔过于谦让,真是扫了人家兴头。纳粹倾向的吉他手Jeff Hanneman依旧拴着金属链在台上狂飙,那首因描述党卫军活体解剖实验而曾被洛杉矶警方列入黑名单的《死亡天使》,却无碍地在伊斯坦布尔再度唱起,我不知现场是否有来自他们同样纳粹倾向的歌迷俱乐部“魏玛屠场”的会员,但当男孩们听到激流金属代表作《South of Heaven》前面有召唤意味的吉他Riff时,都不约而同地站齐队列绕圈行进。男人心底总有好战的魔鬼,尤其是未成熟的孩子,但在多元文化的时代和具有强大自我纠错能力的民主社会,也绝不用担心某种倾向的音乐会带来相应的灾难,再说不过只是倾向而已,乐手们可没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不如让孩子们在现场音乐中将危险因子的荷尔蒙挥霍殆尽。
Metallica,BiG4中的霸中霸
夏天的伊斯坦布尔,迟迟到九点才天黑入夜,而莫里康内为电影《黄金三镖客》谱写的名曲《The Ecstacy of Gold》响起时,现场已聚集的四万观众知道一天中最美妙伟大的时刻即将到来。大荧幕上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演绎着西部片历史中最著名的决战镜头,乐迷们点燃打火机,跟着配乐大声哼出旋律,记得这段旋律以前也常出现在我们的央视5套,每当不争气的国足又要面临世界杯外围赛时,足够悲壮,对国足来说也永远是悲剧。
乐队创始人、那位本该成为网球明星的Lars Ulrich奋力地敲出众人熟悉的节拍,经常作为他们开场的《Creeping Death》奏响,全场乐迷举起摇滚手势,令我难以想象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能一句不拉地跟唱Metallica的绝大部分歌曲,而在场外,他们的英语几乎只是问厕所在哪的水平。于是,并非重金属铁杆粉丝的我,在这样宗教般狂热的现场,多少显得有些虚假,虽然现场的每首歌肯定都听过,但除了那些最最著名的曲子,我哪知道吉他手Kirk Hammett此刻弹起的这段前奏是哪首歌,出自哪张专辑,更别说歌词了。终于,《Fade to Black》的出现好歹挽救了稍显尴尬的我,我也能跟着全场哼着前面那段缓慢而动听的旋律了,B弦第四品G弦第三品,刘传老师的吉他教材里,哪个家里有吉他的男孩没弹过呢?
我的一些迷恋Metallica的朋友,也同样迷恋马勒和瓦格纳,在他们看来这些好音乐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结构严谨”,譬如这首《Sad but true》,“Hey I’m your life,I’m the one who takes you there”,主唱James Hetfield顿挫如行进般列车的唱法,以及那给列车装配上永动马达的嗓音,配合着每一部都铺陈完尽的鼓击和稳健的贝斯,会让人生发瓦格纳《女武神》的盘旋上升之感,可谓与曲同工之妙,这首歌,也是在挪威“基督启示录乐团”以四把大提琴演绎的版本中,最接近Metallica气质的。贝西克塔斯夜晚的高潮是连绵不断的,舞台也为《One》开头的枪声大作和子弹呜咽,适时地配上迷离的灯光和璀璨的焰火;《Master of Puppets》和《Nothing else Matters》理所当然地引来全场最大规模的卡拉OK,虽说85欧元的票价也不能让我在个头巨大的突厥人中,去争相清楚地瞻仰乐队状态,但高超的现场转播技术和聪明的机位调度,让大屏幕上贝斯手Robert Trujillo狰狞的表情、主唱James标志性的豪爽大笑更确凿地进入眼眶。
乐队风格的绝对代表作《Enter Sandman》从远方的铁轨上一步步碾了进来,时候不早了,伊斯坦布尔贝伊奥卢区的城轨也快收车了,这无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结束时刻。“伊斯坦布尔,你让Metallica感觉很棒,Thank you”,乐队扬长而去。
