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出去走走】漫游笔记 / 更新：灰屋子

wodetianna · 2012-01-03 14:04

2012/01/03 上海家中

阑尾与生殖器

新年的第三天，感觉和旧年无异。随着年龄的增长，新年的气氛也越来越淡了。今天上海降温了，也许是气温太低的原因，雨一直没有下来。

旅行还没开始，可是自从那天写下第一篇之后，感到当下的生活仿佛都已自然地被纳入了一条“旅行”的轨道。这倒不是说我开始锻炼身体或者购买装备：在过去的一年之中，我失恋一次（我是说真正的“失恋”，不包括比如不再和某个女孩保持同床共枕的关系——做爱和恋爱当然是两回事。我这样说，不代表我是流氓，那样会是对流氓的辱没。在过去的一年或几年中，我只是一个没有和谁严肃地谈婚论嫁过的普通的大龄男青年），感冒数回，发烧三次，食量未减，因此体重有所增加，并且不是结实，是虚胖。我想，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已不足以让我减去赘肉，变得强壮。另外，我从小有慢性支气管炎，海拔一上四千便会呼吸困难，扯着嗓子干咳，这也是零九年去玉树一路上才意识到的。至于所谓的装备，似乎也没什么好准备的。前些天将必需品零零总总列了个清单，一应俱全后应该也填不满那个80升的大包。唯一沉重的东西应该是两本lonely planet，一本东南亚，一本印度（部分地区）。因此即便明天就要出发，似乎也没太大的问题。

之所以说现在的生活被纳入了“旅行的轨道”，可能只是看待当下生活的视角有所改变。每天都是在向2月7号的趋近，这段出发前的日子是一段异常平静的前奏，我每天按时上下班，偶尔和朋友见面聊一会儿天，或去单位隔壁的咖啡馆里独自小坐一会儿，我说过，从那里二楼的窗口往外看，是一条很上海、很上海的小马路，两排修剪过的梧桐树，秋天时满地落叶，路旁有一家考试书店和价格公道的苏州汤包馆。。。。。。即便是如此平静的日子，即便心里毫无即将远行的冲动或憧憬（这曾出乎我的意料），我仍然意识到自己正将现在的这段生活视为这次旅行的一部分，这也许就是我现在便开始记录的初衷。

去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011年的12月31日，我在南京，去听了一个歌手的“跨年演唱会”。他叫李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他。如果你听许巍，也许会知道他，但如果你只听汪峰，就不一定会知道他。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像他这类歌手们搞的音乐是中国的“非主流音乐”。而我一直是这类“非主流音乐”的爱好者。曾经有个人无意之中打开我电脑里的音乐文件夹，然后问我：你这里面都是些什么歌手啊，一个都没听过喏。。。。。。其实，当时的我在内心里跳将出来指着她的鼻子嚷嚷道：无知！当然，我没有真的那么做，只是笑笑，深表理解（就像外交部发言人深表理解那样深表理解），因为对此类情形我似乎也是习以为常了。

说到“非主流音乐”以及“非主流”的许多其他东西，比如“非主流的电影”，“非主流的打扮”，“非主流的生活方式”，“非主流的想法”，“非主流的艺术”等等，我便无法不谈M。她便是那个曾让我失去的（或者是被我们彼此遗弃的）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一个不仅限于和我有肌肤之情，更可以花费大段大段的时间彼此闲坐，发呆，亲吻，做爱，听非主流的音乐，看非主流的电影，进行非主流的交谈的女孩。我不确定时间会不会冲淡一切，但却是可以让两个曾经惺惺相惜、休戚相关的人变得无甚关联。

我曾想，很多时候，我们体会到的一些感觉、许多不为人道的私人的“非主流”的感受、或者现在很多人所谓的文艺情节也好，悲天悯人的情怀也好，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一截阑尾。全无用处，却时常隐隐作痛。我曾将这想法告诉M，她说是，她懂，因为她和我一样也有那么一截玩意儿。现在想来，当时之所以我们两个天南海北的人可以走到一起，正是这两节阑尾认出了彼此。可是，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她至今仍然是一位名正言顺的“艺术工作者”，而我则是一个对未来全无答案，在三十岁才打算出门旅行的人。

我三十岁了。当我站在那些李志的粉丝堆里时感到格格不入，这和多年前站在许巍的粉丝堆里的感受截然不同。记得那晚，有个中年胖男人站在我的侧前方，半生不熟的大声合着许巍的每一首歌，眼角泪光闪闪。那一刻，我感觉我们是一伙儿的。而前夜，我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旁观者，看着那群孩子唱啊跳啊，将手舞在天上，将水泼在头上。而我虽然也跟着大伙儿有节奏的晃悠，也跟着大声合唱《天空之城》，却发现怎么也无法全然松弛下来，我感到总有一根弦紧紧地拉着自己，如果那弦有名字，它该叫：代沟。

那晚李志惯常地抽了很多烟，说了许多话，当然多是些文艺的、小众的、煽情的、非主流的话。但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只记得他在两首歌的间隙，情真意切地对众人说：“我要好好多挣些钱，将来送XXX去英国读高中”。我不知道XXX和他是什么关系，因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要多挣些钱。

近零点时，手机里开始冒出新年祝福的短信，所有人都在祝愿彼此一年更比一年好，所有人都在用短信的方式提醒对方在辞旧迎新之际保持愉悦的状态。我和M互发了短信，真正意义上的短信——我们言简意赅地祝福彼此，也仅此而已。

其实，最近的每一个新年，几乎都是无法高兴的。当然我也怀疑是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在新年的头上傻乐。我站在那些狂欢的歌迷中间，只觉孤独。

后来，连夜回的上海，坐着K字头的硬座，满车厢臭袜子的味道。在新年的第一天，于火车上度过黎明前的四小时。因为前夜失眠，那四个小时的干坐变得无比煎熬，头痛，昏昏欲睡，我那条不争气的支气管也有了发作的迹象。这是一次伧俗的让人身心俱疲的短途旅行，当时的我只是想四仰八叉地就地躺下来。后来，我幸运地找到一处连在一起的空位，并且如愿地四仰八叉了。

今天午饭时看手机新闻，说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所医院，鼠患猖獗，以至于一个病人被硕鼠生生咬掉了生殖器，并且致死。。。。。。骇人听闻，匪夷所思。我立刻本能地设想了一下这种事情未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说完全不担心是假的。回来的路上，想起了M，以及我们谈及的那截阑尾，于是便写下这些。我想，阑尾还在，即便时而隐隐作痛，我仍然会冒着被老鼠咬掉生殖器的危险去印度。也许正因为阑尾还在，才有了这次旅行。

上海至南京途中

wodetianna · 2012-01-05 16:57

2012/01/05 上海家中

话剧演员

当我将旅行的打算（不仅仅是打算，还包括明确的出行日期）告知身边的朋友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尽然在无意之中扮演了一个类似于话剧演员的角色。

时间回到2010年的冬天，多伦多。即便，此刻的我可以喝着啤酒，貌似云淡风轻地将那个冬天简短概括成“一段纠结而煎熬的日子”，可那时的每一个失眠的夜晚和强烈的与自我的分离感(sense of detachment)仍然清晰可触。只是，即便如此，一年后的现在，就像在美术馆里观看一件扭曲而庞杂的艺术装置，我尽变得有些漠然（对这种状态较为正面的描述是：淡然）。

在那个糟糕的冬天里，我做了一个显性的以及一个隐性的决定，前者是我打算、必将、并且果然回了上海，后者是：也许我想去哪儿走走。之所以是“隐性”的决定，是因为那时它只是个未成形的飞快闪念，是一件混杂着流浪、放逐、逃避、寻觅之类听起来深刻做起来没谱的事情。时至今日，当时的渺小意识尽然已经出落成一枚开弓之箭。而当这只箭“嗖”的一声射出之时，我尽全然失去了一年多之前的那种关乎流浪、放逐、逃避、寻觅的痴心妄想。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平静，甚至变得对旅程毫无期待，我只是感到：这事我曾想过，并会将它完成，除此之外，我也并没有更想做的事。这种感受我不曾想到——一直以来，似乎是天经地义地总想从付出中有所收获，且不说钱（那个多俗啊），总要有些小到成长感悟，大到升华救赎的收获吧。而此刻于我，竟然没有。

对所谓的“改变”是有期待的，可是，这种期待类似于看天气预报，并不会真正在乎明天到底是雨是晴。比如，有朋友得知我的打算后，会说：希望你回来之后快乐起来，灿烂起来，找到自我。。。。。。那个时刻里，我发现他们作为旁观者对我这一计划的参与热情远远大于我自身的。因为于我，倒并不强求非要“灿烂”起来——正如不必强求是雨是晴。

另外，自我记事以来，就从未将自己定义成一个“灿烂”的人，我并不排斥成为一个“灿烂”的人，但并不打算通过满足别人希望的方式达成“灿烂”。英语里有个简单的句型，是：You should be/do…（你应该成为。。。。。。或，你应该做。。。。。。），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就像一个最孜孜不倦的学生努力用它造句，我造的句子们包括：I should go abroad （于是我出国了）；I should be a white collar worker with a stable income （于是我一度也成了小白领，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I should find a girl and get married（于是我也找了女朋友，只是结婚未遂）。。。。。。而现在，我不打算再造下去了，因为我造累了。包括并不打算“我应该变得灿烂”。

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几乎所有的熟人、同事、朋友尽然在得知我的计划后，都表现出难得的理解，甚至几个朋友还表现出羡慕和钦佩。这让我极其羞愧，不自在，无地自容，因为这件几乎不被我怀有任何期望的事情尽然成了很多人心目中“了不起”的事件。我意识到也许自己无意中成了他人观看的对象，一个可以为了旅行辞职的“异类”，一个可以走向“远方”的人。而这个“远方”对无数在写字楼里、地铁里、马路上、厕所里、床上的他们而言（这些场合统统可以进行憧憬），是如此的曼妙。可是，吊诡之处在于：大家似乎总是倾向于将“远方”留于“远方”，让“召唤”永是“召唤” 。

也许有的时候，“旅行”作为计划的魅力远远大于将它兑现的快感。这就像是一出话剧，很少有观众有兴趣跳上台去当一回演员，因为那样不一定比你躲在暗处，充当一位深刻而有品位的观众来的销魂。可是啊可是，作为演员，无非排练、对词、完成演出。如此而已。

这是两位好友具有代表性的反应。

甲：在博客上给我留言，她让我去她去不到的远方，带回远方的故事。。。。。。可是啊可是，我哪有她要的故事可带呢，她要的故事只可能在她自己的当下里，不在别人的远方。

乙（大学时的好友，现在的人夫人父）：短信我，让我将他未走完的路一并走了，未完成的心愿一并结了。可是啊可是，我哪里有那个能力去承载别人的“心愿”呢。

我只是一个“演员”，无非排练、对词、完成演出，如此而已。而且谁又不是呢。

Toronto, 2009

wodetianna · 2012-01-13 07:11

2012/01/13 上海

时间，地点，人物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工作。准确点儿说，是我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地方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不确定未来会做些什么，但我可以确定我总会再次拥有一份被叫做“工作”的玩意儿。今天的课上，我让学生们讨论了一个话题（我目前的“工作”是一名英语教师，我其实很想加上一串定语：伟大而光荣的人民的：一名伟大而光荣的人民的英语教师（这样听起来让我自我感觉良好了许多）：What is the greatest invention among four great inventions? 四大发明里最牛逼的是哪一大呢？我不知道他们会否同样踊跃或者确切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我问他们：Why is “job” the greatest invention of mankind? 为什么“工作”这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没有之一。

“工作”有多伟大？它可以让我们不但看起来而且真的很忙。它供我们吃，供我们穿，它甚至为很多人的生命注入意义——“没有它，我该怎么办？”

昨晚在酒吧，我坐在小陆的对面，听她说起工作中的诸多不易。比如每天要做多少的PPT，升职有多么的邈远，领导团队是多么的不易，每天要开多少的会，要参加怎样的“晚宴”，有着怎样的比她薪水更高、抱怨更多的朋友。。。。。。我想这样的话在那一刻里在无数类似的酒吧里，会被无数类似的人向周围的人提起。可是，有时候，谈话的内容要远远比形式重要。因为我听到的分明只有她从“工作”这件让她纠结的事情中所获得的一切——充满正面能量地谈及“负面”的感受，工作对她所彰显出的巨大意义可能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的。

英语里有个类似的，很形象的短语：Name-dropping。字典的翻译是：人们为了抬高自己而提及知名人物。对于小陆和我也是一样，我们drop的不是名子，（不为抬高自己，却为彰显意义）但总会drop一些别的什么（即谈话的内容）。比如小陆的“对工作的抱怨”，我的“漫无目的的旅行”——不论我用怎样的口气drop它——哀怨的、憧憬的、纠结的或是积极的，它于我有重大的意义。

我和小陆相识在2009年的4月，上海至拉萨的火车上。我在西宁下了车，她继续去了拉萨。在我们共同度过的坐立不安的24小时里，我们从无话不谈到缄默不语，最后无聊地靠在走道里听隔壁的资深驴友畅谈自己的足迹如何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忘记了那位驴友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但他说话的口气依稀是：“我在XXX的时候。。。。。。”。就像《围城》里的那个年老色衰的大新洋博士说起：“兄弟我，当年在剑桥的时候。。。。。。”我和小陆不住互换眼神：牛逼呀！

那年，我怀着漫无目的的目的去了玉树，而她则是去拉萨“还钱”——因为种种原因，她欠了一位在当地开客栈的帅哥200块钱，后来的结果是钱未还清，顺便私定了终身。于是，那位帅哥得以在昨晚坐在了我的对面。

有时我想，我的小学老师除了让我认清德智体美劳是我一生都不可企及的美好愿望之外，还向我揭示了一个极其朴素的道理：生活就像小学作文一样，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时间，地点，人物。这三个元素之间的任意拼搭让生活充满了可能性。不管是鱼丸捞面，鱼丸粗面，还是光有鱼丸没有面，我们总会像那只小猪一样吃的意犹未尽。有时候，生活怎么看都像电影，比电影还精彩，流行的叫法是：狗血。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离开了又回来，我和小陆即便疏离了彼此的生活，却也一直断断续续的联系着，对两个颇为不同的人而言，这其实还挺难得的。应该说，从那年的火车上开始，我和她便开始共同参与到许多由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编排而出的场景之中，我们都是参与者，是彼此的目击者。而其中，不乏那些所谓的“经典的时刻”。这种心心念念的感觉，我想只有“参与者”才能明白。就感性而言，我会不吝辞藻将那些时刻美化的温暖而忧伤，小清醒，小柔情，内心的小蠢动。。。。。。它们就像是被牛咽下肚的草、巫婆手中的水晶球、老头年轻时的黑白照，会被反复反刍，反复摩挲，反复观看。即便，这种反刍、摩挲、观看已随着时间逐渐褪去了当时新鲜的魔力，但至少，还会让我在某些时刻偶然想起，正如我和小陆所说的：至少会持续到我的四十岁吧。

昨晚是又一个“时间”，“地点”是上海我们常去的那个据点，“人物”是我，小陆，和她的帅哥。他们看来是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寡言而大气的西北男人，一个叽叽喳喳的上海女人，即便如此，我还是很高兴看到他们走在一起，天南海北的，各种不容易。他现在束河开客栈，聊了些旅行和云南的事。我此前对到云南之后的具体去向并无想法，直到听到他提到“滇越铁路”——一条理论上存在的从昆明到越南海防的一米轨小铁路。虽然，目前我得到的说法是那条铁路的中国段已被拆除了，然而，一次闲聊，一个看似“突然”出现在我生活里的“人物”在不经意之间便为我提供了一个去向。其实从一年前的冬天开始，我始终走在一条只有出处，没有去处的路上，而这所谓的“去处”似乎又总能像流水般在过程中找到流向，这感觉不错。

记得我的小学老师是一位严肃的中年妇女、一位老派的上海知识分子。我记得她总是在自己纤细的脖子上系一条鲜艳的丝巾，以及她对我的评价：闷皮，不合群。我想，现在闷皮可能已经升级为了闷骚，不合群还是不合群。我不知道她现在已经苍老成了什么样子，她当年的气质很像肥版的张爱玲。但如果她还健在，我真希望有机会让她知道她对我的误判：此时此刻我尽然可以像个话痨一样自言自语。另外，我很想告诉她我对“时间，地点，人物”的理解：我们等着一个人在鬼知道什么时间出现，将我们引去随便哪里。

既有出处，必有去向。如果走不成滇越铁路，去别处就是了。

玉树，2009

wodetianna · 2012-01-19 10:31

2012/01/19 上海

Imagine

有一个女孩，和我相仿的年纪，齐刘海，大眼睛，笑容温暖可掬，衣着打扮不露俗套，是那种第一眼的气质型美女。她是我之前所在的那所学校的同事，在我离职前一个月，她刚刚入职。我们那时不熟，直到有一天我俩在办公室里闲聊星座，她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你们鱼儿ego很大”。星座只是一个概率问题，所以无所谓信与不信，但我认同自己是个自我的人。我的焦点往往总放在自己身上，我喜欢观察别人，但并没有多少兴趣弄明白对方。我意识到，这个特点会被很多人理解成“自私”，ego是较好听的解释。

后来我们慢慢熟了，我们有许多共同喜欢的歌手，她告诉我，国内她最爱的是窦唯，没有之一。我说，我喜欢许巍，有之一。她又说起那些她“听不得”的歌，所谓的“听不得”是指催泪。因为我们多在网上聊天，我无法看到她的表情，但我相信她说起这些的时候应该不是平日里我在学校里见她时的惯常表情——甜美，讨所有人的喜欢（虽然我相信，讨人喜欢绝非她的本意）。

作为“同行”，我们除了交流小众音乐之外还是会交流业务。而业务交流也源自一首歌，列侬的那首Imagine。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时便喜欢上了，里面有句歌词：

You might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和我漂亮的女同事一样，我也深爱此句。只是若不是她提起，可能我也不会无故想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还是在大学时代，那些遥远的仿佛留在火星上的日子。

她告诉我，一日心血来潮，她在课堂里向学生们谈论此歌，并且逐句教唱。学生们的普遍反映是：节奏太慢，歌词含糊，远远不如Justin Bieber来的给力。这个反馈给她的结论是：再也不会这样做了，因为发现：哦，原来他们的级别在Justin Bieber。

其实，她和我很像。只是我不会在那样的环境里寻找知音。一是因为知音难觅，二是因为我其实并不相信：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知音——真正意义上纯粹的知音。很多时候，一些隐秘或含糊的私人感受就连对枕边之人都难以剖白。

我漂亮的女同事对此当然是失望的，但她很快地作出了调整，用她漂亮的嘴唇淡然飘出刚才那句：哦，原来他们的级别在Justin Bieber。

可是，我对她的兴趣随着我对她的了解的深入逐步消退了。我不打算为了和她的漂亮和文艺有所瓜葛而做出任何努力，因为我发现她和我类似，有一颗巨大的ego，她关注的只是自己。我想，她和我一样需要知音，并且我相信她对这种知音的渴求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只是她谨慎地释放讯号，就像一只寻找伴侣的昆虫，不时散播一些自身的气味。我意识到，我对她观察的兴趣，仍然在于反照自己。我知道她的需求，正如知道我的，我可以像另一只昆虫一样轻而易举地识别出这个讯号，只是，就像两块同极的磁铁，我天然地被推离了。

我想，每个人都需要知音，只是不必绝对和纯粹。一起听听歌，走走路，对着同一个笑话哈哈大笑，这些都好，都足以构成美好的回忆，这已是不易。至于要不要相知相守，相恋相爱，相濡以沫，想看两不厌？不必了吧。

昨天下午，我和老朱通了次电话。我们的电话随着他有了靠谱的女友也变得不再频繁了。对此我深表理解（就像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深表理解那样深表理解）。老朱曾信誓旦旦地说要和我一起“流浪”，即便我从未将他此类话当真，为此我心怀歉意，因为我的真实的想法是：我并不需要任何人和我一同上路，即便他是老朱，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愿意关注的朋友。而这种关注并非“相见不如怀念”，而是被落实到：“平时花钱别大手大脚”的唠叨或者“女朋友花钱厉不厉害”这类的私人问题——我发觉那些时候，自己就像一个自以为是老娘们对着自己的子侄般磨叽与亲密（我本想说孩子来着，害怕老朱发飙）。其实，不论是年纪还是体型，老朱都比我大，我想他也并不需要我的这种唠叨吧。

我想起以前读过的艺术史，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艺术家都有一个资助者，他们与受其恩泽的艺术家惺惺相惜，向他们购买作品，提供资助。这些资助者可能是国王、巨贾、至少也会是位有文艺情节的贵妇。浪浪漫漫地说，这类似于我和老朱的关系。只是，我不是艺术家，老朱也不是王公贵族，他连个贵妇都不是——他只是一个西安的壮汉。

我其实并不十分知道为什么会和老朱这样的人达成默契。我一度以为自己会和教学生唱Imagine那样曲高和寡的文艺女青年们相见恨晚。现实的确也是，我不止一次和这样的女青年相见恨晚，但结果是，我们每每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走在一起，就像那两块同性相斥的磁铁，彼此背离。而老朱，我确定他很多时候并不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说什么，但这又何妨呢？哪有纯粹的知音，我们生来孤独，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即便彼此有所交通，可岛毕竟是岛，孤独存在。第一次这么想时，我正和M在一起。即便是与M在一起，即便彼此有着无数的相似与交汇，我仍感到我和她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这种无法全然交通的感觉孤独而无力。只是现在，那份无力感已少了，因为我不再在这方面对人抱有幻想。

所以，拥有老朱这样的朋友已是不易。就像那些“资助者”一样，他总是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的方式支持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像老朱这样的朋友，不时跳出来，对别人的误解表现出同仇敌忾般的理解。当然，除了精神上的支持，我同样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他物质上的恩惠。作为一个男人，我很不介意吃老朱的软饭，可是即便我不时提醒他买彩票，但好运气似乎还在找寻他的漫漫途中。

昨晚，在西安，应该是在一家灯火辉煌的酒店里，老朱正在参加他的公司年会。按他的叫法是：年度表彰大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那个大会上戴上大红花，但至少可以想见他嘻嘻哈哈，与人把酒言欢的样子。而那时，我正坐在自己的床上，刚刚饱食晚饭，又冲了个悠长的热水澡，感觉自己就像只刚出锅的饺子一样热腾。我已经好几年没参加正经的“年会”了，这很好，因为我总在那样的场合中感到自己的表情和谈吐像过期的大便一样僵硬干涩。而那时的老朱，我想定是如鱼得水。

老朱终于的，当然的，不会和我一起出门了。种种原因，却已不重要了。他说：“也许我会去国外和你碰头的，我敢，这事我真敢！”我说，这事是“敢不敢”的事儿嘛?。然后我们在电话里笑，因为这美好的话语连他自己听起来都可疑了。

离2月7号出发还有整整两周半。说实话，这些天突然闲下来有些无所事事，是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仓皇感觉。今天在市区转了一大圈，在福州路上的中国银行排了很久的队，换了点零碎的美金，又去一家户外品店买了个防尘罩和两瓶驱蚊水。我问店员：这玩意儿管用吗？他说管用，说是野战部队用的，我闻了闻，奇怪的味道，蚊虫闻起来应该更加刺激，想必是灵的。年纪轻轻的店员继续问我：

“去哪儿？”
“东南亚”
“多久？”
“个把月吧”
“哦。。。。。。”（他的眼神在说：“好棒ye！”）
“一个人？”
“对啊”
“真一个人？”
“对啊，找个一样有空的人不容易”
“辞职去？”
“恩”
“真好，我也想辞职去一次，个把月。。。。。。”
“。。。。。。”

他说完，爽快地给我打了个八点五折，出门时热情地祝我春节快乐。我说，你也快乐哈。

wodetianna · 2012-01-26 06:33

1/26 晴

北方城市

此刻，我在一座北方的城市，在一家名叫“心语”的网吧里写字。

还在年里，偌大的网吧里空空荡荡，只有三两个人，暖气不足，应该不会久留。我刚去了这里的厕所，推开一扇单薄的门，拐进一条幽暗的走廊，到尽头，再推开另一扇门，便是了，一座仿佛被时间遗忘的厕所，水斗上散落盖满灰尘的油漆罐，木刷，粪坑里有一汪陈年的屎，那上头竟结了薄薄的冰，大概是挥发的久了，没有了臭味。

这是一座北方的城市，除了格外多的网吧和“招待所”，和别的城市大同小异：破旧的住宅小区门口停满各种牌子的进口轿车，拾荒者在火车站的肯德基门前发呆，穿臃肿羽绒服的中年男人在小摊头上吸溜吸溜的喝一碗花白的羊肉汤。。。。。。

这是一座北方的城市，这是M的城市。

我意识到，说实话并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既然决定开始这所谓的“旅行”笔记，便会坚持实话实说下去。只是，我只会更加有所选择，在我对自己的“实话”里加以选择，因为有时候，实话与谎言同样让人不愿面对。

这是一座北方的城市，这是M的城市。

今天的阳光好极了，透过厚厚的云层，在马路上折射出一层朦胧而炫目的光。我想，这座城市的冬天，即便天气寒冷，污染严重，也从来不缺阳光。当我站在某个十字路口等红灯时，这样想，就像，身边匆忙的人群，好像从来不缺少方向。

我长时间的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里游荡，不止一次绕回原处。我一直走到天黑，走到身体几乎散架，走到过马路时不再需要等绿灯。我对这座城市几乎一无所知，我没有朋友，没有地图，没去任何景点。

我曾经的一个学生，一个二十岁的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姑娘，有一回在机场，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哥哥，我喜欢你。你等我回来，然后你娶我吧。

其实，我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不愿伤害一个想认我做哥哥的小女孩的自尊心的情况下勉强答应送她去的机场。当我听到她这么说时，内心是有冷笑的，但我理解她的年少单纯，虚伪地摸摸她的脑袋说，你还小，别傻了。我甚至为了早点回家吃饭，没有更多的耐心看她排队过安检。这些，都是实话。

而昨晚，小姑娘心有灵犀的给我发了个短信：哥哥，我醉了。不开心。

我回她：哥哥也醉了。哥哥在一座北方的城市，赶了很远很远的路，来和一个人道别。哥哥也不开心。

我小时候爱看革命战争片，漫山遍野打冲锋的共军战士总让我胸怀激荡。我一度以为，在痛苦面前，我可以像他们一样，在连长“同志们冲啊！”的吆喝声中迎头而上，而现在，如果有选择，我更愿意成为一个国军的长官，放完两抢之后，背离痛苦，落荒而逃。

我更想当的其实是逃兵，为什么我就不能逃？

我那妹妹当然不会明白。当然，在我清醒的时候，也不会和她说这些实话。在她的心里，我是那个貌似理性靠谱的“哥哥”，是一个足矣应对一切艰难曲折的“过来人”，是一个百折不挠的共军战士！可惜，我不是。

这是一座北方的城市，我走在这些迷宫一样的街巷里，我用走路的方式打发时间。Again，我在一座叫“心语”的网吧里上网。在它的隔壁有一家貌似更加温暖敞亮的网吧，那里至少应该没有淤积的大便。但我仍然选择了这里，因为它的名字充满了“仪式感”，就如同这次旅程。我走了那么远的路，和她告别。

这是一座北方的城市，我无数次地迷路，可迷路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根本没有要去的地方。Again，我想这里的冬天应该从来不缺少阳光，就像满街的人们好像从来不缺少方向。

耳机里，孩子们在唱一首歌：

蔚蓝色的天，
翡翠般的青山，
山涧中的流水声潺潺。
回忆起儿时，
在这美丽家园，
常常独自徜徉百花间。
啊，我的家园，我那山腰上的家园。
当我欢喜悲伤或厌烦，
你总叫我无限的怀念。

我发现自己哭得像个傻子。

其实，一切原来都没有过去，而我将在今晚离开。

北方的恋人

wodetianna · 2012-02-05 10:31

2/5，小雨，据说（据邻桌的一个男人和他的女伴说），明天还会更冷。

鸡蛋，1999

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下午都在这家咖啡馆里写字。

这里其实是一个购物中心的五楼，周末午后，敞开式的咖啡馆里坐满了人。我边上坐着一对老年男女，男人为女人端来咖啡和cheese cake，女人小心翼翼地吃。他们真的很老，老得和周围的少男少女相得益彰，老得不再适合咖啡和cheese cake。毫无疑问，我赞赏甚至奢望那种浪漫的老年生活，只是，我邪恶地相信他们并非夫妻。

回上海后，我魂灵附体般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那个火车上的悲伤闪念在一瞬间和曾经若干年里欲言又止的写作冲动像阿凡达里的两个纳美人一样接起了尾巴。行前无所事事的日子给了我大段大段的时间开始胡思乱想，我更愿意将它美化成水墨画中的大片留白：我独自在这里写字或发呆，不断将自己淹没在那个逐渐成形的文字世界里，又不断唤醒自己，然后在周围林立的商店里转上一圈。此时逛街的感觉不错，一切还保有节日的余温，商店里的打折季还没有结束，Levi’s里有最时髦的春装，内衣店里有最风骚的内裤，厕所里的喇叭还在放：“咚个隆咚锵，咚个隆咚锵。。。。。。”

即便如此，我仍然持续着我最初的担心，担心这次写作计划（现在还需要加入一篇数万字的“言情/艳情小说”）会像早泄那样让我在旅行开始之后变得无话可说。我可以接受一个一无所长的我，却像一个男人无法接受阳痿早泄那样无法接受我的无话可说。近一年来，我都在试图接受自己，甚至是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常人所展现出的悲观和自我否定。这种尝试让我在慢慢做回自己的过程中享受到更多的自然和自由。然而，截至今日，我仍然希望将它们完成，哪怕这种希望是刻意的，是具有“仪式感”的，是与时髦的春装没有关系的，和风骚的内裤没有关系的，和厕所里欢乐的氛围没有关系的，因为它和我息息相关。

我有一位同事的同事，一个有事业，有深度，很幽默的中年男人。我与他有过短暂的接触，也许因为生活的摧残，他的实际年龄被笼统地称为中年男人还有些委屈。他前阵子去了一趟尼泊尔，回来后在对当地星级酒店失望的同时，和我的同事感慨：“看看尼泊尔人民的生活，才知道应该对当下的生活心怀感恩。”

“感恩”，这个词美好地让人不忍心挑刺儿。可是，作为一个心怀叵测的，宁可生理阳痿（当然最好不要）也不要精神自慰的男性而言，我仍然对这样的“感恩”不屑一顾。我分明看到一个站在高处的男人，俯视着他人面目全非的生活，继而萌发出哲思般深刻的、犬儒的宽慰之心——这就是他口中的“感恩”，一场精神自慰。

感恩本是好的，自慰（特别是生理上的）也没有问题。只是我先天地轻视着这样有失公允的，自以为是的坐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自慰行为。更何况，他对那些于他只是“风景照”，“明星片”，“生活谈资”的地方的人们的生活到底了解多少呢？

我曾经有个同事，一个来自尼泊尔的外教，他是一个从小在印度长大的尼泊尔人，所以说一口印度风情的流利英语。我们交往不多，源于都害怕冷场的性格，喝过两次咖啡，吃过一次饭。有一回他用流利的中文告诉我，打算离开生活了五六年的上海，回加德满都老家。然后进一步用英语向我解释：感觉这儿的人们miss a big part in their lives。

当我听到那位成功、深刻、幽默的男士的感恩时，想起了我的尼泊尔同事。原来，其实，所以，谁也没比谁好多少。原来，其实，所以，猴山上的猴子正以一种类似的态度接受着游客们扔过来的香蕉。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如果我把自己当成一枚洋葱层层拨开，在“剩男”和“文青”的表皮之下，原来还是一个愤青，我恬不知耻地认为自己拥有一颗难能可贵的典型性的“愤青”的核，一颗顽固地伴我至今的硬核。我如同先天的智障无法选择在何时何地排泄那样无法选择自己的愤世而不嫉俗。

九九年的春夏之交，一颗美国的炸弹落在了遥远的拉斯拉夫，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我们大使馆的头顶上。毫不夸张地说，那遥远黑夜里的一声巨响，多少改变了我的命运。中美开始交恶，我去美国的留学签证被拒。一年之后，我去了加拿大。

记得当那条新闻如惊雷般在祖国大地炸响之后，我当时的同学们曾伙同我奔赴美领馆，只是，我当时很怂地拒绝了他们的邀约。据后来他们的描述，他们在美领馆门前义愤填膺地焚烧美国国旗（好几面，好几遍），然后用石块，鸡蛋，易拉罐汽水把所有的玻璃击穿，接着是排山倒海的口号，据说他们当时的英语地道而流利。若干年后的今天，那些勇敢无畏的爱国青年多半已经结婚生子，那股热血也已经妥善地转移到了供房买车的朝气蓬勃的生活之中了。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愤怒了。而我，依然保持着一颗愤青的警惕之心。在许多年里，我甚至遗憾当年为什么没有加入他们，始终觉得那些砸向美帝的臭鸡蛋里应该有我的一颗，直到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后来大到可以把“九零后”称为“小朋友”，内心风起云涌，表面波澜不惊的年龄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和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伙儿的。我既不左，也不右，若在革命年代，我顶多算个逍遥派，一个愤怒的逍遥派。很多年后，有一回在多伦多的街头，当我看到一群年少的中国学生摇曳着五星红旗，用中文嘶喊着祖国万岁时，我竟然感到不好意思。

好了，我已经写得够多了。我真该在现在缄默不语，为了预防日后的“早泄”，为了完成我的写作计划节约弹药。我从来不具备向美帝丢臭鸡蛋的“热血”，但臭鸡蛋总要有去处，我选择将它丢给那个成功、深刻、幽默的男人，在他全然无知的情况下，我像是给他种蛊那样在背地里画着小圈圈。如果这是一种“愤怒”（不管它叫什么），我意识到，这是part of me，是我不想离弃的部分，我甚至怀疑，这颗“核”，驱策着我的生活一路至此，让“我”称其为“我”。或者，这次写作同样成了我手中的鸡蛋，我一颗接一颗地丢向自己。如果用一个愤青+文青的口吻描述我此时的所作所为，我想说：

世界，我要和你温柔对抗。

此刻，大街上想必华灯初上（从这里看不到街景），但是咖啡馆里的人明显少了，空出许多亮起台灯的圆桌。那对老龄男女早不见了，换了一对青年。那男的从女的屁股下拉起外套，并礼貌地说“不好意思”，这不禁让我好奇他们的关系。

wodetianna · 2012-02-08 00:56

2/8 昆明，晴

第一夜

记得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一个画面，老犯人忠告新来的年轻人：第一夜，总是最难熬的。

那是零九年七月，并非加拿大最美的季节——那该是秋天，斑斓的树林和清朗的天空。但七月是最好的季节，因为即便在最为炎热的夏日午后，室外温度也过不了30。只是，这几年气温反常，据朋友说，现在的夏天和上海有得一拼。

那个夏天，我再次回去加拿大。很遗憾，与这次旅行一样，我对于那次回去至今没有（也许永远不会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理由。难怪身边人会奇怪为什么这些年我总是来来回回，自己折腾自己：我走了，他们上大学了，我回来了，他们工作了，我又走了，他们结婚了，我又回来了，他们的娃娃都会叫人了。

刚到时，我寄居在一个老朋友L家里。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留在了加拿工作，并依靠在国内某二线城市地税局供职的父亲的资助，买了幢大house。我大学毕业回国后，除了逢年过节彼此互发贺卡之外，联系不多，直到零九年我们再次相见，他已经和大学时代的女友住在了一起。那是个善良开朗的香港姑娘。

我被安顿在他大house的一间卧室里。那是栋两层楼，带地下室和后院的房子，在我寄居的三天时间里，我们一起在后院BBQ，一起喝酒聊天，只是，总感觉有些什么改变了，而这种改变让我浑身不自在，甚至让那位善良的香港女孩为L的态度向我道歉。

第一个夜里，我收拾完行李已是凌晨，从那间卧室的窗口望出去，路灯下是一排如出一辙的黢黑的大house，它们看起来一模一样，一样得足以勾起人们想要迷路的冲动：一样的规格，一样的颜色，一样大小的草坪和车库，在它们的里面，住着和L一样生活单调而幸福的主人们——我想那时的L一定比读书时幸福得多，记得刚认识他时，他总是一副郁郁不得志的IT天才模样，把自己关在漏风的小屋里大声唱“爱情卡布奇诺”。而现在，他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几乎也是唯一乐趣，就是窝在那张松软的真皮沙发里看各种reality show，然后跟着被设计好的情节大笑。

第一个晚上，在那间冷气充足的豪华卧室里，我躺在蓬松的大床上，彻夜失眠，后来可能还哭了一场，我不记得了，只是那晚对未来的毫无把握和对父母的思念像木纹一样触手可及。

三天后，我搬了出去，咬咬牙，住进多伦多的一家青年旅舍（多伦多的青旅铺位基本等同于在国内住如家的标间），一住就是一个月。

昨天是到昆明的第一个晚上。好像又回到了类似的起点，感受却不同。那时，觉得离家很远，越走越远，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在那里。而现在，一次单纯的“旅行”，每一步的远离，其实都是向家的趋近。这感觉踏实。两年前，和老朱聊天时我们说起一句话：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

白天上飞机前莫名其妙的头痛，直到晚上躺下，头痛仍在。一整夜的睡眠被分割成若干个两三个小时的片段。整个青旅冷冷清清，我和两个老外分享一个五人间，两个人在夜里轮流说梦话，我一句都没听懂，甚至听不出说的什么语（不管哪国的梦话都是含糊不清的下意识的胡扯）。半夜我听到隔壁有一阵阵孩子的哭声，凄厉而短促，我在半梦半醒间好奇为什么有孩子住进了青旅。早晨起来才知道，那是两只发情的猫。我不知道它们昨晚有否交配，如果有，猫的爱也可以做的这般如泣如诉。

一会出门吃饭，白天打算去办老挝护照，因为打听下来，云南到越南的米轨小火车在几年前就被和谐掉了。

wodetianna · 2012-02-10 11:08

2/10 双廊

Don’t be lonely

我无法再逃避这个问题了，它一直都是个问题，只是我从来不想面对。可是，如果我还要继续旅行下去，我就必须面对它。

我的问题就是此刻的无所事事，以及它所带来的空虚和孤独感。我甚至怀疑我是否还有必要再将这个旅程继续下去。

想起来，其实每次一个人旅行，我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可是我从来没有试图解决它，因为那些时候它看起来根本不像个“问题”：当旅行只是短暂的十天半个月，这种感受等不及生根发芽，旅程转瞬即逝，之后便是回到日常的生活——不管你爱或者不爱的日常生活。可是现在，我拥有了完全可以自行支配的时间，却再一次的（有可能是第一次真正的）与它迎面相遇，并且这种碰撞的强烈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昨晚在网上遇到朋友，她羡慕着我可以独自在这样美好的地方发呆，并描述了自己曾经独自前来的经历，一切历历在目，说自己那晚的那阵呆发的好“惬意”。我说，那感觉我能懂。可是，我的感受她又怎会明白。

其实，何止是在旅途中，在平时的生活里我同样感到它的无处不在，那种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填补的空虚和孤独。我曾想尽办法填补它，比如用工作，或者爱情。Keep occupied，将它占满，只是用原不属于它的部分占满它。爱情显然比工作对我有效，可是即便以往身处一份怎么看都是正常、美好的感情之中，我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面对最亲密人时的无从诉说的孤独感，这只是让我更绝望，让我和我的爱人分道扬镳。我不知道一直以来，自己到底缺失了什么。

想想也是无奈，如果回到五年前，我绝对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记录此刻的感受。我意识到这样的记录对自己很残酷，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并且一个字一个字记录这种充满失败感的感受。而过去，可能自己反而会显得更加从容，对负面感受表现出淡漠，而现在，本人年届三十，却生生地活回去了，无论如何也从容不来了。我感到过去从未有过的不知所措，感到十倍的孤独。

昨晚喝了两瓶啤酒，跑到海边吹风，反复听陈升的流星小夜曲。

我不能继续呆在双廊了，就像我无法继续呆在昆明一样，就像我不想留在加拿大、不想留在家、不想留在某一个工作，不想守着某一个姑娘一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的离开，去下一个地方，再下一个地方。我从未想过融入当地的生活，因为我从来明白自己的身份，一个游客，一个匆忙的过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另一种对孤独的逃避，但此外，我别无选择。

想起年初ZN从丽江给我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她喝高了，哇哇大哭。我像个成熟的过来人，没好气地将这个幼稚的文艺女青年数落了一顿，然后不耐烦地挂了电话。其实，此刻如果有人愿意把肩膀凑过来，我也想死死扒上去大哭一场。

后来，我收到她寄自丽江的一张明信片，只有一句话。

Don’t be lonely.

二三事

抛开负面的感受，当然我也是做了些事的，这是我昨天至今做的一些事，罗列一下吧：

在昆明的车站等车时，剪了剪脚趾甲，太长了，走路把脚趾扎破了（右脚的中指扎破了食指第二节指关节），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候车大厅观察那道浅浅的伤口。然后去厕所里用洗发水洗了个脚，善待一下它们。

和同屋的男同学聊了几句，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他的女朋友在里屋冲澡，我识趣的出门了。四人间里就我们三个，又没有其他的铺位。显然两人正处于未明确关系的热恋阶段，晚上头抵头睡下后，说不尽的甜言蜜语，还好是方言，听不懂。一大早，又在小情侣的情话里醒来，甜蜜之状，不堪耳闻。

从双廊镇的这头逛到那头，又从那头逛到这头，买了五个苹果，五块钱一斤，昨晚吃了一个，刚才吃了一个，所以还剩三个。

在一家清真饭馆吃的牛肉孜然炒饭。我看到餐馆上书：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莫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我想，他们到哪儿都有他们的真主，我呢？刚才又去吃了中饭，擅自加了个菜，青椒炒土豆。

在洱海边被一对穿情侣装的男女叫住：“帅哥，给我们拍张照吧”，我帮着拍了，两张。

昨夜打着手电筒在镇上晃，走进一家时髦的杂货铺，和北京小老板闲聊，嗑了两把瓜子。他的店只开了三个月，就想走了，说腻了，要继续到处看看花花世界。

夜里出门晒月亮。

“流星，流星，你要往哪里去？”

双廊，洱海与仙人掌

wodetianna · 2012-02-14 15:26

江湖儿女

2/14 昆明，情人节

我终于坐上了自己的铺，开始写字。下午刚从大理回到昆明，拿到了老挝签证，接下来准备经景洪去老挝。刚听别人说，从柬埔寨很难申请泰国的签证，所以现在考虑是否要留在昆明提前办理泰国签证。

刚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昆明“茶花”青旅的热水充足，相比之下，大理“春夏秋冬”的洗澡水只是一泓不冷不热的涓涓细流。刚才还洗了衣服，晾在花园里。

“茶花”五人间的性价比远低于“春夏秋冬”的十人间，不但价格贵（“春夏秋冬”的十人间才20元，床上还有电热毯。。。。。。），而且“茶花”的房间没有网络，床又窄小，就连墙壁上的插头都松动了。

刚才出门吃饭，回来的路上又给爸打了个电话。听起来，他的情绪好多了。

事情要从前天的一个电话说起。我和他聊起大理当地人的生活，随口说这里是个养老的好地方。爸听完，竟动了心思，应该说，不仅是动了心思，就像小学生作文课老师说的那样，我亲爱的爸爸情理之中但意料之外地做了一个决定：穷尽他那点积蓄在大理古城边买一套小小的公寓，明年退休后带着我妈来养老。我只愣了一分钟，也许只有一秒钟，便坚定地表示理解与支持。接下来的一天，我便从一个游客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买房客，我遍访了古城的房屋中介，并在看了三套公寓之后挑中一套，各方面条件都满足要求。而后我屁颠屁颠地拍了许多照片，让中介压价，问明过户手续。。。。。。爸得知后，也很开心，决定趁我还在云南，干脆过来看一次，如果合适，便定下来，由我留在大理办理相关手续。

其实，以前我根本就不了解我的爸爸。只是这几年，我才渐渐感知到他身上许多过去不为我知的特质。或者说，这些特质被他对家庭的无私和责任感掩藏了。我的爸爸沉默寡言，是个为人处世极其稳重的男人，是所有人眼中的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我一度很困惑为什么我这样一个反面教材，一个感性、悲观、任性的人尽然会是他的儿子。为此，我一度很懊恼，觉得我的许多所作所为是对他的辱没。

而他和我的妈妈，也是极其罕见的平时连嘴都不拌的“绝配”，我曾以为，所谓的soul mate （灵魂伴侣）的状态，不过如此。可是昨晚，爸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们的房子不买了吧，因为你妈不愿意过去。我才意识到，其实他们在价值观方面有着很大的分歧。相濡以沫貌似、但终究不是soul mate。而我自己，原来一直在固执地寻找着这么一位不折不扣的soul mate，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相濡以沫的好老婆，这也是为什么至今我孑然一身，在这个情人节的深夜里，坐在青旅的铺位上自言自语的原因。可是，我仍然希望有朝一日，如果我对我的她说：XX，我们搬家吧，去大理。她听后，不会用一个看待二百五的眼神看我，而是在我回眸找寻她认同的眼神之时，已经跑回屋收拾箱子去了。没错，我承认我是如此的理想主义，理想的无可救药了，但如果那个她不出现，我必将永远等下去。

妈的态度之决绝出乎他的意料。他一直以为他的女人会和他一样，对喧嚣的城市生活心生厌倦，对悠然见南山（苍山）的田园生活充满向往，至少，她会为他的男人保留这种梦想成真的可能性。可是，他将在大理安个家看成是“享清福”，而在她看来，是“有毛病”。她说不去，绝对不去。

我没做过统计，但她应该会像城市里90%的家庭妇女那样对他的这种想法嗤之以鼻。她谈到交通、语言、经济发展程度、医疗等等的一切的问题。。。。。。当她觉得这些是问题的时候，它们便都是问题了。

最后，爸接过话筒，对我说：那。。。。。。我们算了。

我的看房之旅就此结束了。这也表示我将继续我的行程。

刚听到爸的想法时，我由衷地佩服他，为他兴奋。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这样一个感性、悲观、任性的人会是他的儿子，我也该是他的儿子。

我想起小时候，妈常向人抱怨，为什么儿子总是和爹亲，和她疏。那时候我觉得委屈，因为除了爸从来不对我动手，而妈常常让我跪搓衣板、脱裤子挨皮尺，从而使我对她有些惧怕之外，我并不觉得在内心与她有格外的距离。现在，我终于明白，在骨子里，其实我与他一样。只是，作为一个摩羯座的模范男人，他所有的浪漫情怀和哪怕一星半点的非分之想都被他对家庭（对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的责任压制了。他不允许它们释放，他可以什么都不要，包括不允许己做梦。

也许，我和妈也是他的一个梦吧，唯一的不可以放弃的梦。

爸在电话里的语气显得无奈而遗憾。记得有人说起过所谓“后悔”和“遗憾”的区别。后悔，是如果回到当日，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遗憾，则是即便回到当日，你也只能做出相同的选择。我想，这次父亲是遗憾的。

挂了电话，我感到心情低落，我走回旅社，看见小飞在花园里坐着。他看到我进来，说：你看，大理的星星好亮啊。

他建议出门走走。于是我们沿着人民路一路走下去，饶了个大大的圈子，最后他提议去酒吧喝一杯。我本不打算去，一杯25元的啤酒对我（包括小飞）这种辞职旅行的人而言堪称奢侈，但因为第二天就要离开大理，而且爸在电话里的低落情绪让我心里发堵，所以便去了。

我们坐进青旅对面的一家酒吧，bad monkey，要了两瓶黑啤。和丽江相比，大理的酒吧街永远显得冷冷清清，整条人民路唯独bad monkey还有点酒吧的样子。吧台上坐了一溜老外，有两个中国女孩加在当中，用蹩脚的英语和男人们打情骂俏。不过，打情骂俏又不是讨论马列主义，尤其是当酒精上头之后根本不需要艰深的英语词汇，一个女孩喝多了，抓着她的外国同伴撕心裂肺地问道：You don’t believe me?!

