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至英伦

1998年是中国和英国商定的中英文化交流年；到年底回顾，对我来说，也简直是英国年。

春寒料峭时，英国国家戏剧团到中国演出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英国使馆一秘魏儒德先生送了我一张在北京儿童剧院的票。我得以在中国欣赏了一场原汁原味的英国戏。

年中的七月，英国某高官来中国访问。英国的中国商会为他的到来举行晚宴，我受邀出席而再次见到约翰。因为1997年年初，他以议会反对党副领袖的身份来华访问时，我出席过大使为他举行的晚宴。

十月金秋，安东尼·高斯华绥（高德年）大使邀请我出席10月7日在建国门古观象台为XX举行的招待会。本来我该在10月5日飞西安，去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环境与发展项目全球学员在华培训的工作人员。但是考虑机会难得，经协调，我改签7日晚上到西安的飞机，在赴黄土高原之前先见到了XXX。

11月15日我飞往伦敦，参加在英国南部海滨举行的“千年之交的中国国际讨论会”，11月22日，我已经飞回大雪覆盖的北京城。缘起10月22日的一个电话。英国使馆的熟人纪安勇（安德鲁·凯）来电，问我是否有可能到英国参加一个有关中国的国际讨论会。我一算时间，题目我很熟悉；与12月初赴泰国的日程没有冲突；护照现成；既然是英国使馆代为邀请，签证也必定没有问题。于是我答应了下来。随后就接到英国威尔顿中心的邀请，出席这次旨在探讨中国未来十年发展趋势，诸如企业改革、社会发展、环境与生态保护、农村贫困、中国对欧美关系等专题。我对西部贫困与环境的研究是该次会议的一个议题。领导随即批准我赴英开会。11日拿到英方提供的机票，12日拿到办好签证的护照。一切顺利得出乎意料。在1991年7月离开英国后，又有7年了。我当然很高兴得到这个机会，第三度访问英国。我对英国的印象很好。当然最突出的是其社会秩序很安定。半夜三更从大学回家，根本无需任何担心。作为来自文明古国中国的客人，我对英国精心保护其历史遗迹和文物也非常感慨。美国当然也很注意保护有点年头的东西，但是美国历史究竟比较短。然而在社会治安方面，美国就不如英国了，至少在大城市。两次到美国，在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我都亲身遭遇了差一点被抢的事情。

第一次访问英国，一下子呆了一年。1985年10月至1986年10月，我在英国XXX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系当访问学者，干了一个研究课题，后来在英国和法国各发表一篇论文。因为那次干得相当不错，所以1991年XXX大学再度邀请我去作客座研究，并给国际研究院的研究生开点关于中国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的讲座。我从四月初呆到七月中旬。这一次出国大概是最短的：一周而已。11月15日星期天飞伦敦，下一个星期日22号上午10点多我已经飞回 来了。而今年1998年，从8月26日到9月23日，我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塔城，就足呆了四周。

11月15日下午1点45起飞，到伦敦是下午3点45分，但是那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1点45分了。从展开的机翼下，掠过冰封雪飘的蒙古高原、白雪皑皑西伯利亚冰原。一片白茫茫的。只有针叶林的深绿色，点缀着那或许仍然有三套车疾驶的俄罗斯辽阔得让我羡慕甚至妒嫉的大地。这就是十二月党人笔下那严酷的原野，屠格涅夫笔下那富有诗意的大地，索尔仁尼琴描绘的古拉格群岛。

1991年我坐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经华沙到伦敦，走的是同一条航线，但是从北京起飞已经是暮色四合，飞机到万米高空，夕晖依然，但是地面却已是模糊一片，只有仲春西伯利亚低平的地面上开春冰雪消融而潴留的水汇成的沼泽、湖泊与河流，在夕照下如镜子般反光，就象我后来在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看到的江河发源地的沼泽一样。这让我领教了西伯利亚的地貌概况，知道了开发西伯利亚为什么是那么艰难：夏季蚊虫密布，冬季人们无法工作。这次出发是初冬，北京虽然暖意犹存，俄罗斯早已冰封雪飘。但是由于地势极为低平，河流的比降很小。在万米高空看下去，河流在平地上画着大大小小的弧圈向前挣扎。有的地方因为多年冲刷，在最短处已经连通，被截弯取直过程而遗弃的旧河床，就形成了许多牛轭湖。不过在严寒中，冰河只是比雪原的颜色浅一点而已，有点白山黑水的味道。在飞机上无法确定经纬度，因而我也就无法辨认哪是鄂毕河，哪是叶尼塞河，哪个是伏尔加河。

