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先辈的足迹

——访广州中山纪念堂小记

今年恰辛亥百年大庆，作为建设者后裔陪同父母应邀讲述当年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和种种细节，我也第一次亲历纪念堂内部。母亲心思极细，珍藏多年后翻出了若干外公于三十年代发表的论文原版，总希望能够再现外公当年的风采。

1928年，外公冯宝龄结束康奈尔的学业回到上海，抗战结束后离开GE慎昌洋行，与好友李铿先生合作创建开林建筑设计事务所及联合建筑设计事务所。二十年间，外公主持了广州中山纪念堂、珠江大桥、上海国泰大剧院、平安大戏院、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厂、天源化工厂等数十项工程设计。

以现在的专业角度来看，纪念堂几十米跨度的屋盖是太普通了。但在那个从制造加工工艺到设计依据等都还很原始的年代，这些国内早期的钢结构项目都是极具挑战的。在当年结构师全面负责的体制下，可想见那时外公一举一动都顶着巨大的压力。

管理处处长特派解说员让我们更准确的了解纪念堂的建立过程，印象深刻之处有二：

当年广州规划甚伟，国民党政府高举三民主义大旗拟模仿华府的格局，把国父纪念堂、伟人像、总统府、越秀山上的纪念碑定义为城市的中轴线。如果错失共产党的领导，也许现在的广州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共和国成立后中山纪念堂地位日衰，现在是隶属广州市的处级单位，级别之低完全是出乎意料。有趣的是，五年前我曾经参与毛主席纪念堂的改造工程，具体因保密规定不赘述。但我清楚记得其主管单位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直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签约时面对办公厅的大红戳望而生畏。非展区另有洞天，毛馆规格之高，安保之缜密可见一斑，也让我对天朝国力强盛有了深刻的印象。

上述反差，自是成败所致。而我更期待执政党强大自信，能够从民主建设的角度，跨越党派意识，公允的评价伟人及其追随者的历史地位，昭示于天下。

我自忖难以达到这样的职业高度，仓促间留下些影像，只能是以这样的方式彰显家族曾经的荣耀和对外公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