小飞是我在那家青旅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他辞掉了广州的工作，瞒着家里已经在外头晃悠了三个多月。下一步可能往北一路下去，最终和同房的另一个朋友，石头，一直去到西藏。小飞和石头是我在那家青旅唯一有兴趣交流的人，用石头的话说，大家都在找臭味相投的朋友。在大理的几天，我们晚上一起去博爱路吃五块钱的素斋，小飞已经连吃了四天，正在往他连吃十天的目标努力迈进。而石头则梦想着通过吃素减去赘肉，可是他每次都把斋饭当自助餐吃。我想，即便是喝豆浆，喝多了也会发胖吧。

至于房间里的其他人，基本没有交流，除了一个瘦高的年轻男孩。他就睡在我隔壁的床上，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睡觉和无所事事，剩下的时间就在床上卷大麻抽。我对他有额外的兴趣，源于当我第一天走进那间屋子时，就闻到了熟悉的大麻味道。在加拿大时，我的老外邻居天天在屋里倒腾他的大麻，他工具齐全，常常可以看他用一套精美的玻璃仪器将大麻蒸馏，然后装进塑料袋里吸。那让我想起初三化学实验课制造氨气的过程。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多大，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回他一个人站在天台上发呆，小飞看到笑着对他说：你怎么看起来老那么厌世。他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想找个机会和他聊聊天，随便说点什么都好。只是直到离开大理，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今天一早出门，所有人睡的正死，他也一样，我看到他枕头边还有两个胶卷盒，满满地塞着他的宝贝。

小飞坐在我的对面，也许是混社会比较早的原因，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很多，他开始说起这几个月乃至这几年的经历，频繁的转换工作，却无论如何也受不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和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我说：当吃饭和睡觉都在家里时，其实只有两点一线。

我当然很能明白小飞的想法和苦恼，这些又何尝不是我的。只是，当他把一瓶黑啤灌下肚后，问我：你说，我这是不是逃避？是不是？我只是对他说：我已经不在乎给这种行为贴标签了，因为不论是或不是，你都会去做，不是吗。

他又说起一路上遇到的许多奇人：拖着拉杆箱走西藏的瘸子，屡屡大难不死的老驴，在路上遇到真爱的幸运儿。。。。。。小飞很享受现在的状态，因为除了他的父母，无所牵挂，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去哪里，有怎样的际遇。用小飞的话说：大家在一起就开心咯，因为都是江湖儿女嘛。。。。。。“江湖儿女”，他的广东乡音就像粤剧中的念白，让这几个字有了一种抑扬顿挫的、不真实的戏剧感。我喜欢这四个字，因为它暗含了江湖的险恶和儿女的情长。我们频频举杯，很快解决了黑啤，听完了他的故事，彼此告别，互道珍重。

我独自在人民路上溜达，深夜里，对面的来人全都面目不清。我想着小飞随口而出的那四个字。江湖儿女。其实，他们又是谁呢？

我想起了爸，这个生活中充满遗憾的老年男人，他算吗？或者当他还足够年轻，意气风发的时候，甚至在当下，保有某种情怀，它原来始终没有随着他的日益衰老而褪色，只是被他藏在心里，越来越深。他那未能实现的大理梦，定是和大理一样，明晃晃的，满是诱人的生活气味。

他最后在电话里对我说（那个语气让我心疼）：就当是一个梦吧，做过了，就算了吧。

而我在心里对他说：爸，我深爱着你。

这是不是他心中的大理

wodetianna · 2012-02-16 16:46

2/16 昆明，晴

被路过的城市

朋友问我到哪了，我说回到了昆明。朋友接着问，昆明好玩吗，说每次到云南都是路过昆明。想想也是，我来了两次云南，和很多人一样，每次都是匆匆而过。人们途径它奔赴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对很多人而言，昆明只是一个标志着旅程开始或结束的中转站。

明天就要离开昆明了。提前一天拿到了柬埔寨和泰国的签证，所以决定明天就走，去景洪。说实话，在昆明呆的很腻：如果旅行的乐趣之一在于体会异地风情，那么从上海到昆明，就像刚吃完一碗蛋炒饭，又来了一碗饭炒蛋。所以也只是腻，油腻的腻，腻味的腻，我当然可以隐忍着继续呆下去，就如同呆在上海那样。昨天一个老外问我，你喜欢昆明吗？我说，just another big city。今天刚拿到签证，我甚至攥着护照一个人在马路上傻笑，因为终于可以离开这个“中转站”了。“中转站”一旦呆的久了，便有种被困住的感觉。

在市区逛了两天，带着相机却没怎么拍照。记得三年前，也是在这里闲逛，企图捕捉一些留有这座城市独特印记的瞬间，或者说，类似于明信片的照片，让人可以轻易辨别这座城市的照片。可是，当然不仅仅是这里，所有城市的面貌正变得越来越相似：毫无新意的市容，消失殆尽的老街，玲琅满目却如出一辙的商户、烟尘滚滚的地铁工地。。。。。。一切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一切都不必非属于昆明，它可以是任何一座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城市。这种相似性让城市的本来面目变得愈加的模糊不清。

在昆明，你甚至很难察觉它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的省会。街上少见有人穿民族服装，他们穿西装、牛仔裤，穿所有不会落后于这个时代的现代人的服饰。我只在人民中路旁的一个小胡同里，全面地见识了云南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毫不夸张地说，那简直是一次民俗巡礼！只是，它们被绘制在一个建筑工地的外墙上，长长的一串，围拢着里头的一片废墟，那里将在不久之后成为又一座“历史文化商区”。这让我联想到，上海很多建筑工地的外墙上常常绘着葱郁的树林。

有几个朋友在我出发前就向我“预订”了明信片，这个天经地义的要求仍会引起我的好奇，因为，我其实并不完全明白，在通讯发达的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仍然对明信片情有独钟。也许有的人只是像集邮那样收集邮戳？有的人只是需要被人惦念？有的人更在意上面的图案？我没有兴趣知道代表昆明这座城市的明信片是怎样的，正如我对大多数城市的（通常是官方发行的）明星片没有兴趣，它们通常只是一打风景名录，是风景照的简单呈现。所以，我根本没有能力拍下昆明，也没有给任何一个朋友寄出一张盖有昆明邮戳的卡片。

可是，如果我试图绘制一张属于我的、昆明的明星片，它将会是东风西路上接二连三的天桥，是缠绕它的绿色藤蔓；是灰色的高架桥和蓝色的护栏；是高架桥下的一排木棉树，正开如火的花；是戴白帽子、蒙白口罩的中年妇女在等她的103路公交车；是昆都夜市里姑娘们漂亮的大腿；是蓝白条纹的警察岗亭；是无处寻觅的老城；是林立的商铺；是walmart，DQ，百盛，是陌生而熟悉的一切。

我想，假如昆明是一个人，它会不会为自己感到委屈？为墙上的民族图谱感到委屈？为被拆除的“没有历史价值”的危房和正在兴起的“历史文化商区”感到委屈？为它的平凡感到委屈？为它永远只是一座被人路过的城市而感到委屈？

Who knows, and who cares?

wodetianna · 2012-02-18 05:19

2/18 景洪

J&Z

昨晚坐在旅社的天井里发呆时，突然看到了J和Z。他们的故事和想法有种古典的浪漫主义色彩。J是美国人，我忘了他具体来自哪个州，但记得他说自己是美国北方人。Z是他的中国妻子，一个中国的北方人，两人在一次旅行中相识，结为夫妻，现在在云南各处寻觅合适的房子，想开一家小旅社。他们甚至想在未来的旅社里养一只猴子或是孔雀，后来我们整晚的聊天始终贯穿着到底养哪种动物合适，结论是都不合适。猴子要用链子拴着，不人道，而孔雀会飞，需要修个笼子，将孔雀和未来的客人们统统罩在其中，太压抑。其实我们并不确定孔雀到底会不会飞，会飞多高，但既然有“孔雀东南飞”一说，想必定是会飞的。

我们在大理的“春夏秋冬”住一间房，一起去博爱路吃过一次素，记得J当时剩了不少菜，被我和小飞吓唬，说他浪费，会被和尚捉去种菜。那时我们交流很少，因为他俩总窝在床上上网。

他们到景洪两天了，已经逛了好几个景点。这里的物价很高，一次漂流每人就花了200。我说，这个钱都可以漂回昆明了。其实，他们的看房之旅更像是蜜月旅行的点缀。当Z得知我要去老挝时，心血来潮地建议J一起去老挝，因为老挝的签证费便宜，相比漂流的价格，170块能出一趟国怎么看都是划算的。

昨天下午五点到的景洪。本来打算座夜车，可以省掉一夜的房费，但由于有过痛苦的长途夜车经历，所以还是买了白天的坐票。那次是从西宁到玉树，整整在路上耗费了20个小时，汽车抛锚加上严重的高反。。。。。。

结果证明这次的决定是英明的。J和Z坐的夜车，据说，11个小时的路走了整整18个小时（未经证实，因为高速已经从昆明一路修到了这里，虽然路途遥远，却也很难想象需要这么久的时间，也许他们坐了慢车）。我很幸运，预计9小时的车程，只用了7小时，更为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开快车的驾驶员并且安全抵达。好几次，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超过了宝马，超过了吉利，超过了所有照章行驶中的车辆。我甚至怀疑他选择这份工作的初衷并非迫于生计，而是出于爱好。

即便一路上遇到的人都对景洪评价不高，源于它过度的商业化，可是当汽车驶过西双版纳大桥时，它在第一时间里便没有让我失望。暮色里的澜沧江在脚下缓缓流淌，河滩上散落着游人和车辆，在黄昏里显得渺小而模糊。我在旅社里放下包，迫不及待地去了江边。乱石滩上尽是大大小小光滑的鹅卵石，一路走的摇摇晃晃。景洪大桥和澜沧江大桥在苍茫的暮色里彼此遥望，澜沧江流经它们，一路流进东南亚，成为“湄公河”。天气炎热，从上海，到昆明，直到这里，仿佛在短短两周里从寒带途经温带，一路走进了热带。河滩上蚊子抱团（或许是其它飞虫），嗡嗡地在头顶旋转，我正后悔没带驱蚊水出门，它们却并不来叮人。我很困惑，它们为何放着一块新鲜的毫无抵抗能力的肥肉却舍不得下口。

上午三个人一起逛了趟水果批发市场，却没有看到期待中玲琅满目的热带水果。我原以为西双版纳应该和三亚的情况类似，市场上充斥着各种见所未见的另类瓜果。可是，这里除了盛产芒果、菠萝、椰子，并没有特别的物产。因为季节原因，我们甚至没在市场里见到椰子。最终我们买了几颗绿芒果，尝了尝，肉嫩多汁，着实好吃。

虽然水果让人失望，但满街都是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植物。Z一直拿着相机对着它们拍。一会我打算出去采一些回来。这是ZN交托的“作业”——在所到之处收集有眼缘的花花草草，夹在B5的硬面抄里，任其干燥，最后由ZN将它们做进自制的卡纸里，每张卡片应该会有一个属于它们的名字，告诉人们它们来自哪里。ZN总有各种关于植物的创意，即便，她并不认同我将其戏称为“幼稚的文艺女青年”，可是她本人的气质却很贴合所生活的城市的调调，厦门。

能够在景洪遇到J和Z还是很高兴的，至少不会像在双廊时那般寂寞。只是，即便Z随和善良，J不善言辞，当我和他们并肩走在大街上时，却有种莫名奇妙的不自在的感觉，我可能还是更愿意一个人上路，而不是长时间地呆在一起。或者，只是我还没遇到合适的旅伴。我即便没有完全适应，却已欣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接下去的路，我多半会一个人走完。寂寞将是常态。Z问我，一个人在路上不寂寞吗？我说寂寞啊，却也无从解释。

从水果市场回来，我感到他们还有意一起包车去别的景点，我婉言谢绝了。我没有兴趣，更没有预算去参观那些为游客设立的昂贵的景点。我只打算尽快出门，将自己丢在街上，丢进西双版纳炽热的阳光里。

景洪，旅社窗外

湄公河畔，暮色苍茫

wodetianna · 2012-02-21 14:22

2/21 老挝 Pakmong，距琅勃拉邦3小时车程

我们是谁？

此刻我正坐在二楼的阳台。昨天深夜，当我第一眼看到它时，不禁感叹：这阳台也太杜拉斯了。它在昨晚那个疲累不堪的黑夜里，在我被猛烈的夜风折磨了七个小时之后，足以勾起我所有关于美好的联想。此刻，我看到小仁正在远处对着一群老挝的孩子拍照，而方圆正在阳台下面，努力地向当地人解释着什么。

这里是老挝，Pakmong，离我们的目的地Luang Prabang（琅勃拉邦）还有三小时的车程。昨天一早从景洪出发，经勐腊、磨憨口岸过境老挝，凌晨到达这里。

从景洪开始，一路搭车过来，沿途长长短短搭了六七趟车。这是我的第一次搭车经历，但应该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我甚至有想法一路搭下去，一直搭车去印度。

昨天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需要到了琅勃拉邦坐定后，再慢慢记下。还是先说回到前夜景洪的青旅。

前夜在青旅和J与Z话别。我们分享了两瓶啤酒、一个西瓜和那天买来的几颗芒果。席间一个来自巴西的anthropologist（人类学家）加入了我们的聊天，他见到我们时的感觉就如同我在老挝见到洋人（会说英语的人）的感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旅行途中总能遇到各种“特殊人才”，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人类学家”。我第一次知道“人类学”是在我的大学时代。大一那年，为了凑一个选修课的学分，且源于一无所知而产生的好奇，我选了课表上唯一不明白中文意思的课程：Anthropology，人类学。那时我觉得，如果我上了这门连名字都不懂的课，会很牛X。我似懂非懂地修完了那门课，至今对人类学的概念仍然定格在这样一个画面上：一个有着19世纪英国考古学家装扮的“人类学家”（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outsider）和一群衣不遮体的原始人围炉夜话，他饶有兴趣地观察并记录着他们的一言一行。那位来自巴西的人类学家在灌下几瓶“澜沧江”之后开始对我和J产生了格外的兴趣，试探性地问是否可以对我们做一个访谈。他进一步解释：因为出于对旅行的热爱和自己的专业领域，他正在撰写一份关于背包客生存状态的人类学报告。他的这个解释很cool，我喜欢这种让我完全摸不到头脑的奇妙高深的说法，窃以为，也许这种癖好可以推演至异性，我总喜欢那些“不怎么正常的”的女孩（虽然经验告诉我，她们通常不喜欢我），而非那些所谓清新脱俗的女性（因为同样是经验，它告诉我，这类自诩脱俗的女性往往即是大俗）。拿云南的水作比，我更希望她不是抚仙湖，那座据说在云南唯一未受污染的湖，而是澜沧江，景洪的、下游的、浑浊的澜沧江，即便正有一股污浊的浑水汇入其间，它仍是我爱的澜沧江。扯的远了，让我回到人类学家。其实，直到他打开电脑展示给我们看他所做过的几十个访谈录像时，我才相信对面的哥们所言非虚，绝不是酒后胡言。

于是我和J在他的对面坐定，面对他架起的摄像机开始认真回答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你为什么旅行；为什么要长途旅行；描述旅行中最让你兴奋或痛苦的时刻；你周围的人如何看待你的旅行；你想从旅行中得到什么；描述在国外旅行和在国内旅行的不同感受；你是否介意自己被人称作backpacker（背包客）等等。他告诉我们一个访谈中有趣的发现：绝大多数正在长途旅行的受访者尽然都不认为自己和backpacker有什么关系，总认为那应该是另外的一种人，代表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发现有些出乎意料。当然，我是唯一接受他访谈的中国人，所以对中国人而言另当别论。可是想想也合理，比如我和J，第一反应都不认为自己是backpacker。J认为自己虽然喜欢旅行，但现在只是在和妻子寻找地方落脚的过程中顺便逛逛。同样的，如果问J的妻子Z，我想她一定也绝不会认为自己和backpacker有什么关系。那时候，她正躺在一旁的沙发里看“故事会”。我建议她跟着J好好学英语，将来去美国拜见公婆时也好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她想了想说，还是看看故事会更有意思。

其实，人类学家的很多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它们涉及“旅行的意义”——这个在我出发前就被自己反复追问的问题。在旅行仅仅开始两周之后突然被人问及，有点猝不及防，因为我当然没有答案，我进来甚至已经很少去想这个意义了。我只想继续走下去。我当下所考虑的只是一会儿下楼吃什么、吃完应该在哪个路口搭车（对路口的选择是搭车的首要关键）还有，那张写满老挝语的纸条是否真的找不到了，需要请人再写一张。

原定半小时的访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我和J与Z道别。希望他们可以找到钟意的地方，将梦寐以求的小旅社开出来，不管院子里有孔雀或者猴子，都好。Z笑着说：唉，又是离别哟。我说：再见哈。可是谁又知道何时再见呢。

此时此刻，小仁正在楼下给一群老挝的孩子拍照。他让他们摆各种pose，让他们smile，让他们看相机里自己的照片。我可以想象，日后他和朋友们分享这些旅行照片时候的样子。方圆正在努力和当地人沟通，这个女孩子总是对新鲜和未知充满好奇。他们，会是backpacker吗？

景洪，澜沧江畔的女孩

从Pakmong到琅勃拉邦途中

wodetianna · 2012-02-23 06:13

2/22 琅勃拉邦

搭车进老挝

出发至今，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写字其实有点浪费时间。在琅勃拉邦的每一刻几乎都是美妙的，就像年轻时，你对初恋的女孩一见倾心，总想朝朝暮暮，总想天长地久。于我，这里比丽江好十倍。不，我其实想主观而保守地说：一百倍。事实上这两个地方不具可比性，可是至少，琅勃拉邦让我喜新厌旧，不再对丽江保有任何兴趣了。

可是，我还是在下午太阳最毒的时候回来，喝上一瓶Beer Lao，开始写字，因为持续而及时的记录是我在这次旅行中许给自己的唯一承诺，唯一的小小意义。

昨天上午，我们一行四人从景洪出发，一路搭车到了琅勃拉邦，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对搭车只有朦胧憧憬却毫无实践经验的伪backpacker而言，几乎就是奇迹。

本打算一个人坐景洪至琅勃拉邦的国际大巴进老挝，直到离开的前夜，一个陌生的小伙儿过来问我要不要一起结伴搭车去老挝。他叫小仁，一个在西藏有过不少搭车经验的大学生。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应承的速度快得出乎我自己的预料，因为我的丹田告诉我：搭。而我的大脑则提出与之向左的问号：靠谱吗？后来又有两个四川的学音乐的女生加入了我们，方圆和桃子。四人中，除了小仁，我们全无经验。

客观地说，方圆算是一个“小清醒”美女，可她却总声称自己最讨厌“小清新”，难怪贾樟柯曾说，你越讨厌什么，就越容易成为什么。即便“小清新”这个词如今怎么听都想是在埋汰人，我对它却没有半点轻视，正如我现在更愿意坦然承认：我，哥哥我，就是一文艺青年，而且是正从一个文艺青年艰涩却覆水难收地往文艺中年过渡。

我和方圆一路，小仁和桃子一路分头搭车，约在磨憨口岸汇合出境。方圆和我的组合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巨大而神奇的能量，我竟然在第一次伸出我的右手后拦下了一辆车。当时方圆还在说，也许，他们不懂竖起大拇指的意思。这是个好兆头，虽然驾驶员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们。我意识到，我的样子有点狼狈，无怪乎当景洪青旅的老板第一次翻到我的老挝签证时，误以为我刚从老挝回来，而不是要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狼狈（但和乞丐必然还有着本质的差异）激起了驾驶员的好奇之心和好生之德，一辆辆的车子停了下来：一个头发凌乱，两眼无神的男性，身旁躺着几只肮脏的背包，站着一个楚楚可怜的小女生，用右手无助却充满希望地向他们摇晃着，传达着无声却鲜明的讯息：行行好，停车吧。

这是个一秒之内便可完成的动作：伸出你的右手，冲远方竖起大拇指，当车辆接近时，身体前倾，胳膊一阵急促摇摆，当对方停下后，一顿真挚的恳求。可这一连串的简单动作，在刚开始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也许，这源于我对此类动作的印象停留在好莱坞电影里拉斯维加斯大街上的妓女对嫖客的招揽、停在台湾的槟榔西施向客人兜售槟榔、停在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可怜兮兮地向路人索要free ride。而那句简单的英语怎么说来着？no free ride——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原来，在我伸手之前，我还真以为我有什么呢，而在旅途中我又有什么呢？除了当下的健康和有限的路费，我一无所有。

方圆拦下了第一辆车。那是一辆挂着老挝牌照的丰田皮卡。车停下，我们俩扒在车窗上一顿说。我发现，方圆这个姑娘和我有个共同点：在被逼无奈的情境之下会突然变得口若悬河（但这和谎话张口就来有着本质的差异）。我们瞬间成了大学里的同学，在旅行了很久之后，穷途末路，出于无奈选择搭车。在老挝做生意的云南大哥豪爽地答应了我们，并带上了小仁和桃子，一路开到距离磨憨50多公里的一个岔口放下我们，一路上我们都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喜悦之中，从景洪到磨憨一路穿山越岭，幽默的桃子用她混杂着成都、重庆和贵州的特殊口音冲山谷里中的云烟幽幽叹道：西游记啊。。。。。。

我们下车后和云南大哥合了影，继续分头搭车。我顺利地搭上了两个中年妇女的大吉普。更为幸运的是，她们同样乐意捎上小仁和桃子。我们之后总结的经验是，一男一女是搭车的最佳组合，男生需要依仗女生（最好是方圆这种看似柔弱的小女生）。女生站在明处，男生躲在暗处，待车停后由女生开口，效果不佳时，男生再现身帮腔。当然，如果遇到女性驾车，便由男生先上。

从景洪开始，我和方圆的好运气一发不可收拾。我们接连又搭了三辆车，比小仁和桃子提前了半小时到达口岸。为了省下20块人民币的过关贿赂，在和老挝边防战士僵持了半小时后，我们顺利地进入老挝，并决定携余勇继续搭车。

老挝境内，我和方圆的组合延续了国内的好运，我们两人几乎轮流搭下了所有的车，四个人一路从磨丁搭到南塔，从南塔到那堆（音），再到Pakmong过夜，第二天一早继续搭完最后三个小时，抵达琅勃拉邦。

我们几乎来者不拒，去磨憨口岸的最后一程，我甚至拦下了一辆发往口岸的中巴车，两人上前一顿说，直到司机在乘客们的舆论压力之下冲我们无奈地挥挥手，上来吧。有一回方圆拦下一辆拉木材的重卡，看着小小的她登上车，敲司机的窗户，我真对这个女孩有点刮目相看了。也许我该为这个女孩专门写点什么。题目就叫“关于方圆”。我在青旅见她时的第一印象和之后对她的了解大相径庭。不管怎样，她让我想起ZN，并始终让我不自觉地将她们两人进行比较。

我承认，自己在某冲程度上是迷上搭车了，我想方圆也是，迷上了这种混杂着未知和希望的在路上的粗砺感觉。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下一辆车是否会为我们停下，会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只是沿着地图上那条桔黄色的曲线一路向南，缓慢地接近我们的目的地。这类似于一个没有过性经验、仅仅看过黄色录像的少年第一次做爱之后的食髓知味，充满了新鲜的刺激。更何况，初次的性经历通常没有快感可言，而我们的搭车之旅至今都算顺利。

我想起了自己工作时递出的那些简历，其中最让我为难之处莫过于“个人优势”一项。虽然我总能编些冠冕堂皇的瞎话，但既然是瞎话，总是心虚的。我不知道未来我能不能在此处加上一项真话：搭车。当然，我非常地（几乎是不可或缺地）需要一位方圆这样“小清新”的姑娘，一是因为上述的成功率原因，二是出于安全考虑：当我们坐进那辆从南塔开往Pakmong的卡车的后面，穿梭在的黑夜老挝的热带雨林中时，每个人都有些紧张。风大的让人睁不开眼，我们冷的翻出所有的衣服套在身上，老挝山路的颠簸名不虚传，我们在每一次剧烈的跳动时跟着大呼小叫，尤其是两个姑娘。我说：大半夜的，请你们叫的斯文点。

大多数时间里，卡车都在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之中玩漂移，有那么一段，道路变得异常狭窄和颠簸，沿途偶尔出现的窝棚竟也不见了踪影，忘了是谁起的头，说：我们不会被人拉去换肾吧。这杞人忧天的玩笑引得所有人大笑，之后却都不再说话。满耳的冷风裹挟着森林深处的各种奇异声响，向后看，黑夜仿佛永远甩不脱的幽灵尾随着我们，刚搭上车时的喜悦逐渐被疲劳和寒冷取代，我们不再像刚上车那时那样亢奋（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在老挝的黑夜中穿行的七个小时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再有心情一边欣赏老挝的日落，一边玩真心话大冒险，我看到桃子缩在一角昏昏欲睡，便一直提醒她不要睡着，会着凉。当然，我们最终不但没有丢失肾脏，还在半道上收到司机递过来的一块油布，之后我们用来挡风，拿手擎着，盖在自己的头上。

我们于20号深夜到达距离琅勃拉邦三小时车程的小镇Pakmong。黑夜里的小镇只有一家guest house亮着灯，对面是一家即将打烊的小吃店。我们进店找吃的，由于语言不通，我开始给店里的女孩画大家想吃的各种食物：米饭，蔬菜，鸡蛋。她们看了，像地球人见到火星人一样掩面而笑。老挝人民的脾气出人意料的耐心，甚至当我失去耐心时，她们都微笑着想弄清楚我到底在说什么。

现在已经是23号了。这篇文字我心不在焉、断断续续地写了两天。在琅勃拉邦，我实在无法专注地拿出整块的时间写字。每天几乎都有新的发现，都有许多事情可做。方圆打算一会去庙里找小和尚木平继续聊天，桃子打算在太阳最毒的时候跳进湄公河游泳，我打算把这篇文字写完，然后。。。。。。然后再说。

今天是在琅勃拉邦的最后一天。我们将在明天一早上路，往南去。我们（除了小仁）都已彻底融入了这里的lazy days。桃子深爱这里的食物，幻想着将来回四川开一家正宗的Lao Restaurant，她会在每一个路边摊旁驻足，向我们丢来一个楚楚可怜的眼神；方圆深爱这里穿白衬衫的帅男生，我说她一见到白衬衫就迈不动腿；我也是一丘之貉，这里的美少女清纯的足以勾起我最酸涩的初恋回忆。至于小仁，似乎更在乎尽快去下一个地方拍更多美美的风景照。

希望明天搭车顺利。

去磨憨的路上，我们就这样一路搭车进老挝

wodetianna · 2012-02-25 14:27

2/25 万荣。从窗口望出去，是一片碎石铺就的停车场，它被一圈香蕉树围着，在雾蒙蒙的清晨里像一块浮在云中的飞毯。

三人游

我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从小就不爱参加集体活动。“集体活动”听起来就像集中营一样让人生厌。当许多同龄人对儿时的春游念念不忘时，我几乎记不起儿时我享受过由此带来的任何乐趣。我似乎从小就对“快乐”这事较真：拉着小朋友的衣角，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公园里闲逛，根本引不起我的任何欲望。我只记得那时，春游于我唯一的好处是不用上课，至于去哪儿玩，无所谓。

昨天中午离开琅勃拉邦，我们仍是一路搭车，七点左右到达万荣。其实，在老挝搭车，并不一定慢过大巴，因为在曲折而颠簸的山路上大巴远不如皮卡开得快。只是，烈日难当，方圆和桃子开始往身上和脸上抹防晒霜，桃子向我解释它的功用：防止晒伤，不抹会得皮肤癌。我不介意晒黑但很介意得癌，所以她话音未落我就拿过来往自己胳膊上抹。桃子的特点是“有文化”、“善总结”，当我把自己的大包栓在一辆SUV的顶棚上，由于只有一根短短的细绳，所以我一路都在担心，生怕它在某次剧烈的颠簸之后不翼而飞。桃子用她阴阳怪气的四川话数落我：难道包丢了就不去印度了吗？你这个人有强烈的小农意识！下车后，当看到我的背包被吹的灰头土脸时，她又开始背起“情人”的那句经典开篇：“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我们共同决定抛弃小仁。我实在懒得找一个更为婉约的词去粉饰我们的行径。即便我很快意识到用他的单反相机从各个角度拍一些在我们看来乏善可陈的照片几乎是他这次旅行的全部内容，我仍不介意再和他走上一程，直到桃子和方圆开始在背后给他起外号，甚至有意制造不和他一起出门的借口，我意识到我必将经历一场小小的哗变。本就是陌生人，在走完一段共同的旅程告之后选择分道扬镳本是天经地义，即便如此，虽只是短暂的三四天时光，这个小小的插曲在我们之间仍然显得鲜血淋漓。

我想，小仁被“抛弃”的原因也许只是因为他的内向，以及不善于和两个姑娘（两个文艺女青年）交流。他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毕业后梦想去一家知名的背包客网站做编辑，为此他打算将此行的照片集锦，稍后随简历递出。只是，我想如果他未来的梦想成真，我应该不会有浏览那个网站的兴趣。很多时候，他只是远远地拖在我们三人后面拍照，或者选择和方圆走在一起。最初，方圆比我和桃子善意，总是尽量和他搭话。桃子对他的不耐烦都写在脸上，而我，面对一个和我同样内向的人，只是觉得无话可说。小仁总给我一种敏感而压抑的感觉，我很难找到一个词语准确形容那份负面的感受。有个英文词语tension用在这里也许比较妥帖：他总显得拘谨而放不开，从而给周边坏境制造了一份紧张。我想，与桃子、方圆这两个爽朗的文艺女青年结伴而行是我的幸运，这就像散兵游勇找到了大部队，很快可以进入彼此的语境。和她俩在一起，我没有任何不适。我想，小仁很多时候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在聊些什么、做些什么。当桃子提议下河游泳时，他觉得湄公河的水太脏；他总觉得琅勃拉邦的景色言过其实，不够上照；他会不厌其烦地让老挝的孩子们摆出他想要的各种姿势，然后像逗狗一样示意他们站在原地不许动；他同样不明白为什么方圆在庙里和小和尚木平一聊就是一个下午，不明白我为什么一个上午都在当地的中学里和一群女生做语言交换（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些女孩水灵的足以唤起我初恋的回忆）。。。。。。其实，这些不同之处在我看来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分摊房费，继续再搭一阵子车，而女孩们在离开琅勃拉邦的前夜决定将他彻底“抛弃”。“抛弃”这个词我想也是小仁的感受，他在女孩们对他进行了多次暗示之后仍然无动于衷，最终促使方圆直接对他说：我们，想自己走了。小仁听完并不甘心，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被抛弃的女人不住对她的男人发问：问什么，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委屈，是被两个女孩子“骗”来了老挝，再被无情地抛弃。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一个有过数次独自旅行和搭车经验的男人，一个总是把自己的尼泊尔之旅、西藏之旅挂在嘴边的男人（既然他已经年满18，姑且称他为男人）怎么仍然会对这种事耿耿于怀，直到他像个小怨妇一样问，为什么，并恳求女孩们考虑带上他一起上路之前，我仍然觉得他是个可以继续走下去的旅伴。可是，他的那个忧怨的“骗”字彻底让我倒了胃口。

从琅勃拉邦来万荣的路上，我们三个人坐在又一辆卡车的后面（我们一路以来总和卡车结缘，方圆说：这将是我们在老挝搭车的宿命），她们聊起了小仁，想着他是否会和我们一样，独自搭车到万荣，显然她们有点害怕再和他照面，并且我感到她们多少感觉对他有些残酷。很遗憾，作为一个袖手旁观的无情帮凶，我对怀念他没有丝毫兴趣，我甚至不介意这被称为冷血。也许，类似的场景之下，我们最怕听到的问题永远只是那三个字：为什么。比如：“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既然我那么爱你；你为什么爱上别人？既然我那么爱你。。。。。。”永远没有为什么，即便有，“为什么”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既然不可言传，便不可说，既然木已成舟，便不必问。于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不如保有一点自尊，缄默走开。方圆出于善意地向他解释，一个人上路不论对我们还是对他，都有种种的好处。如果换作是我，根本不会在乎更不会向他诠释分开旅行对他的好处，因为不论出于何种理由，这种所谓的随缘聚散的行为就是不折不扣的抛弃（对，如果不说“抛弃”，“随缘聚散”会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选择）既然是抛弃，便是在并只是在考虑自我感受，那便爽快地承认，全无为对方谋个好出路的必要。如同男女分手后，男士对女士说：希望你未来遇到真正懂你的人。仿佛她真的有了好的归宿，提出分手的男人良心就会少受一些谴责似的。于我，这是一种伪善。此刻我想起周云蓬的一首歌，依稀有那么两句。

“你去你的未来，我去我的未来，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愁深似海。”

于是，我们三个人从琅勃拉邦出发，往万荣来。我和方圆负责搭车，桃子负责看行李，不算顺利，但总是绝处逢生。我们一开始就轻易地拦下了一辆小货车，司机执拗地要收我们一笔微薄的费用。但我们总觉得既然已经一路搭到这里，现在哪怕只收1kip（1RMB=1265kip）都让我们感到前功尽弃、心有不甘。于是继续说好话，我们急中生智，甚至指着远处的桃子很不厚道地说，我们还带了一个腿脚不便的残疾人。桃子为了保护膝盖，一路都拄着一根拐杖，可惜这根陪她走过千山万水，上面刻着许多名人名言的拐杖后来在万荣不翼而飞了。在整整半小时之后，司机终于一咬牙让我们上车。我和方圆兴奋地彼此拥抱，向桃子猛招手，桃子敬业地从远处一瘸一拐往过跑。

只是，车子开出没五分钟就停了。司机示意我们下车。原来，他只是把我们送到发往万荣的大巴车站而已。瞬间，我脑子里冒出一首歌名：冰点，沸点。

之后，我们搭上了一辆在老挝建水电站的中国人的车。他将我们放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并嘱托镇上开杂货铺的中国妇女帮助我们。善良本分的中国妇女当然帮不到我们，反而觉得我们脑子有毛病（她虽没有这么说，但她的眼睛出卖了她的心），只能对她笑笑，继续守株待兔。从琅勃拉邦往南的车子很少，据说主要原因是山路艰险，很少有私家车前往，我们整整在烈日里守了一个多小时才搭上一对农民打扮的夫妇的卡车。农民们只是简单的说：恩，万荣，好，上来。那卡车有高高的护栏，我怀疑平时用来拉牲口，我们欢天喜地地跳上车，一路搭到离万荣三小时之遥的又一个小镇，同样一车难求，我和方圆开始在两个岔道口分头找车，我和几乎每一个停车吃饭的司机搭话，向他们展示我们事先请人写好的老挝语地名。有一群善良的瑞典老太太对我们的行为表现出好奇和兴奋，很想带上我们。只是被当地的导游断然拒绝，说大巴已满，不再带人。

其实，我曾担心这两个小女生会在长期的等待中失去耐心。我曾试图安慰她们说：这么多的车，而我们需要的只是一辆而已，为我们停下，把我们带走。后来，当我们被曲折的山路甩的东倒西歪时，桃子和我说，其实她很开心，因为不管多不容易，都是一种很好的经历。我想，短短的几天，我已经看到了这两个小女生身上许多的特别之处，甚至让我自问在22岁时，是否会像她们表现的如此顽强和洒脱。我想，多半是不会的。

我们的运气很好，最后的一程，我们坐上了一辆SUV，一大家人去往万荣旅行。我们推断那定是富贵之家，男主人带着巨大的金戒指，女主人举止端庄，还拿出一盒美味的包子和我们分享。当我们每人吃完一个之后，桃子可怜巴巴地问我，是否可以吃掉最后那个。我了断了她的想法，怀着一份中国人特有的伪善教育她：给人家留一个，注意点素质。

我们也许会在万荣呆上两天。今天，我生平第一次骑了真正的摩托车（而非轻骑），我带着方圆在万荣的街上和野地里狂奔了一整天。桃子身体不适，一天都呆在旅社。直到现在，我和她们俩在一起都很自然。现在想起当日在双廊时的那份孤独，竟是如此的遥远。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的春游，参加集体活动时莫名其妙的不适感觉此刻几乎没有了。可是，我仍然心存警惕，仿佛那种不适感随时会冒出来，让我再次弃明投暗，选择独处。即便如此，我仍然无法准确预知我们会在何时何地，因为何种理由分开，而那天早晚终会到来。仿佛我一直都在等待着那一天。

往万荣途中

风驰电掣的本田小摩托，我们骑着它在万荣的野地里飞奔

wodetianna · 2012-02-28 14:13

2/25 万荣，阴

牧师，和尚，少女，斗牛士

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方圆和桃子这两个精力充沛的姑娘刚才在她们的床上玩了场疯狂的枕头大战，罢战后一刻不闲地下楼逛去了。

我刚把衣服洗了晾在外面，回到床上坐定。此刻屋里很安静，只有风扇在对面的墙上摇摆。胃痛了一整天，吃了胃药也不见好转，下午一觉醒来感觉有些发烧，浑身酸软，只想静静地呆着。我意识到，这些天我间或的突然安静让她俩感觉不适，我的安静和她们源源不断的欢快情绪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方圆说我情绪多变，和她们开玩笑时像个零零后，安静的时候让她心慌。

利用这个时间，补记一路上遇到的几个人。

牧师

在大理时，一次闲逛拐进复兴路上的基督教礼拜堂。那是一个周日的上午，穿着体面的牧师正在布道。他带着大家查经、讲道。下面受众寥寥，多是大理当地的中老年妇女和零星的几个男人。他说带云南口音的普通话，语调抑扬顿挫。因此我可以听懂他的布道，记得整个布道他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受压制的得自由。

虽然我可以听清布道的每一个字，却无法对内容进行思考。那天我也许是走的累了，怔怔地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前排一个半大孩子一直在对第一排抱在手里的一个小婴儿做鬼脸。他时不时将自己藏在椅背之后，惹得那个婴儿兴奋的尖叫。偶尔有人回头看他们两眼，却不会出来阻止。这让我想到有一年在西塘，同样是偶然地走进一间乡间的教堂，牧师正用浓重的浙江方言给下面的农民布道，我一句都听不懂，所以全部的注意力都在那些满屋子乱窜的孩子们身上。教堂成了他们的游乐场，他们在一排排长椅之间疯跑、捉迷藏。同样没人喝止，偶尔有挂不住脸的父母过去把自己的孩子拉到身旁。我疑惑着，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会如何回忆起儿时的这一幕？信仰、教堂、每个周日那个穿西装的农民的演讲，这一切在他们未来的回忆中将以何种面目出现？

不管是北美大城市里的教堂还是西塘农村里的教堂，牧师似乎不论在哪儿都是一个样。即便只是农民，说着让外乡人摸不着头脑的方言，即便只是廉价的西服，换上之后，便自然而迅速地完成了角色转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只是，在大理的教堂里，看着眼前嬉闹的孩童和零星的受众，我很想知道：台上的他，是否也会感到寂寞。

和尚

我们在琅勃拉邦的一座寺庙里遇见他。他的中文老师按照老挝语的发音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木平。初次见面时，他正在看一本北外出的中文教材。他只学了一星期的中文，已经可以进行最基本的会话了。他很好学，整整一个上午都在和我们进行语言交换。他从我们这里学到了很多佛教用语，比如“念经”、“超度”，我们从他这里学了些老挝日常用语，比如gin kao，吃饭；deu num，喝水；la guan，再见。

木平的学习速度快得惊人，因为恕我直言，许多人也许会和我一样对他的智商抱有疑惑。他看起来慢极了，语速慢、反应慢、连眼珠子的转动和面部表情的转变都比平常人慢一拍。也许他惊人的学习速度得益于这种迟缓而带来的专注。

我了解到老挝寺庙更像是一所为穷孩子们设立的学校，他们从小被送到庙里，在修禅礼佛的同时有大量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时间。庙里专门请了老师教他们中文和英文。桃子在一边逗他说：你可真忙哟。是不是考试不及格还要被淘汰哟。木平当然不明白桃子的话，只是摸不着头脑的一脸憨笑，说：听不懂，听不懂。

木平告诉我已经做了几年和尚了，并打算再呆上两年。然后呢？小仁问他，不做和尚了，你干嘛？木平起初不明白他的意思，小仁便用英语夹杂着手势向他比划。他似乎很想弄清楚小和尚们未来的出路。当木平听明白后，转着眼珠想了想，用他慢一拍的语速回答：我不知道，我没想过。现在只想学中文和英文。

似乎所有人都在关心自己的未来，甚至是别人的未来。我们当下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在为未来求一个结果，这样，当下的一切才显得有意义，让未来变得明确而触手可得。和木平一样，我对自己的未来同样一无所知，只是，他对自己的无知心安理得，而我，却倍感仓惶。如何活在当下，不被未知所困扰，我仍然没有答案。

少女

离开琅勃拉邦的前一天下午，我去市场买水果，走在路上突然被人叫住。在一个只停留了三天的地方，本没有人认识你，突然在大街上被人叫出名字的第一感觉是吃惊。

Soi在马路对面冲我挥手，我停下来，也冲她挥手。我再次看到了她大眼睛里那道明亮的光。

那天我和方圆在当地的一所学校闲逛，满眼穿白衬衫的帅气男同学让她神魂颠倒，端着相机一个劲地拍。我对她的行径深表不耻和理解，因为我们共同认为：对帅哥和美女的熟视无睹便是对美好事物的生生漠视。这里少男少女的漂亮并非因为其五官长得多精致或搭配得多协调，全赖于一脸的清纯气。我们发现大家口中所谓的“小清新”原来就该是这般模样，这就像无意间一脚踩空，掉进了小清新的老巢。不得不说，国内众多着百褶裙，穿帆布鞋的姑娘相比之下是竟是如此邯郸学步。我想，即便是一个没有丁点文艺细胞的普通人，都会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捕捉到一抹灼灼的闪光。所以，与其说我们好色，不如说是被那些眼睛里明亮的闪光吸引，它让我们久违了，让这些孩子们清新的直晃我们的眼。它甚至让我想起自己高中时代失败的初恋，我甚至已经忘了那个连手都没有拉过的女孩的名字、记不清她的面目，但依稀记得在她的眼中，也有那么一星闪烁。

我开始怀疑那场初恋对我此后的情感生活起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正因为它从未真正地开始过，我对异性的想象便永远地定格在了高中那一年，如同一具化石，完好地保存至今。此后，我所寻找的，也许永远都是理想中最初的恋人。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我便知道她是什么样。

我在Soi的教室里遇到她和她的几个同学。他们看到我时的好奇不亚于我对他们的。我们用简单的英语和复杂的手势交谈，不明白的就画在纸上。我职业病般地开始给他们上起了英语课，在黑板上用粉笔一个接一个地写单词，她们开始帮我复习老挝语。Roi很腼腆，不像她的同学们那样主动，她在别人不说话的间隙，读着英语课本上的句子问我问题，她每次提问前都要反复默念，仿佛要有十足的把握让我明白。那些问题是：你从哪里来？你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来老挝？你吃过琅勃拉邦的 orlarm and jeobong（当地传统小吃）吗？。。。。。。她捧着书，一一记下我的答案，就像一个记者在做采访。

即便我知道照片只会减损那眼神中的神采，我仍然为Soi拍了照。因为至少在多年以后，我仍能借助照片记得她的模样，而不会像我的初恋那样，遥远的无处寻觅了。

斗牛士（2/28，写于万象）

13号公路从老挝北部的磨丁一路向南，一直通往的柬埔寨。这条据说由中国人援建的崎岖山路串起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我们一路沿着它经过了琅勃拉邦、万荣、直到现在的万象，并将继续一路往南，进入柬埔寨。

和美丽的历史名城琅勃拉邦相比，万荣更像是一个村镇，一个13号公路沿线为旅客准备的驿站。公路两边密集地排列着guesthouse、便利店、餐厅、酒吧。入夜的马路上游荡着醉醺醺的老外，他们就像在自己的国家一样自然，堂而皇之地站在马路中央呼朋引伴。很多时候，走在外荣的街上，我都恍惚身处一座西方的城市：那些完全西化的酒吧里坐满了老外，吃着意大利面，看着电视里正在播放的friends傻笑，蛋糕店里出售着新鲜的法式面包，酒店（liquor store）里有产自世界各地的红酒和威士忌。只是，当我看到马路上穿梭的tuk tuk车，或者离开13号公路，进入广袤的田野和山岭时，才意识到，我的确在老挝。

当我们骑着租来的本田小摩托，在万荣的野地里飞驰时，常常被闲庭信步的牛群挡住去路。我们停下来，看它们不紧不慢地从眼前经过。除了这些悠闲的动物，还会遇见像我们一样的游客，也许是出于健康和安全的考虑，他们一般选择徒步或自行车，穿行于万荣的山岭之间。偶尔有些喝高了的老外，在野地里漫无目的地转悠。我曾目睹一个年轻的白人，光着膀子，拎着一瓶Beer Lao，和一头牛一起挡在我们面前。他正在对牛弹琴，用一只手抚摸着牛头，醉意阑珊地对它说：hello，my friend。

如果要我在众多万荣留给我的印象中只选取一个画面，我想会是它。那个男人好像一个无所畏惧的斗牛士站在他的对手面前。我能想象他在路旁的酒吧里醉得半死，就像解开一个久未松绑的死扣那样，在这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里彻底松绑自己。然后在假期结束之后，回到他的国家，穿上西装、系上领带，继续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无法简单地将这种行为称为度假、逃避或是颓废，因为当他站在那头和他一样不明就里的牛面前时，我分明看到了一种斗牛士般无所畏惧的悲情，至少在那一刻，是这样的。

木平

Soi

wodetianna · 2012-03-03 10:43

2/29 万象，一早还是阴天，中午拨云见日。我骑着摩托在万象的街头寻找方圆。

我在万象找你

我和方圆走散了。我总比她晚了一步，先是约在旅游信息中心，她等不及我们自己走开了，工作人员说有个中国女孩回旅馆了，于是我赶回旅社，结果她又不在。我骑着摩托在市区的大街小巷里找了她一个小时，太阳晒得人头昏，便回到旅馆等着。旅馆里永远不苟言笑的店长冲我无奈地笑笑，摇摇头说：You know girls… 方圆的方向感很差，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才能自己摸回旅馆。

我在一个十字路口被警察拦下来，要看我的驾照。我意识到他想罚我的款，可即便我愿意掏钱，钱包放在方圆的挎包里，兜里分文没有，于是只能不耐烦地冲他嚷着我听不懂，我在找人。明明是我违章，可是我就像享有外交豁免权一样理直气壮，我的不耐烦和一脸茫然很快让他失去了耐心，他失望地挥手让我走开。

万象很大，但市区很小，那些阡陌的街巷对初来乍到的游客而言是一座迷宫。那些面貌相近的佛寺、广告牌、餐厅往往混淆视听，让我们和自己的目的地背道而驰。我和方圆无数次不知身在何处，旅馆离湄公河很近，所以我们一次次停下问路：Where is Mekong？直到后来我们不再停车，只凭感觉一直开下去。

昨晚，我们在黄昏出发，一路开出了城市，视野变得开阔，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田野的气味。我们目睹着太阳在眼前缓慢坠入地平线，天彻底黑了，我将远光灯打开，只照见面前十来米的路面，迎面而来的车灯晃的人睁不开眼。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不知身在何处，这里不必是老挝，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条黑夜里的公路。时速轻而易举地越过80，我开始一辆接一辆的超车，风大的要把我的头盔吹掉。方圆用手帮我按了按头盔，她在身后紧紧地抱着我，安静地将头贴在我的背上。

从万象开始，我意识到旅行至此，进入了一个未曾料想的状态。我没有想到原本一个人的旅行成了一次三人游；我没有想到（或者说，我想到了，却没有躲过），我和方圆的关系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想还有更多的未知在等着我。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将和她在柬埔寨分开，我往西去泰国，她往东经越南回国。我对分别感到焦虑，我看得出，方圆和我一样，在开心的时候会突然黯淡下来。而这种感受，我在万荣时就试图主动的逃避，可是终究没有躲过。

在万象，我感到自己比过去更加懒散，越来越没有心情跑名胜古迹。相反地，我们来到一个地方，仿佛仅仅就是为了到达而已。我们三个人变得越来越没有计划，越来越无所事事，我们甚至可以一整天耗在旅馆里，饿了就出门找个地方吃饭（吃饭成了唯一的“正事”）然后继续回到房间吹空调，听歌，发呆，聊天，睡觉。我们找了家价格合理的旅馆，离湄公河步行只需五分钟，房间不大，但新且干净，被子和枕头上有久违的洗衣粉味道。一路以来，我们几乎已经习惯了那些仿佛从来不会被更换的被套散发着陌生人的体味。房费包括每天分量十足的西式早餐，楼下还有位帅气的店长，只是他总是一脸闷闷不乐，也许可以被称为阴郁。我和方圆一致觉得他像极了欧洲小电影里某个有着离奇经历和动人故事的男主角。

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快，我此刻甚至想不起昨天究竟做了些什么。我和方圆成日漫无目的地在城中闲逛，常常把桃子一个人留在旅馆，她无聊的只好睡觉。为此我和方圆都有些歉意，尤其是方圆，觉得本来好端端的三个人，随着我们关系的转变，让桃子落了单。我们回来时，往往可以看到她睡眼惺忪的幽怨眼神，仿佛一只被主人遗忘在家中的猫。好在，她刚发现旅馆的电视竟然可以收到凤凰卫视，现在开始关心起朝核六方会谈。突然看到中文电视，我只感到短短几个星期，外面的世界原来发生了那么多与己无关的事情。

到达万象的当晚，我们逛了湄公河边的夜市。我在地摊上看到一把中国制造的口琴，小巧的身体、淡蓝色的外壳激起了我的购买欲。我曾在初中时上过几节口琴课，除了do re mi，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吹不下来，可是我仍然冲动了一下，和老板讨价还价后，花了35000kip（合人民币30元）买下了它。我们并排坐在夜晚的湄公河旁，对着黑漆漆的河水，吹完全不着调的曲子。一把口琴让我们三个人都变得有事可做，方圆开始给我讲基本的乐理，桃子帮我听歌、扒谱子，我开始每天花点时间练习口琴。这点事对主修钢琴的桃子和手风琴的方圆而言，再容易不过了。。。。。。

我断断续续地写了这么久，方圆还没有回来。她一定又迷路了。我时不时望向街上，希望在人群里突然看见她。

万象，湄公河畔

wodetianna · 2012-03-07 13:42

月亮河
3/6 老挝，四千岛

湄公河就在眼前。我们正坐在临河的咖啡馆里，两岸树梢上的知了正在大合唱，它们仿佛永远不知疲倦，我怀疑在这儿，它们全年无休。方圆坐在我的对面，用她的itouch放一首西班牙语歌Nostalgias，也许该翻译成“乡愁”。她问老板要了一大杯冰块，倒在自己的milk shake里慢慢地喝。这是我们进入老挝后第一次这样奢侈，索性冰块不要钱。我们刚吃了午饭，打算一直在这呆着，然后去昨天的石桥下看日落。

考虑到她俩的越南签证时间以及沿途住宿的费用，进入老挝后我们第一次买票坐车。万象到Pakse的夜车出人意料的顺利。我出发前，甚至找出在昆明买的安眠药，打算实在睡不着时吃上一颗。不论是坐车，飞机，甚至坐船，我的睡眠都很差，通常情况下，我宁愿干坐着，也尽量避免乘夜车。可是老挝的大巴堪称豪华，这和我当初无知的设想南辕北辙：我想象着汽车像在北部时那样，在扭曲的山路上颠簸，满车让人作呕的味道，并且我被一群盗贼环伺，随时准备将我随身的小包窃走或者在大包上划几道口子。。。。。。现实情况是：老挝的大巴没有国内卧铺大巴里的臭脚丫味道，甚至给每个人发了奥利奥和矿泉水，铺位虽不算宽敞，但将将可以把腿伸直。我和一个日本小帅哥躺在一起，方圆从一上车就对我说他是gay。这几乎成了她现在的两个口头禅之一，一个是只要看到走在一处的两个男人就怀疑他们是gay，二是总是不停问我：我们真的很像日本人吗？因为我们无数次被当地人招呼：“阔泥叽哇”，甚至有两次被日本人当成了同胞。我想主要原因是越往南走，越少见到中国的背包客了。在万象，也少见中国的背包客，倒是在旅馆里遇到过一个做生意的中年男人，当他发现我们是中国人后，转手就拉了把椅子在我们边上坐了，想和我们唠嗑，结果方圆低头继续上她的网，我别过头去吹我的口琴。我们残忍地迫使他又拉着椅子走开了。我发现许多中国人对“他乡遇故知”怀有格外的兴趣。而我，出国后反而刻意地想和中国人保持距离。在陌生的语言和人群里，反而感到坦然。我们在万象的旅馆可以收到凤凰卫视，可是每当桃子打开电视，我都感觉有些不自在。