远古的东方快车可以在这欧亚交汇之地告老走进历史,乐迷可不允许Metallica这列金属列车这么离开,更何况伊斯坦布尔,是他们今年欧洲巡演部分的最后一站。Encore部分由《Am I evil?》开始,可惜激流金属四大金刚同台带领观众奔向地狱的盛况,只存在于一周前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现场,就连曾被开除的吉他疯子Dave也不计前嫌地同台竞技。伊斯坦布尔的夜晚结束了,Sonisphere音乐节还将继续奔赴西班牙和英国等地,但作为其中最重头的BiG4部分,却是最后的谢幕,以后也不容易再凑到一起。“你们玩够了吗?累了吗?想回家了吗?”James收到一波波愈发强烈“NO!”的拒绝后,又带4万观众唱起最后两首《Hit the Lights》和《Seek and Destroy》,他希望乐迷回到家中被问及“演出怎样时”,能以几乎失声的沙哑回答“It’s awesome”,看来Metallica试图完成Anthrax“在现场毁灭观众”的愿望。我身旁那知道唐朝乐队并吹嘘自己性能力的小伙,倒真的被毁灭了,整天最疯狂的他突然感觉不适,坐在了地上,他真正的女友连忙蹲下照顾他,临近最终谢幕前,朋友们趁散场拥挤前将他架走。
不知谢幕了多长时间,不知排了多久的队才走出贝西克塔斯,但我竟还赶上了Kabatas站的末班轻轨。列车载着满厢疲惫的金属T恤和铁链,驶过金角湾加拉塔大桥,驶往更夜更深的欧洲。我在宾馆游客聚集的苏丹艾哈迈德区下车,和马不停蹄参观了一整天清真寺和教堂的游客并没两样。“伙计,去了哪?”“Metallica and BiG4”,我以沙哑的嗓音回答。这一晚,我在隆隆的金属车轮中,竟做了春梦。
时间:2010.6.27
地点: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斯主场
票价:170里拉(黄牛票)
sea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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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2 12:32
Mercan Dede是那种在人群中一眼就能揪出的醒目光头,却又在左侧脑袋那骤然冒出四股直苗苗的细长发髻。当然,你是没机会在人群中抓住他的,这个加拿大籍的土耳其艺术家,终日不是将自己埋于奈伊竖笛引出的历史穿越中,就是钉在大理石板上创作Ebru画作。而那四撮发髻,更像是他与先知和宇宙沟通的天线,毫无疑问的带电,电源就是他手中迷乱旋转着的DJ台。
6月28日的夜晚,吹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微风,将Mercan Dede和他的电子苏菲派音乐,带到了伊斯坦布尔当代艺术中心前,合着六位顶尖的传统民族乐器演奏家,历史之门渐次打开,伊斯兰教神秘的苏菲派在门那边等着呢。
苏菲音乐,企及宇宙灵魂的语言
向观众致敬后,身着苏菲派白褂的乐手各就各位,Mercan Dede立于中间的DJ台后,其左侧,是奈伊笛、二胡和单簧管;右侧,是各类打击乐器、萨兹琴和古筝般的齐特琴。在一件件乐器宛如调音般的单声道切换后,肚皮舞中常用的Darbuka手鼓稳定下了那种共鸣声场极丰富的节奏,二胡(在突厥人的国度更该叫做“胡琴”)拉出悲凉的氛围,Mercan Dede开始为这种氛围小心翼翼地铺垫上迷离的ambient电音。其实,胡琴介入Mercan Dede的音乐世界,是在三年前的专辑《800》中,那支名为《Book of Wings》的曲子里胡琴悠扬地出现了,或许是这种乐器从北方民族到了汉族手中后,就彻底定义了千年前的“中国风”,于是我们口中的二胡,也就成了异族定义中国声音的一种标志,曲子中一个中国女声伴着二胡行进,幽怨地说着:“我想你,我为你祈祷,太阳从东方升起。”