到伦敦希斯罗机场时，正是英国晚霞满天时分。飞机如夸父逐日般追着太阳跨越欧亚大陆，直到位于北大西洋中的英伦三岛。我在飞机上渡过18小时的漫长白昼。

暮色中，英格兰东南部依然葱茏，空气湿润清新。事先安排好的汽车一下子把我和西北大学校长王和复旦大学的张拉到南部海滨一个勃兰波小镇，离1914年4月泰坦尼克号驶离的南安普顿港，不过数十英里之遥。次日，我们到了开会的地方威尔顿庄园。一座13世纪的古宅，旁边挨着一个教堂。四周是大片起伏的草场，绿草间散开了羊群，一派典型的英格兰景象。远处有一条繁忙的公路上，车影在树缝间闪动，却没有任何声音传来。丽日下，显得非常静谧安宁，的确是个开会讨论的好地方。社科院世经所余和海外工作的耶鲁大学王也来了。我们这些中国来的学者，全部是中青年，也都能讲英文。中国使馆也受邀派来了一秘廖先生一起参加讨论。外国的学者和官员，则主要来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波兰、澳大利亚、美国以及亚洲的新加坡、文莱，香港地区。

四天的会，议程满满当当。上午和下午自不必说，晚上还分专题小组，讨论正式议程之外的相关专题，如中国的市民社会（相当中国所说的社团发展），中国的宗教问题，中国的防务政策、妇女问题等等。大家各选一组参加就是。这样紧张的开会日程，倒真不多见。

第三天，英国东道主安排了半下午的游览。于是大家到了附近的古镇齐切斯特，以诺曼时期的大教堂而著称。天气异乎寻常地好，我依以往的经验带来的伞一点没有派上用场。倒是赶上流星雨的那晚，英国是观察这个罕见天象的好地方，却碰上阴云密布，还洒下几滴冰冷的雨滴，相当让人扫兴，只好从电视上补看了一下。

会后回到伦敦，次日的飞机，还有时间在伦敦逛半天。因为我对伦敦很熟悉，西安的老王和昆明的吕公推我带路。半路地铁上又与从美国密西根大学赶来开会而返回时住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汪居然不期而遇。于是四个人在泰晤士河边英国国会、塔桥、市中心的特拉法尔格广场、商业区牛津大街、海德公园转了一大圈。正值圣诞节前的降价开始，满大街都是降价一半或之类的广告。记得以前降价的幅度没有这样大。过剩情况看来是更加严重了。我们也因此检了几个便宜。七年后重返伦敦，面貌依然。感觉变化的是地铁票价涨了。饱和发展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如此。只有中国这样的改革中的国家，经济活力充沛，离开几个月后回来就可能会发现有新变化。

参加完这次研讨会，对这次会议的组织形式颇有感慨，研究居然是可以这样组织的：这个庄园设有一个小型的研究机构，人数仅七八个。每年在这里却要召开近50次国际讨论会，议题从南非独立后的发展，到巴尔干局势，墨西哥金融危机，乃至欧盟一体化，俄罗斯金融形势，香港回归后的发展等，五花八门。如果在中国，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8个国际问题研究所五百多人干的事。而在这里，要养各方面的一流专家来研究这些问题，人数太多，既招聘不来，也养不起。在官方和各基金会和商业机构的赞助下，请来一些对某个问题有研究的专家，负担往返旅费和食宿费，邀请一些对这些专题有兴趣的英国和外国的专家官员一起讨论。会议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观点就留下了。提供的论文是背景参考文献，讨论记录一整理，就是最新的学术动态。我们这次会议，赞助者就有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和渣打银行。这个研究机构没有掏多少自己的钱，就把有关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了解了个八九不离十，因为中国的学者和来自海外的学者，都带来了自己对自己课题的多年研究成果和见解。

也许这是对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启示，一个方向，特别是在1998年中央机构人员精简和中国研究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的背景下，我作如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