万象以南，道路不再穿山越岭，而是在一望无垠的平原上平整地延展。我在十个小时的旅程中，尽然前后睡了四五个小时，只是每次醒来，都发现日本小帅哥的嘴巴凑在我的耳旁，脚压在我的腿上。半夜醒来，我侧着身，跨过横陈而出的胳膊，大腿，摸黑走到大巴最后的一排。方圆和桃子睡在那里。桃子依然睡得很死，她带着一个眼罩，那仿佛是她的一个百试百灵的魔咒，只要一戴上它，不论在哪里（旅馆的床上、大巴的卧铺里，甚至是卡车的货舱里）她都能倒头就睡。方圆躺在桃子身旁，头发被汗水黏在额头上，她皱着眉头，仿佛正在思考着什么。我猫腰在她身旁坐下，用手拨开她的头发，摸了摸她的额头，好像要将她紧锁的眉心抚平。她一下醒了，冲我迷迷糊糊地笑着说：我刚梦到你过来，你真的来了。我逗她：那你岂不是梦想成真了。

我在她身旁躺下，她凑过来，将头埋进我的怀里，就像一只猫将小巧的身体埋入她的窝里。也许，我不该将方圆比喻成一只“猫”，即便她看起来是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骨子里却有种和外表不相符的乐观和固执。与她相比，我反而显得外强中干，而我的这种假象尽然被她轻易地看穿了。在Pakse的那晚，我们在街上散步，她突然对我说：觉得你一路上都在照顾别人，看起来什么都会，可是，感觉你其实很需要别人的照顾，只是你不愿承认。我笑笑，不置可否。她继续说：所以我决定了，以后我来照顾你。她的话让我多少有点无地自容，却又有些动容。我刚刚过完自己的三十一岁生日，时时刻刻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更坚韧、对一切更加见怪不怪。可是，当我听到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对我这样说时，竟一时语塞。

我就这样躺在她身边，直等她再次睡去，轻轻松脱她的手，寻回我的铺上。所有人都在熟睡，我却再也无法入眠，一路听着日本帅哥的鼾声熬到天亮。

我们在Pakse只呆了一夜。下午桃子和方圆出门闲逛，我懒得出去，花了近一小时洗完在万象积攒下来的一大包脏衣服。我将它们晾起来，壮观地几乎占据了整个天台。Pakse的阳光很烈，我意识到自己终于来到了低维度的热带。也许是坐了一夜的车，我突然感觉很累，就地坐在天台上。下面的街上异常喧闹，和这座城市的寂寂无名形成强烈的反差。我懒得回屋，因为感到回去后也无事可做，我就那么坐着，听着混杂着陌生语言的车水马龙，看着眼前一座突兀的青山发呆。我一直那样坐到太阳下山，坐到山顶上的浮云被夕阳抹上一层金色。期间一个老外上来晾衣服，我起身将自己的衣服挪开，给她腾出一个空档，然后继续靠着围栏坐下。太阳彻底不见了，天越来越黑，我突然感到心里发紧，我意识到自己一瞬间又回到了独自在双廊时的那种情绪，我撑起自己，站在天台上大口呼吸，我感到很压抑，我想通过呼吸甩脱这种强烈的负面感受。我又想起了M，我起在那座北方的城市里仓惶而漫无目的的行走，那感觉糟透了。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喝点酒，便下楼，冲到街对面的超市里买了两瓶老挝啤酒回到天台上。除了借助酒精麻醉那种如影相随的孤独，我实在别无他法。我突然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一个人的旅途中，回到了M的城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随时准备半途而废的马拉松选手一样对接下来的路途充满疑惑，即便她们随时都会回来，即便我仍有十几天的时间和方圆她们在一起，我仍然对分离以及之后孤独心存恐惧。在历经离别之后，我为什么仍然惧怕离别？我并没有在一开始坚持和她们分开，而是在方圆面前轻易地放弃了抵抗，也许我终究不如她固执，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换成是她，也许会在第一时间选择分开。从答应她一起走下去的那一刻开始，我注定要和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相持下去，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方圆如此自然却无可救药地沦为一对旅途中的恋人，而我早先甚至还有些瞧不上在大理遇到的Z和J，觉得他们在路上的卿卿我我完全丧失了旅行的意义。而我自己终究在那晚的天人交战之后选择了当下的状态。

在Pakse那座旅馆的天台上，我哭了。反正没人看见，我蒙着头，无所顾忌地在黑暗的天台上大哭了一场。我不知道怎么了，也懒得深想原因，我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需要什么来填补，可它是什么呢？正如我去见M时，也许同样是需要她的填补吧，可是现在看来，那种期待是多么的可笑而无望。在几个小时前，我还嘻皮笑脸地在房间里和桃子开玩笑，而在那晚的天台上，在双廊时的那种孤独和失魂落魄仿佛在一瞬间将我吞没了，同时全然地得到了释放。它被延迟了，我在洱海边的两眼发烫终于变成了涕泪横流。

方圆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推开了天台的门，站在不远处的黑暗里叫我。我顿时收住眼泪，飞快地抹了抹脸，生怕她看见。我努力掩饰着自己和她打了个招呼，我绝不会让她发现我在哭。她过来，意识到我心情低落，便要拉着我下楼闲逛。好吧，就像她后来说的那样，我承认，自己迫切地需要别人关心，哪怕我总是一副爱你妈谁谁的态度，一脸对柔情蜜意嗤之以鼻的轻蔑眼神，我仍然希望在自己绝望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关怀。我们拉着手在街上闲逛，一路走到湄公河边。从北方一路到这里，几乎每个落脚的城镇都在湄公河边，琅勃拉邦、万荣、万象、Pakse、直到现在四千岛。她在湄公河边和我说了上面的一席话：我要开始照顾你。我无心去探究一个二十二岁女孩这样说的动因，我只知道，在那一刻，我听到了，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们到达Paske的第二天就来了四千岛，众多的岛屿和沙洲暴露在湄公河的宽阔之处。我们坐渡船上岛，看见码头边的河里坐了一排光膀子的老外，他们慵懒地打量着往来的渡船，这场景让我想起在万荣时那些在酒吧里看friends的老外。四千岛更像是个远离尘世的乌托邦，岛上的“主干道”只是一条沿河的小路，两边遍布高脚屋和小餐馆。虽然这里的物价较贵，但我们仍然打算在这个偏远的乌托邦里呆上几天。

吃完午饭，我们沿着那条蜿蜒的小路一直往南，想去另外一座岛上转转。正当我们在野地里被炙热的阳光烤的无处藏身之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节奏强劲的歌声。我们本着凑热闹的心态，怀着蹭吃蹭喝的侥幸寻声而去，结果误打误撞地参加了一场老挝人的聚会。主人为了庆祝新屋落成，大摆宴席，一屋子亲朋好友伴着节奏感强劲的“老挝摇滚”——听起来类似于八十年代的港台歌曲跳起富于民族特色的舞蹈。我们凑进欢乐的人群跟着一起扭，我向一个动作妖娆的黑胖子学了个大概（他不但舞技出众，歌声同样撩人），我学着他的样子，踩着拍子扭动我的脚腕和手腕。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动作慵懒柔和的老挝舞蹈，如果换作国内的“蹦迪”，我早撤了，我不具备将腰肢扭成麻花的能力和热情。主人提着一只灌满老挝啤酒的塑料桶过来敬酒，我礼节性地客气了一下，就势接过，猛灌了两杯。我一直喝到微醺，迷迷糊糊看到一个老外坐在我的对面，对我露出只有醉鬼才有的笑容，我看出他和我一样庸俗，对免费啤酒来者不拒。我们简单问了哪来哪去，再没多话，继续喝酒、互相傻笑。我和方圆无数次地被两个孩子拉着返场，我们一首接一首地跳着，累了就坐下来继续喝酒。桃子一直惦记着吃的，她对食物充满饥渴的眼神最终吸引来了“主食”——一排用竹签串起的鱼干和一大盆猪油渣。那鱼干腥得让我第一口差点吐掉，但混着金灿灿、香喷喷的猪油渣吃，就着老挝啤酒，也算别有风味。一肚子没有实质性内容的猪油渣让我怀念起童年，并让我产生了一种空洞的满足感，见老外小伙走了，我们也起身告辞。临走时桃子依依不舍地盘算着，一会儿再来，赶他们的晚饭。

我们继续沿着那条小路走了很久，终于到了地图上的那座石桥。那是一座欧式的石拱桥，长长地连接着两座岛屿。它一看就是法国人殖民时期的产物，仿佛从欧洲风情画中扒下来一般，它让我想到二战时盟军的坦克在类似的桥面上轰鸣而过。我们下到河边，一群光着屁股的当地孩子正在河里嬉闹。我换上泳裤，跳入水中。脚下的细沙一直往河床深处延伸，逐渐被尖锐的石块取代。我埋进水底，并试着睁开眼睛，青绿色的湄公河水浑浊不清，我看到那些孩子的身体在我面前一晃而过。

有一种说法，每个人一生中的情感高潮加起来超不过五分钟。我想，于我，应该远远不止。当我从水里探出头来，听到了岸上传来的口琴声。方圆不会游泳，坐在岸边的一截扶梯上，正吹一首“月亮河”。我想，在那一刻，我毫不迟疑地把那个瞬间收入了我“情感高潮”的体验：我呆呆地站在水中，看着眼前的石桥在血色的夕阳里高高在上，零散的人形剪影如雕塑群像般立在桥上，河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孩子们像无鳞的鳟鱼一样在潋滟的水波里穿进穿出——眼前的一切，分明就是那条月亮河。我想，我在若干年后仍然会清晰地记得这个场景，记得在湄公河畔，有个女孩，吹过一首“月亮河”。

那个平淡的时刻似乎已经让我的四千岛之旅终成正果，让这座小岛在我未来的回忆中意义非凡。至此，我在这里，似乎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别样经历，正如我无数次在心里的嘀嘀咕咕：和方圆的相遇，让我的旅行过早地变得丰满却又残缺，除了独自离开的恐慌，让我对接下来的旅行不再抱有额外期待（正如出发时那样），离开她，我会如何继续下去呢？

Pakse

去往四千岛的渡船

wodetianna · 2012-03-09 18:24

送你一只纸鹤
3/8 柬埔寨，Kompong Cham，离金边三小时车程

昨天离开了老挝，进入柬埔寨。

在四千岛的码头搭车很难，也许所有游客集中的地方都存在这个问题：一切服务都需要被购买。从码头到13号公路差不多五公里的路，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找一辆车离开码头，在公路上拦车去边境。可是几乎所有的司机第一反应都是要钱，我一遍遍解释我的意图，换来的是他们匪夷所思的表情。我看到在万荣时遇到过的一个北京女孩，我们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她正往车站赶，看我一辆车接一辆车地问过去，她不住扭过头看。她那表情决不让我赏心悦目，就像在观看动物园里一只不知好歹的鸵鸟，也许是我过于敏感，总之她让我感到不适。眼见着一辆辆满载着老外的大巴驶离了码头，我们还困在原地，只好往公路走，边走边搭车。

我深深认同并且始终在践行着对每个为我们停下车的司机表示感谢，即便他们在了解了我的意图之后绝尘而去，这种感恩仍然发自肺腑：Thank you for stopping for me。可是，当我背着沉重的大包，一边吃力行走，一边还要应付那些蜂拥而至的出租车司机时，彻底失去了耐心。也许由于他们过度的好奇和热情，或许更因为在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我开始对他们用中文不耐烦地嚷嚷（更像是大声地自言自语）：我没钱啊我没钱，快闪开啊快闪开。为了让固执的他们相信我的话，我翻出空空的裤子口袋。

可是，搭车的有趣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好运气会在何时降临。在我们往公路走了不到五分钟时，一辆农民的卡车带上了我们。憨厚的农民二话没问，只是笑嘻嘻地点点头，然后帮我把大包扛上车，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路搭车至今，我发现两种人的车最好搭，一是没钱人，二是有钱人。前者会出于阶级情感，后者会出于乐善好施载上我们。在万荣时，一位在老挝做生意的马来西亚华侨大哥一路将我们带到万象。我意识到华侨大哥有一种雾里看花的美好的家国情怀，像极了《老港正传》里的黄秋生，他向我们谈起在马拉西亚的华侨为了传承中国文化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他对搭车的行为表现出理解甚至是羡慕，说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这个未曾实现的愿望。在万象分手时，我们互祝好运。

过境柬埔寨，我们又遇到了那个北京的女孩。她夹在一群老外中间，像一群疲惫的、神情麻木的羊等待回到自己的圈里一样在地上规规矩矩地坐成几排，候着开往金边的大巴。我意识到，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即便困难，我仍倾向于继续搭车去金边。可是除了载客的大巴，几乎没有私家车过关过境柬埔寨。我们坐在边检口一筹莫展，和身旁一位在柬埔寨工作的湖南小伙闲聊，随后出乎意料地通过他搭上了一个上海老男人的车。他一路对我们的行为和身世充满好奇，甚至打听起我父母的工作单位，还用上海话对我说：你小子带着两个姑娘搭车，艳福不浅嘛。老男人将我们带到离边境60多公里的一个小城，一厢情愿地把我们放到车站，他用一个上海老男人特有的不容置疑的、高分贝的普通话告诫我们：除了他这样的好心人，没有人会傻到不收钱，而且如果不相信他的话，是要倒霉的。作为一个同乡，我尽力挤出笑容和他打哈哈，只希望他将我们带回公路。最终他将我们放回公路上，临别时照旧用上海话重复了一遍：“拿勿相信喔，要欧灰额”（你们不相信我，要后悔的）。我发现，当我再次站在空荡荡的公路上，暴晒在烈日之下，明明毫无把握，却感觉格外踏实。

可惜，未能如其所愿，我们还来不及后悔就搭上了几个柬埔寨小伙的车。他们都是基督徒，英语也好，一路上我们聊越战、聊宗教、聊他们爱戴的西哈努克太上皇。之后，又接连搭了两辆车，入夜前到达Kompong Cham，离金边三小时车程。天已黑透，我和方圆站在一个加油站旁轮流拦车，除了拉客的摩的和中巴，再没有车愿意停下来。出租车司机和路人开始围观我们，会说英语的开始耐心地向我们阐释为什么我们的想法是异想天开。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总结了柬埔寨人的两个特点，一是八卦，二是胆小。八卦促使他们像熊猫一样围观我们，常有热心人过来好奇地问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即便不会说英语，也会饶有兴趣地想弄明白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先前的基督徒小伙曾告诉我，大多数柬埔寨人乐于助人，只是他们不了解我们是谁，怕我们另有所图。所以，“八卦”的特质促使一辆辆汽车在我们面前减速，可“胆小”的特质又让他们在稍事犹豫之后加速驶离。当我决定放弃，在Kompong Cham过夜时，方圆有了意外的收获，她拦下了一个英语极溜的年轻人的车，根据他的英语口音揣测，此人留过洋（事后我被方圆批评，同样都是留过洋的，咋觉悟就差别这么大呢），对方在得知我们“为了省出住宿费而选择搭车”（这是我们标准化地说辞之一）之后，尽然爽快将我们带到一家酒店，并坚持为我们付了房钱。我几乎没做什么思想斗争就从了他——我虚伪地推辞了一下，为了不拆穿我们的“谎言”，将错就错、顺水推舟地接受了他的好意。为此，我在从大堂到五楼的电梯里，短暂地对她俩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错误一是源于说谎，哪怕这只是一个我们自认为的white lie，但谎言一旦出口，就需要续写下一个；二是源于我们的小农意识，我们在一晚15美金的住宿费面前做了金钱的奴隶，并且在电梯上升的短暂时间里自我宽慰地决定将来也要和那位好心的男士一样选择轻信他人。

选择在Kompong Cham过夜是个明智的决定。桃子当晚开始胃痛，她一路对美食的来者不拒让她终尝恶果。她对美食的情结让我想到一个英语词组：fall for，迷恋。字面上可以被形象地理解成：为自己所爱的事物陷落了。桃子总是为美食陷落。舒适的酒店大床让她的胃痛有所缓解，也让我和方圆睡了个好觉，起了个大早出门闲逛。我们第一次开始用美金和柬埔寨瑞尔购物，并惊喜地意识到柬埔寨不仅物产丰富（在老挝几乎从未见过玲琅满目的水果摊），且物价低廉。我们在喝饱了椰汁、吃饱了西瓜之后漫无目的地在Kompong Cham这座连中文名字都搞不清的小城里闲逛。在一个路口，我们见到一个小女孩儿，她一直站在原地，笑着看我们。我想，她对我俩的关注引起了我俩对她格外的兴趣。我停下来为她拍照，方圆开始翻包，说想送她点什么，可是早先准备的两个木头小玩偶已经送给了沿途遇见的其他孩子。只见她抽出笔记本，撕下一张白纸，折出一只纸鹤。她将纸鹤递到孩子面前，拉了拉头尾，呼扇了两下翅膀，孩子笑的更欢了，伸手接过去，学着她的样子拉了拉。

回来的路上，我问方圆：一路以来，那些搭过我们的人，包括那位自以为是的上海老男人和为我们付房钱的好心人，除了给予我们切实的帮助，是否还给了我们一些别的什么？我们云里雾里地神聊了一番，没有结论。不过，我想，如果我是孩子，即便这种可能性不存在，我仍是现在的我，希望得到的也许仅仅只是一只可以在手里呼扇翅膀的纸鹤，一张用心折叠过的白纸。

Kompong Cham街头的孩子

wodetianna · 2012-03-16 14:02

你开心吗？

3/15 暹粒

到暹粒已经两天了。今天买了昂贵的门票、雇了tuk tuk车，转了一天吴哥窟，三日套票打上了第一个孔，明后两天去打后两个。今天正式过上了“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游客生活——方圆和桃子白天不止一次提到这种旅行方式，因为和在金边每日的无所事事相比，今天我们过了匆忙而“有意义”的一天。

在金边呆了一周，直到必须动身了，才离开。她俩还有学校的课上、考试要参加，所以三天后，我们将在暹粒分手，她们去越南，我去泰国。在金边的整整七天里，我一个字也没写，我不止一次打开电脑，对着这个文档发一阵呆，却总觉得无话可说。我和方圆开玩笑说：也许现在的日子太幸福，而幸福总让人无话可说。

那么，我幸福吗？也许和方圆在金边的大多数时间里，我是的。或许，我该用一个更为朴素的词：开心。因为幸福这个词太宏观、太艰巨了，艰巨得像共产主义一样遥不可及。而开心却触手可及，常常被我们挂在嘴边。方圆的笑点很低，当我们走在街上时，她常常莫名其妙地独自笑出声来，还会冷不丁的转过头问我：你开心吗？我说，开心啊。说完，我们的手总是握的更紧。我意识到，在那些个当下里，我的确是开心的。她似乎很在意我和她在一起是否开心这回事，这让我想起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曾被对我寄予厚望的看走了眼的领导委任过的一个职位：项目经理——方圆就像一个最敬业的项目经理，在项目进程中的每一个节点反复确认我和她在一起时的心理状态。我做学生时上过项目管理这门课，记得那个苍老得仿佛随时会从讲台上坠落的老教授说过一句话：这世上，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当成一个项目来进行管理。我当时想：Oh,really? 现在想来，也对，包括我和方圆一起走过的这段旅途，它将在几天后终止，而这个“项目”的成败与否似乎仅仅取决于当时当日的两个人是否真实地“开心”过。

在金边的日子里，我们依然延续着在万象时的生活状态：每天主要的想象力都用在思索“一会儿吃什么”这个亘古不变的问题上。桃子的贪吃虽然为我不齿，但依然在我饥肠辘辘的时候传染着我。我不止一次睥睨于她，问：你每天除了吃还能谈点别的吗？这样的语言暴力换来的往往是她随手丢过来的香蕉、纸巾、或狗熊（她一路都带着一只大个儿的狗熊玩偶，我常常帮她将她的伙伴塞进即将爆炸的背包里，再一寸寸地拉上拉链）。一路上，我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好脾气、多余的耐心、强打出来的精神、善意的瞎话几乎都不见了，我不时会对这个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女孩恶言相向（温柔的说法是“冷嘲热讽”），即便我深知这些半真半假的玩笑话有可能会刺到她，可我仍然不愿意在她面前咽下自己的真实想法。我意识到，我对我的旅伴极其挑剔，我对在一个集体活动中充当一个成熟、无私、善解人意的好葛葛（哥哥）的角色毫无兴趣。另一个例子是，我始终难以忍受我的旅伴在房间里整夜看凤凰卫视，并且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对我的感受直言不讳：“你能不能关了电视，我听着烦”。不知为什么，现在东南亚腔调的英语比字正腔圆的中文更能让我宽心。也许，这种对习以为常的语言环境的避讳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佐证吧。

那么，我在逃避现实吗？或许我不知道，或许这不重要，我只是无法像回答是否开心那样干脆。当然，如此抽象而纠结的问题自从上路以来，似乎思考的越来越少了。只是，在某些特别的时刻，它仍然会像一根被揿入水下的木棍，手一松，骤然浮出水面。

很多年前，我和一个姑娘在横沙岛玩，我租了当地农民的一辆轻骑，带着那个姑娘环岛。那是一个夏天，也许还是那个炎热夏天里最为炎热的一天，横沙岛不大，我们沿着海岸一圈圈地绕，在田间地头里狂奔，小轻骑不止一次爆胎，可我们总能逢凶化吉，在百步之内找到地方补胎。那时候，我和那个姑娘对未来毫无打算，我甚至不记得我们是怎么稀里糊涂地走到了一起（我是说，睡到了一起的），可时至今日，我总会想起那个夏日的环岛之旅，那晒得人头昏眼花的阳光。后来的若干年里，我都想再找那样的机会，可是再没有找见，一没有时间，二没有轻骑，三没有姑娘。而如今，我骑上SUZUKI 100cc，带着一个名叫方圆的姑娘，在万荣、在万象、在金边，漫无目的、不计时间、不辨方向地在陌生的街道上、在广袤的田野里、在狭窄的山路上飞奔。我意识到，这圆了一个我多年未曾实现的梦。那晚在中央市场吃大份的炒面、喝甜腻的冰咖啡，方圆又问我：你开心吗。我说当然，我开心。为什么呢？我逗她说：因为有美食、美女、还有金边美好的夜色。

在这样的时刻里，我总会感到这一切美好的不现实。我是想说，其实我并不相信（虽然每每我对她谈及此处时总是信心满满）：我和方圆在现实的生活里会如此的快乐，不，是“开心”。我不知道，一个对未来充满彷徨的在校大学生会不会时不时关心一下一个整天闷闷不乐的上班族：你开心吗？我对此毫无把握。可是，什么又是现实生活？为什么在路上就不是现实生活呢？难道，一路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便都不是现实吗？或者，这一切都是“现实的生活”，只是，它不是所谓生活的常态罢了。

我很感谢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加了我的qq，很是让我脸红地对我说，一直在关注我的更新，并且感慨道：“你这样子才叫生活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能理解她去幼儿园接完孩子，看到一个旅行中的同龄人可以如此“洒脱”地肆意妄为。可是，她不知道，她的同龄人反而觉得去幼儿园接孩子才叫生活。所以，我俩之中，谁才真正地拥有生活，或者我们都活在生活以外。这真他妈是个问题。

也许，我下次该问问她：你开心吗？

金边，城市上空的猴子

金边，中央市场

wodetianna · 2012-03-17 16:54

匪气
3/17 暹粒

如果说，身边的人像一面镜子，让你在和他们的相处中照见自己，那么，方圆这面镜子好几次对我说：你一身的匪气。

我承认，这不算一个让人失望的答案，因为“教父”里的阿尔帕西诺一身的匪气；“太阳照常升起”里的姜文一身的匪气，况且，镜子进一步表达了她对这一身匪气的好感。可是，这个评价仍然让我感到委屈和出乎意料。

我清晰地记得自己从小就是被当作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培养的，小学期间，在读完一本插图版“雷锋的故事”后，我整宿心绪难平，终于决定将雷锋叔叔当成毕生效仿的偶像，所以整整一个学期（也许更短一些），我在过马路时用，都在用余光（因为怕被别的同学看出来，从而抢先一步）观察是否有跛脚的老奶奶过马路，或者地上是否有一打人民币（最完美的状况是一枚闪闪发光的硬币）。而在旁人眼里，父母口中我都是个听话、懂事、“打都打不出门”的好孩子——这是我娘亲当年的原话，她不止一次这样向别人夸奖她的孩子，类似一位售楼女向客人展示她的样板房。可是，每每如此，我在深感羞耻的同时，竟然还能对客人们挤出阳光宝贝般的笑颜。所以，我何来的匪气？

当我更大一些了，直到高中毕业，我只打过两次架，其实严格来说，一次只是在弄堂里和另一个小朋友推推搡搡。再一次是在一场群架中殿后，后来看到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在幽暗的胡同里、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所措的左顾右盼，最后像疯狗一样用板砖开了别人的脑袋。那个熟悉的场面让我久久心绪难平，就像当年看完“雷锋的故事”那样心绪难平得心绪难平。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去找板砖，只是因为怕事后被人说成胆小鬼，所以抽冷子冲进人群胡乱踢了谁一脚，同时被更多只脚踢回。所以，我哪来的匪气？

在金边时，因为违章，我们两次被警察拦下来。第一次我断然拒绝了对方的罚款要求，理由是我作为一个热爱柬埔寨，但对此处一无所知、不名一文的外国人，便有了不遵守交通法规的权利——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混蛋逻辑，只是我仍旧趾高气昂地用他们听不明白的英语为自己开脱——我只是欺软怕硬罢了，在国内，我连想都不敢想和一个上海交警这样理论，而柬埔寨的警察是温柔的，当他提高嗓门斥责我，声称要扣车之后，我彻底爆发了，扬言要找他们领导谈谈种族歧视问题，我知道我当时的声音大极了，英语溜极了（因为即便有错，他也不可能听出来），我像只不知疲倦的蚊子在他耳边申诉、解释、质问——我质问他为什么不拦那个违章的本地人，于是他上去抓住那人，那位不幸的受害者丧气地交钱走人了。说累了，便由方圆继续，我惊讶于她在危急关头所表现出的勇敢和对混蛋逻辑的笃信，因为我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和对方谈个好价钱，交钱走人。但方圆永远只是：no money。我想和方圆相比，我实在只是外强中干，而她纤弱的外表之下却仿佛有颗坚硬的核。她曾说我内心千疮百孔，而自己才是打不死的小强。

最后我开始向他逐个罗列外国游客在金边可能遇到的种种麻烦，我希望他能够理解当我（当然，完全也可能是他）在异国他乡陷入困境之后唯一能够信任的往往只有他——警察，而就冲这份信任，他怎么好意思罚我的款呢？我知道这又是一个混蛋逻辑，但是当混蛋逻辑像唐僧念经一样在他耳边萦绕之后，对方只能挥挥手让我们滚蛋（他最后说了一串柬埔寨话，我猜意思是“滚蛋”）

第二次的警察要难缠得多，我说累了，拉了把椅子和他并肩坐在路口的大树下，我开始摆事实、讲道理，全不见效，他坚持己见：要么交钱走人，要么扣车，然后明天来学一天柬埔寨交规。方圆依然比我激动，我甚至向她做了做手势：冷静。没钱反而让她更加理直气壮，这让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崔健可以把“一无所有”唱的如此坦荡。方圆指指手里的塑料袋，说所有的钱都购了物了。警察一听，伸手来翻袋子，这让方圆更加来气，抓起里面的一包纸巾问他：你难道要这个？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警察紧跟着说：好，就要这个。我一听，立刻将纸巾奉上，拉走了还没回过神来的方圆。我们用一包价值不足一美金的卷筒纸贿赂了警察，而之前，他还信誓旦旦地索要20美金。我想，索贿也许是一种习惯，最重要的不是金额，而是绝不能空手而归。

正是这些事件，让方圆觉得我一身匪气。其实，我承认在那些时刻里，我的确表现的足够“匪气”，只是我仍然不甘心被这样评价，就像一个性生活活跃的女人不甘心被人称为婊子一样。

不止一次，方圆都能说出一些关于我的、我明明心知肚明，却又不愿承认的部分，或者说是弱点。她的一些话，如同她对好音乐的评价一样，让我“走心”了，有时候，甚至是刺到了我，我在那一刻彻底失掉了“匪气”，变得敏感而沮丧，非要和她辩个黑白，一遍遍要她解释清楚，为此我们产生了争执，甚至报废了一顿午饭。也许我只是因为自己长期的困惑被一个“小屁孩”轻易看穿而感到沮丧。而我深知，被她提及的那些被我诠释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于我依然还是问题。而我在旅行之初所标榜的“只想出去走走”、不为寻求任何答案的解释终究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是需要一些答案的，只是对于能否找到它们毫无把握。

wodetianna · 2012-03-22 02:35

爱情的枪

3/21 暹粒

在床上熬到10点，出门吃我的brunch。今天决定只吃两顿，为前几天一时冲动，在KFC吃掉的四块炸鸡买单。柬埔寨的KFC用白瓷盆考究地承载食物，只是炸鸡的味道很不KFC，反而让我想起在上海时吃的豪大大鸡排。照旧是那家每天必去一两次的餐馆，一进门，店里的小男孩眼皮都不抬地报出我常点的两样：咖喱土豆饭还是香肠炒饭？今天第一次体会到当一个老主顾的好处：我一厢情愿地相信厨娘被我这个总在饭点儿准时出现的食客感动到了，在盛菜时发了慈悲，手一抖，让我的盘子里平白多出一坨粘稠而美味的咖喱土豆。照旧是风卷残云地吃完，汗也出透了，然后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茶，直到把茶也喝的透了——肚子胀的再也装不下一滴茶了，才离开。其实本想让小男孩再给我沏一壶灌进随身的水壶里，犹豫了一下，没好意思张口。我意识到为了省钱，自己竟是如此的小农。

在暹粒，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只不过，今天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方圆昨晚坐夜车去西贡了，她们将沿着越南狭长的海岸线一路向北回国。

吃饱喝足，我决定去公路上“看地形”。我很小的时候，就从那些黑白战争片里知道了“看地形”的重要性，它将直接决定战场上我军的伤亡甚至战役的成败。而在公路上“看地形”将决定我接下来的去向。我的初衷是搭车往北，去安隆汶（Anlong Veng），再想办法去柏威夏寺，然后过境泰国。据说偏僻的安隆汶地雷密布，近些年还有瞎逛的游客因误入雷区被炸飞大腿的惨剧发生，而它对我的吸引源于我从小的战争情节，这不是说我痴迷于暴虐、血腥场面，在金边时，我在Killing Field由白骨堆砌而成的纪念塔里，恶心的几乎呕吐（外加那天我有点中暑）。在我的大学时代，曾经选修过一门亚洲历史，我对那门课所有的记忆几乎都关于“红色高棉”，这是因为我在唯一漏过脸的两节课里，教授正好说到红高那一段（而安隆汶恰恰就是红高曾经的总部，老牌的革命根据地）。记得我的历史学教授仿佛一个亲历者，生动地向我们讲述了1975年金边“解放”时的景象，它让我想起当时正迷的张爱玲，她的“倾城之恋”，日军轰炸下的浅水湾。只是，那一年的金边应该容不下张爱玲笔下的情爱斗法，“东方巴黎”在一夜之间面目全非，几百万人在瞬间沦为赤贫，恐惧而混乱的人流、车流拥塞了出城的道路，满耳是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枪炮声和耸人听闻的传言。那是我第一次想要看看金边，而这个小小的念想已经在多日前实现了。只是，我并不可能在金边找到任何倾城时的蛛丝马迹，满街豪华的Lexus SUV、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写字楼、Psar O Russei周围迷宫般、闹忙的几欲爆炸的街巷都显得和当年我的历史学教授所描述的一切毫无关系，反而是入城时拥堵的交通多少让人感到穿越。而柏威夏寺同样是因为柬泰之间的领土纷争而闻名于世。只能说，是战争和早已散去的硝烟味引领我想去一探究竟。

只是，“看地形”的结果让人沮丧。我意识到去往安隆汶的公路入口离暹粒城区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当然，我可以搭车沿着6号公路往金边的方向走上一阵，再请司机将我放到那个路口。只是经验告诉我，要向本地的司机解释清楚那个路口有一定难度，并且对那个路口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况且据说很少有车去安隆汶，去柏威夏寺的游客都要包车前往，而那个价格起码够我在暹粒再住上一周。而往反方向搭车去泰国边境的难度要小很多，沿着6号公路往西走上十来分钟，车流稀了，tuk tuk车也少了，这样司机停车的几率会更高（tuk tuk车司机往往是搭车的大患，他们会围着犹豫不决的司机一通说，直说到对方放弃搭上我的念头）。所以，我几乎决定放弃安隆汶直接向西去泰国了。我往回走，抱着最后一点希望沿途又打听了几家旅行社，得到的都是同一个答案：只能包车。可我又想，本地人总要走个亲访个友吧，如果人家在安隆汶，怎么去呢？这么想着，又继续一家家旅行社问了下去，并且把这个疑惑告诉对方，终于在一家旅行社问到有一家当地的小巴公司，可能隔三差五有班车去安隆汶，于是又辗转找到那家小巴公司，并最终在那里买到了后天去安隆汶的票，令人欣慰的5美金。现在想来，一路至此，许多转机都出现在几欲放弃的时刻。我想起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我又想起在Kompong Cham的夜晚搭车，打算放弃时遇到好心的小伙为我们付钱住酒店，现在想起来仍然匪夷所思。

终于要离开暹粒了，出发的感觉总是很好，它甚至好过我第一眼看到吴哥窟时的感受。方圆走后，我也该走了。一个人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上闲逛、去每天光顾的店里吃饭的感觉有些怪诞，不能说睹物思人，却也怀念。回头看，和方圆在一起不到一个月，仿佛黑夜里闪光的火车，在黑暗中呼啸而过，黑暗再次归于黑暗，无声无息的黑暗。

昨晚方圆对我说，你去泰国吧，不要一个人留在暹粒了。我知道她怕我一个人在此孤单。她总是很关心我的感受，这种对他人（包括她生活中的其他朋友们）感受的琢磨和关心甚至可能超过对她自己的。我意识到，她在与我短暂的相处中，变得越来越没有主张，对自己越来越不自信。她坦承，和我在一起让她变得越发紧张，生怕说错话、做错事。而我却变得越来越主观、越来越自我、有时候甚至是“蛮不讲理”，我并没有因为她的年纪和性别迁就于她。也许在下意识里，我更像是在对待一个“对手”那样对待我的恋人。我明显地感觉到，她在和我的相处过程中，气场越来越弱，她开始患得患失（而这曾经是我的一贯风格），开始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和她在一起。其实，在过往的恋爱中，我总会在初期尽量表现（也可以说是尽量伪装，直到最后失去耐心）得不让对方失望，而旅行中，我飞快地、彻底地丧失了这份善意，我不介意让自己成为一个“坏人”，就像我不止一次用言语刺伤桃子，我几乎可以确信，我在她未来的回忆里甚至可能是个混蛋。oops, too bad！但我不介意。我意识到，至少现在，在途中，我不必去做任何人眼中的“好人”，这是一种轻松，有一种类似于警察脱掉了警服，闯红灯时的快感（当然，我不是警察，只能想象）。而方圆的这种情绪和状态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和沮丧。并且，我也并不打算对她进行安慰，说一些诸如“一切都不是问题”、“未来会更好”这样乐观的、自欺欺人的美好期许。我意识到，一切都是真真切切的问题，而我们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继续寻求解决之道。所以昨晚，我对她说，分了吧。

那是个突然的念头，可是一旦出口，却无比轻松。也许这源于我的悲观和对可以预见的结局的逃避——我无法承认自己对感情有十年怕井绳的恐惧，可是几乎能够想见，如果我们日复一日地这样呆在一起，彼此之间的裂隙只会越来越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情商低下的、在感情上一无所获的失意者，我想我有选择逃避的权利。

她不愿意分开，她抱着我流泪，她不知道为什么即便和我在一起让她紧张、失去自信、伤心，却仍然不愿分开。而我可能知道答案，因为这感受在我更小些的时候，不止一次地体会过，只是我无法说清。我当然没有聪明到可以说明白什么是“爱情”，我甚至一直羞于提及它。但我知道，也许方圆正在经历它，可能还包括我——我想把这一切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合理、不切逻辑的当下称为“爱情”，难怪人说:Love is blind.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在昨晚的整个过程中，我麻木而冷血。我像个旁观者一样旁观我自己和她的情绪，旁观又一场分离。我当时说话的口气听起来可能还有几分轻率。我不知道在方圆未来的回忆里，我会不会是个绝情的混蛋，一个刽子手，我扣动了扳机，让她在那一刻怦然心碎。可其实，如果她愿意，我更想把枪递给她，让她冲我开上一枪，然后扬长而去，留我痛不欲生。可是，她做不到。我没有在她流泪的时候适时流泪，我甚至无法给她安慰（它们很多时候只是一厢情愿的谎话）。我只是抱着她，任她的泪水从脸颊上淌下来，流进我的领口。在那一刻，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歌词：

“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答案。。。。。。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答案。。。。。。”

这歌来自艾敬，我喜爱她本人多于她的歌曲，甚至当她莫名其妙地玩起了当代艺术，我反而更加对她矢志不渝，也许这源于我无药可救的艺术情结，它曾让我爱屋及乌地和M在一起、和ZN从艳遇发展为至交、而现在是方圆。我想，爱情永远都是个案，无法相互比较，可是，我仍然无法阻止自己在和方圆一起时，偶尔想起M，即便不再鲜活，她仍可以在我的当下里不时跳进跳出，所有与之相关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分离时彼此的抱头痛哭、等待时的日夜煎熬、见面时按耐不住的心跳、甚至是在床上相亲相爱时的一切细枝末节。只是在这些闪回里，她已变得像一块毫无光泽的化石，不痛不痒。我想，也许正是这种下意识的比较，让我在面对方圆时，流不出一滴眼泪。

我们还是没有分开。虽然物理上的距离注定让我们在“分不分开”这个问题上的纠结变得有些滑稽，但在方圆的坚持下，我无法不“给彼此一个机会”（这个说法怎听都那么耳熟，包括我在内的无数的情侣们在劳燕分飞的前夕都用它拯救过爱情。可是，所谓爱情，真的可以或者值得被拯救吗？我不知道。）同时，我又无法承认这是一个违心的决定，因为我仍未泯灭对所谓美好爱情的憧憬，只是，我并非不信任方圆，只是不信任未来。

我们“和好”了，我们在分别的时刻里接了吻，我们像所有的离人那样彼此承诺着未来。此刻，我又想起了艾敬的那首歌，同一首歌，另一句唱词：

“是谁不再沉默，是谁开始心软，是谁领取了承诺，等待兑现。”

补记：

从下午一直写到晚上，中间出门吃了今天的第二顿饭，在河边吹了会口琴，方圆临走前帮我写的最后一首谱子，“一江水”。回来的路上，在地上捡了颗芒果吃，酸酸甜甜，这是第二次了，上次是在琅勃拉邦，捡的杨桃。旅社里一群台湾小伙正围着一个大陆小伙神聊。大陆小伙见多识广，主导着整场谈话（似乎所有的大陆小伙都表现得灵光、见多识广），几分钟里从三聚氰胺聊到台湾民主。我塞上耳机，继续写字。艾敬还在一遍遍地问：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答案。。。。。。无论如何，它都是首好歌。

“问题和答案”：
http://tv.sohu.com/20110914/n319308202.shtml

wodetianna · 2012-03-26 13:10

安眠药

3/26 Ayutthaya（大城）

离开了柬埔寨，来到泰国的旧都大城，距离曼谷70公里。大城实在名不副实，只是一座寺庙云集的小岛，一座小小的花园城市。从安隆汶到此500公里，搭了四辆车。没有了八卦的tuk tuk车司机的骚扰，在泰国搭车似乎容易些，司机显得更加通情达理，唯一的问题是泰国的道路状况远好于柬埔寨和老挝，所以要让行驶中的车子离开奔涌向前的车流停下几乎不可能。最好的办法是等在路口，红灯时，直接上去敲车窗。

我的运气很好，在泰国第一个为我摇下车窗的人竟然爽快地答应带上我。他是一位上校警长，要去一座中部的大城市开会。他年轻的太太正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冲我微笑。我不知道他去赴的是怎样的会，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去度假，我刚拉开车门，看到后座上堆了好多行李，一件笔挺的警服和一堆女人的内衣挂在空中（我是说，一堆各种款式、五颜六色的女人的胸罩、内裤、丝袜。。。。。。），我没有恋物癖，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被震慑了，并有举起相机的冲动。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误入了内衣店，后来一想，应该只是女主人（或男主人）好这口吧，我当时有个很猥琐的念头，很想实地采访一下他俩，因何对此如此痴迷。我假装没看到，尴尬地坐在那堆内衣下面。警长的英语很好，又是一位谦谦君子，中途休息时邀请我共进午餐，我已经蹭了车，不能再蹭吃，便坚持自己付钱，他也不勉强，可是每个菜都多要了一小份，吃饭的时候一样样递给我。于是，这位谦和、大度（他不仅请我吃饭，还让我欣赏了他太太的内衣展示）的警长成全了我出发至今最为丰盛的一餐，我吃了几碟叫不出名字的美味的泰国菜，餐后还喝了一杯甜腻的冰品，外加打包了一只馒头。这让我第一次搭车搭得心不安理不得：对方涌泉待我，我却不能滴水相报。如果他是个孩子，也许我还能像方圆那样，折一只纸鹤逗他开心。可面对这位看似什么都不缺的警长，我除了心存感念，唯一能做的只是尽我所能回答他关于我以及中国的所有问题。即便如此，我一路都深感不安。也许我早已习惯了人与人之间天经地义的“有来有往”的交往方式了，无偿地享有他人的慷慨让我浑身不自在，这又让我想起了儿时的偶像，雷锋。

警长把我放在一个路口，他往右，去开会，我继续搭车，去Ayutthaya。临别时他将名片留给我，并说有困难随时打电话给他。此前我对大城一无所知，路上经他介绍才知道这是泰国的旧都、知名景点、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切其实随身的LP都写的真切，可现在我越来越懒得看LP，这样无疑会“错过”一些景点、一些活动、一些小吃。。。。。。可即便如此，除了不得不借助它查找一些必要的信息，我并不打算通读它，也许因为我始终相信，这世界上，我们总有更多的地方可去、更多的事情可做、更多的食物可吃，我们取了这个，必然失了那个，玄乎的说法叫“取舍”，用经济学解释更好理解：机会成本。比如，我们完全可以用吃饭的时间去拉一趟屎（实践证明，人类一般不会在拉屎的时候进食，因此只能二选其一），问题是，如何最大化的利用我们的单位时间（生命），又牵涉到另一个经济学概念：边际效应——到底是在那个时间吃饭更让我们满足呢？还是拉屎更让我们舒爽？这是个问题，需要考究。可是，用经济学衡量人生价值始终对我不make sense，所以我才不担心“错过”什么，以至于，才有了这次“毫无经济学价值”的旅行。

运气好的出奇，刚下车又上了车。一位好心的司机将我安置在卡车后面，一路送至Ayutthaya郊外，分别时还反复问我是否有钱坐车。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有些狼狈，他定是以为帮了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继续搭车，仍然是在红灯时拦到的车，一位去过深圳的年轻工程师不仅将我送到城里，还一路给我介绍沿途的景点。他说：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来，那个地方你不看会后悔。。。。。。

相比之下，从安隆汶到柬泰边境的Choam口岸短短的20公里的路，却走得磕磕绊绊。我是在旅馆楼下的停车场抓到那个柬埔寨小伙的。我向他展示了高棉语的文字说明：“我爱柬埔寨，想到处看看，但我没有钱，你能免费带我一程吗？”入境柬埔寨时我请海关的一个搞卫生防疫的男人帮我写的（我的逻辑是搞卫生防疫的人一定上过大学吧，上过大学的一定有文化吧，有文化的一定懂点英语吧），可是后来每当我向司机展示这行字时，他们的表情都有些莫名，所以我怀疑那个男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我的原意。那个小伙也一样，眼睛里闪烁着懵懂而犹豫的光，我继续连说带比划，很快打消了他的顾虑，只是我们终究在是否付钱这个关键的、也是唯一关键的问题上产生了误解。在Choam口岸，他向我要钱，开口就是5万柬币（相当于人民币80！）我被这个巨大的数额震惊了，我面色平静地在心底冲他喊：穷疯了吧你！虽然他很快打了个对折。我被他推搡到一群柬埔寨边防军跟前，他满脸委屈地向他的同胞们诉苦。Choam口岸其实只有几个窝棚，一个破烂点的属于柬埔寨，其余较好的几个属于泰国。于是我被一群当兵的围在其中的一只窝棚里，他们用滑稽的眼神看着我乐。我下定了决心，横竖横是没钱给的，只能把我的故事版本解释给他们听，他们似懂非懂，我又展示了那行高棉语，他们看后仍然似懂非懂（意料之中）。我料想那小伙子总不能为了这点钱对我动粗，而根据形势判断，最终的裁决权掌握在当兵的手里，于是我选中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中老年军官，从他冷峻的表情、一丝不苟的发型，以及端坐的位置和气度判断，是这群人的“话事人”——日本人对黑帮大佬的称呼用在那群吊儿郎当的柬埔寨边防军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我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再次详细地诉说我的故事版本（我的逻辑是当官的应该上过军校吧，上过军校的应该上过文化课吧，上过文化课的应该通情达理并且懂点英语吧）。我想，他大致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没有出手相助的意思，他和所有人一样只想看一场热闹，他用教训人的口气对我说：no money，no taxi。最终小伙火了，做了个充满创意的决定：既然不给钱，你哪儿来哪儿回——他竟然要把我原路送回安隆汶。我当然不干，索性他没来拉我，要那样，我一定抱住那窝棚里的柱子不撒手。于是我俩开始了毫无意义的斗嘴，他说：回去回去，我说：不回不回。那个场面一定很滑稽，当兵的狂笑不止。我想最终也是因为他们笑累了，或者对这出闹剧产生了审美疲劳，“话事人”终于一脸不耐烦地冲我挥挥手。我赶紧拿出护照让他的手下盖章，填了离境单，然后冲“话事人”连声道谢，我想那一刻我就像抗战影片里得了便宜的汉奸冲着太军卖乖，现在想起来有点鄙视自己。我瞥了那小伙一眼，他的表情只有两个字：悲愤。当然，我并没有暴露半点心底的洋洋得意，其实，他对我的刁难完全源于我们之间的误解，并且，我打心眼里感谢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将我带离安隆汶。

为了尽早离开安隆汶，我定了闹钟起了个大早，刚睁眼时头昏脑胀，也许是夜里吃的安妙药还在起作用，下楼的时候扶着栏杆，脚打飘。这是我头一回吃安眠药，值得纪念。药自昆明购得，本是为了长途夜车而准备的，此刻终于派上了用场。我对安妙药的第一个印象是和自杀连在一起的，那时我很小，也许是在和母亲一起观赏了某部琼瑶电视剧，看到某个主人公为情所困，吞下整瓶安妙药后郁郁而终。那时，我相信安妙药也许是最温柔的一种死法，不会像上吊那样死后耷拉着舌头。据说那时的舌头处于全然松弛的状态，一直挂到脖领子。后来，在青春期的几年里，因为各种原因我和母亲的关系紧张，那些年她仿佛永远都对我虎视眈眈，我对她在那几年的回忆总是锁定在她用一根粗短的木尺（当它折断后换成了一条韧性极好的皮尺，并且再未断过），海扁跪在搓衣板上的我。那时，我真心地觉得自己一定是这世上最最不幸的孩子，那时罗大佑适时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每当听到“亚细亚的孤儿”时，总觉得是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无数次在被扁之后蒙在被窝里为了那没人能理解的痛苦哗哗流泪——后来，我发现原来还有不少人在儿时如我这般自怨自艾，我儿时的痛苦原来并不特别。那时我还想到过死，我甚至思考着是该喝敌敌畏还是服安眠药，但我始终没有践行，因为害怕被药店的人质问：小锯头（上海话，小屁孩）买这么多毒药寻死啊？！那时的我应该不太怕死，但觉得被大人那样质问会很没有面子。

我在安隆汶的夜晚失眠了。我单纯地因为恐慌而无法入睡。房间里闷热难耐，我很奇怪为什么室内外的温差如此之大，而飞转的电扇却吹不出一丝凉意。我睁着眼睛，警惕地望着窗外，窗户大开着，正对着另一幢楼上的一扇窗户。那里暗着灯，只有电视机的闪光忽明忽暗，偶尔有人影晃动。我热的脱了个精光（当然穿着内裤），却仍然汗流不止。在那一刻我的感官无比敏锐，我听见厕所里的水管在滴水，窗外的田野里各种昆虫的嘶鸣以及近在咫尺的壁虎的叫声——起初我以为那是某种鸟鸣。在那个黑夜里，我的想象力像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跑，我想象着房门会在半夜被人用钥匙打开（并非没有可能，因为门后没有插销），然后那人会蹑手蹑脚地来到我的床前，我惊醒后与他殊死搏斗，终因气力不济，被对方先奸后杀。我甚至幻想着一个男人会以怎样的姿势进入另一个男人的身体，我从不反感同性恋，但只是不希望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无法停止这种恶心的想象，深深的不安和恐惧让我的思维失控。于是，我不时望向房门下面的缝隙，看有没有黑影挡住走廊里的光线。我想到的另一种可能是对方从大开的窗口摸进来——那简直易如反掌！对方只要抱住下水管，一登就能上来，连我都能轻易做到，何况是安隆汶这个盛产彪悍男人的地方。于是，我起身，向楼下的院子里张望。我甚至看到了他，那个让我不安的男人，他独自坐在院子里抽烟，起身时突然抬头往我这里望了一眼，我飞快地闪到窗帘后面，心怦怦乱跳。那晚我彻底颓了，胆小如鼠，惊弓如鸟，whatever you put it。。。。。。我被脑子里的各种离奇想法弄得失魂落魄，我甚至想象着对面的衣橱会突然打开，掉出一具腐臭的尸体，或者身旁那张空落落的床铺被突然掀开，他从某条暗道里摸出来，扑过来，将我先奸后杀。我不知道这种毫无可能性的想法从何而来，在儿时我就总担心从床下的黑暗里会有什么在我熟睡时悄然摸上来。后来，我知道原来很多人儿时也有过类似的恐惧。也许这种恐惧是人类的通感，就像荣格所说的“情结”，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与生俱来。