萨兹琴清凉的弹拨引来了最热烈的掌声,与电吉他用上了原音加混响相似,可最优质的效果器又都调不出这么舒服这么配合海峡微风的声效。几件器乐在Mercan Dede魔手的指挥下,愈发协调地调变出神秘的气息,灯光师和烟雾师也适时地为这个声场装点上最迷幻的色彩。或许是山羊皮和鱼皮的鼓面材质与陶瓷鼓身共同的化学效果,高脚杯型的Darbuka手鼓能敲击出将魂魄抽离肉身的音质和节拍,我甚至觉得肚皮舞娘在这番节奏中,一定在进行着某种意义上的采阳补阴法术。宫商角徵羽的中国式韵律没持续多久,就被细微至1/4音程的伊斯兰宗教韵律悄无声息地替代,萨兹琴和古筝般的齐特琴,是推进这种乍听有些单调细品更入心灵之音的引路人。作为器乐中最为西化的部分,黑管带出了最为耳朵熟知的全音程和半音程,演奏者Hüsnü Şenlendirici,是在Mercan Dede Ensemble这个团员频繁更替的乐团中,与Mercan Dede私交最深的朋友。远东与欧洲,中东与巴尔干,Mercan Dede的音乐,无疑是最适合博斯普鲁斯海峡浪花的—— 一座无形的欧亚大桥。
二胡如夜,黑管如昼,此消彼长,月升日落,地中海和巴比伦文明就在这样的声音中孕育,没有罗盘,白昼炎热,最早的航海家和游牧民族就彻夜看着星空,更改方向、判定天气、指点命运……星象学为何兴起于中东和爱琴海,在这番音景中,我仿若看清了夜空中的星盘。
毋庸置疑,苏菲派音乐的灵魂是奈伊笛,Mercan Dede本人就是一名专业的奈伊笛演奏家,只是在规模庞大的现场,忙于操弄台上电器的他,只能将最心爱的奈伊笛部分交由身边最近的音乐家。Dede对奈伊笛的魔力曾有一番最美妙的描述:“一种纯净、触及宇宙灵魂的声音,能够唤起最深处的情感,比我们短暂世俗生命所能具有的理解力还深,奈伊笛有着自己的语言,与那些随时光流逝的清真寺、教堂、寺庙一道,全心交流着有关爱的语言。”几天前,在古城塞尔丘克,我为了这番“企及宇宙灵魂的语言”,花了10欧元买了一支奈伊笛,不算贵,但我压根不会嘛。
Sema仪式,为旋转托钵僧充电
从伊斯坦布尔大学毕业后,原名Arkın Ilıcalı的Mercan Dede就作为一名艺术老师移居加拿大,主要教授土耳其传统的纸拓水中画艺术Ebru。与传统文化连绵不断的工作实践,加上之前的奈伊笛音乐基础和对新兴电子试验音乐的热爱,让他水到渠成地成为一名融贯东西的音乐人。1998年的第一张专辑《苏菲之梦》(Sufi Dreams)被用于介绍苏菲派音乐的德国纪录片中,也让Mercan Dede开始进入世界音乐爱好者的视野。2001年,转投土耳其著名民族音乐厂牌Double Moon后的专辑《旅者》(Seyahatname),唤起了人们对丝绸之路上那些古客栈的追忆,也通过对演出现场仪式感的注重,而让听者意识到Mercan Dede所想沟通的,是苏菲派重要的先知梅乌拉那(意为“我们的导师”),也即13世纪初的诗人杰拉尔丁.鲁米。
让人瞠目结舌的旋转舞仪式(Sema)就源自鲁米所创建的苏菲派分支梅夫拉维教派——旋转托钵僧——大家更熟悉这个名字。苦修的苏菲教徒,以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特征而著称。据称苦修中的诗人鲁米,当年在土耳其的中部城市科尼亚定居时,因听到铁匠铺的敲击声,而感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情不自禁地旋转起来没有停歇,感受到了与宇宙与安拉的对话。