我初见他时深感庆幸，因为他不仅彬彬有礼，而且是我在安隆汶遇到的唯一一个会讲英语的人，且很流利。他告诉我曾在金边的高中里教过英语，因为赚不到钱来这里开旅馆。他的旅馆和其余两个相同价格的所谓的旅馆（其实只是肮脏的臭气熏天的陋室）相比，已是天上地下，并且他还爽快地为我打了个折。我们起初相谈甚欢，他问了我许多问题，包括：你今晚要不要姑娘（我当时只是觉得他的口味很重）；中国的钱长什么样。我说：我没钱，不要姑娘，并且说回屋拿一张人民币给他看看。他果断拒绝了，说不用麻烦，因为晚上会去我房间看。我当时没明白，后来才明白个个问题都有深意。我们一直坐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旅馆的生意很好，据他说每天客满，来往的多是做木材走私的商人，这是从红色高棉时代继承下来的传统，红高曾靠木材走私敛财，和政府军对抗。如今，红高覆灭了，木材走私依然红火。他不时起身招呼客人，闲了就坐在我身旁和我说话，突然他开始对我的皮肤感兴趣，这不足为奇，因为我现在的胳膊和脸被晒成了非洲人，而大腿和脚仍然保有本色，他惊讶于这种对比，凑近了看我的大腿，说，你的腿可真白啊。我说，不白，是黄的。他继而问了一个口味更重的问题：“那你的大腿往上是不是都是白色的呢，xxxx（男性生殖器）也是白色的咯？”

我愣住了，尴尬至极，但仍然表现的沉着冷静、见怪不怪。但在心里，我分明看到另一个小小的自我，跳将出来，指着他的鼻子喊道：你丫口味真重！我嘿嘿一笑，给了他一个现在想来极其愚蠢的回答。我竟然说：I don’t know…

他好奇地问：这事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想也是，一时语塞。他又继续追问我关于生殖器的问题。我的小我又跳了出来，对他喊：你丫有完没完，回家问你妈妈！于是我直接问他：Are you homosexual? 他问你是吗，我说不是，我爱女人。他说真的吗？我说，我确定。他听完犹豫了一下，说自己也爱女性。我的小我再一次喊出声来：Liar! 我们尴尬地坐了一会，他还在看我的大腿，并问我何时睡觉，要去我房间和我继续聊天，顺便看看我的人民币。我说困死了，明天再聊吧。

我很莫名自己会被一个同性恋看上，且从来没有一个女性赞美过我的大腿。我想，我的母亲知道后一定会对她的产品倍感欣慰。在加拿大时我也有过同性恋的老外朋友，对方至多像个小女生那样和我唧唧歪歪自己和男友之间的爱恨纠葛，或者拿着相机给我细说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记得有300多张）。我想也许他只是在安隆汶这样荒凉的地方呆的饥不择食，或者就像一些老外对中国女性的奇特品味那样对我产生了欲望。我回到房间锁上门，绝望地发现门后没有插销。我睁着眼胡思乱想，仿佛随时等着他破门（或者破窗）而入，将我先奸后杀——这是我唯一可以想象的画面。他足有一米八，肌肉发达，在柬埔寨算是巨人，这让我想起曾经久居于此的红高领袖波尔波特，同样的高大威猛，却嗜血如命，杀人如麻。我绝不相信自己会在和他的搏斗中占有任何优势，我被胡思乱和失眠折磨的几欲发疯，直到最后我的小我对我说：爱谁谁吧。我想起了我的安妙药，决定吃一颗，睡死过去。我摸黑翻出安妙药（我没有开灯，不想让院子里的他看到亮光），吞下一颗，然后躺回床上，等待睡神的降临。我一直都无知地以为安眠药一旦下肚，自己就会像中了麻醉枪的大象一样天旋地转、轰然倒塌。然而事实是，药效来得迟缓，我闭上眼睛，放松肢体，静候睡神临头，将我一口吞掉。然而，睡神始终羞于与我照面。我就这么躺了一会，仍然可以清晰地听见滴答的水声以及壁虎的叫声。我耐心地等着、等着。。。。。。可是我的小我很快失去了耐心，他跑到睡神背后，拍拍他的肩旁轻轻问了一句：睡神，睡神，你怎么还不来吃我呢？然而睡神依然沉默。我继续等待，直至沉沉睡去。

我被闹钟唤醒，发现自己毫发无损，我的内裤完好地穿在身上，身上也没有伤痕或者吻痕。窗依然敞着，对面的那扇窗户依然掩着窗帘——我终究没有被人先奸后杀。我飞快地刷牙洗脸，去楼下收起晾干的衣服，匆匆打包出门。临走前，我下意识地打开橱门，仿佛要证实一下那里头到底是没有食人的妖孽或者腐烂的尸体。我又拉开了抽屉，尽然发现了一只未曾使用的避孕套。我看了一下外包装，都是高棉语，唯一的英语单词 (logo)是：OK——这让我再一次感觉很不OK。

直到我在停车场拦下去关口的那个小伙子，我再没有见到他。

补记：

方圆已经回到了成都，她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从西贡坐了36个小时的火车赶到河内，然后是南宁、重庆、成都。她信里说，自己的旅行在暹粒时已经结束了，并告诉我，桃子依然是一路吃下去。

我的旅行还在继续，并非我多么希望继续，只是不想回去。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事实上，我的确什么也没说。

我们开始互通邮件，她和我讲起到家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我很盼望每天可以读到她的信，哪怕只是寥寥数语，也许这是一种自私吧。只是，我又担心着哪天她突然不再给我写信，担心那种习惯戛然而止时的仓惶，而我几乎是在悲观地等待着那天的到来，就像是在黑夜里，等待被人先奸后杀。

安隆汶的街道

草地上发现的玩偶残肢多少让我想起那个血腥的年代

红高头头塔莫下令开凿的人工池塘，据说波尔波特当年住在岛上，四周遍布鳄鱼，此传言不可信

Choam关口

OK牌避孕套

泰国境内，离大城500公里

wodetianna · 2012-04-06 05:47

Sightseeing & people watching

4/1 曼谷，华南蓬火车站

记得一月的时候，在上海，小陆的男朋友和我谈起他店里的那些客人。他在束河开客栈，每天迎来送往，阅人无数。在他看来，最有趣的要数四川人。据说有一拨四川游客，一进店就嚷嚷着要吃川菜，因店里没有川菜厨子，客人悻悻，后来他在香格里拉又遇到了同一拨人，见他们在另一家客栈里依然执着地要吃川菜。这个故事让他说的时候直乐，我猜笑点在于：人在旅途，依然延续着生活中的习惯。潜台词是：既如此，那旅行个什么劲？难道只是换一个新地方，做相同的事情吗？又想到：在国内很多人上火车后都会来一碗泡面，仿佛不泡上一碗，便少了旅行中的很多趣味。可是，泡面在哪儿不是吃？再比如，同样在火车上，很多人喜欢打扑克，仿佛不打上一打，旅途便会百无聊赖。可是，扑克在哪儿不是打？如果是独行者，至少也会掏出手机刷刷微博。可是，微博在哪儿不是刷？可是，如果不吃泡面、不打扑克、不发微博、不吃川菜，旅途中的我们究竟还能做点什么？

在金边时，我对一位朋友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美好得不现实。那时我和方圆正在一起，天天骑着摩托在城里城外游荡。我睿智的朋友听完反问我：可是，难道此刻你周围的一切就不是现实吗？我认同这句话，尤其是离开暹粒之后，再度开始了一个人的旅行，我意识到自己的旅行原来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它拥有现实生活的一切元素。只不过，它更为紧凑与浓缩。

前几天在网上遇到了小陆（其实我总看见她挂在网上，只是彼此不说话），那天她主动问我到哪儿了。我说在曼谷。她意料之中地说：羡慕嫉妒恨。在她的想象中（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包括我的父母），我已经玩的乐不思蜀了，玩的今夕何夕了，玩的让人羡慕嫉妒恨了。所以通常大家都这么问我：玩儿的好吗？

“玩儿的好吗？”我为何听到这个问题时会感到委屈，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什么都没“玩儿”，我甚至现在彻底不知道什么是“玩儿”了。我是不是该去唐人街找个上海馆子大快朵颐？是不是该凑一桌人打打八十分（首先我得学习怎么打）？是不是该在两个小时后发往泰国南部的火车上也来上一碗泡面？我不晓得。我只知道，一个人在曼谷的日子里，我面对的所有问题都与常日无异：比如我需要每天睁开眼后考虑今天该如何度过（有时候是更早一些的前夜便开始盘算）——这几乎是我唯一面临的问题：一个人的时候，如何不被孤独和无聊感淹没。昨晚，方圆说我给她的感觉一直在水底，浮不上来，没有温度。相比之下，她的心情指数似乎永远在8、9之间（她近来总喜欢问我心情指数）。而低迷的心情指数原来根本不会因为旅行而上扬。这是一个我出发前早有预期，可事到临头却仍感失望的结果。我在很多时候延续着日常生活里的低迷状态：沉在水底，无所事事，没有温度。我甚至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的面色看起来和情绪一样萎靡，须发蓬乱，面色灰暗——源于过多地吸收阳光，过少地摄取维生素，以及过量的冰咖啡与阿华田——冰镇阿华田是东南亚之行的惊喜发现，或者，我并不想用“萎靡”来形容情绪，或许它只是：平。就像一个发育不良的女性的前胸那样平板、毫无内容和生机，这种“平”的状态和曼谷这座动感之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于，旅行让我成倍地感受着平日里的那些负面情绪：孤独感、空虚感被成倍的浓缩，变得粘稠而浓烈。我甚至怀疑，这次旅行于我的所有意义也许只是换个时空，让我与那些无可逃遁的感受狭路相逢，更加真切地看清它们的眉目。一路以来，我仿佛从头开始学习这个永远都绕不开的课题：如何与自己相处。

这让我又想起了在双廊的那几天——它仿佛一个坐标，让我不时回去和那时候的自己进行比照。在洱海边，我几乎听了一夜的陈升，“流星小夜曲”听得我几欲落泪。可那晚的眼泪终究没掉下来，因为在某一个瞬间里，在深深地沉入河底、失去温度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一直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这感受奇特，初时还有些恐怖——只听见眼前的黑暗里潮汐拍岸，而我却猛然感到身边有人，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而他并非别人，正是我自己——另一个我。他永远缄默不言，以至于我一直都忽视了他的存在。而在那一刻，当我摘掉耳机，茫茫然地对峙眼前的黑暗时，却分明感到了他，他就在我身边，不论是在过去还是未来，他原来都和我在一起。他比任何人与我的关系更亲密、更可靠、永远不离不弃，这感觉甚至远远超过父母、更别说爱人或朋友。他感同身受着我的一切情绪，他旁观我、同情我、他其实什么都做不了，只是和我在一起。而那一刻，我正迫切地需要这种“在一起”的感觉，仿佛一个溺水者急需一只救生圈。

在大城时，我上网看了几篇关于曼谷的游记，不论是一群人的还是一个人的，无不充满兴味地谈吃谈玩。记得在暹粒时，方圆离开的那晚，我俩坐在每天必去的那家餐馆里，彼此无话可说。我面街而坐，看着三三两两的西方游客从门口的old market经过，我能够想象，他们每天兴致勃勃地从一个景点去到另一个景点，晚上再在夜市里喝到酩酊。可反观自己，一路以来我都对逛景点（sightseeing）兴趣索然，甚至包括伟大的吴哥窟——我不得不承认，也许源于我迟钝的心性，我在对它的浩大工程感到震惊之余，其实并没有从中得到太多的灵感。一位曾经去过的朋友曾对我说，我应该会在那里考虑轮回之类让人费解而深邃的事情。可事实是，我既不是人类学家、又不是历史学家，我在吴哥的烈日下暴晒了三天，很大程度上是舍不得40美元的套票。到曼谷后也是一样，一个人更是缺少逛景点的动力，我甚至连著名的红灯区都懒的去（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这让我想到了老朱，他和我一样，并非正人君子，也绝非龌龊小人。可是，我几乎可以确信，如果此刻他和我在一起，一定会拽着我（也有我拽他的可能）前往红灯区一窥究竟。当然，我还是去了一趟，在前天上午递完印度签证之后，心血来潮地在城里暴走了四小时。我在光天化日里横穿整个Nana地区，辛勤劳作了一整夜的姑娘们应该正在养精蓄锐，街上有些冷清，只有路边小摊上的成人碟片和时不时上来拉你去按摩的姑娘提醒你这是世界著名的红灯区。当然，那些上来拽你胳膊的也有可能是浓妆艳抹的男人，很多人口中的人妖——出于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对同性恋的理解，我对此称呼深感厌恶。总之，在曼谷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做多少sightseeing，仅有的几次仿佛也是为了耗去漫长的白天。我去了号称世界最大的周末集市、坐船顺着湄南河去了郑王庙，却不打算去人头攒动的大皇宫。每天早晨我都会去街对面的711买一大杯冰咖啡或阿华田，顺便接一壶免费的开水，然后回房琢磨接下来该做点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此刻会想到这些，正如我每次开篇都不知道会被自己引向哪里。曼谷的华南蓬车站人头攒动，站内冷气充足，我坐在一群和尚和老外背包客中间写字。发往南部小城Prachuap Khiri Khan（简称Prachuap，LP将其译为巴蜀，这是个糟糕的翻译）的火车还有一个半小时发车。我刚喝完一大杯冰咖啡，很提神，第一次没加糖和炼乳。在曼谷的几天里睡眠还好，只是不知何故每天醒来都感觉两眼肿得睁不开，过上几个小时自动恢复正常。我在所谓“背包客天堂”的考山路附近找到一家提供床位的guesthouse，其实只是一家网吧，楼上僻处两间房，塞进几张床。索性有空调，不像在大城时，房间闷热得让人常常失眠。刚到曼谷的第一个晚上遇到一个英国老头，他退休后已经在东南亚晃了半年，第二天就要回国了。我们交流了对于万象和金边的印象，他没去过琅勃拉邦，向我打听了一些情况。老头对东南亚情有独钟，他打算年底再回来，去老挝深度游。他说很羡慕我在年轻的时候（thanks god，I’m still young?）可以花时间长途旅行，说如果时光倒流，自己绝不会等到现在。他又说自己对旅行上瘾，是一只在旅行中充满灵感的travelling bug。我起先没听清他的英国乡下口音（据说，他住在英吉利海峡的一座小岛上），bug听起来仿佛：布哥——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虫子在东南亚的大地上晃荡行走。他的这一定义让我想起景洪青旅里遇到的那位人类学家，也许travelling bug比“背包客”更能准确地形容很多人的状态。我第二天出门时最后一次见到老头，他正坐在门口喝咖啡，对着熙熙攘攘的大街发呆——英语里的叫法是：People watching——我喜欢这个叫法，它瞬间让“发呆”这个无聊举动变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我想，为何不得寸进尺，干脆叫People researching）。

People watching几乎是我在旅途中最常做的一件事。当然，我watch的还不止是people。我还做了sky watching，cloud watching，building watching，tree watching...在曼谷的这些天里，我常常独自坐在湄南河边的小公园里people watching，这个项目的好处在于：除了大把有待耗费的时间之外，你不必付出任何成本，不必与任何人产生实质性的交流（除了偶尔眼神的交汇），你只需对所看到的一切进行天马行空的联想，更多时候其实什么都不必想，只需放空眼神，松散思维，然后找个可以久坐的地方呆着就好了——这样的地方最好不是草地，因为东南亚的蚂蚁个头很大，最好也不是水泥地，因为坚硬，屁股坐久了发麻，公园树荫下的木质椅子最好。前天，也许是大前天的黄昏，在小公园里，我看到一个同好者（当然，在那个公园里，时刻总有无数人从事着这个项目，只是那人比较特别吧）。他应该是一个日本人，长头发，皮肤晒的黝黑，短袖洗褪了色（也有可能是流行的褪色效果），一只肮脏的背包搁在脚边，一看便知是旅行很久的人，一只travelling bug。我俩在彼此people watching时眼神碰在一起，他礼貌地冲我微笑点头，由他的表情和动作判断是日本人，他可能将我当成了同胞。我们俩隔着一条小道坐了很久，谁都没有过去打扰对方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同样在watch我，我一直在观察他，因为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打发时间的，结果几乎与我一样：不时掏出一个小本子神经质地记点什么，或是一份地图标注点什么，或一本书看点什么。而我，在这些天里最常做的事就是掏出一个小本子画画（准确地说，是不能见人的胡乱涂鸦，我在Zen（市中心的shopping mall）的文具店里淘到一本便宜的小开面的素描本和一支触感极好的韩国水笔），或者拿出曼谷地图看上一阵，再决定去哪儿走走，再或者就呆在湄南河边的小公园里people watching，吹一会儿口琴。我在公园里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直到对方起身之后，我才决定离开。

老头坐当晚的航班离开了曼谷，他一早起来似乎没有出门的意思，仿佛是要把最后一点时间留给people watching。我出门时和他道了个别，看到他眼里的不舍。我想象着他在伦敦落地后，再一路辗转回到自家的那座小岛之上。

大城的寺庙

初见时让人心情烦躁的考山路

一个人的曼谷

曼谷华南蓬火车站，火车就要进站了

wodetianna · 2012-04-11 13:57

动物凶猛

4/5 Ranong（仁廊）

此刻我正坐在一家咖啡店里，点了杯甜腻的Thai Coffee，享受着和昨日格格不入的清闲，眼前是老旧的街道，到处弥漫着的榴莲和其他无法描述的气味，那气味一路以来都可以闻到，从老挝、柬埔寨，直到现在的边陲小城仁廊，我想象着如果它是一款香水，成分可能包括：一小块留在桌角的干涩已久的虾酱、一截正被苍蝇舔舐的烤焦的香肠、一块正从墙壁上滑落的水肿的墙皮、一方白色的点缀着可疑斑点并弥漫着人体皮屑味道的床单。。。。。。我不知道，如果真有这么一瓶玩意儿，会不会有人愿意像我一样来上一瓶。我姑且将这气味笼统称作“东南亚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咖啡店的女孩对我态度冷淡，我并非期待她主动上来和我调情，至少希望她不至于看到我时立时收起笑容，板起面孔。我分明看到她对其他客人热情洋溢，可是面对我时眼神里却充满了不友好。我为此不解，我甚至往自己身上看了看，是不是因为我穿着不得体。我今天穿了件在暹粒时买的广告衫，胸口印着Siem Reap – Angkor Wat的字样，据说Siem Reap（暹粒）的原意是“战败的泰国人”，但那行字极小，她不至于远远看见。又或者（这只是我百无聊赖中一厢情愿的猥琐想象罢了，在people watching时，我常有这样的联想）：她曾经交往过一个和我长得类似的男朋友，或许还是一个像我一样的过路客，结果被那厮骗财骗色，内心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由此我不幸成了她的井绳。总之，她对我的态度和所有人大相径庭，让我很不自在。

无论如何，此刻与昨天刚到时的境遇相比，已是天上地下。昨日大雨倾盆，不知道这是不是安达曼海沿岸的特有气候。出发至今，一共只见了三次雨天，第一次在琅勃拉邦，第二次是在金边。街道在两个小时之内迅速被雨水灌满，参杂着可能是从山上流下来的红褐色的泥浆。有人拿着铁棍在沿街的下水道口拨开垃圾，可是一只塑料袋刚被拨开，另一只可乐瓶又飘了过来，徒劳无益。暴雨在黄昏时转小，给我留出冲出门吃饭的余地。雨下了一整夜，起夜时听到车轮轧过雨水的声响。一早起来，发现老天尽弃前嫌，天空异常晴朗，心情也跟着明亮许多。这让我想起圣经里的那句话：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昨天在来时的车上无聊得翻LP，有个段落关于“如何看起来像个东南亚旅行老手”，其中有一条是若无其事地和野狗一起散步。我想如果单凭这条界定，我只能是新手。Prachuap的街头遍布野狗，到达的当晚，有只野狗为了我手里的鸡腿一路虎视眈眈地跟我到海边，那架势仿佛随时准备扑上来虎口夺食。迫于形势，我三下两下啃完鸡腿，将残骸丢给它了事。

我童年对狗有阴影（就像咖啡店的女孩对那个被我臆造出来的男人一样留有阴影）。我儿时在部队大院里长大，那儿就像个小社会，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上学有子弟学校，吃饭有集体食堂，购物有军人服务社，看病有部队医院。如果你想赏个花、看个景，还可以去部队自己的花房和公园转转。小学一二年级时，一次我和两个小朋友去花房偷金橘，也不为了吃，只是看它们一个个娇艳欲滴地挂在树上，煞是水灵，仿佛不去摧残一下人生都会留有缺憾。因为事先没做“攻略”，结果还没有发现金橘，先被花房的狗发现了。现在想来，它只是一只小个儿的草狗，可它表现出来的一往无前依然让所有人魂飞魄散，我们撒腿狂奔，它几乎追上了我，它口里呼出的热气就哈在我的后脚脖子上，仿佛它会随时扑上来，用尖利的獠牙在我的小腿肚子上来上一口。当然，儿时的恐惧可能被我的回忆放大了，但那一定是我此生中跑的最快的一次，后来上到初中，我不止一次100米不及格。

所以，当我看到一群野狗在远处冲我狂吠时，我开始犹豫是否有必要迎难而上，从中穿过。我犹豫了一会，想等人先于我过去试水，我阴险地准备看某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被野狗用它们尖利獠牙在他的小腿肚子上来上一口，以便应验我的想法。但是好一会儿都没人过，最后我还是选择绕道。当然，Prachuap的野狗大多数时候都是懒散而无攻击性的，它们三三两两地趴在地上（常常是若无其事地横卧在马路中间）晒太阳或者蜷缩在路边摊的椅子下面（以便随时接住丢下来的食物）。

我绕了些路，来到那座山下。山就在海边，紧邻一望无垠的泰国湾，山顶有座佛寺，从山下望去气象万千。早听说那山被猴群占据，可当我站在山门前，依然被眼前成群结队地堵塞着上山道路的猴子们震惊了。我再次开始犹豫，因为前一天，当我第一次在山脚下看到三三两两闲庭信步的猴子时，童心骤起，跑去便利店买了只大个的面包来喂猴子。我只在儿时隔着铁丝网喂过动物园里的猴子，那和喂鸟喂鱼无异。可当我刚撕了一小块面包丢向猴群时，冷不丁地从树上跳下一只巨猴，还没等我有所反应（我是说，还没等我撒腿就跑），已在电光火石之间抢走了我手里的整块面包（我是说，生生地一把夺走，而不是用手拍掉），他得手后还站在原地冲我呲牙，发出警告的尖叫声，我本能地一个退步，他才放心坐下，撕开塑料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我安慰自己：我绝不是打不过他，如果放在拳击比赛里，我俩都不会是一个量级的。可是如果我们两败俱伤（比如被他的尖利獠牙在我的小腿肚子上来上一口），他至多回山疗伤，而我则要去医院打狂犬病疫苗。所以，作为一个理智的人类，我将我的面包“谦让”给了我的近亲。

我正在山门口犹豫，一个老妇人过来对我说：no problem。我信了她，一想，除了手里的矿泉水，没有任何食物，于是开始小心翼翼地摸索上山。猴群在我接近时自觉地闪在一旁，可这一路仍走得步步惊心。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突然又不知从哪儿跳出一只巨猴，拦住去路。我冲它挥挥手里的矿泉水，示意没你要的。可是它依然执著地冲我就过来了。这次不待它出手，我自觉地将水递上。它顺手接过，满意地让开山路。我赶紧往上爬了两步，扭头再看它时，心里骂道：kao，这你也要！这让我想起在金边时向我索要纸巾的警察。我又阿Q地在心里嘲笑它：qie，你会喝吗？只见它熟练地拧开盖子（我是说，向人类一样熟练地逆时针地旋开了盖子。。。。。。）然后仰头喝起来！我甚至看到它的喉结像人类狂饮时那样上下起伏。少见多怪的我见此一幕，再无多想，转头上山。

山顶是猴群的大本营，除了三两游客，竟然还有动机可疑的小贩在向游客出售玉米之类喂猴的食物，这让两个女游客对他避之不及。我能想象手握玉米被一群猴子围攻的场面。有个金发碧眼的小孩刚刚拿出一根玉米，一只小猴子冲他而去，孩子慌忙撒手，吓得大哭。卖玉米的小贩见此场景大笑。

插录一

刚出去吃了午饭。一顿饭的功夫，我去车站将一早订好的今晚出发的夜车票改到了明晚，我甚至打算在此多留两晚。这仅仅是源于我在这一小时之内心情的转变。我在觅食途中无意中发现了一家隐藏在弄巷深处的guesthouse，它在一片树林里，很僻静，且被主人打理的很整洁，有宽大的带顶棚的天井和一尊坐于潺潺流水中的佛像。那一刻，我突然决定留在此地，那里除了价格贵和蚊子多（这几乎是一定的）之外，别无缺点，和昨晚的住处相比，已是天上地下。昨夜睡的不好，浑身发痒，虽然我没有亲见，但应该源于床虱。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还特地百度了一下，结果发现它们种类繁多，竟有75种之多。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在途中与之相遇了。昨天从Prachuap搭车过来Ranong，4小时，两辆车。第一次坐进了拉货的重卡，在途中见到司机和卖甘蔗水的小妹调情，他们必然早已稔熟，那情调得驾轻就熟。司机在那一刻突然变得活泼烂漫，并请我喝了一袋甘蔗汁（东南亚多用塑料袋打包食物和饮料），要知道，刚开始他还因为我拿不出护照拒载我（它在印度使馆）。那时他刚把车发动，见我无护照便要赶我下车，并作出被警察铐起双手的肢体语言，配合着嘴巴里的象声词：bang! bang! 我想，那声音不准确，更像是马路上的枪战。情急之下，我掏出刚入境泰国时，那位载过我一程的警官的名片，拍着胸脯说：my friend! 见他不解，再对起两个大拇指，相互扭动，那其实更像是说我们彼此相亲相爱。名片起了作用，他和同伴商量之后同意带上我。后来知道他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也许是Ranong毗邻缅甸，路上被军警拦下查车，当兵的在车上翻了一阵，索性没问我要护照，否则可能真的会被bang bang。我看出司机当时的紧张表情。刚到Ranong时开始下雨，初时在一个小吃摊的阳伞下避雨，后来越下越大，小吃摊的老板娘和我叽哩哇啦说了几句什么，打了把伞弃摊而逃。阳伞再也挡不住瓢泼的雨水，我果断地奔过马路，冲进一家甜品店，里面正开着空调，我已湿透，浑身发抖，店里好心的姑娘给我搬来张小凳子坐了，为了表示感激，我买了根冷饮坐着慢慢吃，直到雨小些，决定进城找住处。也许是源于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我走在Ranong的街上，心情跌到了谷底，这座城市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在我的想象中，它应该好于，至少不差过Prachuap，现在想来，其实Ranong并不差，只是Prachuap留给我的印象过于美好了吧：无人的沙滩和碧蓝的海水让我仅仅离开一天就开始怀念。而Ranong只是一座名不副实的海边港口，码头离城市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它只是一座充满了老旧的建筑物和弥漫着“东南亚味道”的边境城镇。走在雨里，我找不到一丝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我感觉自己又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游客，又开始怀疑起旅行的意义：我一路将自己折腾至此，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继续在雨里找住处，绝望地发现这里的guesthouse就那么几家，而且几乎都住不进去。我在路上拦下一个老外询问，对方也一无所知，并诧异于我竟会在此留宿——Ranong更像是一个中转站，游客们由此去缅甸或安达曼海的岛屿，比如更南边的普吉。我掏出LP寻求帮助，找到一家Asia Hotel，结果完全接受不了房间里的味道：那是一股源于长期无人居住（也许只是长期无人打扫）的陈旧、霉烂的气味。出来后我开始担心未来的印度之行。我一直听说人们对印度的态度泾渭分明地分成两类：爱死的与恨死的。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是后者，但应该不会是前者，一是我从未爱死过什么，二是因为我实在无法像有的人那样，将一堆叮满苍蝇的粪便想象成一尊入定的佛。我最终找到一家看似干净的客栈住了，我很喜欢那店的装修风格，晚饭后竟发现自己所在的楼层鸦雀无声地挤满了人，一支曼谷来的剧组竟在此拍摄电影。我出现在楼梯口时，一群人同时冲我转头作出“嘘”的手势。我蹑手蹑脚地站在一旁，看着一个瘦高的泰国美女和一个金发碧眼的孩子穿着睡衣在床上相拥而泣——我在一旁看她们不止泣了一次，因为导演不止“咔”了一次。我改完车票后心情很好，我在街上闲逛了一会儿，看到一个老头坐在CD店门口弹吉他，看到昨日潮湿晦暗的街道在蓝天白云之下尽然变得如此不同，我甚至看到了我自己：他正兴冲冲地迈着大步走在阳光下的街上，他一扫昨日的阴郁，仿佛一切都随着天气变得明亮起来。我回到了先前的咖啡馆，我冲那姑娘Hi，她仍旧莫名其妙地对我不理不睬，于是我收包出门，可没走几步就发现了现在所在的另一家咖啡店，老板娘的笑脸让我决定在此写完今天的字。我已在此坐了一个多小时了，期间只有两个小朋友进来买冰淇淋。店里在循环播放欧美老歌，老板娘在一旁翻杂志，跟着曲子哼唱。那些歌让我感到亲切和松弛，它们有country road, Vincent, if, 尽然还有我做学生时深爱的Dona Dona。

插录二

这是第二段插录，我将这两大段文字称为“插录”源于今天的“作业”格外冗长，无法一气呵成。我此刻正坐在这家让我改变行程的旅社的天井里，四下的漆黑里只有虫鸣，我只能从中分辨出类似于鸟鸣的壁虎叫声——我刚在房间的墙上发现一只，我并不介意和它分享一间屋子，因为那样也许夜里没有蚊子。我上网找来下午听到的那些老歌反复听。天井里空空的，只有一个看店的中年男人坐在我对面看电视。我下午顺着他指引的道路，一路骑摩托去到了海边——安达曼海！——我甚至只是单纯地冲着这个悦耳的名字来到了Ranong，想要一睹它的真容，却几乎因为昨天低落的心情错过它。而今晚我终于与它相见了！下午我用一个比在Prachuap便宜的价格租了辆摩托。从万象开始，一有机会便会骑摩托，我已经几乎骑遍了东南亚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牌子的日本摩托：本田、铃木、五十铃、雅马哈。今天是辆雅马哈，刹车可靠、转向灵活，唯一的问题是前轮差气，时速到了80，车身就开始打飘。我想这种交通工具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出行的便利，更多的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巨大的兴奋和满足。我在黄昏时出发，为了在日落前赶到海边，沿着蜿蜒的林间公路一路飞驰。在近一小时的途中，少见人车，眼前只有无尽的道路起起伏伏，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和马达声响。因为车身打飘，我没敢像在Prachuap时将速度开到100——那是我第一次飙上100，我在那一瞬间开始迎风流泪，视线一片模糊。那瞬间的感受混杂着新鲜、刺激和危险，我并没有立刻松开油门，而是又在100之上冲了几秒，直到彻底看不清路，心里发慌，才松手。我从来不是车迷，我无法想象即便是坐在宝马X7堵在上海的高架上有任何的快感可言（当然，我没坐过X7，只能想象），而骑着打漂的雅马哈，穿行在泰国南部安达曼海沿岸的丛林之中带给我的快感无与伦比。我贪婪地大口呼吸着扑面而来的潮湿的风，在草木浓密的之处，温度骤降，那感觉仿佛初夏时一个猛子扎进深水区，瞬间遍体通透——对，就是“通透”的，贯穿整个身体。我在每一个陡峭的上坡时加速，在每一个下坡时放肆俯冲，我甚至独自在车上傻笑——我意识到自己在笑，我为自己的傻笑而感到好笑。我终于在日落前看到了安达曼海，虽然只是一处被岛屿占据的海湾，但我仍然开心地下车拍照——我终究没有错过它。我在海边坐了一会，直到太阳落山才往回返，无意间饶了条远路，所幸最后绕回了主路。我亮起车灯，耳边除了风声和马达声，出现更多奇怪的响声，它们来自两旁的森林。这些声音让我想起刚进老挝时，搭车去琅勃拉邦的路上，在卡车后面度过的寒冷夜晚，同样也是各种奇特的夜晚森林里特有的响动。没有路灯，偶尔有看不懂的路牌在车灯的反光下一闪而过。我感到紧张，感觉自己迷路了，我感到自己无比渺小，而身旁巨大的黑色森林足具将我吞没的能力。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黑夜海上的航船，随波逐流，不辨方向，我只能继续向前，尽快冲出眼前的黑暗。我的想象力再次适时地展开了翅膀，我感觉会有什么突然从林中冲出，不论它是一条巨蟒或是一头狗熊我都不会感到奇怪（当然理智告诉我，此处应该没有狗熊）。我当然没有遇到巨蟒或狗熊，但是差点撞上一只匍匐路中的野狗，它被突如其来的我吓到了，在我急刹车时才猛然跳开。我还看到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也许只是穿着怪异，可能是缅甸的边民。我看到了远方的闪电，在黑压压的树梢上划破夜空，它将黑色的森林点亮，紧接着我听到了沉闷而遥远的雷声，这预示着又一场的大雨将至。这场景让我想起一年多以前，坐在从多伦多回上海的飞机上，透过舷窗，我看见白色的闪电在与视线平行之处撕裂夜空。那场景对于正坐在满是马达噪音和如雷鼾声的机舱里的我而言，触目惊心。我终于在大雨之前赶回了旅社。

我几乎是挑着LP上冷门的地名规划了我的泰国南部之行，比如，我绕开了著名的小城华欣(Hua Hin)，泰国皇室传统的度假地。当火车经过华欣车站时，我看到站台上坐满了西方背包客，那一刻，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Prachuap是个意外的收获，当我在黑夜里跳上铺满是石子的路基时，并不对它抱有幻想，火车只在Prachuap停了几分钟，极少人下车。我向车站旁的店家打听住处，并不完全明白我意思的店家放下手里的活，用摩托把我送到一家guesthouse，结果没有空房，我最终在海边意外地找到一家Maggie’s，房间局促，在晚间却格外凉爽。也许这就是海边的天气，白天的阳光仿佛瞬间可以将人烤焦，晚间却又凉风习习。

Prachuap有条漫长的海滨步道，一边是碧海白沙，另一边是餐馆和晚间座无虚席的海鲜排档。炎热的白天里，步道上几乎空无一人，海滩上有几只漆成泰国国旗色彩的渔船搁浅着，野狗们无精打采地趴在树荫甚至是车底下睡觉——这着实让我担心当它们熟睡时会命丧车轮之下。我骑着摩托沿着海岸线一路往北，直开到尽头，一处森林公园。其实，那里只是一座在山脚下挂了块木牌的临海的山。我寻了条岔道，绕开它，继续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平整的公路随着丘陵的地势起伏，我只是一路开下去，任自己被公路引向随便哪里。黄昏时，我抵达了道路的尽头，那是一座水泥高台，俯瞰一整片无人的沙滩。我在沙滩上给方圆写了张明信片，我试图将Prachuap那座美丽的海边小城用我在曼谷买到的那只墨绿色水笔描绘给她看，然后坐上一块大石头上发呆（sea watching）。当我看到两个渔民出现在远处的沙滩上，正将船往海里推去时，我果断地决定“搭船”，我飞奔过去，冲他们表达了意愿：带我出海。他们当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便演示给他们看，跳上了船。这下他们明白了，冲我大声说了些什么（我发现，很多人仿佛都相信，若想让火星人明白你在说什么，只需用超大的音量反复重复自己的语言即可），我当然只能摇头。最后他们还是带上了我。当船开始驶离海湾时，我开始担心返航的时间和岸上的摩托车，便向对方打听，仍然无法沟通。索性什么都不管了！马达开始飞转，小船在翻腾的浪花里迎难而上，可是它太小了，费了好一番力气才突破近岸的海浪。这让我想起包裹着地球的大气，为何越是靠近，便越顽固，难以突破。潮湿的船上无处落座，在剧烈的摇晃中站住脚绝非易事，我死死拉住矗立船尾的竹竿，努力保持平衡。开始撒网了，堆在船板上的渔网逆着船行驶的方向飞快地消失在海中，偶尔卡住，他们便停下马达，快速地理出头绪。撒完网后又去更远的海面上收起先早先布下的网，如此来来回回，捕了不少巴掌大小的鱼，它们被重重地摔在船板上，跳不了几下，统统脱水而亡。

我突然听到海面上传来一些声音，寻声而去，伴随着浪花翻滚的声音，咫尺之遥的海面突然被什么掀开了，它快地只让我看到那高耸的鱼鳍和缀满白色斑点的表皮。我的第一反应是：鲨鱼，第二反应是：鲸鱼。直到它们接连跃出海面，让我看到那标志性的鱼唇，我才意识到是海豚！我想，如果我是小女生，当时应该会兴奋地在船上大叫着：“看！海豚！海豚！”，我当然没有那么做，我只是除了傻笑着盼望它们再次跃出海面，不知如何是好。开船的小伙竟也一样开心，他冲我说了一连串泰语，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那个单词应该就是“海豚”吧。他从船上拎起几条鱼，往海豚出水的地方甩去。我想，海豚们在茫茫大海中要吃到那几尾死鱼的可能性很小，小伙子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祭海的仪式。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也许看到了我此生中殊为难遇的场面之一。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海豚，水族馆的海豚就像穿着挺括的燕尾服，在观众的欢呼中完成一连串花哨的动作。而那一刻，当它们活生生地出现，没有完美的黑礼服，只有斑驳的表皮，没有人群的喝彩，只有船上沉默而兴奋的观众。我出于本能地掏出相机，草率地按了一下快门，然后只是站定，不愿错过任何它们再次出现的瞬间。它们与小船渐行渐远，起初还是辽阔洋面上一个翻腾的白点，直到最后不见了踪迹。

我们在天刚擦黑时返航，夕阳正对着船头，缓缓落入山后。我们在船近岸时跳下海，我帮着一起将它拉上沙滩。告别了渔民，我心满意足地踩着沙滩往回寻我的摩托。那一刻，我仿佛再次看见一个无比欢快的我（哦不，是得意忘形的我），他赤脚走在海中，满脑子都是刚才出海时遇见海豚的景象。就在那时，命运再次向我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它曾在我上小学时（因为那时成绩尚好）被我的任课老师提过几次：做人不要翘尾巴（上海话，意为做人需低调）。我在兴高采烈的当口儿突然感到脚上猛地一麻，那股劲道迅猛地从脚背直窜到腿肚子。我低下头仔细一看，一只水母整个覆盖了我的前脚掌，我向射点球一样抬脚甩脱了它。

我贫乏的海洋知识竟然在那时告诉我：“水母致幻”（也许源于某个儿时的游戏）且有剧毒。于是，在我刚意识到自己被水母蛰了之后，开始等待幻觉的出现，比如看到眼前的泰国湾被极光点亮，顿时霞光万丈，或者我会像被五步蛇咬了一样，噗通一头栽进海里，不治而亡。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伤口剧烈的疼痛，就像被人翻开后，撒上胡椒和盐那般的烧灼。我想找个渔民问问，可四下空无一人。我只好一只腿踮回沙滩，原地坐了一会。大概过了十分钟，疼痛略轻，再看看所谓的伤口，除了一块暗红的色斑，别无异常。我想看来一时半会死不了，就穿上袜子骑车走了。

后来我将这件事当玩笑告诉了方圆和老朱，原来大家对水母同样充满了疑虑，他们严肃地要求我尽快就医。我又上网百度了一番，发现果然没有好消息，都是水母致死或致残的新闻，这让我多少有点担心。我并没有去医院，因为疼痛在第二天几乎消失了，只有走路时仍有感觉。直到昨晚，伤口开始红肿，整个前脚掌肿的需要解开鞋带方能穿入，于是只能去了此地的一家诊所就医。医生看完之后，告知我运气不错，因为许多人被水母蛰后肿的不是脚而是脸，蛰我的水母毒性较小。我想象了一下自己的面孔肿成河豚鱼的样子，殊为恐怖。医生的英语不错，结论说的很艺术：没关系，但如果不吃药，可能会有问题。于是，冲着这个“可能”，只得遵医嘱买了药，就当买份安心吧。

此时已是第二天的临晨了。其实关于Prachuap要记的远不止这些动物，只是它们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写的累了，今天到此为止。

Prachuap郊外

仿佛在天空中的安达曼海

Prachuap海边，看海的骑行者

Ranong

夜路

wodetianna · 2012-04-15 16:10

水边的日子

4/14 曼谷 泰历新年

中午出门，在邦兰普寂静的巷子里拐上七八个弯，走上大路。今天是泰历新年的第二天，一路上要提防着被人用水枪滋，尤其是孩子，这是他们的节日。我从来就对热闹的节庆兴趣索然，我甚至在儿时对放鞭炮都未有过格外的兴趣，以至于长大后从未在和女朋友看烟花时有过美好易逝的感伤。但是昨晚，我和Jane出门戏水，和一群孩子发疯，用装满冰水的大号水枪满街滋人。

当Jane把水枪递给我，说要带我去见识一下真正的泰式新年的时候（她喜欢在很多东西之前都加上Thai style——泰式的，比如：“现在你吃是Thai family style food”，“你住的是Thai style guesthouse”，“你过得是Thai style new year”。。。。。。），我的第一反应是问：Can I shoot police（我能射警察吗？），Jane楞了一下，说：Yeah, you just say XXX you and shoot! 仅仅过了五分钟，我眼睁睁地看到一溜水柱从Jane的枪口飙到警察挺括的制服上。那警察玩不起，竟和Jane当街大吵，这还是我第一次见泰国人发火。警察指着自己的制服一顿叽哩哇啦，也许在说：没长眼睛啊？没看见衣服刚洗得吗？Jane的气势更胜一筹，泼辣地指着警察同样一顿叽哩哇啦，也许在说：玩不起！射你是看的起你！所以，我最终还是没有射成警察，但我不怀好意地射了美女，射了帅哥，还和一个至少比我小两轮的小萝卜头对射。

我和周围巷子里的孩子以及几个大人们一起，守在一个路口，向所有经过的人车泼水。整个邦兰普乃至整个曼谷都陷入了狂欢，据从考山路过来的人说，短短几百米的考山路他们走了近两个小时，因为必须不时停下来与人混战。有人骑着摩托运来冰块，丢进水桶里，孩子们疯狂地冲上去将水枪灌满，有人索性用瓢承水，泼向来人，然后看着对方尖叫，自己也跟着尖叫。有时我们无端陷入内战，我很喜欢Jane的小妹妹，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总爱乘她不备在她背后开冷枪，然后看她虎起小脸假装生气的样子——我总是对聪明漂亮的小姑娘缺乏抵抗力。结果是，我蹲下装水时，她像只小猴子一样跳到我的背上，一手挂住我的脖子，将一整瓢冰水浇在我的头上。

Jane玩得累了，坐在一旁休息，冲所有金发碧眼的老外喊: Welcome to Thailand! 初见她时，她自称只是旅馆的housekeeper，可其实更像一个女主人，或是家长。前天是俄国人Sasha的生日，他28岁，Jane为他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几个其他的住客和他一起分享了蛋糕、伏特加，并用各自的语言齐唱了生日快乐歌，那叫一个嘈杂。我意识到中文的“生日快乐”生硬地盖过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它们听起来更像是轻柔的情话。除了Jane和我，在座一共三个俄国人：Sasha和他的女友，以及另一位老人家。老人家虽然上了些年纪，但活泼得像个孩子，他在咽下两杯whisky之后邀请我有朝一日和他横穿俄罗斯，据说从东至西，上万公里。我听完笑笑，我一早醒来，甚至想不起他的名字。另外两个是年方19的法国小伙和西班牙人Antonio。当法国小伙告诉我们他的年纪之后，Antonio由衷地羡慕他可以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到处旅行。Antonio比我大五岁，可看起来和我岁数相仿，也许长期旅行（他已经在东南亚晃了三年）养成的生活习惯延缓了肌体的衰老：比如，我不止一次看到他手捧一片树叶，用另一只手反复摩挲叶面，那温柔的劲儿仿佛在抚摸一只阳光下慵懒的猫。我无意抚摸树叶，却有观看的兴趣。有一天晚上，我和Antonio坐在河堤上，一两个小时，看他给一只濒死的马蜂做心脏起搏：他用手指反复轻柔地按压那只大个儿马蜂的胸脯，妄图起死回生（我不确定马蜂心脏的位置是否和我们的一样），而那只马蜂竟然真的在被挤压之后将四肢舞动了一番，这让Antonio喜出望外，加快频率，直至最终马蜂流出了体液。我说：放弃吧，He’s totally dead。我们为他举行了“海葬”，将尸体丢入湄南河。

旅馆的名字中有个River，名副其实地紧挨着湄南河。据在此常住的美国人Dave说，仅在三个月之前，整个旅馆都淹在洪水里，现在岸边仍可见到当时抗洪用的麻袋。Dave说他厌倦了美国的生活，出来旅行，现已在曼谷教了一年英语。他的计划是过半年再去澳洲找找机会，说想做点进出口生意。与Antonio一样，同样是身在异地，Dave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我很少在旅馆里见到他，他在曼谷有自己的圈子。他永远穿着牛仔裤和polo衫，仿佛随时准备站上讲台，面对他的学生。

找到“River”几乎是注定的。从Ranong回曼谷后，我决定搬离原来的地方，那儿虽然便宜，却总让人感觉不安全：十人间里没有可以上锁的柜子，我甚至有一天傻兮兮地背着电脑出门转悠。我花了几乎一整个上午在邦兰普找房子，在即将放弃的时候找到了这里，“River”就像一个意外的收获，一处乌托邦。后来Jane对我说，她特意没有装电视，想保持这里的清净。我想，她一定深爱湄南河，我常常帮她把炉子搬到河边，好让她一边做饭，一边观景。“River”在邦兰普的棚户区深处，在一连串曲折而狭窄的、踩在上面咯吱作响的木板甬道的尽头。我初时只是象征性地和Jane讨价还价了一番，爽快接受了每天200铢的价格。Antonio是我在此认识的第一个人，我对这类“怪人”的兴趣远远多过“正常人”，比如那些活泼的、成日用俄语高谈阔论的俄国人，虽然他们很友善，不仅和大家分享吃喝，还分享大麻。

在昨晚的生日聚会上，我第一次抽了大麻，那时我当然没有喝醉，一杯whisky根本上不了我的头，我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接过Sasha的女友递过来的大麻纸卷。夸张点说，这个动作被推迟了十年。那时我还在加拿大做学生，大一时，曾在学校宿舍短暂地住过半学期，在北美的校园里，抽大麻并不是新鲜事，而我的老外室友很上瘾，因此寝室里永远弥漫着那股特殊的气味。后来，我在上海田子坊的一家小店里看到一款模仿大麻味道的香水，极逼真，唤起了那位几乎从我的记忆中消失的室友。当然，我并没有来上一瓶，因为我可以接受一个真正的“瘾君子”一身大麻味，却不能接受刻意地将这种人造气味洒在身上。这感受类似于一日我在考山路看到的一个路人：细皮嫩肉的亚洲男青年，穿短袖衬衫、戴太阳帽，一路总选树荫下走，却背着一只很man很糙的帆布摄影包，上绣National Geographic，那一刻我想，一只LV包包应该更配他的套，而他如此装扮，想要传递给周围的人或他自己怎样的信息呢？当然，这只是我在people watching时产生的无聊趣味，我只是苛求表里如一的真实。我很高兴自己被东南亚的烈日晒的乌黑，即便出于对皮肤癌的恐惧，我还是会时不时抹点儿防晒霜。

话说回来，我竟然在吸了小半年的二手大麻烟之后未能染上毒瘾，我甚至不止一次断然拒绝过那位室友的好意。也许那时候（很难说不包括现在），我都将自己当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出来的高尚青年，那种让人颓靡的感官幻象无论如何都与我无缘。我仿佛永远都在心里绷着一根弦，它让我自尊自爱，自以为是，让我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可是，同样是它，又常常让我在人群里感到紧张，让我对周围环境充满不信任，让我坚守着自以为是的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原则。如果我说：“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因为抽上一次就染上毒瘾”，这话听起来一定引人忧心，就像无数类似的悲剧故事的发端，比如酒驾者往往都坚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掌握方向。因为我知道，那根弦还绷着，没松，即便在前晚，我顺手接过烟，吸完，然后传给Antonio——他在抽过几轮之后进入一个奇特的状态，那在我看来那更像是一连串低难度但极扭曲的瑜伽动作，起初浑身颤抖，因为背对我，我搞不清他的状态，傻乎乎地凑上去问他怎么了，直到见多识广的俄国老人家告诉我，他在deep meditation。

很可惜，即便在我对大麻早有许多知识层面的认知，可是第一次吸食之后却毫无快感可言，更没有如Antonio那样开始冥想。这就像第一次做爱，即便看过无数次A片，充分了解了女体构造，触手可及时，往往因为紧张而不知所措。这让我想起在安隆汶的夜晚，服下安眠药后，一心期待睡神的驾临：可它竟在你的殷殷期望中溜了号——药物只是让我有些昏沉，除此之外，我没有丝毫百度百科或者我的室友所描述过的迷幻感受。写到此处，我意识到自己从来外强中干、胆小怕事，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生在春风里长在红旗下的知法懂法的好公民，必要珍惜生命，必要远离毒品，所以：以上所言皆我虚构，一派胡言，谁要是问我，我是不认的。

在“River”已经住了整整一周，大多数时间里，我只是规律性中午起床出门吃饭，下午在城里闲逛，晚上回去“蹭饭”，最初并没说管饭，但在Jane的盛情之下，我跟着其他住客每晚蹭饭，起初这让我有些不好意思，现在已吃的心安理得。出于闲不住和蹭饭的心虚，我常帮Jane准备Thai style的晚餐，通常很简单，绿咖喱和烤鱼是常见的品种，每晚的食客几乎都不同，除了常住的几个人，偶尔有新的面孔。吃完饭大家坐在河边的天井里发呆，也聊天，只因语言不通，不怎么聊的起来。于我这样倒舒服，接收到的讯息量骤减，不必开动脑筋去思考、去回应，只需呆呆坐着，看一艘艘闪光的游船从宏伟的“国王大桥”下驶过，或者去看看Antonio正在忙些什么。

其余的时间里，我延续着四处游荡的习惯，我曾从地图最北端沿着湄南河一直走到地图的最南端，再从那里的码头坐船回来。我总不想让自己闲着，走路便成了最好的选择，我不知道这是性格使然还是一种在未来可以改变的习性。我只是意识到自己很难像Antonio那样整日冥想或玩味昆虫。在走路的过程中，往往毫无情绪，只是顶着烈日，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缓缓地下去。看到某条顺眼的巷子，便拐进去，里面通常也没有什么，便再钻出来。累了，就找片树荫坐下喝水，气喘匀了，继续上路。除了问路和觅食，也不用与人搭话，喝水，发呆，吃饭，走路，都是一个人，这种状态让我想起一个出发至今时不时会记起的场景。其实，不论是一个人（比如一个人走路时），或是和一群人在一起（比如和孩子们发疯时），我常常会无端地想起那个场景，它几乎就像“双廊”一样，成了我的又一个“参照”。

那还是在景洪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去澜沧江边散步。连续两天的傍晚，在一处僻静的江边，具体说是在一个少有游客的小公园里，我见到一个中年的僧人，四五十岁的年纪，独自坐在一张石凳上，捧着一本书默读，或是啃一块干粮。他的身旁躺着一只陈旧的拉杆箱，上面放着一只方方正正的僧包——那应该是他的全部家当。我对这个场景充满观看的兴趣（远远超过观看Antonio），我只是远远地站着，怔怔地看了一会儿他的背影，如果不是怕人家见怪，我很想搬张小凳子坐在他的对面，用胳膊支起脑袋打量他。他有一个奇特而强大的场，深深地吸引着我。他自成一体，自在安然。一路以来，我无数次想起那位河边的僧人，很难说是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拥有类似的状态，或者仅仅只是在那一刻他让我心有萋萋：我试图进入他的角色，揣测一个每天黄昏安坐于水边的游方僧人的心情，我仍然很想知道他对那个简单问题的答案：你寂寞吗？

过几天就要离开泰国了，在曼谷前后竟住了半个月，在“River”的日子也该结束了。出发至今，我总感到要记的人和事有很多，总在边写边漏，再边漏边捡，可同时，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也许现在我该抓紧时间赶回去，拎了水桶，提了水枪，再伙上我喜爱的小姑娘，最后上街大战一场。

邦兰普

“River“门前

桥下的人，曼谷

wodetianna · 2012-04-26 17:04

在荒凉的加尔各答

4/23 加尔各答

我坐在Park Street的麦当劳里，要了一杯大号的美年达，赛上耳机。马友友就像一针镇静剂，总能在瞬间让我镇定下来。今天是我在加尔各答的第七天，我又找到了写字的感觉，我将坐晚上的火车离开，去大吉岭。

离别从来都让我不知所措，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在那样的时刻应该如何举止。那一年，我在多伦多的长途车站和M告别，我看着她哭的像个孩子，只是用力把她搂在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发，却流不出一滴泪，我为什么要在那一刻假装坚强？我们接了吻，道了别，我从大巴上跳下来，头也不回地出了车站。没走多远，我就找了个厕所关起门大哭了一场。那时候，我是如此想念她。

我又想起（而再也不是想念了）一个与我再无瓜葛的人，这感觉就像从抽屉的角落里翻出一枚儿时珍藏的硬币，蒙了尘，没了光泽。对过去的回忆早已让我疲惫不堪，我曾像只牛那样反复地反刍，将与我们相关的那些时间、情绪、去过的地方、说过的话、洋溢过的笑脸、做过的几乎每一场爱反复反刍，这种重复让我疼痛，觉得自己可笑。我甚至还去了她的城市呢，那注定是徒劳的告别，但我仍然去了，就在我开始这次旅行之前。

有时我想，我对旅行给予了过高的希望。那天有朋友在网上问我：你找到自己了吗？这句上纲上线地话听起来竟很滑稽，就像一个英国贵族问中国农民：sir，你的牛排要几分熟。我突然意识到：这仅仅不过只是一场旅行——而已。找住处，走路，吃饭，休息，离开，到达，走路，吃饭，休息，离开，到达。。。。。。我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在重复的动作，我没有理由对这种重复给予更高的希望。如果至今它改变了什么，也许就是像摧毁一个女人的胸部那样抚平了我的情绪，它往往不高不低，不好不坏——这明明就是李宗盛的歌词，写给三十岁时的寂寞。

Rifat和Soumik将我送到楼梯口。Rifat说，I will miss you。我说，me too。他笑着说，Oh, you won’t！其实我很想说，却没有说：Don’t be girly! 别把分别弄的如此扭捏和拖沓。我想起在大理时，同住一屋的小飞和我说的一句话：“再见是为了再见”，其实这也未必。我们互换了邮箱、电话、甚至还包括彼此的家庭住址——因为彼此信誓旦旦地说要互寄明信片。我们在楼梯口相拥而别，我无法揣测他俩当时的心情，只是，我发现自己竟然对这个场面有些漠然——我并非已是铁石心肠，在那个拥抱的瞬间无动于衷，相反地，我出于对告别时伤感气氛的不知所措，匆忙挥手下楼了，就像当年与M告别时一样。而当我再次背上沉重的行囊，一个人缓缓汇入阳光下的人流，即便对身后的一切有一种淡淡的怀念，可再出发时的感觉竟是如此之好——不知从何时开始，我越来越迷恋这种感觉，往往在一个地方呆上一阵子，少则两三天，多则七八天，心里的某根时针便会自动拨到“离开”，如果那时因为种种原因耽搁了，比如在曼谷等飞印度的那些天，便会焦虑。在加尔各答的第五天，我的时针告诉我，该走了。

从地铁站到麦当劳短短的距离，看着熟识的街景，穿行在人群之中，我突然冒出一个设想：如何将上海改造成加尔各答。首先是选址，必然是过去的法租界，那片寸土寸金的地段，接着空降一万吨（也许要十万吨）垃圾，放养一万只（也需要十万只）乌鸦——也许根本无需放养，它们会随着垃圾的堆积自然繁衍，搬空所有寄生于老洋房里的高档酒廊、会所，住入平民，最后任由那些老房子在日晒雨淋里日渐不堪。做完这些，或许就有些形似了。加尔各答实在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城市。还在曼谷机场时，我想到了杜拉斯，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在加尔各答不想想杜拉斯几乎就是犯罪。我没看过那部据说由空镜头串起来的著名的影片，不知道我即将前往的那座城市何以荒凉。候机时的我百无聊赖地在纸上乱涂乱画，一个老外女人饶有兴趣地凑过头来看，问我那是什么。我说不知道。她好奇地问：你怎会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我说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那个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的名字叫威尼斯。可是，此时此刻，我却写不出一点和杜拉斯沾边的文字，我完全不在“荒凉”的状态。加尔各答的几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人类学家，为了写一篇“印度大学生生存状态”的论文而下了生活。

这几天，我几次打开电脑试图写点什么，却总是无奈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字能力根本无法表达内心对于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复杂感受。当我坐在从加尔各答机场进城的车上，莫名其妙地好几次几乎涌出眼泪——与其说那是情绪波动，不如说是一种源于外部刺激的本能的生理反应。我曾独自站在人头攒动的街上傻笑着自言自语：刺激啊，刺激！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幼稚而懵懂的动物没头没脑地闯入了一片被经验老道的野兽们统治的森林：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如此不同：混乱的街道，拥挤的人群，斑驳的建筑，有轨电车，各种噪音，各种气味，烈日，烟尘，垃圾，无处不在的乌鸦叫声以及它们掠过地面的影子。。。。。。所有的无序仿佛都在按照一种“印度逻辑”惯常地运作着。我真想将这一切丢进一只陶罐中煮烂、烧焦、再混入咖喱、尿液和所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印度香料——熬出一种“加尔各答味道”。

当然，那还是我第一天刚到时的新鲜感受，现在我仿佛已经变得对一切见怪不怪了，我开始不再担心走路会踩上狗屎，开始用右手将米饭和上咖喱往嘴里送，开始舀着凉水冲澡，开始站在街边喝便宜的奶茶，开始对落在窗边的乌鸦见怪不怪，开始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跳上似乎永远都停不下来的公共汽车（第一次没抓紧，险些掉下来）。我如此快速的适应了这里，要托Rifat的福。他在一个榨甘蔗汁的小摊上“捡”到了我——这个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词如此形象地形容了当时的状况：我刚把包丢在Sudder街肮脏的小旅馆里，下楼解渴，一个印度小伙与我搭话，并像个职业导游那样带着我到处转悠，后来我知道Sudder街满是貌似Rifat的职业骗子，他们像老朋友那样上来搭讪，然后索取导游费。所以遇到Rifat只能说是我的运气好，如果我是基督徒，他几乎就是我的加尔各答天使。

Rifat不仅带我吃喝，还提出如果我不嫌弃，可以搬去与他同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速度快的让他都感到惊讶，他补了一句：那里的厕所很糟糕，你不介意吗？我当然是介意的，没说而已，只是小旅馆的厕所里那股永远冲不干净的尿骚味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来亲眼所见之后方知，他所谓的“糟糕”只是厕所没有顶棚（下雨时倒省事），洗澡没有淋蓬头，需要从桶里舀水往身上浇。

我跟着Rifat从大路拐进小路，又走了十来分钟，便到了住处，一栋英国人殖民时期的遗物，被一群大学生和几个孤寡老人瓜分了。他和另外两个学生合租一室。如果在上海，那楼里至少应该有一个上档次的西餐厅，簇拥觥筹交错的食客，还有操伦敦腔的waiter问：sir，你的牛排要几分熟。可那房子年久失修，已看不出外墙的颜色，没有餐厅，更没有衣冠楚楚的食客，只有一间间挂满蛛网和牛仔裤的房间（没有衣柜，他们将所有的衣服晾在绳上）以及成日光着膀子、无所事事、操正宗印度腔英语的印度小伙们。房东对我这个外国人很友善，我不必睡在Rifat房间的地上，而是搬进一间空屋子。Rifat为我换上干净的床单和枕套，那上面竟然还（TMD）有洗衣粉的味道！——那味儿对旅行中的我而言比大麻都要给力。我第一次在旅途中敞着门睡觉，因为房东的一位远亲与我一样，在此蹭住，他总在半夜回来，在我身旁那张肮脏而凌乱的床上囫囵地睡到天亮。有几个夜里我听到他的动静以及均匀地呼吸。只是每天他都离开的很早，所以从未与我照面。

我还结识了Rifat的室友Soumik，他好客地带着我在城里闲逛，过马路时屡屡伸手拉我，仿佛怕我被横冲直撞的汽车撞飞，我承认刚到印度的这几天，我的确有点呆头呆脑，只是我没对他说：我从上海来，也见过些阵势，应该不至于不会横穿马路。Soumik指点我吃这吃那，都是一些价廉物美的食物——美味倒是其次的，廉价、即食即饱似乎是他以及那些小吃摊上的食客们选择食物的首要标准），那一刻，想着自己日益萎缩的荷包，我意识到，其实我和他们是一伙儿的，都是发展中国家的苦难阶级兄弟。写到此处，我又不争气地饿了，想起离此地不远，便有一物解馋：此物唤作Dhosa，南印度特色，用面饼裹着土豆和豆子和成的馅，沾着咖喱吃，味道不可谓不鲜美，关键是扛饿。Soumik书读不进，辍了学，如今最大的愿望是通过弹吉他改变人生。可是，以我一个外行看，他实在天资平平，相比之下，Rifat的吉他却弹得了得，他无师自通，短短一年时间已达到了惊人的水平。这让Soumik很不平衡，他隔三差五地往吉他老师家跑，却还及不上Rifat一半。我有一回跟着Soumik去了他的老师家（我跟着Soumilk和Rifat去了很多地方，比如医院、清真寺、火车站、菜场、Mother Teresa之家、Rifat的女朋友家等等），我和那位对中国音乐充满好奇的老师，一位印度文艺青年，相谈甚欢，可恨我的音乐知识匮乏，当他问起我中国的摇滚和民谣时，我只能和他谈谈崔健与王洛宾，可纵使崔健可以代表中国摇滚，王洛宾的西部民歌似乎又无法代表中国民谣。为了加深他的感性认识，我还恬不知耻地用口琴为他吹了“一江水”。作为交换，他为我演奏了印度民谣，Soumik在一旁跟着大声唱和。

Rifat是穆斯林，虽然不会像他的祖父那样一日祈祷七回，但至少仍是处子之身。他问起我的“性经历”，我说：It’s a complicated，但我说很羡慕他。他问我为什么，我说物以稀为贵。也许，我羡慕的只是他有信仰这回事，正如儿时我羡慕隔壁邻居买了新的变形金刚，“孩之宝”的，而我那时只能玩玩地摊货。Rifat对我说，Religion is to make you be afraid of things that you can’t do。和他相比，我显得太没有原则，太百无禁忌了。我在遇到Rifat的当晚就在sudder街附近一处拐弯抹角的小旅馆里见到了他刚刚到此的叔婶和祖父母，他们从北方的家乡赶来看病，我和他们一起吃了饭，在他们的笑声中邯郸学步般吃完了我的第一顿手抓饭。饭后我和他们一起去了医院（印度的医院竟然在晚间也有门诊），在拥挤的医院里等了近一小时，Rifat去别处办手续，留我和祖父一起，我们几乎无法交流，只是看着对方笑。他戴着厚厚的眼镜，但我仍然可以从他分明的五官和挺拔的鼻梁看出他年轻时定是个帅小伙。他病了，很虚弱，总拧着眉头，即便像个孩子一样裂着嘴笑，也脱不了一副肃穆的神情——我不知道那是否源于他的信仰，仿佛总有什么让他警惕着，这让我想起在老挝的万荣时，那些喝得烂醉，当街呼呵的洋人们。我大概明白了为什么那些白人会如此害怕本拉登，如果眼前这位大胡子老人拿起AK47冲企图焚毁清真寺的异教徒们开枪，我绝对不会用手指盖住嘴巴，睁大双眼说：OMG! 一路上Rifat和他手拉着手，两人有说有笑。

在加尔各答的七天，除了和Rifat、Soumik在一起以及惯常的独自游荡，几乎没有刻意地去任何景点。晚上他俩喜欢过来串门，我想我这个新来的住客多少也给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增加了一点生气，即便我这个住客本人显得毫无生气——Rifat热爱板球，有一晚拉着我看比赛，可是任他如何苦口婆心地讲解规则，我都昏昏欲睡。更多时候，我一个人留在房间乱涂乱画，自娱自乐地打发时间，我将那些乱七八糟的涂鸦当明信片寄给朋友，在每一张上写：在荒凉的加尔各答。Soumik喜欢在我身边弹琴，秀他实在不敢恭维的琴技，我碍于情面说了一堆昧良心的恭维话。他常常在弹性正浓时突然停下来，体贴地问我会不会太吵，我说不会（我又一次做了虚伪的中国人），他补了句：Be honest！这让我继续用下一个谎言圆我最初的那个，我说：No! Keep going. 我总不能说：Ok, to be honest, you suck and 洗洗睡吧。

昨天Soumik听说我要走，很不情愿，他建议我一直住下去，甚至可以和房东商量管我三餐。我向他解释：我在旅行，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即便他并不理解为什么我就不能再多呆三五天（我并未向他解释那根内心的时针），还是陪我去买火车票，可并不顺利，我见识了印度铁路订票系统的复杂，要预定近期的票根本不可能，最后还是问了Rifat，去外国人订票中心才订上。有时候，我可以明白地感受到Soumik对于Rifat的那种也许是源于比较而产生的不满，即便听不懂他们之间的对话，从神情也可以看出：他显得什么都懂得多一些，脑子快一些，说话幽默一些，吉他也弹得好一些。可是，在我看来，即便如此，Rifat和Soumik目前的生存状态很类似，当然，聪明的Rifat未来不可限量，但也保不齐在若干年后两人的地位倒置，Rifat只是加尔各答街头一个平平无奇的上班族，而辍学的Soumik竟成了somebody也说不准，只有祝他俩好运了。

Rifat和Soumik让我在加尔各答这座绝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找到了栖居的感觉。加尔各答的经历注定要让我将这个结尾写成感谢信。记得曾为了谋事对Soumik道谢，招致他失望的目光，他认真地说：在印度，朋友之间不说谢谢。可我还是想在心里谢谢我的印度朋友，谢谢Rifat将我从肮脏的小旅馆里“捡”走，谢谢Soumik带我填饱肚子。。。。。。

此刻我想离开的和不舍的竟是同一座城市——加尔各答。

忘了名字，在豆浆里加入洋葱和奶酪的饮品，辛辣，扛饿

Rifat （穿衣者）

Rifat和他的祖父

Soumik

Soumik坚信她这样是为了诱惑男人，事实是什么？

加尔各答，住处楼下

出发的感觉总是很好

wodetianna · 2012-05-18 09:19

5/18 瓦拉纳西

失语

这几天持续的高温，昨天达到48度，一整天人都迷迷糊糊的，日落后更是萎靡的睁不开眼，九点不到，我就躺倒在河边的码头上，即便nini不止一次告诫我夜里不要在这里睡，我还是睡着了。朦胧间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恍惚地应着，听着脚步声由远及近，睁眼看，是matali。他来找我下河游泳，我说太累了，哪儿也不想去。他坐下，掏出手机放歌，问我是否介意，我困的连嘴都张不开，只是摇摇头。

我又睡着了，直到再次听见有人在高处喊我，睁开眼，matali已经和他的音乐一同消失了。岸上漆黑一片，又停电了。瓦拉纳西白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停电，晚上则是断断续。nini告诉我20年前的瓦拉纳西就是这样，如今依旧。我听出那声音就是nini，可是摘了眼镜，完全看不见他在那里，只能看见身旁的恒河泛起的粼粼波光，以及不远处熊熊燃烧的烈火。

记得刚到瓦拉纳西的第一个晚上，matali带我看烧尸。我们坐到焚尸场的高处，matali一边给我讲述印度教烧尸的种种习俗，一边用手机放一首印度流行歌曲。那歌曲的欢快节奏和眼前的凝重气氛格格不入。后来又来了个是十来岁的孩子，blidum，他上来和matali打闹了一阵，被推开后，掏出手机自娱自乐。blidum显然深谙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他将手机递给我们，于是，我从一块龟裂的狭小的手机屏幕上看到了一个金发裸女正努力将一只硕大的男性的生殖器塞入口中。blidum用破碎的印度英语问我是否喜欢。我想，作为一个正常的，没能摆脱肉欲诱惑的男人，对这一幕还是喜欢的，可是，那一刻，好几具尸体正在面前化为灰烬，灼热烟尘扑面而来，你甚至偶尔可以听见那里头传来一两声巨大的炸响，仿佛儿时在爆米花摊头上听到的那种声音，可那却是人头在高温里爆裂！一柱柱白色的浓烟从火堆里升起，裹挟着木屑、骨屑，被风扬的到处都是。在我睡在旅社天台上的那些天里，每天清晨都可以在铺上和皮肤上发现一层灰白色的粉末。而与此同时，一个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孩子却在一旁追问我对于一部A片的感受，这让我别扭的哭笑不得。这类复杂的，看似相互矛盾，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极契合的情境每天都在这里发生着（性和死亡都是我们绕不开的基本的生命主题）。

从到瓦拉纳西的第一天开始，我越来越不知道该写点什么了，因为我意识到，相对于这些全新的、强烈的感受，文字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不止一次（也许这是第三或第四次）打开电脑，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越是深沉的感受越是私人而抽象，无法诉说。那晚我在旅馆的天台上和美国人david聊天，他让我用一个词形容我对瓦拉纳西的感受，我说是：speechless，这里让我失语了。

我一整天都没有见到nini，他说在朋友的家里睡了一整天，因为病了。他从两天前开始就显得萎靡不振。他坐在我身边一直咳嗽，我说你该吃药。他说不用，一会去恒河里洗澡，之后再去庙里拜湿婆，相信会好的。我本打算和他一起去庙里，可是当他游泳回来后，我发现自己累的一动都不想动，决定直接去船上睡了。码头上泊着好些船，我分不清那艘船是nini的，他便喊来matali，领着我上船，自己去了庙里。

最初，我在旅社的房间里住了几天，因为太闷热，干脆睡到了天台上。那时候天台上的厨房还在营业，每晚都有一个厨子和一个打扫卫生的老人陪我同睡，前天开始，厨房关了，现在正是旅游淡季，淡的在旅馆里好几天都见不到一个生面孔，厨子去北方避暑了，老人也不见了，我独自在天台上睡了一夜，半夜被顶棚上的响动惊醒，一群猴子蹦跳着下到了天台上。我抄起身旁的木棍在地上敲打，想要吓退它们，他们已不是第一造访，只是如此兴师动众还是第一次，应该是欺我人少，可它们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而是犹豫着停在原地，我赶紧溜回了房间。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夜里走的慌张，把拖鞋忘在了楼顶，上去一看，木棍不见了，几只花盆碎了一地，索性拖鞋还在。当晚我开始睡在nini的船上，准确地说，那是他的哥哥meshi的船。

Matali领着我走到栓船的码头，远远就见到meshi和pintu坐在船里，我从一只船上跳到另一只船上，如此跳了五六只，跳进他们的船。他们正在喝酒，几个半大的孩子已喝醉，blidum光着膀子倒在舱里呼呼大睡，palu见到我，上来勾肩搭背。而我走动了一阵，睡意渐消，又被众人一劝，想想喝酒有助睡眠，便接了pintu递过来的whisky。Pintu舌头打着嘟噜，开始给我讲述他野心勃勃的商业计划，palu则在一旁借酒撒疯，开始表现的像个真正的小混混那样冲我骂骂咧咧，也许只是一些下流的玩笑，见我无动于衷（主要是我听不懂），他开始上来推推搡搡，最后拎起啤酒瓶开始戳我。我毫不怀疑多年之后，这个孩子会像很多瓦拉纳西码头上年轻人一样，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混混，他甚至会是一个小混混的头目，就像meshi那样，这几乎是他的宿命，而当他的啤酒瓶开始捅到我的敏感部位的时候，我意识到那关乎我以及我未来的妻子下半生的幸福。在那一刻，我觉得被冒犯了，这个小孩儿根本激不起我半点对于儿童的怜悯之心，我决定给这个家伙一个教训。我将他的酒瓶拽过来，随手丢进河里（这是为了效果，其实我无意污染恒河），反手将他按倒在船板上，就像西部片演绎的那样，为了确保让他明白我的意思，我用最简单的英语，用一个混混的口气恶狠狠地对另一个混混说：you fuck me, I fuck you。Palu被吓住了，不停地说sorry，那一刻，我第一次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个属于孩子的眼神，恐惧的眼神。我松了手，他的酒仿佛一下醒了，闷闷地坐到meshi身边一声不吭。

我喝完一杯，便倒在船头睡了，依稀中听见pintu一直在说话，他平时少言寡欲，酒后竟是如此善谈。身旁偶尔有游船经过，马达声在寂静的夜里极刺耳，无风，船在水面上几乎一动不动，不时听见身旁的水面上有鱼跃出，或有人游过，瓦拉纳西是一座真正的不夜城，随时随刻都会有人在恒河中沐浴或敬拜。六点刚过便醒了，太阳从河面上跳了出来，刺目的阳光和潮湿的热气让人再也无法入睡。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醒来，pintu应该还在宿醉，独自坐在船头上冲着河面发呆，meshi用胳膊挡着太阳，还在睡。岸边再次回到一如既往的喧嚣状态，当地人和来自印度各地的信徒在河水里沐浴，一旁的烈火依旧熊熊地燃着，骨屑随着水流，缓缓地往太阳的方向流去。

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写完在瓦拉纳西的这段经历，即便很难找到继续下去的意义，至少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为将来留下一些回忆的线索。

恒河上，这些生猛的孩子们

我的手，这是nini的作品，他是瓦拉纳西最好的henna师傅之一

wodetianna · 2012-05-22 20:20

5/19 瓦拉纳西

Nini

我在瓦拉纳西已经待了整整两周。昨天在茶摊上遇到的一个韩国人惊讶的问我，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酷暑，以及每天如何打发这漫漫长日。

关于天气，其实三周之前（中间一周我去了菩提迦叶）还没有如此的不堪忍受，而且那时候旅社的天台还没有被猴群占领，晚上还能在上头睡个好觉。而自我从菩提迦叶回来，天台成了猴子的地盘，停电也越发的频繁，在屋里如同蒸桑拿，甚至躺在船上也是热气逼人，我猜那是恒河正在挥发白天吸入的巨大热量。

至于如何打发时间，在我去菩提迦叶前的那一周，这似乎从来不是问题。那时候，我就像新婚燕尔一样不想离开瓦拉纳西。至于现在，因为天气和一些说不太清的感受，我决定离开这里，继续上路。我将坐明晚的火车离开，去阿格拉，看看泰姬陵。此刻我甚至有些怀念在泰国时一个人走马观花般的旅行，简单，寂寞。我迫切地想要回到那种旅行者的感觉，而不是目前的状态——我感到自己陷进了瓦拉纳西，我更像是在此地生活，而非旅行。

刚到瓦拉纳西的第一天让我很不适应，尤其是从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过来——那里让我感觉很不“印度”，更像是个各族裔混居的世外桃源，藏人、尼泊尔人、印度人（更多的是前去避暑的印度游客），而瓦拉纳西拥挤的人群、横冲直撞的auto车（三轮摩的），以及遍布牛粪和垃圾的迷宫般的狭窄街巷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苍蝇掉入蜂巢一样无所适从。

我从大吉岭坐了四个小时的吉普到NJP，再坐一夜的火车到与瓦拉纳西一河之隔的Mughalsarai，从那里搭auto车到瓦拉纳西。在Mughalsarai车站一个新西兰小伙主动上来问我是否同去瓦拉纳西。其实我早在火车上见过他，彼此hi过，只是那时我没有和人同路的打算。我俩一出车站就被一群auto司机围住，和其中一个砍价，他开口400卢比，我觉得太夸张，他问我能出多少，我说最多50。他当然不干，我佯装出站找巴士，他忙上来拉住我说，200吧，新西兰小伙出150，我出50。没想到善良的新西兰小伙没有丝毫的异议，他更愿意花钱避免麻烦。Auto载着我们跨过恒河上的大桥，进入瓦拉纳西。我跟着新西兰小伙去了他预订好的旅馆，虽然便宜，但房间局促，无窗，只有一张晃晃悠悠的小木床，那让我想起监狱。我只在那里将就了一夜就搬走了，也没和他打招呼。

我刚丢下包就去了焚尸场(main burning ghat)，第一次看着一具具尸体在眼前的烈焰里化为灰烬的感觉相当的刺激，我无知者无畏地掏出相机拍照，惹上了麻烦。一个当地人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扬言拍摄焚尸是大不敬，要将我交给警察，让我坐上半年的牢。他的气势生猛，一下就震住了我，我像个犯罪分子向警察叔叔求饶那样诚恳地道歉，希望对方原谅我的无知和不敬，谁知对方得理不饶人，完全不理会我的解释，但他给了我另一个选项：如果付上5000卢比，就算我赎了罪，如若不然，他就去告诉所有人，据他说后果是我会被人乱拳打死。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遇到诈钱的了（在瓦拉纳西，老外们常把scam这个词挂在嘴边——诈钱），我一边想象着自己被疯狂的人群生吞活剥的惨状，一边又真心地不愿付钱，所以就像复读机一样不住道歉。对方见我不肯就范，态度越来越凶悍，直到最后我也火了，两个人开始大声地互相嚷嚷。这时有人在高处冲我们高声喊了几句什么，那人一听，松手就跑了。出声的是个老头，他下来冲我解释，说自己在此开店，很反感这些欺诈游客的败类，并盛情邀请我去他的店里看看。刚到瓦拉纳西，几乎每走十步就会有人冲我喊：“Hey Japan！”或“扣你鸡哇”（我一路以来都被当成日本人，起初还解释一下，后来基本不再解释，而是回答对方：“阿尼阿噻哟”），很多时候那些人的目的无非是想卖给你一些大麻，将你引去某家客栈或丝绸店，刚开始我被这种礼貌性的招呼弄得晕头转向，直到有个路人凑过来在我耳边说：Don’t trust anyone。所以我根本无法信任这个老人，客气了一番就跑了。

瓦拉纳西拥有我见过的最错综复杂的街道，它们如蛇一样相互交缠在一起。晚上我一个人闲逛，很快就迷了路。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人，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报出了旅社的名字，对方说就在附近，并主动将我送到旅社。我一路都在解释我自己能够找到，因为担心（几乎是肯定）他会向我要钱，而对方将我送到后就离开了。第二天一早，刚出门就被人喊住，问我是否还记得他，我摇摇头，原来正是昨晚送我到旅社的那个人，因为晚上光线太暗，我根本没看清他的脸。就此我们认识了，他叫nini，这是当年一个韩国女孩儿送给他的昵称。

我想，如果没有遇见nini，我在瓦拉纳西的经历将是完全不同的，我甚至有可能像很多游客那样，在此地经历过一两场让人失望的骗局之后，偷拍几张焚尸场的照片，然后尽快离开。因为nini，我开始真正地进入了瓦拉纳西，我发觉自己被什么死死黏在了这里，以至于在一周后，我说服自己必须离开一阵子，去了菩提迦叶。这种深入的状态是在过去的旅行中从未有过的，他无法被轻易地描述成好的或者坏的，正如我说的，复杂的让人失语。

我一开始并不信任nini，正如我不信任那里所有的本地人一样。我揣测着他一言一行背后的动机——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具体说是多少钱？通过nini，我很快认识了许多当地人，瓦拉纳西不大，尤其是在沿恒河的码头上，几乎所有人都相互认识。Matali是我认识的第一个nini的朋友，他当晚就带我去看烧尸，他的过度的热情让我很不自在，我始终觉得他对我另有所图，我甚至直言不讳地对他说：Matali，我在旅行，没有钱，你不用陪我，挣钱去吧。Matali听完后忙向我解释自己是个好人，还说他的父亲一度干欺骗游客的事，他为此很难过，数次劝过父亲。Matali是婆罗门，并很以自己的出生为傲。他在湿婆金庙干活，也只有婆罗门才有资格在那里供奉他们的神灵。后来我们熟了，他开始让我替他介绍旅馆里抽大麻的客人。

这里的许多年轻人都是类似的生活状态：和游客搭讪，当导游兼着卖毒品。导游（guide）在这里不是什么好词，nini不止一次看到警察就刻意和我拉开了距离，因为怕被当成guide捉去。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里在码头上无所事事，闲坐、喝奶茶、打闹、开玩笑（主要是黄色玩笑），他们像守候猎物一样守候着外国游客。而nini却不同，他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末，一心想要读BFA（Bachelor of Fine Art），做一个艺术家，那是他的梦想。大部分时间里，他帮着哥哥meshi在茶摊上干活，其余的时间在一个学院进修，准备BFA的入学考试。因为谈到画画，我们有了很多共同话题。我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真正开始信任nini的，我发现在瓦拉纳西要信任一个当地人是如此之难，而当信任真的产生时却又是如此自然。

和nini认识的第一天，黄昏时，他和matali带着我去了湿婆井(Shiva’s well)，一个四方形的水潭，水源来自地下深处，一侧有甬道沟通几米外的恒河，不论旱季雨季，水面永远都神奇般的保持着相同的高度。据说那里是Shiva和他的妻子第一次沐浴的地方，是印度教徒心中的一处圣地，一个巨大而神秘的能量场。源源不断的教徒在水中沐浴，为了得到神的力量和赐福（尽限于男性，女性只可用井水沾湿身体）。Nini和matali陪我在井边站了一会，纷纷脱了外衣，只穿着内裤，噗通两声跳了下去。接着一群孩子也加入了他们，众人在水中追打。Nini在下面不停叫我，matali像个小孩一样偷偷向我泼水。其实那场景看的我心痒难耐，可是那时我的大脑却没闲着：我是否该回旅馆换上游泳裤呢？井水浑浊不清，上面还飘着一些不明物体，岂不是很脏？我水性不好，那群疯得没谱的人会不会让我吃亏？。。。。。。我坐在岸边，一边微笑着拒绝着nini，一边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Nini仿佛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跑上来对我说：“有的人觉得水脏，下去之后就会生病，如果你相信它不脏，就不会生病。”我听完，便再熬不住了。不记得那一刻我是否在心里骂了一句：爱你妈谁谁把。反正我也和他们一样，脱了鞋子、裤子和短袖（还摘了眼镜），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正值日落，井水清冷，我在水下睁开眼，一片青绿色的浑沌。当晚，我非但没有感到身体不适，反而在扳手腕比赛中连挫数人，包括两个比我身高马大的印度黑汉，意料之外的胜利让我乐得屁颠屁颠儿的，我向他们解释：This is Shiva’s power！我想，那潭肮脏而神秘的井水对我有着巨大的魔力，正如瓦拉纳西那座肮脏而神秘的城市一样，可是如果没有nini，我是不会在到瓦拉纳西的第二天就跳进水里的，也许我从一开始就信任了他。

我开始每天出现在nini的茶摊上，在那里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他的几个哥哥以及其他的一群朋友。瓦拉纳西是印度教的圣城，相当于基督教的耶路撒冷，所以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来自印度各地的信徒前来沐浴和朝拜。我想，对于许多来自偏远地区的人们而言，我这张亚洲面孔还是很有新意的，他们不时过来和我搭话，一如既往着印度人的聊天方式：你来自哪里？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结婚了吗？你挣多少钱？。。。。。。我意识到，在瓦拉纳西，我的沟通能力迅猛提升，可是我并没有说很多话，大多数时间里，我只是沉默地坐在一边，观察周围的一切，那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刺激、充满观看的乐趣。现在想来，也许正是这种安静而松弛的状态让我自然而轻松地进入了他们，和周围的人们打成了一片。当我和blidum那群小黑孩儿手拉手在街上晃悠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看到对面走过的老外瞟过来惊讶的眼神——他们多是行色匆匆，有的甚至不愿和那些向他们打招呼的当地人交换眼神，我能理解他们的担忧，甚至是恐惧，就像我第一天刚到瓦拉纳西时的不适应，而他们看我那一刻的眼神又让我有种洋洋自得和对他们的奚落——我打心眼里瞧不上他们的旅行方式，只是现在我的想法已有所改变，会在以后细说。有时候，我自身的这种“人来熟”的、松弛的、甚至是放任而游荡的状态让我自己都无法解释：很多时候我似乎很容易交到朋友，可有时却又对人群厌恶和恐惧，哪个才是真正的我？也许全是或不全是。

我和nini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我很快地习惯了每天一早在茶摊见到他，喝他煮的茶，下午收摊后我们一起沿着河边散步、聊天，或一起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画画。在瓦拉纳西，我画了很多画。画画不再仅仅像过去那样帮我打发时间，更吸引来大量好奇的看客，meshi就极热衷，他甚至让我开始在他的身上随心所欲地描绘我想象出来的图案，他觉得那些图案看起来很像纹身，很酷，却又不必遭受纹身之苦。自此，我开始拥有了相当数量的“客户群”，他们主要是以blidum和palu为首的那群野孩子以及码头上的年轻人，虽然没有金钱上的回报，却开始偶尔在街上被人喊住请喝茶。在画画这件事上，我再次表现的没有原则，我甚至助纣为虐，帮一个想向中国游客兜售大麻的小伙儿设计了一个招揽客户的图案。他虽然看不懂中文，经我一番解释后乐得心花怒放。我开始带着我的素描本每天在茶摊上闲坐、在码头上闲逛、和熟人打招呼、随意聊天、和孩子们没头没脑地打闹、游荡。每天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不会知道接下来的一天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而所有那些事仿佛就像市场经济一样被一只无形的手安排着，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好像只需一早走到茶摊，坐下，喝上茶，不必说什么，也不必计划什么，所有的事情就会主动地找上门来。

这篇虎头蛇尾的文章从瓦拉纳西一直写到现在的阿格拉。今天是我在阿格拉的第三天，现在是凌晨一点半，昨天看了泰姬陵，短暂的停留，我将在三个小时后出门，所以也就不打算睡了。即将面临一段漫长的、充满未知的曲折旅途，目的地是尼泊尔。印度的炎热让我的大脑和身体彻底失去了功能，不得不决定提前离开印度。我不在乎尼泊尔有什么，只希望那儿能让我白天可以出门走路，夜晚可以睡个好觉。

下楼收包，洗澡，早安。

nini，收摊后我俩在河边刷盘子

meshi，正在展示他手臂上的新“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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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婆井里的matali

瓦拉纳西如同一块粗砺的磁石，吸住了我。那是我们晚上睡觉的船

wodetianna · 2012-05-27 15:49

5/25 蓝毗尼，于韩国寺

他们

还在阿格拉时，收到日本女孩牧子发来的照片，照片里的她正和Palu在茶摊上拗手劲，我和meshi在一旁围观，笑得花枝乱颤。如果不是她信守承诺，发来照片，也许我很快就会忘了她。

在瓦拉纳西，我时不时会“捡到”一些人，牧子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清早我一个人在码头上闲逛，她将我当成同胞上来打招呼问路。我领着她去了要去的地方，下午竟在茶摊上又见到了她。起初她显得拘谨，两杯茶下肚，很快便和那群孩子闹在了一处。我发现blidum和palu这群孩子即便天天脏话连篇，手机里至少有5部以上的A片，当见到活生生的漂亮姑娘时，竟然不好意思上去搭话。我心怀拨测地将他们往过推，他们便一个劲傻笑着地闪躲。反倒是牧子很大方，将孩子们拢在怀里，像抚摸小狗一样摸摸他们的脑袋、捏捏他们的胳膊，嘴里冒出一连串日文，想必是：“好可爱哦”之类的吧。

即便是淡季，像牧子这样的亚洲面孔还是会偶尔从茶摊前经过，每每那时，meshi和那群朋友总是冲他们大呼小叫。这种粗旷的打招呼方式往往适得其反——他们多半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开。尤其当看到年轻漂亮的亚洲女孩，他们就会用别有用心的眼神看我，怂恿我上去搭讪，用meshi的话说，“将你的故事告诉他们”。我不可能将我如何与这群小混混整日厮混在一处这样的“反面教材”讲述给她们听，可是，我意识到，的确有好几个女游客，比如牧子，她们将我误认为了“艺术家”：当看到一个亚洲青年豪发无损地在挤一群小混混堆里画画、和他们说说笑笑时，对他们产生了初步的信任。这让我有些矛盾，我很高兴她们可以更深入地和当地人交流，但同时，我又有些庸人自扰地担心起她们的安全。meshi和他的几个朋友通常会主动地提出带她们去一些神庙或者“游客不知道的”的神秘所在。我对后续的事情没有更多关心，也许我相信，即便她们是女生，也应该在旅途中学会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而每个人的选择，即便是选择危险，也总有她的原因，也就是说，所有的选择也许都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有时，我杞人忧天的事情正是某些旅途中的女性所寻求的，那也是有的。

除了东洋人，我还捡了西洋人，比如Chris。那天一早我被热醒，迷迷糊糊地下到焚尸场，怔怔地坐在高处看烧尸。那是日出之前，河面上笼着一层薄薄的浅灰色雾气，只见一艘小船缓缓驶近岸边，从上面跳下一个金发小伙。也许是因为那时我没有醒透，或者是氤氲的雾气以及烧尸燃起的烟尘增加了那一刻的奇幻色彩，我眼看着那个小伙身手矫健地径直爬了上来，一屁股坐在我的身边，冲我扬起一张灿烂的笑脸，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把手伸了过来：“Hi, I’m Chris”。

Chris一早刚到瓦拉纳西，便急匆匆地租了船游恒河。他是第一次看烧尸，感受很强烈。用他的话说，那场面surreal！（超现实）我们一直坐到日出之后，我受不了扑面而来的热气，建议离开，那时，一具尸体刚刚被点着，chris觉得那时候离开有些奇怪，有些不敬。后来，一次我们在街上遇到抬尸体的队伍时，他本能地低头，闪在路旁。而就我的个人感觉而言，我可以在任何时间离开焚尸现场，因为死则死矣，一具人的尸体和一只鸟，一只猴子的尸体别无二致，只是一堆正在泯灭的、不再存有灵魂的、冰冷的碳水化合物而已。

Chris是爱尔兰人，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拥有两个看似完全不相关的硕士学位——政治学和工程。和chris聊天是件很轻松的事，他丰富的知识结构可以轻易地理解我的许多想法，并且反馈给我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那晚我们在旅馆的天台上聊了一夜，在坐的还有一个美国人david，他学哲学出生，对东方哲学研究的很深，我们神聊了一番对瓦拉纳西的种种感觉，即便是像david这样对印度教有许多理性认知的人在瓦拉纳西也充满了困惑。我将我和nini以及那群朋友每天的生活讲述给他们听，这让他们很惊讶，尤其是chris，他每天都去城里的一家西式餐厅吃饭，坐在Air-conditioned的房间里消磨时间（可惜因为断电，空调形同虚设），完全无法想象我白天和那群小混混呆在一起，晚上还去他们的家里吃饭。后来我们聊到了民主（在类似的国际性扯淡中，这仿佛是一个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chris开始言之凿凿地谈论他的一整套民主体系，受限于英语水平，加之已是深夜，我困的实在无法集中注意力，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我记住了他的表情：那种和平日里的随和形成鲜明反差的表情——像极了一个政治家在台前幕后的双重面目。David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提问，他语气平和，但问题往往让chris变得更加激动，我注意到他很多时候甚至在有意地规避着david的眼神。我想，chris是个难得的聪明人，放到我国，基本可以算是“四有新人”，他如果在十几二十年后成为爱尔兰总理，我都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只是，当一个在印度与当地人没有深入交流（因为缺乏信任，几乎在有意地规避着这种交流）的人正在大谈印度的民主和宗教该往何处去时，总让人感觉有些悲哀。而david却像一个最典型的哲学家那样鲜有结论，他只是不停提问，那些尖锐的问题常常让chris脸红脖子粗。我们一直聊到后半夜，楼下依然不安静，焚尸场就在楼下，可以闻到刺鼻的烟火气，看见白色的浓烟缓缓升起，融进黑色的夜幕里。

当然，我并不讨厌chris，即便我越来越感觉到他的言谈举止中有一份自傲。我甚至让他住在了我的房间。他每天仍然会准点去那家air-conditioned餐馆报道，偶尔来茶摊看看我在干嘛。与日本女孩牧子不同，chris总是无法彻底松弛下来，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大脑永远都在高效地运作着——它评估着周围的人群，揣摩着一切丢给他的问题背后的动机，然后找到最合适的答案。比如，当有孩子拎起他的手腕，好奇地打量那块金光灿灿的手表时，他飞快地说：那表是便宜货！但是我父亲的礼物。

Chris和我住了四天，临出门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You know what, I appreciate your style of travelling… 他说自己也希望可以有机会去印度人家里吃饭，和他们的孩子玩在一起，那样so cool。作为他，最后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其实，我倒很想对他说：you know what, I 也很appreciate 你能这么说。

chris和我闲着无聊，在天台上飞飞机

我们叠的飞机竟然一样。。。只不过我的“中国制造”那一次质量严重不过关

深夜，天台下的恒河

wodetianna · 2012-05-29 18:47

彼岸

5/29 夜，博卡拉

三个人住在一起，韩国美眉june和她的美国男友ryan，我们三个从蓝毗尼开始住在一起，一路来到博卡拉，多少有点共患难的感觉。明早各奔东西。June正在网上和她的父亲说话，ryan在和美国的朋友煲电话粥，小小的房间里充斥着东西方两种语言。我打开电脑，开始自己和自己说话。

博卡拉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完善，对于从印度过来的我们而言堪称天堂。终于不用一边流汗，一边写字了。字是越写越慢，仿佛拖沓的学生拉下了许多功课，当下开始追赶回忆，希望在博卡拉多少可以赶上一些。

还是在旅行之前，当我看到关于瓦拉纳西的纪录片时，就好奇为什么恒河对岸是一片杳无人烟的荒漠，那时我便想如果有机会要过去看看。我问起nini，他的答案是：雨季时恒河泛滥，岸边住不了人。后来我遇见一位baba（圣人），他告诉我，整个瓦拉纳西都建在此岸，是因为当灵魂离开肉体之后，会跨过恒河，向彼岸去。

过河的愿望在一天下午轻易地实现了。在瓦拉纳西，我常常不能完全理解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几乎不会说英语的孩子们的想法，所以当palu拉着我的手，冲我费劲地比划一番之后，我也没多想就跟他上了船。Blidum和一群孩子已等在船上，原来他们是想到对岸打酒——其实那算不上酒，而是一种棕榈树分泌出来的白色的粘稠汁液，味道类似于米酒，比米酒酸，喝多了同样上头，他们叫它Dali。小船不一会儿就到了对岸，大家凑了点钱，blidum和几个孩子穿过那片沙漠，去村里打酒，我和palu看船。Palu坐不住，扒下衣服就跳进了河里，他在下面喊我下去，但那时的我对在恒河里游泳还有所忌惮，推说累了，倒在船上休息。等了很久不见那帮孩子回来，我就叫上palu一路找过去。

我终于踩上了那片荒漠。我脱了鞋，拎在手里，细软的黄沙被太阳晒得滚烫，里面混杂着坚硬的石子，除此之外，尽然还有一些白色的海螺。Palu见我捡海螺，便也在沙里翻找，不一会就捧回一把给我。只见他从里面挑出一只，夹在指间一吹，竟然发出一声尖利的啸叫！在那个静谧而炎热的午后，那声音仿佛在沉闷而稀薄的空气里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我学着他的样，却无论如何也吹不响。Palu手把手地教我，直到我们一前一后、此起彼伏地吹响海螺。阳光照的我睁不开眼，热气让我昏昏沉沉地落在了后面，palu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前面，不时回头冲我吹响海螺，我眯着眼望他，背着光，恍恍惚惚的，有一种chris所说的“超现实”的感觉。Palu跑过来，拽着我往前走，边走边指着四下对我念叨：night，cobra，many cobra… 于是我想象着在夜里，眼镜蛇从地下现形，穿行在沙丘之上，在它们的头顶，月色如水，那些轻盈的魂魄飘过恒河，由彼岸而来。

第二次去对岸是在我去菩提迦叶的当天，为的是喝到头一道dali（据说最纯），我们在日出前便出发了，同行的除了meshi和他的朋友们还有澳大利亚人matt。Matt一个人骑车周游亚洲，走到瓦拉纳西便停住了，我看出，他和我一样被什么牢牢地吸在了这里，他比我更沉默，常常只是坐在一边喝茶、发呆，几乎不会主动与人交谈。我和matt交谈不多，但却有种无法言说的默契。我们将船泊好后，meshi和他的朋友们先进村了，我和palu，matt还有另外一个印度朋友慢慢坠在后面。一路上，我不时回头望着瓦拉纳西，那座据说比耶路撒冷还要古老的城市在眼前成了一条起伏而多彩的天际线，仿佛一座海市蜃楼。

众人穿过那片沙漠，在村里的一处农舍会和了，那里也许是同行某人的farm house（他们所谓的老家），大家开始撕开薯片和花生，就着dali吃喝起来（在印度这个贫瘠的素食者国度，下酒菜不可能是中国时的大鱼大肉），有人源源不断地骑着摩托送来dali，我们便肆无忌惮地喝，直到最后大家都有些上头了，而那几个孩子已经彻底醉了，palu更是无缘无故地去招惹一个壮汉，被对方提着棍子一直追杀上了房檐，众人见状哈哈大笑，两个当事人也被自己逗乐了，最后杀手放弃了猎物，凶器也成了运动器材，壮汉转手打起了板球。

散席后meshi和他的朋友们往别处去了，我和matt跟着一群孩子坐船回瓦拉纳西。我们再次踩上滚烫的沙地，一路上palu死死缠着我，他镖着我的胳膊，将我的手拽过去，紧紧握住，嘴里含糊地大声嚷嚷着：You’re my brother. You a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best friend… 我搂着他，本能地应着他：en, best friend. 他缠完我又去缠matt，他再次重复了刚才的那番话，突然问matt：What’s your name? 只见Matt低头冲他笑笑，说: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you won’t remember, my friend. 不知为什么，听到matt的这番话，看到他望向palu时的眼神，我瞬间两眼发烫。

船刚驶离岸边不久，所有的孩子都扒掉衣服，从四下里跳进了恒河，Matt也紧随其后。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突然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我想这不仅仅是peer pressure），也许借着几分醉意，我不及多想，扒掉衣裤，大义凌然地往船上一甩，我确定，那一刻我并没有在心里暗骂一句“x你妈的”或者“爱你妈谁谁”，因为那一瞬间快得来不及思考。我跳进了恒河。

巨大的冲击力让我措手不及，我在瞬间被灌了好几口水，并且直接将我的眼镜掀飞了。当它离开我的脑袋、彻底消失在水里之前的一刹那，尽然被我奇迹般地一把抓住。我将它丢在船上，开始一手一脚往对岸游去。我高估了自己的体力——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过一个醉酒的、缺乏锻炼的、泳技平平的我到底能否游到对岸——我很快感到体力不知，手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地无法动弹，与此同时，脚底阴冷的水流将我快速地往下游推去，眼看着眼前的码头仿佛越来越远了。我开始感到害怕，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到达彼岸。我停下来，原地划了一会水，可是手脚完全不听使唤，我尽然开始下沉，只能继续咬牙向前，可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我的动作完全走样了，我几乎想要放弃了——并非想死，而是在那一刻，开始产生了幻觉——仿佛会有什么人或船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将我捞起。这种幻觉让我变得手忙脚乱，我感到恐怖，眼睛和嘴不时沉入水面之下，我看到视平线上漂浮着垃圾，阳光炙烤着水面，我闻到一股浓重的腥气，冰冷的水流从脚下穿过，恒河仿佛要将我整个吸进去，我想到了死。

有一次，我坐在nini的船上和他开玩笑，说万一我落水而亡，让他按照印度教的方式，将我一把火烧了，骨灰冲进恒河。在那个瞬间里，我尽然想到了这个玩笑。。。。。。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岸上喊我的名字，喊的很大声，望过去，是一个meshi的朋友，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站在高处冲我挥手、大声喊：slowly slowly, come come! 我看到了他、听到了他，仿佛被人从梦中唤醒一般，我开始重新调整动作，极其缓慢地向岸边靠去。

在我离岸边还有十来米的时候，一个孩子驾船靠了过来，他把手伸给我，但完全拽不动——我彻底虚脱了，只好死死扒住船沿大口喘气。孩子不再拽我，将船往岸边划去。我终于踩到了河底，被孩子一拽，脚一登，翻进了船里，我完全站不起来，狼狈地四脚朝天躺在舱中，突然头晕目眩，翻身开始呕吐。我长时间地呕吐，让那个孩子看得不知所措，我仿佛安慰自己似的对他说：It’s ok。这时nini跑过来，拍着我的背，笑着看着我，他安慰我说：喝完dali吐比不吐好，他们也常吐，甚至抠喉，为的是排出体内的毒素。我想，除了毒素，那一刻，我的口水、鼻涕、眼泪，我的整个心肺仿佛都吐进了恒河。那一瞬间，我被清空了。