上世纪20年代,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为了彻底西化的改革,禁止了旋转托钵僧这个教派,意识到其中的旅游潜力后,又对这个仪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原则上这个教派依然是非法的,但今天伊斯坦布尔的旅游区,到处布满关于旋转舞仪式的演出广告,市场经济浪潮下,古老神秘的宗教仪式,也早变成高级饭馆里的一个节目,原汁原味的仪式,只能在科尼亚看到,而且还要在特别的日子(譬如每周六的傍晚)。Mercan Dede演出两天前,我在一家名为Alemdar的高级餐厅里已经看过Sema仪式了,虽然食客们在仪式全过程中也谨慎地只敢小声喝水、关闭闪光灯(开着也不会有人管)、按照服务员事先交代的“再精彩也别在过程中拍手”规矩,而托钵僧和乐师也足够专业(从之前的吟诗、致敬、拖黑色僧袍到旋转),但饭店始终不是清真寺,这样的仪式被标价为18欧。
既然神秘的Sema仪式早就走出了清真寺,那么可想而知,Mercan Dede的华丽现场,也少不了这个慑人的部分。我不清楚梅夫拉维派是否接纳女弟子,但当一男一女两席黑斗篷置于舞台上时,还是引来了全场的惊叹。Ceyhun Varisli和Su Gunes Mihladiz,是2010年跟随Mercan Dede全球巡演的两位旋转托钵僧。因为器乐部分已先行一部,将迷离的宗教声场建立,所以这场装点音乐的旋转仪式,也就省略了学者咏唱祷词和《古兰经》的韵文。Mercan Dede手中的邦第手鼓打出确凿坚定而又步步深入的节奏,奈伊笛吹出悲伤的调子,舞台上的两位僧人间隔着鞠躬并绕台一周,随之脱下象征世界陵墓的黑色斗篷,将灵魂从凡尘俗世中解脱。男僧Varisli身着代表裹尸布的白礼服和宽裙子,头戴代表墓碑的非斯圆锥帽,将手臂弯到胸部,在舞台上旋转了起来,就此放弃现世生命,即将重生于与真主的神秘结合中。灯光全灭,白礼服上的荧光灯随身子转成夜空中的繁星。5分钟后,Varisli暂时停步,女僧Mihladiz开始旋转起来,双层裙摆让她的身姿在黑夜里更像是弗拉门戈的踢踏舞女郎。再过5分钟,Varisli再次加入旋转,舞台上的两圈美丽的光斑,随灯光效果千变万化,旋转中的两人举起右胳膊,接收来自天堂的祝福,随后再通过向下弯转左胳膊来与大地沟通,他们的身体组成了旋转的星座。2004年的专辑《苏菲旅者》显然最适合这时的神迹。
托钵僧告离舞台,在新的一番更上一层楼的器乐演奏后,重新登台,不知男女两僧又旋转了多长时间后,一位可爱至极的小托钵僧Emir Akarcay居然出现在舞台正中,跟着两个大人转了起来,萨克斯和Darbuka手鼓相互争鸣着,在愈来愈强的声场中,估计两位乐手也转晕了。5分钟后,所有器乐戛然而止,舞台上的小苏菲竟还摇晃了一圈,然后左右踉跄一下,Mercan Dede连忙上前把他扶稳,音乐家和观众都在啧啧赞美中笑开了。
如果说旋转托钵僧们在Sema仪式中,找到了通向真主内心的神圣之路,那么Mercan Dede,就是手握那扇奇迹之门钥匙的看门人,他给予冥想足够的电力。
突尼斯姑娘,别样的黑海情歌
有土耳其宗教音乐原教旨主义者,曾批评Mercan Dede,说他的音乐和阐释,都与苏菲派传统和苏菲主义相去甚远,而他演出时所用的旋转舞者,也根本不按严格的Sema仪式来进行。可是,DJ台上的Mercan Dede面对的,是众多对传统器乐也感兴趣的派对动物,而非伊斯兰教学者。他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将多种传统与现代性进行结合,而不是像考古学家般去重塑音乐的历史样貌。
从2007年专辑《800》开始,Mercan Dede在作品中加入了更多的有歌词的人声,而不仅仅再是舞台上对着失真效果的麦克风诵读电气化了的鲁米诗歌。而从那时,他的巡演队伍里也出现了各国各民族有着独特声线的歌者。此番随他回故乡(其实他出生于距伊斯坦布尔2小时船程的布尔萨)的,是年轻的法籍突尼斯裔女歌手Emel Mathlouthi。
“Ladies and Gentlemen, wonderful Emel”,来自Dede一番隆重的介绍后,背着木吉他矗立于舞台中央的姑娘唱起自己的代表作《ma lkitt.. je n’ai point trouvé》,这首夹杂着突尼斯语和法语的歌,力道十足,也被小姑娘放到自己myspace的第一支。她异域味十足又清凉的嗓音,娇小却又活力十足的躯体,站在聚光灯下,让人觉得是美国民谣歌手Joan Baez和黎巴嫩国宝级基督圣咏修女玛利亚•凯鲁兹同台演出了,“当你唱歌时,你就祈祷了两次”, 凯鲁兹的这句名言到了Emel这,几乎成了祈祷了一天,而且从地中海到黑海,从欧洲到亚洲。
歌曲间隙,Mercan Dede和身旁的鼓手调皮地飚起技艺,手鼓打出个奇怪节奏,DJ台上就瞬时编排出一个更匪夷所思的声效。在一番让观众摸不着头脑却又觉得异常动听的器乐齐奏过后,Emel唱了起来,全场欢呼雀跃,这正是频繁出现于费斯.阿金电影《天堂边缘》的、最优美的黑海情歌《Ben Seni Sevduðumi》(That I love you)。之前Emel声称自己并不会土耳其语,只会致谢(teşekkür ederim),而我在这首熟悉的曲子中分明听到了“Ich liebe dich”(德语我爱你),当时并不知道姑娘来自哪的我,想到德国众多的土耳其移民,就问身边观众:“她是德国人吗?”“不,她是突尼斯人。”这首歌被很多不同的土耳其歌手演绎过,大多以黑海一带的方言(略不同于标准土语)表现。
“我让全世界知道我爱你,你皱了皱眉,莫非我冒犯了你父亲?下去河里,收集些石头回来,爱情途径我们而去,带走我兜里的秀发。亲爱的,我会在你屋前放一块地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上我的爱人了;夏天接踵而至,绿叶蓬勃生长,我却不能再得到你,希望黑暗的大地替我偿愿。”
热烈的海峡之夜,肯定要以足够长的返场来结束。省去了那些复杂的宗教仪式和心灵探索,Mercan Dede让乐队奏出伊斯坦布尔人最熟悉的《Üsküdara Gideriken(去于斯屈达尔区时)》,除我之外的全场观众有了集体卡拉OK的机会……When going to Üsküdar, rain started,My scribes’ coats are long, his skirt is muddy……这段歌曲,让这个神迹之夜,从真主的感召回到凡人的快乐,从奈伊笛的历史尘埃铺到DJ台这个夜晚精灵,从马尔马拉海飘散去黑海,从欧洲欢唱到亚洲,从带电的冥想去往断电的美梦。
时间:2010.6.28
地点:伊斯坦布尔当代艺术馆室外
票价:60里拉(含6里拉订票费和4里拉手续费,合30欧元,切忌,网上购票太不划
sea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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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2 12:33
全文完!





































































好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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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人,安塔利亚不错!气候与音乐都是最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