我从码头一直吐到旅社，我在旅社的门口毫无征兆地再次张口狂吐，惊的一个老外目瞪口呆，一个劲地问我是否ok。我想我很不ok，但是当天下午，我仍然坐火车去了菩提迦叶。

泊船，对岸的瓦拉纳西

恒河上的孩子，清晨的恒河泛着丝缎般的光泽

palu和matt

我走在最后，去村里的路上

palu喝醉了，冲着对岸的瓦拉纳西撒尿

喝醉的palu

在对岸的沙滩上发现了一具残骸，想必是被野狗吃剩的

wodetianna · 2012-06-05 09:38

菩提伽耶

6/5，日喀则

时间回到从曼谷飞往加尔各答的飞机上。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个印度小伙儿，我们从登机开始一直没有说话，直到旅程的后半段，我开始和后排的一个印度小姑娘逗乐（她的小脑袋不时从座椅之间的缝隙探过来，与我相视傻笑），小伙儿开始和我搭话：她是我的侄女。

他叫pintu，一个经常往返于泰国与印度之间的生意人，他在菩提伽耶有一爿店，做诸如绿松石、红珊瑚之类的宝石生意。我们一路聊到飞机落地，他爽快地答应请来接机的朋友将我送到加尔各答市区。后来，当我从瓦拉纳西来到菩提伽耶，坐在他的对面时，他醉眼朦胧地望着我，告诉我他的故事版本：在加尔各答机场，我因为护照问题滞留了半小时，当时pintu的家人在一侧催促他离开，但他却从停车场跑来海关喊我，说他会停车场等我。我清晰的记得那一幕：他在远处喊我的名字，冲我招手，让我别担心。只是，那时我并不可能知道他的家人等的不耐烦，只觉他多管闲事。

他将我一直送到sudder街，临别时他说：欢迎你来菩提伽耶。

我在瓦拉纳西呆了一周之后，决定离开一段时间。我并不十分清楚原因，只是觉得和一个地方的如胶似漆让我渐渐模糊了自己旅行者的身份，而那种停驻的感觉有些蹊跷。我想到了六小时车程外的菩提伽耶，释迦摩尼在他35岁那年，在那儿的菩提树下立地成佛。此外，我想到了pintu，即便加尔各答一别之后再没有联络，但我的皮夹子里仍有他的名片。我想，也许我该去看看他。

我在去往菩提伽耶的火车上遇到了挪威女孩tulip，她就坐在我的身旁，一路上我们断断续续地聊天，交换彼此对印度和瓦拉纳西的感觉，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沉默地坐在一起。窗外偶尔闪过熊熊火光，将天空映得通红，那应该是农民在田野里燃烧麦梗。焦灼的味道扑鼻而来。Tulip示意我看，说，那真美。

火车停在gaya站，我们又找了辆auto开到四十分钟之外的菩提伽耶。已是深夜，我们疲倦地在黑暗的街头找旅店，看了两家，房间脏的住不进去，最后看到一家勉强可以栖身的，并在那里捡到一个独自旅行的中国女孩，一起分享了一个三人间。我忘了那女孩的名字，我甚至没有在第二天清晨和她道别，那时她睡的太死，我们没有忍心叫她。那女孩只在菩提伽耶呆一晚，第二天就去纳兰达的佛学院参加一个课程。

一路上，我遇到了许多目的明确的旅行者，来印度学佛的、冥想的、做瑜伽的。。。。。。一个个行色匆匆，相对于我的漫无目的，他们的印度之行充满了意义。那女孩儿也是一样，她只在瓦拉纳西呆了一天，因为受不了那里的肮脏匆匆离开了。她对tulid说：瓦拉纳西就像个shithole。我听了，没插话，我尽然掉在一个“屎坑”里不愿自拔。而在瓦拉纳西时，有位印度朋友（一位见面就和我谈人生的烟纸店小老板）在听完我对自己生活的诸多困惑之后，强烈地建议我跟着他去做冥想，因为瓦拉纳西是著名的the city of meditation。我并没有应承他，这让他很失望，我甚至到了菩提伽耶，这座大街小巷贴满了Meditation Centre广告的佛祖成道之地，都没有参加任何冥想课程，一者不愿出钱，二者，也许内心深处并不相信所谓的“冥想”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三者，我总觉得时机未到，希望顺其自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自然发生。后来，在尼泊尔我幸运地等来了这样时刻，并且，我之后在奥修(Osho)的书里找到了答案，奥修的大致说法是：所有参加冥想的人都有一个前提：不快乐。他们想通过冥想找到快乐，找到内心的平静，正如释迦摩尼当年的苦修一样。可是，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佛祖在六年苦修之后终究选择“放弃”，彻底loose himself，从而在菩提树下顿悟。而如果你快乐，你生活中的所有时刻都是“冥想性”的——meditative，走路时如此，吃饭时如此，发呆时亦如此。我想到自己，在瓦拉纳西的那些时刻里，不管是静是闹，是没心没肺地大笑还是在恒河里吐得稀里哗啦，或许都挺meditative的。

那是一个难熬的夜晚，三个人此起彼伏地翻来覆去，此起彼伏地醒来，此起彼伏地在黑暗里拍蚊子——驱蚊水只能在十五分钟之内让蚊子敬而远之，它们嗡嗡地在耳畔盘旋，等待着药效一过就扑将上来。第二天，我很幸运地只是被蚊子叮了一身包，而tulid除了身上的蚊子块，尽然满脸红包，想必是床虱作怪。我安慰她说，没关系，我们离开这个shitwhole，去找我的朋友。

Pintu的店就在大塔的外墙边，当他接到我的电话，穿着拖鞋睡眼惺忪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们拥抱在一起。我们都很高兴再次见到彼此。自此，我的菩提伽耶开始进入了pintu的轨道，他请我们吃饭，喝酒，安排我们住在他朋友开的guesthouse，我们花了一个低廉的价格住进了一处星级宾馆，这让tulid感到很惊讶，她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只见过一面的人会热落到如此地步。其实，我同样不明白，为什么在印度可以遇见像pintu和nini这样的朋友，只是，我能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旅行者，对这两个当地人充满信任，也许他们同样感知到了这份信任，从而对我产生了信任。

原计划只在菩提伽耶呆上两三天，结果呆了一周。白天我在各个国家的寺庙里闲逛，晚上和pintu会和一起吃饭。在中国寺我结识了一位中国来的师傅通慧法师，每日前去喝茶闲谈。通慧师傅不会英语和印度语，很少和当地人交流，所以见到我有种他乡遇故知的亲近。他年纪不大，出家也晚，也没有细说出家的原因，我却能在他的眼睛里读到一些往事如烟的意味。我们谈得颇为尽兴，法师从最初级的佛教名词给我解释开去：涅磐、阿弥陀佛、回向。。。。。。有一次tulid让我带着她去逛中国寺，她和通慧法师就“冥想”的话题谈了很多，我充当翻译，也对冥想（通慧法师所谓的“静滤”）有了一些了解。法师留我们在庙里就餐，刚吃到一半，突然断电，我们都已对此习以为常，各自不语，只听见碗筷碰撞之声，在黑暗的饭堂里回荡。第二天一早tulid就去了大吉岭，参加一个为期十天的瑜伽课程。我们至今再没有联络。

Pintu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几个好友，印象深刻的是shahi，他含着金钥匙出身，父亲是当地的巨贾，我每天下午都会去他们的家族酒店上用上一会儿WIFI，只见墙上都是他父亲和印度政要的合影。Shahi只比我大一岁，却已经执掌了那个庞大的家族企业整整十年。Shahi精干、老练、聪明，他常常和大家说一些即兴的冷笑话，他甚至在北京住过半年，可以说简单的中文。他对我的旅行礼节性地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更感兴趣的话题是我旅行之后的计划——按照他的说法是：no plan, no future。我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可是一路走到现在，却也对这种无答案的状态有些习以为常。然后他便开始热心地为我规划未来了：和他一起做旅游生意。我对此不置可否，就像他礼节性地对我的旅行表示出兴趣那样礼节性地对他的提议表示出兴趣。总之，我们相处的不错，我常去上网，偶尔在他的饭店里蹭点吃喝，一晚我良心发现，表示要为他们一众朋友做一顿地道的中国菜，他立刻让一个店员买来我要的所有原料，当我下厨时，还指派了专人为我切菜、刷锅。说实话，作为一个业余的厨子，第一次体会到在星级酒店里当主厨的快感，只是，当我看到shahi向那几个印度老人发号施令时的那副boss神情时，总觉得有些别扭。我想，我并不反感shahi，只是我们终究是两类人，而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总希望甚至强求着身边的人和我们一样——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做他们那样的工作，开他们那样的车子，有他们那样的想法。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体，我们应该如何，终究只有我们的心知道。

在菩提伽耶住到第五天，nini给我发了条短信，问我何时回瓦拉纳西，包括meshi、那群孩子以及那个总爱找我谈人生的烟纸店小老板都在打听我的行踪（我出门时带了手机，已备不时之需，却并没有带sim卡，刻意地想要和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直到现在进了西藏，当我发现和“现实生活”避无可避时，果断地买了个西藏的号。而那时，pintu则坚持将他的另一只手机给我用）。我收到短信，意识到是离开的时候了，于是向通慧法师和pintu他们辞行。与时俱进的通慧法师和我交换了qq，将我送到庙门口，合掌告别。而pintu则因为生意清淡，萌生了和我同去瓦拉纳西逛逛的念头。最后一晚，我们照例跑到shahi的酒店饱餐一顿，而后三人去到pintu的住处，又喝掉一瓶印度红酒，直至我们都晕晕乎乎地倒在铺上。Pintu突然起身，从抽屉里翻出一颗绿松石，随手串起来，套在我的脖子上，说：you will remember me by this，睹物思人。

菩提迦耶，大塔

那棵著名的菩提树

我送给pintu的画

wodetianna · 2012-06-08 06:11

离开瓦拉纳西

6/8，日喀则

当pintu和我站在瓦拉纳西的旅馆房间里，他沉默了一会，小声说，“I can’t live here”。这让我有些尴尬。在菩提迦耶时，我提议他睡我的铺，因为我睡天台。也许我早该想到，pintu对那间闷热而晦暗的房间是适应不来的。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在瓦拉纳西，他在自己的国家反倒成了游客。

我下楼和所有人打了招呼，只是没见到nini，问了几个人，只说不知。天气比离开时更热，停电越发频繁，游客越来越少，天台上的餐厅停业了，不知从哪儿来的一群猴子把那里弄得狼藉不堪。也许是因为天气，也许是从菩提迦耶回来之后我自身发生了某些变化，我变得有些烦躁。我几乎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长时间地坐在一个地方画画或发呆，即便我为我的屁股觅得了一处阴凉，却无法为心找到安稳。

我避开了熟悉的朋友，顶着大太阳沿着码头独自闲逛。我甚至去了chris经常光顾的那家面包店，点了昂贵的食物和饮料，为了享受那里大功率发电机所带给我的片刻清凉，而这一切行径就在两周之前还为我不齿。我再没有过去那样的好心情和孩子们打打闹闹，我意识到自己固有的“教养”在那一刻让我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小混混习气越来越看不顺眼，我甚至还教训了一顿借酒撒泼的palu，那以后，他每次见到我就远远避开了。这感觉好像一场仓促而热烈的爱情，我和那座城市在电光火石之间彼此接纳，却出于“种种原因”，我想要离她而去了——正如那些分手后的恋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样，“种种原因”是无法言说，无需剖白的。我只知道，是继续上路的时候了。

我在当晚见到了nini，当我一个人在码头上昏睡时被他唤醒。而pintu很快地和meshi他们混在了一起，我想，对于meshi他们而言，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见多识广的印度商人的谈吐是很有说服力的。Pintu很大方，满足着他们对于酒精的需求，他们开始每晚坐在船中夜饮。只第一晚，我与他们一起，因为和palu闹了那一场，以及我的那些“种种原因”，之后再没兴趣加入他们。当所有人开始醉醺醺地用印度语交谈时，我意识到，我终归是一个“老外”，一个游客。有的人开始因为我听不懂他们的话而指着我哈哈大笑，他们故意对我大声着重复一些短语，绝非好话，甚至pintu也在一旁跟着乐。

我隔三差五地独自去那家昂贵的面包店，室外已热的无处藏身，我更想借此独自呆着。那几天，也许我是中暑了，每晚都头昏脑胀、四肢乏力，这也成了我拒绝他们各种邀约的借口。太阳落山后，我总会躺在码头上昏睡，耳畔是孩子们在水中的欢声笑语，有时被人唤醒，便和他们一起喂鱼——那几乎是我们在瓦拉纳西每天黄昏的必修课，为了积累所谓的good karma（来世的福报）：我们将油面团捏成小块丢入恒河，看鱼群争食。Pintu也加入了喂鱼，对他而言也是件新鲜事。短短几天，我发现pintu因为“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每日刮胡子、很少与我（包括和所有人）主动说话、他喂鱼时和我一样面无表情。后来，pintu告诉我，在瓦拉纳西，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客人（a guest），“a guest in my own country”，这种感觉让他感觉滑稽而无奈。我想，瓦拉纳西有一种魔力，让我们在这里多少变得“面目全非”，我们不再是那个曾经让自己习以为常的“我”，可是哪个才是真正的我，或都不是。

我离开的前夜，meshi开着船，带着我和pintu还有那帮孩子在恒河上闲游。我们顺流而下，直驶过大铁桥，再逆流而上，直到将整个在城市抛在身后。我看着他们在船上闹了一阵，被湿热的风一吹，感到疲倦，便躺倒在船的甲板上，这时palu也躺了过来，他看看我，我看看他，冲他笑笑。他冲我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也不追究，只是笑。我拍拍自己的肚子，他就过来，枕在我的肚子上，一脸得意。

太阳落到了城市背后，我们将船开到main ghat，参加每晚的ceremony。我们汇入了船的汪洋：无数的大小船只聚拢在码头边，将缆绳系在彼此的船上。岸上的祭司们用繁复的方式敬拜他们的神，人群跟着他们有节奏地拍手、哼唱。河面上火光点点，那是flower light，我也买了两盏，默许一个心愿，看它们缓缓漂远。

我提前下了船，拒绝了pintu和meshi的夜饮邀约。那是我在瓦拉纳西的最后一晚，我想独自走走。我沿着码头往回走，又停电了，不时会有人从黑暗里冒出来问我要不要大麻、要不要boat（游船）。我在一个摊头上买了一袋饼干，遇到了旅社顶楼的那个厨子，他从北方度假回来了。他问为什么我不再睡天台了，我说因为害怕猴子就睡到了船上。他感同身受地说：“I’m also so scared!”，于是我们相约当夜在天台同睡，幻想合两人之力，吓退猴群。

不记得在什么地方我被nini叫住，就像我们初识时那样，他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叫住我。我照例跟着他回家吃饭，和一大家子人告别。我承诺他们还会再回来。Nini的感冒一直没有好，饭后，我陪着他去一处人少的ghat洗澡。我没下水，看着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就不见了。耳畔传来一阵阵悠远的歌声，在月色下的恒河上飘荡。那是我早已听熟的歌曲，一遍遍呼唤着神的名字。“Shiva, Shiva, lord shiva…”。对岸火光摇曳，那里是我们曾经涉足的无人沙滩。我问nini那是什么，他说也许是村里的穷人在河边烧尸。我一厢情愿地相信那歌声来自他们，而明亮的月光下，正有眼镜蛇悄然出没。

厨子并没有如约而至，我和nini一直在天台上睡到天亮。一只顽皮的小猴跳到我们身旁，怔怔地打量我们，我看见它，立刻用毯子蒙上头，避免与它目光接触。

我终于离开了瓦拉纳西。离开了nini、离开了那些漫天飞舞的尘屑、那些烧灼的气味。临行前，nini从家里匆忙跑来，送给我一张自己的画，展开看，画着一个baba，一个神情忧郁的圣人。我用硬纸板将它仔细包好，放进随身的包里。当然，我从瓦拉纳西带走的远不止那张画，还有很多很多，可是出于“种种原因”，说不清。

在河边喂鱼

nini想要和它合影，但它甩头躲开了

夜色里的瓦拉纳西

坐在码头上专注画画的nini

wodetianna · 2012-07-22 10:40

冬香死了

我原来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几乎所有谈及旅行的书都关于，且只关于“在路上”，有没有一本“在路下”？——我叫它“后旅行”——post-travel——当旅行结束之后究竟都发生了什么？——旅行者的生活甚至心理结构都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在我明白了，post-travel和post-modern一样难以言说。即便是渡边淳一，即便他将自己和女性的交欢在“爱的流放地”里演绎地唯美而销魂，在读者——我，即当年那个将渡边淳一当作色情作家阅读的猥琐男孩的阅读快感快要耗尽之时聪明地选择让那个风情万种的日本娘们儿死在高潮的风口浪尖上——这是最好的死法，在最后的一场性爱里被最后的一场高潮淹死了——对此，巴顿将军早已有言在先。可惜，巴顿并没有如愿地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而是在刀枪入库之后郁郁寡欢，最后死于交通意外。所以日本娘们非死不可，如不死，渡边纯一至多也就是个俗套的地下情编剧——偷情曝光，捉奸在床，老婆去单位上大闹一场。。。。。。当然，这是我的演绎。

所以，巴顿死了、冬香也死了（我竟然在若干年后仍然记得女主人公的名字，可见当年自己对文学的用心）。

我一直都以为自己的出行不抱有任何目的，直到现在，当旅行即将告一段落（其实就是：“结束”——“告一段落”的说辞让我感觉稍好，可以稍稍抚慰我近期患得患失的焦虑情绪），我才意识到我根本地、原本地、就抱着极强的功利心（非金非银的功利心）踏上了旅途，并非我当初口不应心，只是那时毫无察觉罢了：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神小农”，我并非企图通过行走发家致富，却还是希望找到“自我”——姑且让我这么笼统而寒酸地叫它吧。可是，走着走着，这一目的被渐渐淡忘了，或者说，我放弃了实现它的希望。长路已经献给了远方，可我拿什么拯救自己？——那曾经是我设想的唯一的解药：自我、真我，即便我找不到，至少也该在旅行之后，变得。。。。。。慢着，让我慢慢想来。。。。。。

昨天，我在西安机场的书店里所能找到的所有和旅行相关的书本里，没有丁点关于Post-travel的蛛丝马迹——那些善谈的作者们在旅行之后集体失语。因此我没有找到参照，不知道此时的我应该变成什么样子？扪心自问，我想，在漫长的旅行之后，我至少应该变得。。。。。。变得更深沉、更深刻，我应该是落定的尘埃，应该是陈年的佳酿，我应该一副看破红尘的模样，左手持烟（当然，我不抽烟，却可以想象），右手持。。。。。。持一串念珠吧、持一个十字架吧，最好再转上一个经轮吧——那一切可以让我显得更有洞见的玩意儿，从容而优雅地坐在一张黑色的沙发里（必须是沉静的黑色），面无表情地打量你——一个正在阅读我的文字，一心只想将长路献给远方的人，我知道，你和我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一样，很有兴趣看我交出一份让自己，让朋友，让家人，让祖国，让社会统统满意的答卷。你也许感受到了我炯炯的目光，那里面甚至还有被旅途打磨出来的明亮的光芒呢——类似于我在老挝见到过的那些孩子，那些闪烁的眼眸。。。。。。还有我的外貌，也该是天翻地覆一番，即便不能从家常男变成赵又廷、也总能一脸沧桑，即便不能一脸沧桑，至少也该瘦上几斤吧，可是天地良心，要知道印度的油炸土豆和西藏的酥油茶绝对无益于减肥——原谅我，这一切只是我在这个缺少post-travel类参考数目的书市里唯一可以建构起来的幻象。

现实是，我不仅没有变帅变沧桑，而且和一切与深沉超脱沾边儿的词语沾不上边儿。我根本交不出一分让曾经的那个自己可以含笑九泉的答卷，所以那个曾经充满困扰的“我”依然没有死透，并且常常跳出来冲我做做鬼脸——这也许就是唯一的区别：我与他的相处方式由过去那种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状态转变成一种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然后各自安坐的状态——他不再能够像梦魇一样扑上来，吞掉我，我们只是彼此望着，我知道“他”在等我交出那份答卷，可我哪有啊？我只能坐下，在他的对面坐下，我不打算对他说sorry，却在期待他说never mind。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的这一变化，是我未曾想到的。

我来到了杭州，取道这座熟悉的城市，仅仅是为了拖延我的旅行，我执拗地不愿给这次旅行点上句号（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句号），我徒劳地扯着它最后的尾巴，想被它带着，再漫无目的地飞上一会儿，哪怕就一会儿呢。昨晚在西湖边，具体说是从南山路的青年旅社走向西湖天地的夜路上，我试图填写那份标题叫post-travel的试卷，可是我既找不到参考书，也没有任何知识储备——我一个字都写不上去。我只感觉心里空空的，像被清空的硬盘、被饮尽的酒杯、被掏空的钱包。。。。。。像眼前那面漆黑的湖水，坦坦白白地空着。我交了白卷。我想起了在西安机场的书店里缺席的那些也许根本不存在的作者们，我很想知道他们缺席的原因，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冬香死了，尘归尘、土归土，没有人要看沦为小三的冬香，没有人要看晚境凄凉的巴顿。所以他们只有死。我不知道那些走完长路的旅人后来都过得怎样，他们的生活以及心理结构都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那些自诩“找到自我”的升华了的人们，我除了羡慕嫉妒之外只有怀疑和漠视，而余下的人，书架上缺席的沉默的大多数，我只有祝福你们，和我一起，好好活着。

七月二十二日，杭州

wodetianna · 2012-07-31 18:40

不过如此

让我回到印度吧。回到我的印度吧。就像我这些天我正在读的《Lolita》中纳博科夫执意地称呼他的姑娘那样称呼印度——“我的”洛丽塔，“我的”印度：在这座熟悉得仿佛从未离开过的城市里，印度远的像一个破了的，只残存在记忆中的模糊气泡。

让我回到印度吧，我需要鼓起勇气暂别这座城市难得一见的好天气，暂别阳光下花白的街道和从地铁口源源不断冒出来的人流——他们让我想起从一截生锈的管道里汩汩而出的铁水。

让我再次回到印度，回到瓦拉纳西。那时候，我还在瓦拉纳西，具体说是在瓦拉纳西火车站的十号或是十一号站台上等待一辆开往阿格拉（Agra）的火车。我背对一个奶茶铺坐着（这样喧闹而简易的奶茶铺是印度火车站里的标配），几个荷枪的士兵正在那里喝茶聊天。我正对着一截覆盖着垃圾的锈蚀的铁轨，看见一只硕鼠一闪而过，扎进两截铁轨之间的缝隙里，不见了。我在画画，记得（记得我在前文说过）我那时候画了不少画，大大小小的莫名其妙的画——而这种莫名其妙的、无聊的（或者说是从无聊的土壤里滋生的）的行为在我进入（不如说是回到）西藏后慢慢消失了。

也许和那个站台上的许多人（因为那是列开往德里的火车，途径阿格拉）一样，我去阿格拉的目的只有一个：泰姬陵——我抱着明确的、唯一的目的：逛一个景点，一滴人类美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眼泪打算去上一趟。这与去吴哥窟时不同，那时，我还和方圆在一起，我们即将分离，正忍受着（某些时候甚至可能是贪图着）感情的患得患失以及对未知旅途的无望——也许我提过，那时我丧失了继续走下去的情绪，却又不想就此停下，带着空洞而厌倦的情绪去了泰国，后来，也许正是从印度开始，我再一次找到了行走（确切地说是晃荡）的乐趣——它不应该是（绝对不是！）“乐趣”，而是一截发条，我拧了拧它，便又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

而自从离开瓦拉纳西——从我踏上那辆驶去火车站的auto车的那一个瞬间开始，我突然意识到，消失在我身后的许多人，弄不好就再也见不到了，我是说“弄不好”。比如nini（我们像情侣一样最后对望了一眼，两只手在auto车加速的瞬间松开了）——这并不是说我未来不可能在上海买一张直飞印度的机票，去和那些人见上一面，只是我知道我完全不具备掌控命运的能力——就让我把那些无法用智商和言语想明白、说清楚的问题都主观地推诿给“命运”吧——正如我们爱说的那样，“将来，谁说得清呢？”正如此刻印度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朦胧而飘渺，我甚至怀疑这一切真的存在过吗？它看起来和我现在的生活如此断裂，毫无瓜葛 —— 这真他妈是个沮丧的问题：我在游荡了整整半年之后，回头看去，只见一面雾霭弥散的湖水，明知那深处定有什么玩意儿，可究竟是看不清楚。总之，一切就像天边的流云般飞走了，而且离去的速度快得让我乍舌。这么说吧，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潜意识作怪，让我在此刻尽快冷淡它们——那些在路上的日日夜夜们，将自己的频率调回到这座城市的频率，让我再次与它共振，让我枕着它的心跳入眠。

我一直坐在那截锈蚀的铁轨对面画画，就像一个被再次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人一样毫无情绪地等待着那列西区的火车把我带走。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情绪，也许还有点儿伤感——我感觉命运根本不受我的控制，我在它面前束手无策，我坐在它光滑的背脊上，顺势往下出溜 ——“做爱之后，动物伤感”—— 我被排空了，情绪、感受、想法、计划在即将离开瓦拉纳西的那个站台上统统流出了我的身体。只是我毫无疑问会一直走下去，像个机器人那样去往阿格拉，去看泰姬陵。

当我从火车的上铺、从梦中醒来（我在印度的火车上睡得出奇好），坐起身，糊着眼四下张望，只见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在铁丝网后的日光灯影里忽明忽暗——两个上铺之间隔着铁丝网，而飞转的风扇将灯光劈出明暗。我在第一时间猜她是韩国女孩，一张并无太多特点（美好的说法是没有瑕疵，除了在长途旅行中被晒得黝黑的皮肤）的美女面孔，我猜这样的面孔在韩国的大街上俯拾皆是。即便那一刻唯美的画面让“机器人”动了凡心，但我还没有无聊到绕过铁网上去搭讪，我们各自下车，直到在火车站出口被一群印度auto车司机叽叽喳喳地围在一处，彼此交换了一个旅行者特有的在此刻共患难的眼神之后，我才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我因为对阿格拉一无所知，便跟着Eva去了她提前预订的旅馆（我忘了她的韩国名字）。一路上我们用英语交谈，她的英语甚至比我更为流利和纯正，后来我知道她辞职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且有一个美国男友，这让她在说话时脸上总挂着一副善解人意的，许多北美人特有的，或许是酒店大堂经理特有的，至少是看起来颇具亲和力的迷人微笑——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人（包括女人）会对她心生反感。当我们在旅馆里耐心地填写住宿登记时（印度的住宿登记繁琐至极，我不止一次被问及中国住址甚至父母姓名），我在第一时间察觉到开店的印度小伙那露骨的眼神和语气，就像一只将自己当成蜜蜂的饥渴的苍蝇，在一朵鲜花周围嗡嗡着盘旋——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瓦拉纳西的孩子们如此热衷谈论女性——人们往往喜欢谈论自己所缺少的东西。

到达阿格拉的当天下午，我和Eva结伴逛了泰姬陵。那天热极了，从旅馆到泰姬陵的二十分钟路走的我们满身大汗，我们在路边摊吃了便宜的午饭，Eva的美貌让周围的印度男食客纷纷侧目，甚至有位哥们上来冲我使眼色：Is she your girl friend? 我摇摇头，他才不信呢，不怀好意、讪笑着拍拍我说：You’re lucky！那表情好像在用中文说：“别解释了，我懂的。。。。。。

Eva和我一样，来阿格拉的唯一的目的就是sightseeing，观光，观“泰姬陵”——伟大的、唯美的、不容错过的Taj Mahal！ —— 我抱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传统的观光客的想法来到了阿格拉，和一个在火车上（准确地说是火车站的出口）相识的皮肤黝黑的韩国女青年终于站在了它的面前 —— 暴晒在一块没有树荫的小广场上，就像站在一个淋蓬头下，我具象地感觉着那些汗水顺着面颊、脖子、胸口一颗一颗淌下来。我记得那时候自己就像美国总统在航空母舰上对刚刚打完海湾战争的美军飞行员如释重负地对Eva说：Mission completed！——（我们的观光）任务完成了，我们看到了，所以可以走了。她配合着说：Ok, see you in hostel！转身做了个离开的动作。当然这只是玩笑，我们很快汇入了参观的人流。Eva拍了很多照：摆出各种姿势让我帮她留影——那些惯常的小女生特有的富于创意的姿势，以及忙着和当地人合影（主要是穿着传统印度民族服装的印度农村妇女）。我们逛了两个或三个小时，在黄昏的时候往外走。Eva问我对泰姬陵的感受，我想了想说：beautiful, but just beautiful。她和我的观感类似，我们有限的历史知识和美学感受力，外加炎热的天气无法让泰姬陵对我们产生更多的震撼——实话是：对我毫无震撼可言，这也是预期之中的事，在过往面对所谓人类奇迹（比如西安的兵马俑、柬埔寨的吴哥窟）时，我往往无甚感觉，只是在心里轻轻地自言自语一句：哦，看到了。相较而言，那些天造地设的自然景色往往更能让我走心，后来在西藏，在从江孜去往拉萨的路上，当汽车从羊卓雍错的湖边缓慢向上攀爬、当远处的雪山和深蓝色的羊湖尽收眼底、当我身旁的中年人因高反靠在窗边昏昏欲睡时，那个途中的寻常风景几乎让我瞬间落泪。泰姬陵再次印证了sightseeing于我而言只会带来失望和不满足——目的明确的旅行与我反而失去了意义，而在此过程中生出的一些无法预期的事件却往往让人难忘。

在印度小老板第一时间弄清楚我和Eva没有瓜葛之后开始了露骨的攻势，当我们坐在那个炎热的二楼的门廊里（下午停电，包括两个西方人在内的四个住客瘫软在陈旧的沙发里，阳光如漏网之鱼，在窗帘被风吹开的间隙洒在我们身上），小老板凑过来热情地和Eva搭话，我想即便是情窦初开的懵懂少年都能听得出：那些温柔话语只指向四个字：男女关系。起初我不怀好意地靠在一旁假寐，小老板拙劣的调情让人发笑——只限于心里，我的脸上定是一副酣眠的神情，直到实在听不下去了，我打了个哈气，从一场从未发生过的睡眠中醒来，然后出去遛了个弯——其实无处可去，只是晃到那个宽大的门廊的对角，坐在那两个老外的身旁：一个西班牙老头和一个美国少女。西班牙老头神经质的英语和记忆力让我抓狂——他发音吐字的腔调仿佛一只被勒住脖子的公鸡，他不止一次追问周围的人同一个问题：去哪里买他的手机充电器。而那个美国姑娘，也许因为姿色平平，勾不起小老板（也许还包括我和西班牙老头）的半点兴趣，而Eva则不同，除了姿色，出众的沟通技巧和难能可贵的亲和力引得那只“小蜜蜂”与他的蜜糖无限接近。

我其实弄不清Eva的想法（请允许我八卦的好奇心）——起初，我以为我明白，我龌龊地认为只是一个在路上的孤独女性想要一段异国的露水情缘——我在入夜恢复供电后早早回房睡了，而Eva则跟着小老板出门了，去体会他口中“真正的印度”了。直到半夜我的房门被敲响，我问：

“Who’s that?”
“Eva”

此刻，我根本没有如下的幻想，我是说没有：一个女孩披头散发，衣不遮体地站在门口，裸着大腿依在门楣上，迷离着眼神要求进屋喝上一杯，然后。。。。。。（此处省去若干字）。可是要知道，我那200卢比一晚的小房间太局促，开着一扇小小的窗，散发着淡淡的灰尘的味道，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满身大汗，身体粘稠地陷在绵软的床垫里，且除了矿泉水，根本没有红酒之类可供助兴的玩意儿。我打开门，只见Eva穿戴整齐地站在门口的黑暗里。她有些情绪激动地向我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我糊着眼听了个大概：小老板驾着摩托将其载至一处草木茂盛之所赏月或是看星星（记不清了），花前月下，孤男寡女，一时情难自已，欲相亲相爱，Eva在规劝无果后借助自己的尖叫幸免遇难。回旅馆后她惊魂未定，想洗个澡，却发现停水了，便来看看我的屋里是否有水。水，是有的，哗哗地冲在我厕所的地板上，这让Eva的情绪瞬间升级了，她断定这是小老板的打击报复，怒气冲冲地去砸小老板的房门，对方闭门不出，于是又折回来，在我充满同情的劝说之下在我的厕所冲了个澡回屋睡了。

第二天一早Eva就离开了。后来我在西藏时收到她的一封邮件，说了些感谢的话，随信附着一张我俩的合影，在泰姬陵前的那块广场上，她用苹果手机照的自拍，我俩的头都显得格外大，皮肤黑的不分伯仲。至此，再无联系。

我终于还是不可能弄明白Eva和小老板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是不明白Eva是怀着何种想法迎合着小老板的调情。我承认，很遗憾，我对于旁观此事的兴趣远大于参观泰姬陵——那座怎么看都不过如此的伟大建筑（我在此处点了题），记得Eva曾用她地道的美语说过一句话，感叹句：“好一座华丽的宫殿！”

八月一日夜，上海

泰姬陵前的印度小姑娘，我更愿意拍她，而不是自拍

铁轨边的画

wodetianna · 2012-08-03 16:30

我在哪？

我在哪？

这个问题真简单。我在上海，我在我上海的家里坐着，坐在一个白色的空调的出风口下面。我四周的墙壁被刷成淡黄色，在此刻黯淡的光线里看起来灰灰的。

我在做什么？

还是个简单的问题。我在写字，在回忆，在试图借助回忆离开当下，回到曾经的现场。

很多时候，我却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做什么。

几天前和一位女性朋友吃饭，我坐在她的对面听她滔滔不绝地讲述与我分别半年间自己所历经的种种，起初我认真地听了一会，可是很快走神了。我发现在她的叙述中有无数的“他/她”，“他们”接二连三地从她的两片薄薄的嘴唇间迸出来（为了集中注意力，我不时聚焦那里）。“他们”彼此也许并不算太复杂的关系（如他的她喜欢上了她的他）在我听来错综复杂。我走神了，仿佛一台装着486芯片的电脑想要运行win7一样力不从心。可是我成功地没让对方看出端倪，我甚至还对她的某些不幸遭遇表现的愤愤不平！我明明听见她在说话，中文，却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仿佛一个背景，边说，边退到了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回来这几天，我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症状，反应迟缓、走神，也许这算是post-travel的后遗症吧。

看完算不得失望的泰姬陵（因为早有预期——可是即便如此，我还是未能免俗地非要走上一遭），送走了Eva，我也决定离开了，彻底离开印度，去尼泊尔，因为那里凉快——这几乎是我想尽快离开印度的唯一理由——当我连续数日和几个西方人像烂泥一样（蒸笼里的烂泥）瘫软在旅店二楼的门廊里，我意识到（其实那些天我在大多数时候不怎么有意识）我的身心都无法正常工作了。我们偶尔聊聊天，更多的是抱怨天气和各自呆坐不语。没人出门，在屋里也总是汗流浃背。那几天里，我做的唯一正事也许就是观看Eva和小老板调情以及给nini寄了几个泰姬陵造型的钥匙扣，那是我离开瓦拉纳西时答应他的。印度的邮局让我印象深刻，我花费巨资（几十元人民币）寄了几个不到五元人民币的钥匙扣——在印度，寄包裹不仅需要妥善装箱，还需要用一个白布口袋紧紧包起来——我和负责为我制作纸盒（没有现成的尺寸）的小伙及缝制布口袋的大娘好一番的讨价还价，最后我一拍桌子，指着那位执着的大娘说：Ok, You win! 言下之意是“我服了you”。大娘闻言，脸色瞬间阴转多云，她乐呵呵地穿针引线，挤眉弄眼地冲着泄气的我说着什么，我想大意是：“早这样爽快不就得了！”，那神情让我哭笑不得。

要离开阿格拉并非易事，火车票售罄，即便是屡试不爽的Foreigner Quota（外国人配额）和Tatkal Quota（紧急配额）也买不到。在整整一天往返于当地的两个旅行社之后，在和其中一个想小赚我一笔中介费的旅行社老板大吵一架之后（坏天气助长了我的坏脾气），我终于找到了一条较为繁琐却最经济可行的离开方式：火车 ->火车 ->汽车：在Lucknow（我喜欢这个吉利的名字）倒火车，再从边境城市Gorakhpur坐汽车去边境，过境尼泊尔。

忘掉炎热的天气吧，忘掉价格高昂的布口袋吧，忘掉腹黑的旅行社老板吧，忘掉Eva和小老板似有若无的情事吧。。。。。。当我坐上一早离开的火车，心情也如天色一样渐渐明朗起来。有一个细节我还是要说上一说的（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说上一说），因为那个清晨，那些在铁轨边蹲坐的男人们着实让我印象深刻，我甚至厚颜无耻地关注和比较着那些接连从窗外掠过的男性的下体——那些像风干肉一样堂而皇之地曝露在空气里的生殖器——不仅仅因为它们的尺寸和颜色，而是那种排泄方式刺激了我——用印度特有的粗砺而生猛的方式激荡着我。那些男人蹲在铁轨旁撒尿（而非像我们一样站着），将生殖器旁若无人地展示给乘客。当然，我怀疑我是那截车厢里唯一对此有兴趣观看的下流胚。

好吧，忘掉那些器官吧——它们消失后，我开始犯困。我一夜未眠，莫名其妙地和旅馆的小老板聊了一宿，20%的话题关于女人，80%的话题关于他苦心经营的旅馆（从父亲处继承）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旅馆网站。我心血来潮地给他提了好几个在他看来值得拿支笔记在本子上的建议，也许是他的求知欲膨胀了我的虚荣心，外加屋里那张湿漉漉的床垫减损了我的睡意，我竟然和他一直攀谈到凌晨四点。

火车上挤满了人，我示意一个被大人抱在手里的小姑娘和我挤一挤。大人冲我表示感谢，从空中将孩子递给我，如此的自然。还记得Tulid吗？那个我在去往菩提迦耶的火车上遇到的挪威姑娘，记得当她看到我接过邻座年轻人递过来的油饼时，还好心地劝我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食物——应该是从LP之类西方人写的旅行书籍里读到的善意提醒吧。可是这种行为对于我——一个早已习惯了在火车上和陌生人分享食物（如瓜子、火腿肠）、分享奇怪味道（方便面混合臭脚丫气味）的中国人而言并不足为奇。我想，这种文化上的相似性让我在印度的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一个外来者的紧张——我甚至怀疑，在瓦拉纳西时，nini他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将我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因为在和他们的朝夕相处中，我自己往往没有这种意识。所以，相比那个酷热无风的二楼的门廊，坐在传说中盗贼肆虐的印度火车里，我反而更加自在——风（从日间热烘烘的风到晚间的冷飕飕的风）从无遮无挡的窗口灌进来——木质的遮阳格栅和铁栅栏被整个儿拉了起来。有几次，错车时，我甚至有把脑袋或胳膊肆无忌惮地伸出去的冲动（也只限于冲动，因为那样不仅仅会让我粉碎性骨折）。但是我仍然可以将手掌打开，在徐徐降临的夜色里，在横冲直撞的晚风里展开——我应该会永远记得那个细小的动作和感受，潮湿的风从指缝间漏走。

还是tulid，我曾轻描淡写地提到过去往菩提迦叶的那晚，和她一起看到的那些火光，那片在黑夜中燃烧的田野。出境之旅中，我也许再次见到过或者想到过那样的场面（记不清了），无论如何，我再次拥有了那种熟悉的感受：安全感，只有在路上才会拥有的安全感（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我在印度的火车上，在一个离家千万里的陌生地方感受到的自在和安然（可是此刻它去了哪里呢？）。我知道那晚tulid和我一样，和许多在路上的旅人一样，贪图着那份感受。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刻她靠在窗边，任由头发在风里飘摆，那半张侧脸上的神情，也该和我一样。

恩。在很多时候，我的确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此刻我仍坐在这间被灰色墙壁包围的房间里（白天呈现淡黄色），屋外狂风大作——据说台风的尾巴正在掠过这座城市。我想如果打开窗，将手摊开在这座城市的风里，必然毫发无损，但我不会这么做。而在印度的火车上，我将手在晚风里打开，却不知身在何处。

八月四日凌晨

沿途风景

火车上的男人

沿途风景

wodetianna · 2012-08-08 14:14

出印度记

我始终想不起Gorakhpur火车站的样子。或者说，我不确定在我的脑海中闪现的所有的那些关于印度火车站的画面，哪些是属于Gorakhpur的：站台上密密匝匝席地而坐的人群、他们脸上类似的表情（多是面无表情）、嘴里咸津津的黄瓜或是油唧唧的面饼。。。。。。到达Gorakhpur已是深夜，记得火车站门口少有的冷清，我竟然没有被出租车司机的围攻，一闪身就汇入了车站前的大街——也许，那是我在旅行中最钟意的时刻之一：在陌生的街头将自己丢进陌生的人群、街景和气味里。在那座边境城市的深夜里，我疲惫至极，晚上的住处还没有着落，却明明感受到那熟悉的在路上的“安全感”。

我看了几家火车站旁的旅馆，终于还是决定放弃那些价格还算公道，却散发着霉味，阴暗跼促的，仿佛从来不曾更换床单的房间。我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累极了，盘算了一下路费，决定纵容自己在离开印度前最后奢侈一把：我需要睡个好觉，第二天再起个大早去尼泊尔边境，而能否入境还是未知数。在阿格拉就得知尼泊尔正在罢工，据说多个边境已关闭。我在一个人力车夫的怂恿下被带去一处远离火车站的酒店，据他说那里不仅价格公道，而且有很多外国游客。当我们终于站在了那个类似于国内两星级旅馆标准的酒店大堂里的时候，高昂的房费让我傻了眼——它是三轮车夫报价的三倍有余。我要求车夫带我去一家更便宜的地方，但不再额外付钱（我知道，自己那时心情不好，甚至有点无赖），或者我付半价，作为被他欺骗的补偿。车夫不干，于是我们在大堂里相持不下，我认为他骗了我，他认为我赖帐，最后对方暗示我说：外面除了黑夜和野狗根本无处可住。我不信邪，干脆不再和他理论，拂袖出门而去（T恤，无袖可拂，却也走得决绝）。一路上他都拉着车跟在我身后，我不回头，只听他一直在嘟囔着他的车费。可是这回他没有撒谎，街上除了一家正在打烊的小吃摊，空无一人，根本没有旅馆的影子，野狗开始在不远处的黑暗里冲我吠叫。好吧，我承认它们的叫声听起来恐怖极了，我再次幻想着它们冷不丁地从暗处扑上来，用尖利的獠牙在我的小腿肚子上留下两个窟窿。所以，我怂了。

我退回了酒店，车夫跟进来，一脸小人得志的表情。他开始冲我嚷嚷开了，还拉着前台的店员评理，他嚣张的气焰和我可怜的自尊心驱使我继续和他对峙下去。我干脆扔下大包，一屁股坐进大堂的沙发里。突然，我意识到屁股陷在沙发里的感觉好极了，再看看它的长度，我开始幻想自己可以蹭一晚的沙发，于是我向店员询问起蹭沙发的可能性——他看起来像个好说话的人，我的落魄（须发皆长，头发打结，两眼充血，为了三瓜两枣的车钱和人在半夜死磕）很快博得了他的同情。我还没来得及偷笑，一个从楼上下来的气宇轩昂的男人（酒店的经理）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他不但喝止了好心的店员，还用打发叫花子的口吻义正言辞地告诉我：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言外之意：这里是法制国家！），请立刻离开（言外之意：滚蛋），否则他就报警。我已累的无力辩解，目送那位经理出了门。这时，好心的店员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有一间房空着，但已订出，客人明天一早就会入住，如果我可以在早上六点前离开，可以便宜些让我住。我没有理由放弃这唯一的选择，仍付了一个超出预算的高价住了下来。当然，还包括三轮车费。

房间和房价并不匹配，床单上有人体的皮脂味道和诡异的色块。为了不引起蚊虫的注意，没有开灯，我站在窗边，看见楼下的院子里那个经理正在拿着手电筒巡逻。我想，他至少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吧。我冲了澡，瘫倒在床上。已经是凌晨了，离我起身还有不到五个小时。我失眠了。

来印度后我很少失眠。即便是在瓦拉纳西那个生存环境极其“险恶”的天台上，我仍然可以冲着猴群怯怯地看上一眼，接着蒙头睡去。印度之旅让我一反常态——在此刻的回忆中，那时那地的“自己”竟然有些陌生了，或者说，我在印度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才是某种失落的常态也未可知。总之，我久久无法入睡。一门之隔的厕所里的水声在我此刻的记忆中仍旧活灵活现，它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我开始在大脑里还原那个浴室，灰蓝色的光线，陈旧的瓷砖和地面，锈蚀的下水道盖口，还有那些从水龙头里滴答落下的水滴，它们正饱满地跌落，碎裂。我感觉到了恐惧——它就躲在那间浴室里，就在离我双脚不远的地方，隔着门缝透出幽光。

后来，记不得了。也许我开了灯，还起过身。唯一确定的是我吃了安眠药，带着这种并不算陌生的恐惧睡着了。在通往睡眠的路上，我始终在安慰自己：睡吧，睡着了就好了，一觉醒来就离开。

离开的感觉总是很好——这应该不是我第一次这样说了。我承认，出发（甚至完全可以说成是逃离）的感觉好极了。清晨的街头笼罩着一层湿热而沉重的雾气，野狗们不再像夜晚时杀气毕露，一动不动地趴在路边。我在汽车站爬上一辆大巴，坐了三小时，到达边境。

后来，我在成都时，遇到一个拉小提琴的男孩子，当他知道我来自上海时，不无戏虐地用夸张的神态感叹道：“啊，上海，上海，连风都是香的”。此刻，我在上海，我很想负责任地告诉他，上海的风和所有城市的风（包括成都的）一样，裹挟着灰尘和从邻居厨房里冒出的家常菜香。但在那三小时的汽车上，也许“连风都是香的”吧：汽车在广袤的田原和稀疏的林间穿行，在某片颀长的杉树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之间，汽车不时慢下来，闪避路上的猴群。阳光在林间切割出犹如“英国病人”开头时那样耀眼的黑白条纹。可是，我应该并没有如此刻这般，在还不算陈腐的回忆里深深、深呼吸，我可能只是感觉到了喜悦，满足，或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那间昂贵的屋子，那些脆裂的水声，那场短暂的睡眠。。。。。。那些所有的日日夜夜，在印度的日日夜夜都在飞速倒退。我终于要离开了，又一次的位移，从A到B，在路上，在继续，去哪里，不知道——至少应该是个凉爽的地方吧——这也许是那时唯一的念头。

我离开了印度。

8月8日夜。台风“海葵”过境上海。

这是我在印度拍的第一张照片，刚刚走出加尔各答机场，隔着车窗拍出去。
也许最初的印象就是我对印度最后的记忆。

wodetianna · 2012-08-18 11:59

eat, sleep, meditate

1.

我已经记不起那个小镇的名字了。既然这不算“游记”，那也就不必去笔记本或是护照的签证页上追溯那个名字了——此刻它们正躺在一只多年前买来的IKEA塑料盒里，和一些沿途的零碎在一起，它们包括：一些地图、车票、画、明信片、海螺、手电筒、口琴、半瓶驱蚊水。。。。。。

总之我终于站在了又一条边境线上，路旁一块歪斜的牌子上用英文写着：welcome to Nepal。我因为不信任那些态度过于热情的印度人和尼泊尔人，最终在尼泊尔的海关——一幢起初被我误认为是民居或者农家乐（因为院子里种了花）的水泥房子里换了钱。一个中年男人递给我一厚刀旧旧的尼泊尔卢比，我美滋滋地将它们像折扇般展开，顿觉暴富。一个女人在我的签证页上贴了一张粘纸——是的，一张粘纸，在上面用圆珠笔写个日期、盖个戳，算是发了签证。

正如我在印度时担心的那样，尼泊尔全国性的罢工愈演愈烈，虽然没有影响我入境，但将我困在了那个小镇上——对了，它叫Buddha chok，我想起了它的名字！一个和佛祖有关的名字。人力车夫将我放在镇上，表示不能（因为不敢）再往前了。我顺着大路望去，不远处有一座气派的水泥牌坊，上面写着我要去的地名：Lumbini （蓝毗尼）。那算是蓝毗尼的入口，其实离所谓的蓝毗尼花园还有27公里。牌坊下停着一辆没了挡风玻璃的小轿车——不久之后我明白了：那玻璃是被砸碎的。

罢工的人群（神似解放前上海的工人纠察队）聚集在路旁的树荫下，和一群维持秩序的荷枪实弹的军人混杂在一起。几个不惧烈日的中年妇女手持棍棒，在路中央威武地站成一排——我想除了苍蝇，应该没人可以从那儿通过。后来我眼见着一辆小轿车试图突破封锁，被那几个妇女追上，用铁棍将车窗生生捣成稀巴烂。发往蓝毗尼的班车当然也停了，据说晚上司机会趁着夜色偷偷开上一班，但也只是据说。

我被困住了，却丝毫不担心，反而莫名其妙地感到兴奋。也许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源于我“毁灭性”的人格——我最近在一本心理学杂志上看到了这个词，它让我对一切常态的东西感觉倦怠和麻木，从而让我总是难以安于现状，总是想要打破旧世界，却又对建立新秩序毫无兴趣——就像我儿时那样，永远只有拆开闹钟的兴趣，却永远无法复原。总之，即便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那么一位勇敢的夜班司机以及如果没有，我应该在何处落脚，我仍然在一家远离人群的小吃店里就着满头的苍蝇美美地吃了一大碗泡面（那几乎是镇上唯一的营业场所，店主偷偷摸摸将我让在里面，生怕被“工人纠察队”发现）。我在水足饭饱之后立刻钻进了混乱的人群，并且莫名其妙地和各股“政治力量”接上了头。他们包括：一个当地领导罢工的头目（一位毛派，即共产党的干部），他消瘦的身形和非凡的气度让我想起小学历史书里领导工人大罢工的刘少奇同志。领导同志像接受记者采访一样向我讲述了罢工的前因后果，还伸出大手和我紧紧相握。我虽然几乎没明白他在说什么，但仍然从那有力的一握中感觉到传说中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就像和一个中国来的党内同志那样和我亲切地交谈着；另一个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同情罢工的凑热闹的尼泊尔青年，他不仅同情罢工，也同情我这个被困住的中国人，他拍着胸脯说我不必担心，说会想办法让我这个“中国兄弟”尽快离开；再一个是通过这位热心的尼泊尔青年引荐的政府军军官，他的英语流利，询问了我的身世（包括婚否，有没有女朋友，父母的工作等）然后让我等着，说想办法让我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june和ryan。

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写到他俩时，我在博卡拉，在我们三人同住的房间里，趴在床上写一篇名为“彼岸”的关于瓦拉纳西的文字。就像和大多数路上遇见的人一样，我们彼此留下联络方式，却不再联络。我想即便我不是佛教徒，这仍是我偏爱的在路上交往方式，随缘聚散。

当我看到两个背包客从人力车上跳下来，茫然而疲惫地站在路口时，也许是受了毛派大哥的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或只是出于下意识的，我主动上前搭了讪。我先把他们带去那个隐蔽的餐馆吃了饭，接着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形势，她俩听了开始担心。我重新扎进人群里。一整个下午我都和那些罢工者以及士兵们在一起闲坐，一杯接一杯喝军队用卡车运来的桔子水（正是久违的儿时的桔子水的味道）。我敏锐地观察着周围的各色人等，寻找一切能让我们离开的机会。大路上的妇女们仍在严防死守，并时不时和一些人产生冲突，每到那时候，我就跟着士兵们一起冲过去，不同的是，他们试图阻止冲突升级，而我只是袖手旁观。

June和ryan一直躲在小吃店门前的树荫里，我招呼他们过来一起喝桔子水。他俩很惊讶我为什么可以和这些几乎完全不说英语的士兵打成一片（我和某个军官互拍着后背，我一直在比划着问他有没有办法带我们走）。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如果说在印度时是英语帮了我的忙，那现在呢？也许我在旅行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它从到达印度的那一刻开始，从我被Rifat在加尔各答混乱的街道上捡走开始，我很少再能感受到独自在曼谷时的那份游魂般的孤独，我感觉自己和周围的一切越来越融洽，我往往可以在一种毫不刻意的状态下和环境建立联系（比如我与瓦拉纳西），和人建立信任（比如那一刻我正拿着桔子水和那些大兵干杯）。我很享受这个全新的状态，我分明感觉到了自由——如此具象、松弛、让我贪恋的自由。它让我对未知的前途浑然不惧，让我在陌生人面前自然松弛，我记得ryan甚至说我非常sophisticated——成熟老练——可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我熟悉的城市和生活里，这句评语几乎可以构成一个笑话——没有人会这么评价我，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这么说，那几乎就是对我的反讽。

最终，那个在路上“sophisticated”的我如愿以偿地在黄昏时找到一辆发往蓝毗尼的军用卡车。还是那个热心的尼泊尔青年，他拉着我凑在驾驶室的玻璃窗下一顿说，最终上面的军官冲我点了头，我立刻回头叫喊着远处同伴们的名字。我大声地催促着他们：Let’s go! Let’s go! 仿佛生怕里面的人改变主意。我至今都记得他俩手提肩扛着所有的行李向我狼狈奔跑的样子：夕阳勾勒出他们金色的轮廓，ryan的金发和june的黑发迎风飘散。。。——这当然只是我美好的杜撰——回忆再度失真了。但我分明看见那一刻两张惊喜的笑脸。哦，应该是三张，还有那个小伙子的，在身后的黄昏里越来越小，也许正如他眼中的我们吧。

2012.8.18.

维持秩序的军警

孩子们对外国人和照相机的兴趣远大于罢工

Buddha chok，离蓝毗尼27公里

wodetianna · 2012-09-09 09:33

Eat, sleep, meditate

2.

我们仨搭着军车进入了蓝毗尼，或者叫“蓝毗尼花园”——我更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可以借此想象一下当年那个叫释迦摩尼（那时他还叫悉达多•乔达摩）的小朋友降生时绿树成荫，花红柳绿的奇异风景。只是，在我们从下车点徒步进入“花园”的路上，始终都在一片闷热、静谧、且毫无生气的野地里吃力行走：蓝毗尼出奇的热，这对于抱着同一个目的——避暑，一路从印度“逃出来”的三个人而言堪称绝望。一路上少有行人，更别说游客的影子了（大多数游客被罢工拒之门外），我们晃晃悠悠地走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June那本韩国LP上所标出的韩国寺（Korean Temple）。

韩国寺提供便宜的食宿，屋子虽简陋，却“异常”干净——对于刚刚离开印度的我来说，那时的很多感受都是可以加上“异常”的。我和Ryan住进了一个多人间，偌大的屋里只有我们俩，外加“异常”整洁的环境让我俩难以置信——诚实的描述是：啥都没有，包括没有床——那只是一方铺着垫子的水泥墩子。可这仍让我们感觉幸福来的太突然——对于两个刚刚从印度跑出来的蓬头垢面的家伙而言这就是paradise（Ryan的原话），只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天堂”也会停电。

与其说我们在Korean Temple住下了，不如说我们被困住了。罢工愈演愈烈，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后来的几天里，为了离开，我们几乎尝试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法子，联络了所有能够想到的社会力量，他们包括：当地的警察、对面中国寺里的和尚和一个中国包工头、进蓝毗尼送菜的卡车司机等。。。。。。可是终究还是无法走脱，因为：警察不管、和尚没车、而包工头和拉菜的胆小（怕被罢工的人群砸车）。我们仿佛被困在了一座孤岛上。

在那些炎热而潮湿的白天里，除了琢磨脱身之计，我几乎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早早踩上一辆庙里的28寸中国造自行车，在蓝毗尼花园中（或者说是“蓝毗尼荒原”——这是它在我记忆里的模样）晃悠。我漫无目的在各个国家的寺庙里游荡，它们由一些狭窄的泥土或碎石路连接，各自隐藏在浓密的树丛里。我看到了，便骑进去，在那些形制各异，但一律空空荡荡的佛殿里闲坐，那里往往清凉。第二件事就是会赶在中午的饭点前再骑回来，像幼儿园小童一样，和众人安静地排在一处，等待那一声脆响——管事的韩国和尚用一根铁棒在铜锣上敲出的铿锵之声。我们这些庸俗的吃货（包括June和Ryan）总是不甘人后，早早出现在餐厅门口，我们看到彼此，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伙食当然是好的——仍是“异常”的好。虽不见荤腥（这对在印度习惯了吃素的我们而言当然不是问题），我们仍然将巨大的，几乎是所有的热情倾注在一日三餐之上了（其他的热情用在琢磨如何从蓝毗尼脱身）。佛祖慈悲，我第一次在路上过上了一日三餐的规律的生活。虽然每日的早餐通常都有昨日晚餐的影子，食物的品类和口味却也无可挑剔（再次强调，只对刚刚从印度过来的我们而言。因为我分明听到几个刚从国内过来小青年抱怨食物）。说几样常见的斋菜吧：各种咖喱味的蔬菜——用对和尚而言过于浓稠和辛辣的咖喱汁熬出；龙虾片——完全是小时候的味道；各类水果——芒果、西瓜、葡萄等等让我们前赴后继的水果；韩国泡菜——味道自不必说；甚至连米饭都有白饭和炒饭可选。。。。。。这样的结果是，我和Ryan甚至为了吃上早饭，不惜每日抹黑起床，拎着托盘去排队。当然，那些黯淡晨光中的朦胧面孔远远不止我们俩的，他们还包括寺庙里的韩国和尚、几个常住的参加冥想课程的欧美人，还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过路客。我猜他们中许多人早起的原因是因为要参加早课或热的失眠，但我和Ryan的想法比较朴素：仅仅只是怕去晚了吃不到水果——猥琐的我们留心到那群与世无争的和尚们在水果面前从不嘴短，另外，我们共同信奉着“不吃白不吃，不吃亏的慌”这样低俗的价值观。可那时，我们坦诚地接受了真实的自己——两个庸俗的吃货。我早说过，我的小农思想已经不止一次在路上得以暴露，只是Ryan作为一个来自发达国家的青年，其在饭桌上所表现出来的做派着实让我不齿——他不怀好意地笑，瞟着和尚们的桌子对我夸张地说：“They eat a lot!”。“You too”，我说。Ryan常常吃得肚满肠肥，我们俩在蓝毗尼的一周里竟然双双胖了。再看那几个参加课程的欧美人，应该是将吃饭当成了修行的一部分，往往吃得缄默不语，不像我和Ryan这般边吃边聊，吃完了还要靠在椅背上悄悄打几个饱嗝（Ryan比我有礼貌，每个饱嗝之后都要补上一句excuse me）。和尚们倒是和我们一样，吃的既快又欢乐，偶尔彼此讲些韩语笑话。至于那些隔三差五更换面孔的过路客（多是些一路从中国玩过来的同胞）则是另一番情状。

离开印度后，我第一次有了“回归”的感觉：看看地图，我终于开始往北折了，开始离中国越来越近了，即便我似乎还没有在心理上做好“回归”的准备。到了蓝毗尼，这种感觉愈加强烈：我在韩国寺遇到至少两批从国内过来的游客。他们在饭堂里大声地开国语（需要撇清的时，我和Ryan虽然话多，仅是窃窃私语）；他们抱怨饭菜（除了几个和我们一样邋遢的年轻背包客）；他们共同地将我当成了日本或韩国人——我只装不知道，从而旁听了许多中文八卦和旅游攻略。我承认，我很烦他们，他们让我意识到我结结实实踏上了“归途”，这感觉很糟。

除了中国游客，最多的还是韩国来的背包客。到蓝毗尼的第二天，房里搬进一个韩国大学生，他话不多，人很友善，见多识广。只是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你看，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始终搞不懂很多人对此的想法：在我离开蓝毗尼的那天清早，他特地追上我，与我互换了联络方式（我一般不主动与人互换信息），只是我们再没联系过。类似的事情在路上不止一次地发生，只是当我在对方的本子上，或某张可能不久之后就会被他（或她）遗失的纸片上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我其实已知道不大再会和对方联系。打个不恰当又或许是极恰当的比方，这类似一夜情，最好还是将一切的高潮和情感上的粘连留在路上，而不是在旅行后的光天化日下再度重逢，那会很别扭。事实证明，事后对方多半也是如此，比如在菩提迦叶时的挪威女孩Tulip，在阿格拉遇到Eva，还有更多的人，比如在泰国的高速公路上为我停车的警长，在瓦拉纳西和我谈人生的烟纸店小老板，还有那个和我一块儿跳进恒河，最后像拖死狗一样把我拖上船的孩子。。。。。。此刻，我是如此地想念他们。只是一切都过去了，他们在我的记忆里保存着完好的印象，这样很好。

天太热了，除了Ryan（他拥有在任何条件下倒头就睡的天赋），我和韩国男孩在夜里无法入眠。他就睡在我身边的铺位上，我总是能够听到他在黑暗里辗转反侧的声响，偶尔眼前一亮，那是他在玩手机。那晚又停电了，蓝毗尼的供电和瓦拉纳西一样糟糕，我冲了几个冷水澡，可是短暂的清凉很快就被汗水淹没了。我起身，带着驱蚊水，昏着头下楼，一个人跑到黑暗的广场上。广场中央有一张长长的石凳，我本想在那上面躺一会，凑近才发现那儿竟已躺了一位。在楼下无奈地闲逛，忽然心生一计，这时黑暗里晃来一个人影，是我的韩国室友，他用韩国口音浓重的英语向我表达着失眠的苦闷。我便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他听，他也没多想，只问大殿的门是否关了。我说不知道，但可以去试试。

大殿建在高处，我只在黄昏时来过一次。那时和尚和信众们正在做晚课，殿里点着无数盏长明灯，萦绕着周而复始的韩语经文。我没有加入他们，只是在一处角落里静静坐了一会。而彼时正值深夜，依稀仍可望见大殿里摇曳的火光。凑近一推门，果然关了。再细看，并未上锁。我拉开门闩，门吱呀一声就开了。俩人前后脚进殿，反手关门。无人，只有长明灯依旧通明，照得我们的影子在四壁上蹦蹦跳跳。我在佛像前虔诚地拜了拜，在心中默祷：求佛祖庇荫（这个词用在那个炎热的当下里是如此贴切），借一方净土，求一夜安眠。并请佛祖原谅，绝不要和我等失眠之人计较礼数。拜罢，我们在将几只大个儿的蒲团搜罗起来，尽然简单地铺成了“床垫”，我俩将驱蚊水洒遍全身，在殿堂的正中央倒头睡去。依然闷热，便将殿门敞开，果然隐隐有风。

我们睡着了，在驱蚊水失去效果之前顺利地入睡。一觉醒来已是早半夜，长明灯统统灭了，不知是油尽灯枯，还是有人起夜捻灭了它们。总之，没有人打扰我们，殿门依然敞着，门外是无边的夜色，和殿内的黑暗连成了一片。韩国男孩仍在熟睡，可我却再也睡不着，依旧被汗水浸透了，却不似早半夜那般烦躁，依稀感到一股清凉的气流从不知哪个角落里吹出来，抚在皮肤上。我一直半梦半醒地躺着，再也没有睡着，我想再等等，去叫Ryan吃早饭。

我和Ryan的房间，他忙着挂蚊帐，而我更相信驱蚊剂。

蓝毗尼，骑着自行车，从这座庙里转到那座庙里。

wodetianna · 2012-09-28 11:42

Eat, sleep, meditate

3.

他的寺院离韩国寺不远。那天骑过门口，因天气太热，又见大殿里没人（除了一个跪着擦地板的当地老人），就脱了鞋进去，靠在一个柱子下休息——并非冥想，虽然那是个极适合冥想的地方。幽暗的殿堂里寂寂无声，我甚至睡着了，至少是进入了半梦半醒的状态，直到被一群孩子（准确地说是一群小喇嘛们）的赤脚拍在地砖上的声音唤醒了。

直到离开蓝毗尼，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便随一个给我们充当翻译的小喇嘛，也喊他lama。他刚见到我的时候，我正和那群孩子们在一起（还是说“孩子”而非“喇嘛”来的顺口，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有太多活灵活现的凡人味道）。我跟着他们走出大殿，坐到一处回廊下。我被他们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要让我拍照，有几个孩子还跳出来，向我展示了几招从电视里看来的中国功夫，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中国人，定会三拳两脚。直到Lama出来，孩子们才一哄而散，在瞬间鸦雀无声，各自归位。他们整齐地坐成两排，各自捧起手里的经书。他坐定，环伺众人，见到我时，相视一笑。他开始给孩子们上课，教习藏语的经文，不时停下来，让打瞌睡的孩子摊开手心，用戒尺狠狠地打上去。

后来几天，我每天都会去庙里找他。除了偶尔蹦出的简单单词，他几乎说不了英语。我们似乎也不可能就任何话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他三十七岁，在加德满修行，在结束了三年零三个月的闭关之后（他提起这些时，就像我说起去楼下的超市里逛了一圈那样平淡——可那终究是三年零三个月的独处），被派到蓝毗尼的寺庙里教养一群十来岁的小喇嘛。当他把一本小册子递给我这个远道而来的过路客，指着封面上的佛塔告诉我那就是他在加德满都的寺庙时，我意识到我俩的生活遥远地只能彼此相望。可是，我仍然很愿意和他呆在一起——相比于现在生活里抬头不见的人们，甚至可能包括我的父母，我更乐意和旅途中那些不知底细的人们相处，也许只因为这种仿佛真空中的交际对彼此毫无压力可言，合则聚，不合则散，你无需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词，被我（们）——因为也许还包括你，逃避的玩意——“逃避”，我此时可以坦荡地说出这个词了，在旅行结束后的第二个月。

总之，我很愿意和他呆在一起，这比和ryan、june呆在一起更好，更具说服力（并非更有趣，更有聊，或更有吸引力）。他俩自从到了蓝毗尼，几乎足不出户，寺庙里男女分房而睡，但白天june都会我们的房里，和ryan合衣躺在一处。这也让我有些尴尬，加上风扇转转停停，所以我总不爱在屋里呆着。

Lama也很乐于与我交谈——可是天知道就凭我俩的语言水平能谈点什么。索性他比我活泼，丰富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通常都能明白无误地表达他的意思。但是更多时候，我俩只是闲坐。后来，自然而然地，他开始教我如何按照他的方式坐着。我至今都能听到在那间晦暗的屋子里，他洪亮的声音，就一个单词：here。here——他要将我留在那个时刻里，将我浑浊而流动的思绪停在当下。

那天我在韩国寺吃了午饭，又溜达去了lama的庙里。看到他时，他竟热得光着膀子，站在门廊里一边打扇子，一边笑着冲我说：hot！ Hot！我们闲坐了一会，期间不时有小喇嘛进来向他请示什么，大概是要在大殿前开垦一片土地，种些花草。他向小徒弟们解释完，套上一件黄色坎肩，再罩上僧服，拍了拍我，示意跟他走。

我跟着他穿过回廊，去到大殿背后。他掏出钥匙打开一扇小门，将我让进去。我对藏传佛教知之甚少，因言语不通，也无法从他口中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屋子没有窗，亮着长明灯。一侧墙上并列着几尊面目狰狞的神像，我一个个仔细看过去，墙壁上还有一些壁画，描绘着一个被猛虎吃的只剩下骸骨的人在地上痛苦地垂死。Lama仿佛自言自语般和我说着什么，一边将一个盛着白米或是青稞（记不得了）的巨大的仓状器物填满。他示意我在他身边坐了，开始教我一些打坐的基本法门。

在印度时，我曾有过“学习”冥想的念头（可这哪里是可以习得的）。那时总不想刻意地去参加冥想学习班——meditation workshop（菩提迦叶和瓦拉纳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字眼）。记得我提过，到菩提迦叶的第一晚，曾遇到一个去纳兰达参加冥想课程的中国女孩，她只和我们呆了一晚，天一亮就匆匆上路了。说实话，我那时对她那种风尘仆仆的劲头很是瞧不上，那个“课程”在她眼里仿佛就是那把开启谜题的钥匙——至于她的谜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很多在印度遇到的外国人仿佛都多少有些问题，是什么，不知道，包括我自己）。我的“看不上”也许只因自己压根就不相信一个课程会解决任何问题——正如我其实一开始就不相信“旅行”这件事会解决任何问题——好吧，这听起来真让人丧气不是吗？——我甚至他妈的不知道这问题到底是什么，也许我现在可以去掉“他妈的”三个字。因为也许我此时多少找到了问题的些许头绪。

直到走进蓝毗尼的那间佛堂，坐在一个呓语般的lama身旁，我这个“刻意”地不想参加任何“刻意”的冥想课程的人第一次开始meditate——无法否认，冥冥之中，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时刻，自然而然而非风尘仆仆地发生了。

我无法描述那种感觉。我甚至至今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meditation，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地进入那个所谓的“对”的状态（如果它存在），我一度为这个问题而困惑，我曾和Carlos讨论过（我会在后文提到他），直到后来读到奥修(Osho)关于“meditative时刻”的描述，才有所印证：也许对于那个在路上的我而言，meditation是可有可无的，对我而言，旅行本身就是一种meditation——对我而言，旅行是最自然而然而非风尘仆仆的方式。

第二天，lama甚至还带着我去了佛诞地做冥想——恩，没错，在那些风尘仆仆的“信佛”的中国女孩儿们看来，那样的时刻定是至为殊胜的：lama带着我抄了条进路，在炎热的午后穿越一片据说夜晚有毒蛇出没的小树林（因此成就了它的人迹罕至，而我一路都在寻找毒蛇的影子），进入佛诞地。那是一座典雅的白色四方建筑，千年的砖石遗址被围在正中，据说释迦摩尼就在此处诞生，在眼前这小小的几个平方米之内。那儿散落各个国家的货币，在其中一面墙上涂抹着金粉，插满鲜花。我跟在lama身后，按他教我的法门走路。饶了不知几圈，我们停下来，并排坐在走道里冥想——我想对“风尘仆仆们”说：于我，那个时刻其实只是众多回忆片段中并不出众的一个，可能还不如你的“workshop”来的特别。起初我意识到有些好奇的游客在一旁打量我们——我们这对僧俗组合在那个时刻也许看起来有些奇怪——你看，我是如此管不住自己的余光和思想。只是，慢慢地，坐得久了，练得久了（以秒计的一次次练习），便再也想不起他们了。

写到这里，关于蓝毗尼也该告一段落了，仿佛有些唐突地嘎然而止。可想记下的都已记下，更多的细枝末节往后再补不迟。

最后要学着电视剧的样子，对主人公的归宿做一个交代：如果不出意外，lama至今应该仍在蓝毗尼，和他的小徒弟们在一起。june和ryan和我一起成功离开了菩提迦叶——我们在一天早上莫名其妙地被几个好心的军人载出蓝毗尼，虽然下车时他们蛮横地拿着自动步枪冲我们要钱，但我们仍不够厚道但足够坚定地赖了帐。那个和我在大殿中睡过一夜的韩国小伙去了印度，我们留了联系方式，却不再联系，我和lama也是一样。

“孩子”们

lama走在前面，毒蛇在哪里？

蓝毗尼佛诞地

wodetianna · 2012-10-05 03:06

Rewards in Process?

我是在韩国寺遇到Carlos的。

他出生在马拉西亚的华人家庭，少年时在台湾度过，青年时赴美留学、工作，他的一生颇坎坷，退休前是一家美国知名航空公司（现已倒闭）的高管，不知是什么让他决定放下工作（用他的话说是不再“砍柴挑水”）开始独自在亚洲旅行、做义工。

一开始，我俩只是在餐厅里泛泛地聊天，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以及在印度时的感受（他从加尔各答飞来）。有天晚上，我独自在楼下的院子里闲逛，撞见他，也一个人在黑暗里晃悠。

正是在那个夜里，我们面对面坐在院中长凳上直聊到凌晨。我已不记得是怎样的契机，我俩话锋一转，原本浅白的谈话突然变得“沉重”（或许该有个更为中性的词）我就像面对一个心理医生那样向他坦承了自己的许多困扰，这是我一路以来，甚至包括旅行前，从未有过的倾诉状态。我并非滔滔不绝，却将那些细小的、真实的、几乎对任何人都难以言说的感受描述给他听（我几乎早已放弃了这种倾诉的念头，因为觉得既无必要也不可行）。

我们本可将话题限制在工作、家庭、最多谈谈理想的层面，而不触及生死和孤独感——处在一个并未老得可以谈谈生死的年纪，我也还能谈谈孤独，因为在我心里，那孤独，那种无人诉说，即便说了也无人可解，即便有人可解，也无药可就的孤独感长久地伴随甚至折磨着我。而作为一个古稀老人，即便可以谈谈生死，却多半也会觉得和我这样一个“年轻人”谈论这些吊诡吧——我能感觉到，在那一刻Carlos和我一样，找到了一个愿意真的说点什么的人。

我刚到蓝毗尼时，遇到一个国内来的旅行团。其中一位豪爽的北方大哥在得知我是中国人后拍拍我的肩膀，先是对我“打扮的和小鬼子一样”表示不满（我实在毫无打扮可言，只是有些邋遢，没有他穿戴得讲究），而后又对我说：“幸亏你不是小日本，否则看我‘削’不死你！（打不死？）”我未答话，庆幸没有亲见自己被人“削”死的惨状。他接着好奇地打听Ryan和June的事情，我耐心地讲给他听。

我在此处尽量不带个人好恶地讲述一下Ryan和June的故事吧：韩国女生June和美国小伙Ryan同在苏格兰的一座有机农场做义工（June辍学前往，而Ryan从来就没有过正经的工作），两人共处一年，成了男女朋友，又一同辗转到印度南部的另一座有机农场，做了三个月的义工，接下来是尼泊尔，仍是有机农场。我从未问过他们为何对有机农场这样的粗活累活情有独钟：顶着烈日，将双手磨出血泡和老茧，没有收入，只有最简陋的食宿。也许在印度，义工实在不是新鲜的族群，或者，就像我对自己的旅行一样，我并不期望从他们口中得到任何明确而有说服力的答案。

北方大哥听完就笑了，他对二人的评价只有两个字，铿锵有力：“傻X”。

他的理由是：俩人不如各自在国内好好工作，挣了钱捐给慈善机构。这远比在有机农场做活更有效率，并说自己在农村呆过，知道十个他们也顶不上一个农民，还尽给人添麻烦。所以，是“傻x”，是“矫情的傻X”。

我走开了。他的话很刺耳，我想要反驳，却也没有理由。没错，他的话牵连出我的自我怀疑：我和他们差不多吧？也是“傻逼”一个吧，我漫无目的地“浪费”着我的人生，我到底在做什么，我要往哪里去——即便我不说，也从未摆脱过这种带有强烈负罪感的自我怀疑。直到那晚，当我对Carlos谈起这个困惑时，他的回答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他听完想了想，说：“Rewards in process”：那人说的没错，只是大家算的是两笔账，June和Ryan“矫情”地绕了大半个地球，寻找与收获的一定不是那人口中的粮食收成，而是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甚至并不完全知道）的东西。而这些收获（Rewards）只有在过程之中才会慢慢浮现出来，它对两人的（而非任何旁人的）生命别具意义，引领他们一路至此。

Carlos盯着我，问了一句：“对你是一样的吗？”

“Rewards in Process”，它几乎是我在那一刻的救命稻草，它让旅行对我多少有了说服力，它贯穿了之后所有在路上的日子。我至今都记得那晚Carlos坐在我的对面，直视我，问出的那句话。可是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一厢情愿地信靠它，可，那rewards究竟是什么，我至今不知——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有越来越低迷的情绪和越来越疏离的现实生活。我所知道的是，旅行是一颗被我吞下的胶囊，糖衣已经消融，里面的苦涩粉末正在对我产生一些尚未可知却永不可逆的作用。

后来，我和Ryan他们先去了博卡拉，本约了Carlos在博卡拉再见，一起徒步，因他食物中毒未能成行。这是后话了。

蓝毗尼至博卡拉途中

《无题》作于蓝毗尼

wodetianna · 2012-10-20 10:41

高山在云雾里

在蓝毗尼吃了一周的素（外加在印度时未能多沾荤腥），致使我和Ryan、June刚在博卡拉的旅馆里放下包，就冒雨上街找肉吃。为了选一家便宜的餐馆（以印度甚至是蓝毗尼的物价标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街上走了几个来回，坐进一家沿湖的小餐馆里。我们原先关于酒池肉林的幻想最终落实为三份牛肉汉堡。记得Ryan一个劲地赞美那块肉饼如何鲜美多汁，我早饿极，囫囵吞下，June吃的最仔细，将肉饼摊在盘中，切成小块，一块块叉进嘴里。

这也是我和他俩吃的最后一餐。他们只在博卡拉住了一夜，马不停蹄地去了那个有机农场——Ryan曾对我描述过路线：从博卡拉坐班车（三天一班），出城n里地，再转车，至一湖边，渡至彼岸，再步行n里地便是农场所在了。记得第一次提到他倆时，我们还在一起，我正趴在博卡拉旅馆的床上写一篇关于瓦拉纳西的名叫“彼岸”的文字。分手至今，彼此再无联络，也不知道他们后来在“彼岸”那家据说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的农场里是否安好，想必是会的（和他俩分手后，才意识到短短一个多星期的相处，竟对他们的存在有了小小的依赖。在情感上我其实一直都是外强中干的弱势群体）。

第二天收到Carlos的邮件，说上吐下泻，卧床不起（我未细问，却很难想象韩国寺的食物会出什么问题）。我们本约好在博卡拉一起徒步ABC（一条世界知名的徒步路线），但我到了博卡拉才意识到原来“徒步”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双腿（尤其是在商业极度发达的博卡拉）它还需要钱，不少钱。小农意识再次作祟，我在第一时间打消了徒步的念头，另一个原因是习惯了独来独往，实在不想参加那些由trekking club组织的集体活动。于是独自在城里逛了两天后，我想起去看看喜马拉雅山。

在来尼泊尔前，我一直以为喜马拉雅山在“遥远”的北方，竖起一面无法逾越的陡然高墙，将尼泊尔和西藏隔开，我甚至一度不知道坐上吉普车，就可以一直从加德满都开到中国西藏的樟木口岸。在博卡拉我才意识到喜马拉雅山并不遥远，它被印刷在随处可见的旅行指南上——“喜马拉雅观景点”据说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景点。

即便早已问明了路线，我还是走了弯路。我在一个岔道口休息，想找一位当地人问问是该向左还是向右。恰逢正午，烈日当空，根本没有树荫可避，只好在路边干等。我累坏了，汗水已经彻底将棉短袖的颜色由灰染黑。我租了辆自行车，从博卡拉城里一路骑到此地，持续几公里的上坡让我怀念起在东南亚时，整日骑着小摩托四处晃荡的时光。偶尔有拉着游客的大小客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我似乎看到那上头的人们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或许这是我在那一刻羡慕心理作祟——在那样的正午，我出现在这里的确不太理智）。

终于来人了。也许是因为“Himalaya”这个词在所有的语言中听起来都大同小异，完全不懂英语的尼泊尔小伙竟然果断朝右边的那条路一指。这样的结果是，我在一段碎石路上颠簸大约两个小时后再次折回了那个岔口，重新沿着左边的那条路往上骑。起先还是撅着屁股卖力蹬，学着专业选手的样做蛇形运动——那是儿时的战争片中，可以躲避枪林弹雨，毫发无伤的神奇的运动轨迹。我当然没有什么可躲避的，整条路，某些时候，甚至感觉整座山里只有我。

也许又骑了五六七八公里——我已完全模糊了距离的概念，我再也撅不动屁股了。。。。。。我开始骑一段，推一段。最后，在一个L型的拐弯处，我连车都懒的推了。我将它留在一家杂货铺门口（其实就是一个搭在悬崖边的窝棚），打算干脆一路走下去。我询问那位面向憨实的老板“Himalaya”还有多远，对方说，“不远不远，就在那山的后头”——当然，因为沿途几乎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我顺着他的指引望去，远处葱郁的山脉连为一体，笼罩在一层浅淡的迷蒙雾气中。在杂货铺里喝掉两瓶汽水，一直歇到浑身发冷了，才继续上路。

没有了自行车的拖累果然走的洒脱。疲惫当然分毫不减，只是想必是已过了临界点，已经可以躬着腰（不济时双手叉腰），在山路上机械性地走个不停了。我一向不善奔跑，记得在初中时代，我连50米都不能达标，被体育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主要是女同学们的面）揪出来一顿骂。可是我后来发现，走路（长时间地走路）是我众多不能转化成物质资本的无聊的无以炫耀的天赋中的一项。我甚至怀疑，就像刘若英对爱痴狂一样，我对走路有所痴狂。当情绪被疲劳磨平，当所有远在天边的回忆，忧愁，思念在被汗水浸透的身体里微弱地再也发不出丁点声响之后，我意识到我：I’m on the right track——不是说我选择了对的路，因为我刚刚迷了路，只是那个疲惫与真空的状态让我觉得自己真实地存在着，寂寂空山之中，独自一人，却不觉孤单。路边的溪水从岩缝间潺潺而下，林中一跃而出的野鸟，从面前一掠而过，它朝着远山飞去了——我多想和它那样，从这条曲折的山道上一跃而起，一头扎进悬崖下头那片开阔的天地里。

我一直行走在这种类似于着魔的状态中。我甚至边走边笑，当我意识到自己竟正咧着嘴嘿嘿傻笑时，故意放开喉咙，“ha ha ha”地制造出一阵最大的笑声——它们在静谧的山谷中突兀极了，也许还让我自己起了鸡皮疙瘩。

远山忽左忽右，不时随着山路的转弯改变方位，有时仿佛不是更近了，而是背道而驰，仿佛永远都走不到。虽然有过怀疑，是否又走了错路，却也不担心，仿佛只要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一切都不是问题了。我在一个转弯处远远听见了隆隆的水声和笑声，绕过去一看，路边竟出现了一座小小的瀑布，急促的水流从两大块岩石之间的缝隙里喷薄而出，几个年轻的姑娘卷着裤腿站在下头的水潭里戏水。那场面类似于猪八戒窥见七仙女沐浴时的表现——当然，我不是冲着姑娘们去的，作为一个被汗水透了几个回合的，口渴难耐的路人，甚至仅仅作为一个双鱼座，我都有充分的理由冲过去。我先在水边傻傻地看了一会，那些姑娘们和我交换着同样傻傻的笑颜，我脱了鞋子，卷了裤腿（如果有游泳裤，我一定会换上，跳下去！），淌进水里——冰凉。。。。。。即便Himalaya还很遥远，我仍一厢情愿地相信这是源于某座高耸山头上的冰凉雪水，它穿越山中无数隐秘的甬道，汇集于此。

我小心翼翼地摸索到瀑布边，脚下的鹅卵石仿佛抹了黄油，就势一滑，幸好被一个小男孩（那一大家人中的独子）扶住了我。我和那个小男孩并排站到了瀑布下，双双裂开大嘴，侧着头，将伸出的脖子和噘起的嘴探进奔流而下的水柱里——泉水猛烈地灌进嘴巴，脖子，眼眶里。。。。。。同时混杂着汗水再次彻底地湿透了我。喝饱了，我跟着小男孩在潭中挑拣各种色彩斑斓的石子——我们将石头放在一起，比来比去，然后在彼此夸张的奚落中将自己手里的那颗丢掉。水里站得久了，脚竟被冻得发麻，便跳上岸，在溜滑滚烫的石板上先是一滑，然后很快烤干。那家半路停车休息的一大家印度游客热情地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野餐，瓶瓶罐罐颇为丰盛，但我对美食缺少鉴别能力，至今记得的只有面饼和咖喱。

离开了不期而遇的瀑布和好心的家庭，继续上路，约摸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到了。

我并不知道我到了——突然地，我就到了。我甚至至今都不知道那里究竟是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原以为所谓的“喜马拉雅观景点”应该是一个被游客和他们的包车拥塞的巨大停车场（当然，可能我的确来错了地方）。当我在一个山坡上的简陋的餐厅里买水时，店家告诉我：“就是这”。我又和对方确认了几次，得到相当肯定的回答——“你真的到了，Himalaya就在那里”。

我顺着一条羊肠小道爬上餐馆对面的高坡，那儿有一块小小的平地，中间立着一座水泥凉亭。凉亭下有一堆炭火的残骸。平地被密林包围，仅空出一面，朝向远山——Himalaya。可是哪儿有它的影子，远处的一切都蒙在灰色的雾霭中，我只能借助想象还原它在透明的阳光下巍峨剔透的模样。我在原地坐了，望着那团迷蒙的灰雾发呆，在那一刻，我既不在意是否来“对”了地方，也不在乎对面究竟有没有喜马拉雅。我只知道我“到了”，到了我要到的地方，那感觉好极了。临走时，我记得自己还煞有介事地挑了一棵粗壮的大树，撒了泡尿，以示到此一游？

折回那家杂货铺时天已擦黑，老板问我，看到Himalaya了吗？我说没有。对方表示遗憾，可我仍很乐呵，跨上自行车，一路的下坡，捏着刹车提心吊胆地冲回了旅社。

我一路上总想起Carlos，他的那句：“reward in process”。

想找的找不见，却爱上未知的旅途。

L拐弯处，我将自行车留在悬崖边的杂货铺前。

我站在一旁傻看了一会，冲了过去。

想画下眼前的草，耳旁的风，想画下云雾里的高山。

wodetianna · 2012-11-14 16:56

在加都的天上飞

我从蓝毗尼坐上发往加德满都的大巴，去晚了，只有车尾的一个座位空着。我挤进去和几个二十出头的国内来的背包客挨着。他们见我不说话，小声议论一番，在得出我是日本人的错误结论后开始肆无忌惮地开黄腔。我本没有主动招呼的习惯，听到黄段子，就彻底死了心。于是我将错就错地听了一路的八卦和艳事——好在期间还有些实用信息，比如知道背包客多半都会去Thamel。

下车后边走边问，黄昏时摸到Thamel区。说实话我对类似的地方，比如云南的丽江、曼谷的考山路，都不怎么喜欢的来。Thamel也是一样：纪念品店、书店、旅行社、旅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街道犹如错乱的血管，人群仿佛奔流的血液。索性，我并没有明确的去处，便随着人流走到哪算哪。我很快被一个拉客的男孩捡了，拽我看了好多旅馆，可都因为价格太贵没舍得住。最终，只能说是我走运，竟然在一家颇具档次的旅馆落了脚。那儿住了一大群国内来自驾的背包客，呼朋引伴地在天井里吹牛喝酒。我和柜台的老板磨叽了半天，最后以一个“同情价”住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

没有窗户造成的心理逼匛让我不适，只是实在不想在天黑后“无家可归”。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几乎一无所有，床靠墙摆放，躺上去，一伸手就能摸到另一面墙。关了灯感到窒息，拉开灯又觉得刺眼。干脆拉开门，坐在走廊的长凳上发呆，我等待着那个困得再无精力去管它有窗没窗的时刻的到来——可那个时刻迟迟不来，倒是等来了两个姑娘。两个活泼的国内来的女学生好奇地冲我的房里望了望，开始和我聊天。当我得知她们有去印度的计划时，干脆将随身的两本LP（一本东南亚、一本印度）送给了她们。我看得出，她们惊讶于我的“慷慨”——其实我自己也有点不敢相信。回屋刚躺下，其中一人来敲门，并非邀请我去共度良宵，而是恭恭敬敬递上一本厚厚的名家小说。我其实对那本小说并无兴趣，但出于礼貌收了下来。后来在路上草草翻过几页，最后留在拉萨的旅馆里了。

第二天，我抱着“换旅馆”的目的在Thamel区晃了一天——我常常这样，抱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目的开始一次晃荡，比如，在加尔各答时，为了去Sudden Street的麦当劳蹭会儿WIFI，可以走上一天，在曼谷时，为了寄一张明信片，可以在去往邮局的路上消磨半日。。。。。。我仍然会对“无所事事”感觉不适，而这些所谓的“目的”至少可以让我动弹起来，让那些无所事事看起来不那么无所事事。闲逛了一天，我最终还是没搬。

加德满都没有给我久留的感受。离开印度后，总有些“空落落”的，找不到旅行的感觉——我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感觉，也许这只是一种变化，我变得更平静了或是更麻木了，或者仅仅是和过去不同了，又或者是离中国近了，我有点“回归”前的不知所措。晚上收到Carlos的邮件，得知他后天到加德满都，便决定等他见上一面。

热闹的Thamel丝毫无法消减我心里的空虚感。从日出到日落，一条街一条街地刷过去，傍晚一时兴起，给家里拨了个长途，电话里母亲除了担心，就是催促我早日回家。而父亲倒坦然，他现在全部的心思都在考虑该买辆什么车（还记得大理时他差点买下的那个小单元吗？父母终归觉得买辆新车要比买套遥远的二手房理智）。大家梦寐以求的车子房子，父母盘算中的“幸福太平的小日子”在那一刻仿佛和我毫无瓜葛，我甚至为此感觉心烦意乱，那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不是陷阱也至少是一根绳索），只等我纵身一跃，从此牢牢地把我栓死。我在街上稀里糊涂地走，也不知到了哪里，天黑了，开始下雨，加德满都再不复蓝毗尼的炎热了，夜晚的雨水打在身上甚至激起一身鸡皮疙瘩。向人打听Thamel，结果还是走错了路，索性跑进路边的一家小吃店，满心凄苦地坐等雨停。似乎只有在印度时，心底的那些孤独感才会被降到一个低值，很多时候，我更愿意相信，我与印度之间有某种无法解释的联系，那里的一切（包括牛粪和苍蝇）莫名其妙地让我感觉自在，至少在大多数时候如此，似乎只有在印度时，我才不怎么为无所事事而感到空虚与愧疚：很多时候，我总是有事可做，百无聊赖时，发呆也成了一件可做之“事”了。

回到旅社已是深夜，筋疲力尽，倒是睡了个好觉。没有窗户的好处是：没有阳光会在一大早隔着窗帘morning call。站在旅社门口的街上，不知所往，心情却好了许多，便想起去杜巴广场逛逛——这不是我在加德满都观的唯一的光，我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还去了著名的猴庙和伯纳德佛塔——我在伯纳德佛塔时巧遇了一位西藏喇嘛，因政治原因流亡于此。我们当时并排坐在地上休息，偶然对视间，他笑着冲我说了句“扎西德勒”，我就本能地回了句“扎西德勒”。他惊讶于我这张面孔竟然会说藏语（我哪里会说，当然除了“扎西德勒”，我还会用藏语数数，这是后来在西藏学的了）。他向我诉说了自己这些年有家难回的情形，描述者的讲述不算煽情，可讲到动情处的表情却仍让倾听者揪心。我几乎没有犹豫（以我如此抠门和警惕的为人，犹还是犹豫了的），掏出一把散碎银两（几张皱巴巴的尼泊尔大钞）递给他，喇嘛也不拒绝，笑着合十谢过。我希望我那些微不足道的钱（还是道一下吧，折合人民币八十多）能帮他去往下一站，多少解决一点难处。喇嘛接了钱，从自己的脖子里掏出一条蓝白相间的护身符给我戴上，说是来自那位不被我国政府待见的流亡的佛教领袖，它会赐予我力量，一路保佑我去西藏。

“赐予我力量吧。。。。。。！”这条绳子当然并不可能像动画片里演的那样，瞬间让希瑞从少女变成悍妇。我却欣然接受，并一直贴身戴着。回旅社的路上，我一直无法摆脱一个恶俗的问题：我会不会真的被骗了（我真挺在乎我那八十块钱的去向的），纠结了一会，我突然就坦然了：其实当我递上钱财的瞬间，就做好了“被骗”的准备，我甚至有点“找骗”的嫌疑。在那个当下，我是真实地被他感动了。不论事实如何，我都“选择”相信他。其实我根本不在意被他欺骗，我也不会为此而觉得自己愚蠢。有了这种觉察，我倍感轻松，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甚至愿意承认，在过往的生活中，自己很多时候都在扮演一个“失败者”的角色，而我是多么不愿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啊。那一刻我坦然接受了这个始终为我愤恨的角色。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失败呢？

临别时，喇嘛用英文给我写了他在西藏的地址，上网搜了才知道：色拉寺。当然，在拉萨时，也没有前去求证的必要了。

还是回到杜巴广场吧。顺着旅馆门口的小路一直走下去，再转两个弯就到了。沿途有很多残破的规模有限的印度教庙宇，游客们在其间往来，当地人则围着坐了一圈，祈福的、喝茶聊天的。杜巴广场位于无数四通八达的道路的尽头，数座巨大的神庙占据着整个广场。我站在一座神庙的下头，站在车水马龙的路口，突然不知何去何从。我意识到在尼泊尔，我的感官变得有些麻木。即便面对如此恢宏而古老的神庙依然无法兴奋，可见建筑物的历史和体量并不是主导情绪的关键。既然没有去向就哪也不去呗。我顺着台阶爬上身旁的那座神庙，直爬到最高处坐下，对着这下面的广场发呆，发呆发够了就开始画画。没有特别想画的，就冲正下方的一辆出租车画。画着画着，就有些不着边际了，我下意识地让那车体内爬出杂草，爬出藤蔓。。。。。。这时一个尼泊尔小伙儿过来在我身旁坐下。我的余光扫到他，却也没有打招呼。这样的看客一路上多次出现，通常只看一会，至多再问上几句就离开了。但这个小伙则不同，他一直安静地陪我坐着，等我画完，然后柔声问：“你画的是什么？”我说是出租车（废话，是个人都看得出来）。“那你为什么要画这些？”他指着那些植物。我回答不出，只好说不知道。他继续说了好些恭维的话，然后很郑重地伸出手来，自我介绍道：“nice to meet you，I’m X”——对不起，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姑且叫他X吧。

X的热情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在我一连婉拒了去他的学校参观、去吃一顿正宗的尼泊尔大餐，以及跟他回家吃饭的要求后，我还是决定跟着他去猴庙走走（我那时只想呆着，懒得动）。如果非要在热情似火和冷若冰霜的两人中选一个，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前者往往让我不知所措，后者至多不搭理，彼此落得自在。猴庙步行可到，便随他去了。

X的话很多，甚至多到了让我不耐烦的地步。他声称自己这是第一次和外国游客搭讪，然后如同一座休眠已久的火山那样向我喷洒他的家长里短。我这才知道他刚刚失恋，急于找一个人说说话（可为什么是我。。。。。。）他还会一样样地向我介绍路边的小吃。当我摇头不知时，他就会露出一个“天哪，你不吃这个就白来加德满都”的表情。起初我还佯装好奇，但很快就失去了耐心。敏感的X感到了我的情绪变化，竟然有些委屈地认真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烦人？”我在心里大喊：“是是是！”却又本能地摇摇头，嘴里说：“怎么会。。。。。。”我意识到，他很善良，我很伪善。

侯庙要收门票，便不打算进去。X拉着我转进了野地。我跟着他在半山腰一条羊肠小道上绕，满地花花绿绿的垃圾。他边走边提示我留意草丛里的动静，说有很多情侣因为没地方去，都会跑到这里来幽会，说自己也常常和那个刚刚弃他而去的女友来此，他们在夏夜里接吻（他的原话，言谈间满是柔情蜜意），想想国内钟点房遍地，尼泊尔的年轻人真不容易。我们顺利的绕进了后山，从一个公共厕所的墙角钻出来（我清晰地记得，因为我顺便如了个厕）。

山顶上的游客并不算多，反倒衬得猴群遍地。有了泰国和印度的经历，已对猴子见怪不怪了。那些猴子见多识广，对游客并不怀有格外的兴趣。我挨着几撮猴子，在一座佛塔的底座上坐了，那儿的高度正好可以俯瞰整个加德满都。巨大的城市在眼前就像一座结构纷乱的混凝土蚁巢，在毫无规律可言的表层下隐约藏着某种和谐与静默。阴沉的天光下，所有的建筑仿佛都刷上了一层浅色的灰漆。那些参差其间的宽窄街巷，让我想到电路板上曲折的金属走向，正是它们引导我一路至此。呆呆地望着，突然有些伤感（当X离开我，跑去一家纪念品店找人聊天时，伤感的情绪适时填补了他的留白），我突然感觉自己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无比渺小、微不足道，感觉自己出现在这里仿佛命中注定，却又有点莫名其妙。那一刻，仿佛自己正伏在加德满都的心脏上，听见它沉默而巨大的心跳。

为了将那种情绪扼杀在摇篮里，我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还是掏出纸笔，仍是不知所谓地画，满脑子的天空——加德满都灰色的天空，那里应该有什么正在飞吧。。。。。。松弛、随意、不知所踪——每每在开阔之处，高山顶、大海边，我总有纵身一跃的幻想。我想这种冲动和我旅行的动机密切相关。

X来叫了我两次，我不为所动。他想下山了，我却想留下。于是我们彼此拥了个抱，他有些失望地走了，我一直坐到黄昏。

第二天傍晚，我等来了Carlos。他看起来气色不太好，毕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也许还没有完全从食物中毒中恢复。我们见面时天已擦黑，他听说杜巴广场不远，提议去逛逛。我们一路上聊了些在蓝毗尼分别后彼此的琐事，而后又是在某个时间点上，突然开始了形而上的倾谈（和我们在蓝毗尼时的情形一样）。一路上遇到那么多人，不管为人有趣无趣，不管话题有聊无聊，从没有一个人会向Carlos这样和我交谈。我们坐到一座神庙巨大的石阶上，望着下面灯火通明的广场聊天。我无法记起全部的细节，只记得我向他说了自己在刚出发时，在洱海边那种孤独而奇特的感受。他听完，竟有些兴奋地对我说：“嘿！说不定，那个就是你的真我吧。”我不置可否，这孤独感是我从未摆脱的，我甚至已经不再对摆脱它寄予希望了，我想它也许与生俱来，是我的一部分，我从娘胎里把它带来，说不定还要一直带入坟墓。而在Carlos看来，这孤独感不仅是无数文艺作品的恒久主题，也是他自己绕不开的生命课题。他向我谈起自己此刻几乎是唯一的害怕：便是那孤独——是也许用不了多少年之后离开这个人世之后的“空”，那种彻底的寂灭让他不安，也正是因为这不安，他开始了禅修。

突然就停电了。

广场在瞬间漆黑一片，人群里爆发出异口同声地哗然。那是讶异、是兴奋、还是对黑暗临头的欢呼？交通依旧，车灯在黑夜里劈开光路，闪烁的人影犹如鬼魅。倒是衬出了一扫阴霾的星空。我突然想起多年前一个老外教我的一句英文：building castle in the air——白日梦。

第二天一早，Carlos去了一处郊外的禅修中心，我离开了加德满都。再无联络。

杜巴广场的神庙和Thamel的街道

加德满都，猴庙山顶

杜巴广场的出租车

在加都的天上飞

wodetianna · 2012-11-21 14:02

一夜樟木

在加德满都阴雨绵绵的清晨出发、搭上几个去边境做买卖的尼泊尔人的吉普车、沿途不时下车、出示护照、将自己的大包翻给当兵的看（全国性的罢工仍未结束）、耐心接受盘问、蹭了司机一顿早饭、继续赶路、继续上车下车、和司机聊天、发呆、聊天、发呆、继续发呆。。。。。。

当乌云散去，当山路上的水渍散去，当我那些“回归时患得患失”的情绪也散去时，突然就到了西藏！

西藏如一堵高墙横在眼前，我曾经无知地幻想过西藏在边境线上拔地而起，将尼泊尔踩在脚下。此刻，面对西藏——确切地说是面对樟木小镇。我发现这竟是事实。如果你曾经和我一样，站在尼泊尔，面对西藏，又恰逢雨后初霁，烟云遮断山腰，或许会有类似的感受。眼前是一座天上的城市。

边境的海关里可谓热闹，背包客扎堆、旅行团扎堆、自驾的、骑车的、中国的、外国的、出境的、入境的、举着小旗的导游、满世界找护照最后兴奋地向众人宣布“找到了！”的游客。。。。。。所有这些人挤在一间不算大的屋子里，甚至连上厕所都要排队。通常这样的情况让我烦躁，而那一刻，我莫名其妙地乐呵着，也不着急排队，干脆在门口坐着看山——那是无法形容的美，它甚至不是美。泰姬陵美吧，吴哥窟美吧，可是那些伟大的奇迹却走不了我的心。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即便只是远远眺望着樟木，那幅也许在很多人看稀松平常的景象，在那一刻竟让我不舍离去。

跨过一座长桥，路过两个士兵（一个尼泊尔的，一个中国的，哥俩站在桥中间聊天，算是一对儿“人肉界碑”，我刚想摸出相机喀嚓一下，被那个刚才还嘻皮笑脸的我军战士大声喝止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切，我当然知道咯），突然又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真肉麻）。四个多月的兜兜转转，从云南出境，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度、尼泊尔，终于还是回来了。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蹦跳着过了界河，随身负着两个大包，多半不可能。但我着实兴奋，真想随便拉着谁说点什么。

因为处境时没事瞎乐，差点误了事。我先是因为自己和某个通缉犯同名（我提出了我的怀疑，警察默认），入境时护照被海关扣下核对（我想我当时的邋遢——好听的说法是“风尘仆仆”，增加了他的怀疑），然后被告知需要去樟木镇上的某个派出所敲个章（回到祖国反而手续变得繁琐，包括后来一路上无数的停车检查）。我到派出所时候正赶上饭点，负责的警察（他管着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可以开启派出所里的某一扇小门，那扇小门后面的某张小台子上有一个我需要的小小的红印章，没有那个戳，就不能继续在西藏旅行），据说那人要下午三点后才回来。我没有在樟木过夜的打算，看了地图，打算继续找辆车往日喀则去（500多公里，大巴数百元的票价坚定了我搭车的想法）。可是如果下午三点后才能敲到章，意味着今天找到车的希望就渺茫了。于是就和派出所的另一位藏族民警磨叽，他不理我，自顾自打手机。后来，门口停下一辆卡车，上面一个老警察探头向那位藏族警察吆喝了几句，他便跑进里屋，源源不断地搬出好多旧家具。我没闲着，就自说自话地帮着他搬。老警察袖手旁观，然后问藏族警察我是谁。弄明原委，竟然掏出手机把那个管章的警察叫了回来。。。。。。

我终于走在了樟木的街上。樟木其实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像一条绳子，串起山上山下。我打算去出樟木的检查站拦车，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从山脚下一路爬上眼前这座“天上的城市”，起初没感觉，随着山路绕了半个多小时，竟刚到山腰，背包压的我脚步沉重，天又适时地下起雨来，便跑进路边一座加油站的值班室躲雨，屁股还进去，竟被一个男人劈头盖脸地赶了出来（许多同胞惯常的粗鲁态度竟然让我一时不适），又钻进加油站边的一家小吃店，这才找到容身之所。我吃了一包方便面（7元），加了一个鸡蛋（1元）和青菜（不要钱），那大概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方便面。好吃到什么程度呢？好吃到当天晚上我又跑进另一个馆子，又煮了一包方便面。也许是店家对我的吃相感到好奇，一群人围过来聊天，我这才意识到在樟木有太多的尼泊尔人，他们的面孔、语言都是尼泊尔的，只不过因为一河之隔，拿了咱们的身份证。开店的一家人都是尼泊尔人，大家连比带划地倒也聊得开怀。汤足饭饱（汤是面汤），雨势渐小，索性将冲锋衣的帽子戴上，继续往山上赶，拖着脚又走了近一小时，沿途歇息一次（和一个甩着鼻涕的藏族孩子大眼瞪小眼在路牙上坐了会），终于到了检查站。

又开始搭车了。眼巴巴地等着随便谁停下来，把我带走。

检查站建就建在山崖边，我和留守的几位警察同志面向群山，冲着尼泊尔的方向，对着下头云深雾绕的山谷——尿尿。那感觉着实不赖，很有快感，和刚才吃面的美好有的一拼（撇开道德和美观，我其实挺能理解那些在名胜古迹刻“到此一游”的人们的）。只是，检查站里的几个警察很不待见我（我再也不是值得同情的外国游客了！）。其中一个藏族警察除了在屋里睡觉、给进出的车辆登记，就是跑出来打击坐在路边的我。他磕磕绊绊的普通话足以让我明白：mission impossible。即便我很不服气，很不死心，可是果然搭不到车。在我的想象中，应该会有源源不断的游客，至少是拉货的重卡从樟木开上去。可是那天车出奇的少，有几个自驾的（包括其中几个车里明明有空座的）司机也找了各种理由拒载了我。好吧，我承认那一刻自己的情绪很糟，2000米的海拔上，悬崖峭壁旁，在一个警察同志奚落的眼神里一次次被人拒绝，我开始在心里抱怨着、感慨着。想起了东南亚，原来那里才是搭车的天堂。一直等到四五点的样子，因为不想深夜摸进某个陌生城镇，我决定放弃了。临下山前，我对警察说：明天见。

我又回到了那家尼泊尔人开的小吃店，这次没有吃饭，而是将大包存在他们那，用小包装了洗漱用品，下山找住宿。问了几个像样的地方，三星标准的房间一晚上的价格够我在印度住两个星期了。只好一路继续往山下走（在我此刻关于樟木的记忆中，总是反反复复地爬上爬下），突然心血来潮地想给朋友打电话，就满世界打听公用电话，最后在一个杂货店里打了三个电话，两个给朋友，一个给方圆。

自从在暹粒分开，我和方圆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络，包括我在曼谷时那段情绪最为低落的时间（情绪在“曼谷”跌入“低谷”听来倒也押韵），我们即便不止一次在网上发生矛盾和误解，依然没有分开。我到了印度，彼此的关系却也随着我自己的情绪变化而出现了改观，她甚至有过冲动从成都飞到印度，虽然没能成行，我们还是约在拉萨见。

付电话费的时候和老板闲聊，发现这个中年男人谈吐不俗，仿佛一个从国家机关走出来的中规中矩的公务员，得知两年前他带着老婆孩子从内地来到这里，开了这间杂货店。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背井离乡，来到这座冷僻的边陲小镇。望着坐在柜台后面打毛衣的女人，和伏在柜台上做功课的小男孩，突然心里发潮。

天空被夕阳烧得通红，我还在街上晃悠。饥饿压过了对无家可归的担忧，我又钻进了一家小吃店，店主是一位尼泊尔大姐，又点的方便面（仍是加蛋加菜），席间（当我贪婪地将面条往嘴里吸时），在店里闲坐的一个西藏小伙上来搭讪，席后又随着他去了隔壁他家中闲坐，认识了他的母亲和老婆。他的母亲去过北京，见过不少市面，汉话不好，聊天却也够用。小伙比我小了近10岁，老婆却和我同龄，那位大姐一直呆在角落里冲我们笑。我和小伙窝在他的床上聊天，他对我脖子里的零碎（印度时Pintu送的珊瑚和松石以及加德满都时喇嘛给的护身符）很感兴趣，捏在手里反复摩挲，然后指着自己脖子里相似的链子冲我笑。聊开心了，要我替他拍照，还郑重其事地立起衣领（显得飒爽？）。拍完，我问他要地址。一家三口竟都说不出，他懵了一阵，想出一个好点子。

“你下次来的时候给我。”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他又懵了一阵，说，“可以。你下次来的时候给我。”（他又重复了一遍，仿佛就在明日似的），这次轮到我懵。下一次？

我本想询问留宿的可能，可是不大的房间里只有两张床，我觉得怎么睡都有些尴尬，便离开了。头上的夕阳所剩无几了，雨也停了，风也歇了。沿着冷清的街道（恍惚记得有几盏昏暗的路灯）往山上走，看到路边一家闪烁着血色霓虹灯的“大酒店”（招待所档次），就赶紧进去问。老板是一位四川大姐，看到她的时候正和一屋子男人抽烟打扑克。打听了房价，35一晚，磨叽到30，还是标间。

白色的墙，白色的窗框。窗框上的漆皮一层层翻着，仿佛只要轻轻一抖，就会掉下一地屑。房间不大，两张床，一个木衣架。我丢了包，走到窗边，推开它。

黑夜带着寒意扑面而来。那个瞬间，仿佛在炎夏里，拉开冰箱的门。高山上的气息并不寒冷，精神反而为之一震。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山谷，在窗下陡然跌落下去，空山寂寂，烟气迷蒙。各种飞虫往屋里的日光灯上直扑。我赶紧灭了灯，回头看去，黑夜就彻底成了黑夜了。

窗外的黑夜弥漫进来，我在窗边的那张床上坐了，冲外头怔怔地看。天还没黑透，有神秘而隐晦的光芒洒下来，勾出远山的轮廓，印出眼前松柏摇晃的枝桠。我在一间漆黑而陌生的房间里，却感觉心安。

裹着厚厚的棉被，听着山谷里的风声沉沉睡去。

第二天起了大早，去小吃店拿了大包，早早来到检查站门口等车。藏族警察刚刚起床，打着哈气冲我笑。闲坐无聊，我就帮他登记来往车号，很快熟了，他开始帮着我向司机说情。突然有辆车答应带上我，且直接到日喀则。我欢天喜地地跳上车，却决想不到几小时后发生的事情。

从半山腰的小吃店里拍出去

检查站旁，尼泊尔在峡谷的尽头

寄不出的照片

wodetianna · 2012-11-23 14:26

搭错车

那辆车里坐了四五个老男人，其实也不老，四十来岁的样子。坐在副驾驶的一个胖子没等我表达完意愿就打断了我。我熟知那副表情：“异想天开”。这时候司机转头冲胖子说：“带着他吧，怪不容易的”。我立刻识相地挤出一副“怪不容易”的表情，我那时的样子其实无需做作都挺落魄的。胖子犹豫了一下，发了慈悲，挥手让我上车。

于是，在海拔2000米的樟木，我坐上了一辆挤满老男人的别克商务车，往4000米的聂拉木缓慢爬行。短短三四十公里的路，海波陡增2000米。别克商务车呼哧呼哧地往上爬。窗外跌宕的山谷，谷中浮游的白云，苍翠的高山被土黄色的高原所取代——于我而言，短短的三十公里彻底完成了进入西藏的心理过度。这一路的景致让老男人们兴奋不已。我们开始聊天。当他们听说我走了东南亚几个国家后，以胖子为首，突然变得壮怀激烈，我这才意识到，我的行为唤起了他们的某种情怀，正如胖子说的：他们驾着别克商务车一路从江南开上来，也是一种“牛X的流浪”。男人们都是中小企业主，有卖房的，有卖鞋的，还有对自己卖什么讳莫如深的：副驾驶上的那位胖子。

“讳莫如深”在下车撒尿时主动换到后座，和我挤在一处，摆出畅聊的架势。我本不善畅聊，而且对方的关注点不在各地风俗，却在各国的妇女身上。尤其对泰国的芭提雅感兴趣。可惜我没去过，实在无话可聊。“讳莫如深”一旦开腔，其他几个也来了兴致，七嘴八舌露骨地问我：让我用不那么难为情的方式重述一下吧：他们幻想着我和各个国家的、在他们看来廉价的东南亚女性性工作者做了无数次妙不可言的交易，并且自说自话地开始和我分享各自的欢场经历。。。。。。我从来就不是正人君子，可即便如此，也突然有了乌鸦在头上飞、省略号在眼前飘、在地上挖个洞钻掉的念头。我本应跳将起来，指着他们的鼻子义正言辞地骂道：下流胚！可是。。。。。。我迫于搭车的私欲，尽然只是不置可否地赔笑（我恨自己，我猥琐，我失了气节！），同时想要岔开话题。“讳莫如深”们显然不死心，将我的沉默当作讳莫如深了，继续追问我细节。由于我的确毫无细节可供分享，最后干脆别过头去看风景。我意识到车里的气氛变得有点怪异。我感觉在那一刻自己“假清高”极了！

世事无常。车子还没到聂拉木，“讳莫如深”突然叫停车，对我说：

“兄弟，我要工作了，车坐不下，就把你带到这里吧。”他打开笔记本电脑，真的开始“工作”起来了。

我平静地、微笑地、默默地从车上跳了下来（虽然心里骂了脏话）。其他人都不说话。我看见司机一脸惊讶，回了下头，欲言又止。

别克商务车绝尘而去，我目送着它的屁股，欲哭无泪，同时又有种解脱的轻松。只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旁是继续向上攀爬的公路，一旁是陡峭的山崖。我在原地坐了许久，一辆车也没有，被风吹冷了，就将唯一的一件抓绒翻出来套上，叉着手，缩着头，继续又等了会。还是没车，便决定沿着公路慢慢走，走出不久，就被一位去聂拉木的藏族大哥搭救，将我一路捎到聂拉木的检查站。

这次比较顺利，一个小时不到就搭上了一辆中巴车。起初，司机态度恶劣地拒载了我，还是一车好心的大爷大妈看不下去，招呼我上了车。于是，我一路听着大爷大妈们的欢声笑语往日喀则进发了。老人们是一群来自四川的退休老干部，待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途中邀我和他们一起饱餐一顿，再不是方便面了，而是满桌的川菜，我故作腼腆地暴饮暴食了一番。可是饭后我竟开始高反了。

第一次尝到高原反应的滋味还是几年前在玉树。发烧、反胃、头痛欲裂。索性这次不算剧烈，也许是有了心理准备吧。可是有些路段颠簸的厉害，头痛仍是难忍至极。因为没带身份证，途中还要不停下车跑着去登记护照，那位彪悍的司机大哥每每此时就觉得我耽误了时间，在背后大声催促我。有一回停车如厕，那座厕所盖在一个垭口上，光秃秃的水泥外墙上用红漆刷着醒目的数字：5248米。我也下车如了厕，出来后发觉呼吸沉重，走路打晃。“亲人”们则老当益壮，似乎完全没有高反的困扰，叽叽喳喳地聚在厕所前面摆出各种pose拍照留念。这时候我注意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藏族小男孩眼巴巴地站在车旁，我就上去招呼他，他用有限的汉话对我说：笔。我就跑上车去翻包找笔。此时“亲人”们都上了车，我请司机等一等，下车把笔塞给了小男孩。他接过去，捏在手里开心地笑着。不知为何司机老大地不高兴，冲我喊：“你吃饱了，这样会让他们没完没了”。我没搭理他。

高反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只好忍着，指望着日喀则3800米的海拔可以救我。可是突然又出了新状况。正当全车人昏昏欲睡时，司机突然开始骂娘。刹车竟然没了！（准确地说，是时有时无）当然，我们并没有像落石一样从山坡上一直滚到沟里去，我们的运气够好，汽车离拉孜已不远，一路几乎都是上坡，汽车只得像蜗牛一样往拉孜县城慢慢爬去，偶尔的下坡，司机便手刹脚刹并用，惊得一车人垭口不言。“亲人”们此时发挥了作用，几通电话，尽然联系到一个在拉孜开汽修厂的四川老乡。汽车爬进那个露天修理厂时天还亮堂，待众人大费周章找回刹车，重新上路，最终抵达日喀则时已近午夜。

途中的意外让本就暴躁的司机彻底出离了理性，车刚进日喀则他就把车停了，冲我嚷嚷：“到了，赶紧下，我们还要去吃饭！”。

我知趣地拖着大包，谢过“亲人”，刚要往下跳，被司机叫住，说：

“车票是不收你的，那你把油钱给付了吧！”

“邪么，邪么，邪么呀？！我没有听错吧！（我心里说）”。一懵之间。他又重复一遍：“算你少点吧，XXX块（忘了具体数字）”。看他的表情，没有开玩笑。我也出离了，先在心里问候了他的妹妹（如果他有），然后决绝地说：没钱——我觉得那一刻士可杀不可辱，咬定青山不松口——没，钱。最后还是“亲人”们上来打了圆场，得以脱身。

无论如何，我终于到了日喀则。只是突然莫名其妙地站在一条黑乎乎的街上，不辨方向，头昏脑胀，耳朵里是不知从哪儿窜出来的狗叫。不觉生出天地间一沙鸥之感，也不知该往何处去。

聂拉木

5248

他只想要一只笔而已

从白天修到黑夜

wodetianna · 2012-12-11 15:12

日喀则旅店

本想随便凑合一晚，见街对面有家宾馆就进去了。60块的标间散发着浓重的酥油味，屋里孤零零地摆了两张小床，铺着颜色诡异色彩斑斓的床单。我并不反感酥油味，可那时因为高反只想呕吐，一闻到那股腥气就跑了。我突然想起了青年旅社，只是不知道在日喀则有没有。找了个公用电话打给方圆，让她帮我上网查，竟然有，还不止一家。

在两眼一抹黑的日喀则的深夜里（我之前对日喀则的感性认识都来自韩红的那首《家乡》），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找张床躺下，裹进厚厚的白色的棉被里蒙头大睡（青年旅社的被套白色居多），期待着第二天醒来，高反烟消云散。于是打了个的，往扎什伦布寺的方向开下去。

旅店很好找，就在离扎寺（扎什伦布寺）不远的一条巷子里。我钻进巷子，找到门，推进去。

两个女孩窝在一张桌子后面看《荒野生存》，人手一支烟，没少抽，整个屋子都弥漫着呛人的白雾。两人边看边议论，她们一唱一和的对话方式着实让我难忘（也许甚至可以加上“今生”）：每句话里都加cao，或kao，或女性生殖器。说实话，当时我决想不到会和其中的一个女孩“结为兄妹”，这是后话了。两人打量我时的眼神是四十五度仰角，同时斜着眼，冲我吐一口烟，爱答不理阴阳怪气地问：“哥们儿，从哪儿来啊？”。现在回想起来，那场面酷似“龙门客栈”。

登记时开始例行盘问，当打听到我从印度和尼泊尔过来时，两人夸张地做出膜拜状。我这才知道，有很多人想去印度，而去没去过印度在很多人看来，是划分背包客等级的一个指标。那一刻我对她们的印象不好，也许还是骨子里的封建思想作祟，觉得那些词儿、那些尼古丁儿从姑娘嘴里冒出来大煞风景，而且头痛极，人困极，心里很不耐烦。可是既然受了两人的“膜拜”，就耐着性子顺着她们吹了几句牛皮。

拉啤治高反

我终于躺下了，多人间，厚实的被子，白被套（果然），和同屋的一个小伙儿聊了几句就沉沉睡去了。只是第二天高反还在，头痛减轻，但隐隐发胀，人不动没事，脑袋像个拨浪鼓似的，一晃就痛。日喀则的海拔并不算太高，3800，可是在日喀则的一周里，这种“准高反”的状态一直伴随着我，神奇的是，一旦离开日喀则，我对高反便彻底免疫了，不论是4000米的江孜，还是5000米的纳木错。

本身没有逛景点的打算，又因为这颗拨浪鼓的脑袋，很多时候我都在屋里坐着和小西闲聊。小西是那两个女孩儿中的一个，刚满二十，一路从内地的老家搭车去了新疆，再从新疆辗转来到日喀则，认识了旅店的老板，就留下来看店，当了这“龙门客栈”的小掌柜。慢慢地，随着我对小西那些口头禅的适应，发觉我和她之间的对话尽然有一种难得的默契，比如我们常常会一搭一档、有的没的说上一段疯话，寻着众人的开心。在陌生人堆里，我向来闷骚，可在那些时候，小西无疑让我更为打开自己。我想，她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默契，证据是：一，她后来不再像初时那样叫我“印度哥”了（我那时极黑，又戴着旅行途中集来的零碎，确实极具南亚风情），而是挂着我的脖子冲人说：“这是我哥”；二，和我说话时，她的口头禅少了。

有天晚上，小西和一群人在院中狂饮。这样的“流水席”在旅店里几乎夜夜都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氛围和相见恨晚的缘分让大伙儿肾上腺激素分泌过度，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各色人等齐聚一堂，至多问句“哪儿来哪儿去”便狂饮烂侃一番，往往直到早半夜才散去。我对这样的“大场面”向来不热衷，至多过去蹭口吃喝的就回屋睡了。那晚同样如此，我正坐在床上看书，屋里都是男性，有两个骑车的小伙儿刚洗了澡，还半裸着在屋里晃。门突然就被小西推开了，吓的两个小伙儿直接往床上跳，她醉醺醺地冲过来，递给我一瓶拉萨啤酒。

“哥，喝酒，拉皮治高反”。

天晓得我是哪根筋搭住了，见她一脸的虔诚，竟信了这鬼话。酒精催眠，一觉醒来也许真的就好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科学逻辑。我像喝中药一样两口就灌下肚，结果第二天醒来头痛欲裂。

当然，我并不是唯一在日喀则高反的人，住下的第二天，我遇到一个天津来的哥们，且叫他“天津哥”吧。他的遭遇堪称传奇，用他特有的相声腔聊起来更好笑：有一天大脑一热，一个人，借了辆朋友的奥拓一路从天津开到拉萨，在可可西里想起来要去看看藏羚羊，结果误入无人区，奥拓也抛了锚，自己高反了也不知道，又惊又怕，下车走了没两步，腿一软，昏了。睡了一天一夜在藏民的帐篷里醒来，抱着一只巨大的氧气袋猛吸。氧气袋据说要压才出气，天津哥仰面朝天抱着袋儿，使不上劲，就索性翻过来，腆着肚子往下压。。。。。。

天津哥虽然嘴贫，但很幽默，人也豁达，和我睡上下铺，没事就聊（主要是听他聊）。当他听说我有走墨脱的打算，又经我添油加醋渲染了一番，把徒步墨脱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后，一拍大腿（我的大腿），说：“哥们儿，我跟你走！”

虽然最终我因为没带身份证因此办不了边防证因此进不了墨脱（在西藏一个本国人所受到的限制甚至要远远多过在印度时我作为一个外国游客所受到的限制，难以想象），但在那一刻，他已经决定要和我搭伴儿走上一遭，可是墨脱还很远，我们打算先一块儿去不远处的扎寺转转。

跳进扎寺

据说扎寺逃票的办法很多，听起来最可行也最不可行的是大摇大摆径直往里走。我和天津哥在扎寺大门口的墙根下蹲了半天，最终还是放弃了，守门的喇嘛或站或坐，就是不挪窝，也没有等到混乱的旅行团可以加塞儿。回了旅社，又听到有人说在寺院的侧墙上看见一个大洞，也许可以钻进去。于是我俩就沿着扎寺的墙根一路寻觅传说中的那个窟窿——还真给我们找到了：紧挨着转经路的围墙果然塌了一块，刚刚可以钻进一个人。探头一望，里面几座佛殿，几丛灌木，好一片祥和景象。再无多想，二人猫腰鱼贯而入。

可是很快我们就发现钻进的原来只是一个外院，和真正意义上的寺院隔着高耸的围墙。顿时泄气，感觉类似错将石头当成了馍，一口下去硌了牙。两人无趣地躺在一片小草地上晒太阳。晒着晒着，晒来了一位年轻的喇嘛，他好奇地和我们攀谈，我也不隐瞒，把不想花钱进扎寺的猥琐想法全盘托出。喇嘛发了善心，尽然说有闪侧门大概没锁。我问在哪儿，喇嘛抬手一指，只见天津哥已然顺着那个方向跑下去了。果然有一闪朱漆小门，天津哥推了又推，确定是锁死了。喇嘛也只有无奈，还有点帮不上忙的惶恐，说自己并不是这寺里的（他真的很上心）。喇嘛走了，我还不死心，开始往一个黑暗的殿堂里摸索。

一座废弃的佛堂，到处堆着缺胳膊少腿的桌椅，上面积着厚厚的灰。忘了有没有供着佛像，只记得没有窗，越往深处走越黑，四壁上隐约有些新绘的壁画，满鼻子都是灰尘的气味。这时我发现佛堂深处有一闪木门，便过去本能地一推。门竟然“吱呀”一声开了！我至今都能听见那声音，在死寂的黑暗里把心虚的我俩吓了一跳。眼前仍是漆黑，掏出手机照着，蹑手蹑脚往里蹭，穿过一个狭小的甬道，在尽头又是一闪门，再推，再开，仍是吱呀作响，摸进去，突然发现我们竟置身于一个厨房里，水缸、灶台、锅碗瓢盆一应俱全，灶台上竟然还有一篮子白馒头！我们楞了会儿，当然没顾上吃馒头（那些馒头独处得久了，毫无朝气），又见两闪大门，再推，开了一道缝，原来是被人从外面锁住了。我们推测，这厨房应该是寺里借给在外院干活的工人们用的。扒开门缝往外瞅，扎寺就在眼前。一门之隔，广场上白鸽飞舞，彩旗飘扬（瞎扯了，这却是我们那一刻的心情）。广场很空旷，除了零星的喇嘛和游客，只有刺眼的阳光。

这时我发现了那扇窗。它就悬在我们头上，用一块巨大的万字符窗布严严实实地遮着。我挪了张桌子踩上去，将那块窗布一角的活结解开，掀起，一整个明晃晃的广场顿时映入眼帘。天津哥也上来了，此刻他再也不是一个相声演员了，似个孩子那样对我附耳低语，紧张又兴奋地提醒我查看广场上有没有喇嘛。我看除了三两游客，没有喇嘛，再往下一望，虽有些高，但勉强可以下，就狼狈地扒着窗台先把身体往下探，然后一松手，稳稳地站住了。

据事后天津哥回忆，我当时身手矫健，快得他还没做好准备。我只记得抬头时，看见他蹲在窗台上，大逆光，黑乎乎的一团。他一手掀着窗布，进不得，退不得，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我也有点怯了，生怕被人拿住，就冲着他低声喊：“快跳！”于是他也和我一样，狼狈地从窗台上出溜下来了。

这就是我俩在扎寺的逃票经历（也可算是一个攻略）。我们回去后，天津哥几乎将这事编成了一个单口相声，讲给小西听。小西建议我们写成攻略，贴在旅馆门口昭告天下。现在也算是补上这一段吧。

从一开始，我其实并不十分待见天津哥。他话太多，我话太少，彼此有些格格不入。我们站在广场上时，都很兴奋，那是坏事得逞又未被捕获时的感觉，当然，这所谓的“坏事”远在我俩的底线之内。并且，我们都意识到一搭一档干此类猥琐勾当时我俩充满默契。逛庙途中，他竟话少了许多，还与我谈了许多童年往事。

专治各种不服

天津哥比我还大一岁。按照小西的说法，我们是旅馆里难得一见的“老年人”（除了那些天遇到的一群从内地骑车进藏的老年骑友）。他很早开始工作，做过各种活，家里还一位身体欠佳的老母亲。他甚至欠了一屁股债。他说以后打算去日本，再苦都要去，说那里挣钱快，挣了钱可以还债，还可以让母亲长脸。他说自己不像“你们”（他竟将我和别人都归为异类），说自己是个“没用人”。

我们在一座大殿门口席地而坐，络绎的游客在身边来来往往。一个喇嘛跪在一旁磕长头，磕一阵，歇一阵，继续再磕。。。。。。我从未想过天津哥会和我说起这些“隐私”。我总感觉一路上遇到的人多是既无“前尘”也无“前程”的过客，仿佛没有过去，更不谈未来。至多像小西掌柜那样问一句：“哥们儿，哪儿来哪儿去啊”，便可呼朋引伴不醉不归，对过客们而言，旅行因此而充满了魅力？或者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再简单不过的沟通需要？是寂寞旅程中的彼此慰藉？是活在当下的最直接的佐证？再或者只是我想多了。

记得在旅社遇过一个骑行的小伙，从珠峰的搓板路上下来时由衷地感慨了一句：“珠峰，专治各种不服”。这话让所有人印象深刻，引为经典概括。小西更是将这句话当成对珠峰甚至是西藏的注解。“专制各种不服”，仿佛很多出现在西藏的人都在较着某种劲。据她说（她也是据别人的别人的别人说），出现在西藏的有三种人：失业的，失恋的，神经病。听过笑过，即便无法苟同，却又不得不承认它多少揭示了现实。在旅馆里遇到的人（除了那些过来度假的上班族），多半满足以上三类。比如，一晚众人在院中夜饮，突然进来个四川小姑娘，至多十四五岁，拎着只拉杆箱，穿着那种只有十来岁小女孩才会穿的花衬衫，脏兮兮的。问明这是青旅，就坐在一旁闷闷发呆，那一脸的迷茫和忧伤啊。。。。。。我对她格外好奇，问，小朋友你从哪里来。她掷地有声地丢出四个字：“离家出走”。我不知道她属于哪一类，应该不是第二，就是第三。还有当时在场的一个东北男人，他将所有男性唤为“老弟”，将所有女性唤作“老妹”，在小西持续的请客骚扰下，丢出一句：“不就是钱吗，哥有的是钱。”而后将青旅的拉皮包了圆，最后在院子里耍酒疯，被人抬回屋。东北男人第二天到处向人取经，如何搭车。他又算哪一类？

所以，当天津哥和我聊起前尘往事时，我是有惊讶的。只是说起的多数事我都忘记了，只记得那三个字，“没用人”——他说出它们的时候再不复平日的油腔滑调，却是真心实意的无奈。我可以感受到他有一种很深的自卑，藏在里面，在那时流露出来，因为我也有。隐隐的，我意识到我们旅行的初衷有某些相似之处，也许都是“没用人”吧，只是我没有对他说起而已。

旅行结束后，一次我在网上遇见他。他说起听信了我的谗言，自己竟真的走了一趟墨脱，一路种种遭遇差点丢了小命（依然嘴贫，姑且当成又一个单口相声听吧）。我对着电脑屏幕直乐。

厨子

我意识到在日喀则的那段日子，我就像个旁观者，观察着每天出现的新面孔。我很少主动和他们交流，因为我只对天津哥那种天然活宝或离家出走的少女“怪胎”感兴趣，至于对那些只在乎自己翻过某某山，骑过某某道，到过某某高的人们兴趣不大。当然，观察人只是副业，我的主业是厨子。

自从我的前任（另一个会做饭的在日喀则住了两周的上海人）离开后，我本着头晕也是头晕、闲着也是闲着的自愿精神，在“上海男人都会做饭”的讹传下，成了旅馆的厨子。每天固定吃饭的人除了我和小西，还有一位在旅馆常住的大姐。大姐其实年纪还没我大，只是看起来老气横秋。其他食客日日不同，欢饮搭伙，只要掏钱附带洗碗就行（后来甚至有为了找人洗碗免费提供吃喝的事）。所以每天起了床就开始商议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夜宵吃啥，这是唯一的正事。只是不管想象多么美好，最终还是以面食为主，或出前一丁，或老坛酸菜。我和小西每天骑车去超市和菜场买菜，日喀则物价不低，每天的预算又少的可怜，所以只能精打细算地开伙。一日下午我们三人闲谈，有点饿，又没到饭点，我心血来潮去藏餐馆买回一大桶酥油茶，三人狂饮，以至最终大姐出门干呕。不过，热乎乎的酥油茶下肚，高反的确有所好转。

本来只打算在日喀则呆三天，结果一呆就是七天。第四天早上，小西为了挽留厨子，同意为我减免房费，从三十五减到三十，另送每晚免费啤酒（这便有了之前拉皮治高反的那一幕）。其实即便没有那些优惠，我也还是会呆下去，在日喀则很踏实，每天也有事做，除了买菜，做饭，还有帮着住客登记，帮小西和大姐打扫房间，套被套——相比之下，我还是更热爱做饭，所以常常是扫了不久，就丢了扫把，佯装高反出门闲逛去了。最常走的路线是扎寺的转经路，或大转，或小转，尤其是一大早，在桑烟弥漫的山路上迷迷糊糊地走，在朝圣的藏民和不知哪儿来的羊群里穿行，累了就坐在山顶发呆，看看下头的城市和远处的山脉。

一直呆到不得不走了，才离开日喀则。小西通常都睡到中午，那天难得起了个大早，迷迷糊糊和我拥了个抱，打着哈气拍拍我说：哥，拜拜。

现在回想起来，总会先看到天津哥，黑影、背光，从巨大的扎寺窗口跳下来，落在洒满阳光的广场上；就会看到小西，叼着烟、眯着眼冲我乐；就会看到我自己，刚刚晒了床单，站在一大片舞动的雪白丛中，站在温暖的高原阳光里，冲我笑。

日喀则，扎寺山顶

wodetianna · 2012-12-17 17:00

寂静之城

还是决定搭车去拉萨。国内的高昂旅费让搭车成为一路的首选。多年前在一部纪录片里见过白居寺，便想去亲眼看看那儿的十万佛塔。所以得先去省道上拦车，前往90公里之外的江孜。

我在扎寺门口发了很久的呆，打算临别再好好看它一眼，一个警察竟上来搭讪。只是他的态度很凶，分明是盘查，要看我的身份证。

一路过来都在风闻不久前大昭寺的僧人自焚事件，因此沿途哨卡林立，军警盘查细致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我万没想到自己竟会被那位汉族警察怀疑成了“僧人”（这是我事后实在委屈，问明的原委），可细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你是警察，又在这“敏感时期”，于扎寺的广场上看到一人对着寺庙大门久久发呆，那人头发长得扎了个辫子，黑不溜秋，胡子拉碴，穿了件尼泊尔地摊上淘来的棉布长衫，斜挎一只印度菩提迦叶的正宗烧香布袋，手上缠着链子（印度教护身符），颈上拴着绳子（佛教护身符），脚上的黑色帆布鞋已经褪成了灰色，每只还各开一口，你多半也会觉得可疑吧。更不幸的是，我这个嫌犯还拿不出身份证。。。。。。这更增加了对方的警觉。他对我奉上的护照没有把握，只随手翻翻，就把我领进了广场上的派出所。

那派出所窗明几净，一个胖大的藏族警察（汉族警察的领导）从椅子上爬起来，接过我的护照，见上面盖着许多国家的戳，便好奇地查问了一番。领导就是领导，在弄明白我既不是僧人，也不打算自焚之后，竟然提出开车将我送到汽车站，说在那里坐一辆中巴可去到省道上，再从那儿找车去江孜。于是我坐上了这位好心的警察叔叔的桑塔纳警车，来到一个热闹的路口，我和警察叔叔道了别，挤进一辆满是藏民的中巴车。后来，当司机完全无视了我要在省道下车的请求之后（我怀疑那位藏族大哥从一开始就没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稀里糊涂地跟着那一车朝拜的藏民里逛了一圈著名的夏鲁寺（此前从未听过），不同的是，藏民们在寺中虔诚地祈拜，而我急吼吼地坐在门口等回程的班车，想尽快回到省道上。

搭车出现了困难。大多数开往拉萨的车都会走318国道，省道虽然平整宽阔，车却少，即便有，多是呼啸而过。索性晒着暖烘烘的太阳，坐在一块路牌撑起的狭窄阴影里，左右无人，无车，甚至也无风，望着苍凉的远山，守株待兔，仿佛有了无穷的耐心。

还是等来了一辆车（也许搭车的唯一诀窍就是：你要坚信总会有人为你停下来，并将你带走），司机去前面的一个村子，只能带我几公里。只要往前走，总是好的！便搭了一段，下来继续等车。就这样陆续又搭了几辆，都是十来公里的短途，而带上我的一律都是藏族的师傅。

终于，转机出现了，而且还是前往江孜的“直达车”，只是“直达车”不是车，而是拖拉机。两个完全不会汉话藏族老哥驾着拖拉机被我截停了，双方连说带比划弄清了要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司机老哥问我要钱，我笑嘻嘻地摇摇头，对方竟也笑嘻嘻的，挥手让我上车。哦，应该是登机。

伴着“吐吐”的噪音没走多久，我就有些后悔了。太慢，这样下去不知猴年马月能到江孜。可是终究是在位移，无限地接近着我的目的地，聊胜于无吧，便也不再忧虑，踏实地安顿下屁股。我和另一位藏族老哥坐在拖拉机的反斗里，四周凌乱地堆着纸箱，也不知装了什么，只好侧着身坐在反斗一侧的边缘上，弯着腰，重心向前，深怕一不留神被颠下去。

彼此言语不通，加上马达声和风声，与藏族老哥无从交谈，只能彼此不时看着对方傻笑。傻笑的确是畅行无阻的世界语，它至少可以告诉对方三种可能性：一，我没恶意，我喜欢你。二，我很傻，我喜欢你。三，以上皆是。因此怀着坐敞篷车兜风的心情在大道上驰骋着（篷子敞的大了点，驰骋的也慢了点）。风声和马达声不绝于耳，拖拉机不时在路面上弹跳一阵，而头顶一盏花白的太阳却又照得远山静谧安详。

虽然拖拉机速度缓慢，却也深谙龟兔赛跑的道理，一刻不停地往前赶。开到半路突然停了。老哥们拎起个布口袋，提着个汽油桶下了车，示意我跟上。我尾随而去，三人跳下路基，跨过一条激流的溪水，在一片青稞田边拣了块平整的草地坐了。布口袋被打开，露出里面的糌粑，再经他们一扒拉，变魔术似地摸出好些煮鸡蛋。青稞酒从汽油桶里流出来，斟满了瓷碗。我根本没有推辞的打算，学着他们那样，将糌粑合在青稞酒里，用手指一搅，大口地喝。我本爱酒，就着糌粑喝，口感类似芝麻糊。本还想假意推辞一下鸡蛋，也因腹中空空，不仅吃了鸡蛋，还吃了一整块风干牛肉。我实在无法爱那牛肉，肉既死又柴，一口下去满嘴油，且撕不下，嚼不烂，囫囵吞下了事。因此吃完它完全出于礼貌，我边吃边批判着自己汉人的虚伪。酒足肉饱后，又闲坐良久。他俩指手画脚聊得很兴奋，完全不计时间。

上路后再没停车，一直开进江孜。我很远就看见了白居寺，红色的围墙份外显眼。寺庙盘踞在一座山上，在广袤的平原上和天空下，有种海市蜃楼般的失真感。我兴奋地站起身，使劲盯着它望。那一刻找不到贴切的形容词，只觉得它“好看”。即便只是这样远远地望着，仿佛多久都不会腻。

拖拉机一直把我送进县城，谢过藏族老哥，开始在街上找住处。来回看了两家，最后选了一处公安局对面藏式小旅馆，放了包就往白居寺赶。在门口得知门票要50块，虽比扎寺便宜30块，也没舍得掏钱。绕了半圈院墙，也没找到扎寺那样的窟窿，绕回正门时，发现看门人竟不见了。闷头往里走，竟然稀里糊涂混了进去。

在寺里转了很久，直到打烊——也许该说庙门关闭，才离开。伴着月色星光回到旅馆，发现同屋住进两个藏族学生，一问是来县里参加考试的，刚考完，玩心正浓，两人买回香烟薯片，便和他们一起吃，烟没抽，薯片却吃了不少。后来觉得过意不去，出门给他们买了两瓶营养快线。

第二天一早学生们还没起，我就出门了。找到通往拉萨的必经之路继续守株待兔。起初顺利，搭上一辆当地水利局的车，带我走了半小时，在一个峡谷处与我分道扬镳。至此，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将大包放倒在路牙上，坐上去，为了不错过每一辆过路车，便不能钻进远处的小树林里躲太阳，用衣服遮了头，盯着路的尽头看，仿佛只要心念够强，就能看出一辆车似的。想起了那个书名《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写一本《当我搭车时，我做些什么》，比如：丢石子儿。将身边的石子儿丢到马路对面去，看它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后，能否砸中被你目光选中的某一棵草。再比如，唱歌。即便五音不全，也可以旁若无人地哼哼，我从李志哼到陈升，从陈升哼到蓝精灵，总之你想唱什么都行，任你如何荒腔走板，也碍不了谁的事。

身边的石头丢的差不多了，想的起来的歌唱的也差不多了，就有点儿不耐烦。这时一辆大巴停了下来，是从江孜发往拉萨的班车，司机问我走否，我心里还在斗争，脚却不自觉地迈了上去。其实那一刻感觉很不好，有种晚节不保的沮丧，为放弃搭车而感到自责。但很快又自我安慰一番，说服自己这也是为了在天黑前赶到拉萨。这样天人交战了一番，突然间就踏实了：既然坐在了这里，既然选择了放弃，也只有继续下去吧。

大巴在黄昏时进了拉萨。首先看到了布达拉宫，它太显眼了！即便远远望去，它是那么得小，远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宏伟，却仍是视线的焦点。从远处看，整个拉萨城也只不过是依山傍水的一块小小谷地而已。

照例要停车检查，进城的车流缓慢地往检查站移动，突然间从我心里升起一种明明白白的感觉：安静。

后来我和方圆提起过这种感觉。我自己理性的解释是：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当下的敏感局势所致，整个城市都显得有些谨小慎微。你只要看看大昭寺门口背着灭火器的武警和八廓街房顶上的警察，就会明白。这种特殊的氛围若放在解放前，会被我们说成“白色恐怖”，但时下太平盛世，实在无从措辞。总之，当我发现灭火器成了警察叔叔们的标配，看着他们在大昭寺的广场上走来走去，是觉得好笑的。但这个理由显然不成立，因为此后于城中闲逛的日子里，不论是在熙熙攘攘的八廓街，还是某个不知名的菜市场，不管他们是谁，藏人、汉人、当地人、游客，不管他们如何讨价还价、交头接耳，我仍能明白无误地感受到那种安静——仿佛周围一切的喧嚣都和自己保有距离，我穿过它们，却不受沾染，仿佛一直和自己在一起，很安心。

我很难说自己多爱拉萨，因为至少它的太阳很毒。在等待方圆的两天里，日光城的阳光又让我的皮肤雪上加霜（此处应是煤上加炭？），索性不是讲究人，在城中漫游，因为贪图太阳晒在身上暖烘烘的感觉，还常常绕着阴凉走。也许在拉萨的阳光下走上三天抵的上在印度的太阳下暴晒一周吧。走路应该是最好的记路方式，城区又不大，两天已摸清了大致方向。转了布宫两圈，也勾不起进去的欲望，对我而言，看看书店里精美的布宫画册和身临其境区别不大。更让我感兴趣的也许还是八廓街周围那些阡陌的街巷。在弥漫着酥油味和桑烟的街巷里漫走，随意转弯，走进随便哪家店铺，不论它卖的是佛教法器还是香烟肥皂，都是饶有兴趣的。逛累了，买杯甜茶坐在街边慢慢喝，看着成群结队背着灭火器的战士们在转经的藏民中穿行，巡逻队常常逆着八廓街的人流方向走，却保持着同样缓慢的步速，甚至透着股子懒散。这感觉很难形容，也许有点黑色幽默，因为每每心念于此，我都想笑。

我就此住下了，在一座圣城、日光城。在我看来，它既有股子巨大而神秘的寂静，又是一座喧嚣，静得听不见心跳的城市。

很巧，路牌上的三处寺庙都去了

敞篷车

青稞地，大道旁

白居寺

江孜旅馆

此处放弃搭车

江孜往拉萨途中，羊卓雍错

wodetianna · 2013-01-04 14:36

流沙呀流沙

这所谓的“游记”从一一年一直写进了一三年。一个冬天对接上又一个冬天，只是这个冬天似乎格外冷。

整整一年，近半年在路上，旅行结束至今又囫囵过了五个月，可回头去想，却无迹可寻。这五个月，我明明日复一日，甚至艰难地度过了，却又好像仓促得从未经历，风掠过水面，波纹一漾就消失了。

始终在断断续续地更新这篇冗长的文字，自己和自己说话，也许直到今天，这所谓的“游记”才第一次有了它本该有的面目——如果文字也有它的宿命，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该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吧（虽然一路写来，也多半是流水帐般的记录）——即便它算不得游记，但至少也是个心路历程吧，如果我在不久去看心理医生，也许这些还会构成一份病历。

五个月以来，我尽力抓住情绪还算稳定的零碎时间，用来写字，那些都是弥足珍贵的时刻，因为大多数时候，我都浸没在无休无止的糟糕情绪里——不仅无法写字，几乎失去对一切事物的兴趣。我像一台几近报废的机器，失去了所有的功能。我甚至怀疑，我这台机器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我主动掐断了和朋友们的联络，终日焦虑，绝望，脆弱，情绪会在任何一个时刻莫名其妙地崩溃掉，我不需要安慰，也无法被安慰，仿佛只有通过独自流泪才能舒缓丝毫沉积已久的负面情绪。

我从小就没有阳光宝贝的特质，也就无意指摘自己的消极人格，只是在我和它相生相伴若干年后，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漫游之后，竟再也无法得过且过下去。它积聚已久的力量劈头而来，它仿佛每天都在对我进行拷问，问我如何，又为何非要这样麻木而痛苦地度日。它不定期地来，像汹涌的潮水，淹没我。其实我并不特别关心这叫不叫抑郁症，叫法而已。我明白无误地知道十个心理医生九个会同意我这个久病成医者的诊断。也就是说，旅行前，我就是这个样子，也许稍好些，而那时我还不能接受这是“症”，就像一个男人无法接受阳痿。而现在，我在几次考虑将自己彻底报销掉之后，在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还没有执行之前（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或者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几乎为零，我是说离开本身，因为离开一个毫无附着感的地方根本无需勇气，就像一个囚徒离开他的监牢。但也许是“希望”尚存，游丝般——如果它真的存在，让我得以这样继续），现在我说它是“症”。我再做不到像酒醉之人嚷嚷“我没醉”。我接受自己此刻的病人状态，我接受像一个阳痿者那样服用万艾可。

所以，我再也（至少是此刻）无法对五个月前结束的那场旅行进行游记般的追记。好在它几近尾声，我回到了中国，我去到了拉萨，我再次遇见了方圆。我本会用固有的套路这样写：我俩在布达拉宫不远处的一个现代化的会所楼下碰面（因那会所在显眼处），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并非渲染，事实如此，拉萨的太阳仿佛总是那么好）。她从机场赶来，我们在街头拥抱、接吻，在我独自走过了泰国、印度、尼泊尔之后，我们重逢。也许我还会描述我们如何亲密地牵着手走去那家藏式小旅社，我们关上门迫不及待地再次亲吻，拉上窗帘，做爱，连空气里都是甜蜜的味道。。。。。。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张楚的一句歌词，“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那首歌却叫“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那一刻，我一定不是孤独的人，我甚至可能是幸福的。也许所有人都希望生命中的某些时刻被拉长或彻底静止，那便是属于我的那类时刻。而有些时间呢，也许你会希望它越短越好，比如这冬天。昨晚再度报废，止不住垂泪，垂到无法自控，垂到想把自己掐死，想让自己瞬间蒸发，就像打一个响指那么容易，“咔哒”一声，我带着所有的坏情绪，带着这个连我都可怜与厌恶的自己沉底消失掉。就在那时，方圆看着我说：你好孤独——就像很多文艺作品里描写的那样，她最终和我来到的了上海，在这几个月里，陪伴并见证着这样的我。恩，可是，很遗憾，那些文艺作品的美好结局并没有在我们身上应验，我陷入了绝望的抑郁（我感觉它像一辆失控的过山车，一路向下俯冲，我都不知道它何时触底），而我们的关系也出了麻烦。坐在每况愈下的过山车里，穿过一个接一个黯淡而麻木的日夜，我根本无法分清到底是我俩本身（所谓个性、沟通、习惯、血型、星座等等等等一切振振有词理由）出了问题还是因为她不幸和我同车而行，一路下滑。或许，一切原因已混为一谈，复杂的别再指望理出头绪。其实，我更希望她主动跳下去，或者被我推下去，可又自私而缺乏勇气。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梦。它不仅是梦，是我的一个由来已久的意象：我们不仅在梦中相见，我还在更多光天化日里看到它，可能是任何时候，走路吃饭时，呆坐垂泪时，奔溃时，静默时，与方圆对视，拥抱时。我看到了一片海滩，那儿有一个像乳房般隆起的沙堆，它在潮水退去时裸露出来，在涨潮时几乎没顶，当海水再次离它而去，它（准确地说是它的一部分，那些不易察觉的沙砾），被海水拖入海中。它终将越变越小，那是不可逆的潮汐引力，以一种并不惊天动地的方式，和缓地消失殆尽。这意象给予我短暂的平静。我刚才花了整整十几秒来思考在过去的五个月里那些较为平静的时刻，很少，很少。若有，我一概用于打字，回忆，考虑措辞，将那个漫长而挥之不去的旅途呈现出来，一直写到拉萨，一个被我称作“寂静之城”的物理上的制高点，我却在另一个平行的时空里一路下坠，掉进心理上的谷底，带着绝症般的绝望（回忆就是这样，仿佛与另一辆汽车在公路上并驾齐驱着，我哭丧着面孔转头去看，竟看见从那扇车窗里伸出一只笑脸，竟也是我。。。。。。）。

在拉萨。对，在拉萨。我在心里定了定神，说这两个字，一个普通的城市的名字。“拉，萨”。此刻它留给我的一切印记甚至都只有“安静”，我简单粗暴地将那段日子和旅程浓缩成这两个字，再简单点，再粗暴点，就成了一个“静”——它并不是出现在医院手术室的门板上，而是出现在“拉，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些去印度练瑜伽的老外们常说的inner peace（此刻，我真想问问Carlos，那个出现在蓝毗尼和加德满都的老头，他突然出现，神叨叨地与我聊天，然后彻底消失，仿佛受了谁的差遣），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状态，也许我体验过，但我不确定，因为没有人或神在那些个当下里跳出来给我贴上标签，说：哥们，你inner peace了！但当时的我（那个从旁边车窗里弹出脑袋的笑脸人）正坐在某个甜茶铺前的地上画画（那儿可以晒到太阳），瞎涂一通，眼前喧嚣的街市竟升起一股难以置信的静谧。后来，我等来了伴儿，我们拉着手绕着八廓街漫无目地游走，一圈圈地绕，正绕，反绕，聊天，静默。悄悄说一句，我们甚至没进布宫，没进大昭寺。

但我们进了桑耶寺。那是我俩在纳木错回拉萨路上做出的随意决定。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小说《莲花》，隐约记得开头描写过一个半疯的女人和一个男人从拉萨出发，过了拉萨河，到了桑耶寺，看古老的壁画，这个念头将我们最终带去了那里。在即将被废弃的拉萨河渡口，我们一个劲地催促船家起锚，他则坚持要等满四个人才出发。于是我们只能陪他久坐。那天风大，日头大。方圆将外套脱下遮在头上，我兴冲冲地站在河边的风马旗下要她拍照。再去翻看那日的照片，我皱着眉，没笑，心却舒展。终于凑足了人头，拔锚启航，船家有言在先，渡至彼岸至少一小时。本不信，可因为是旱季，为了避免搁浅，船绕着那些浅滩前行。登上彼岸时已过了一个半小时。渡船忽而逆流而上，忽而顺流而下，往复中的前行，彼岸常常就在眼前，却又被拉远。方圆仍将衣服盖在头上，打起瞌睡，马达声丝毫扰不到她。我将手伸进水里，冰冷的河水。在彼岸搭车，搭不上就沿着土路默默前行，渴了去路边的村里化缘，藏族老妇施了一壶咸茶，竟无酥油味。最终搭上一辆途径桑耶寺的中巴，夹在满车的藏民里傻笑，彼此的交谈被刺耳的马达所淹没。窗外沙尘滚滚，破旧的中巴仿佛一艘飞船，要将我们带去某个神秘的星球，如火星般橙黄，如火星般荒凉，也如火星般神秘，直到我望见了它，在车窗外夺目地一闪，那景象让我想到岛，孤独，自在，安然的沙漠岛屿，它就伏在绿洲中央，佛塔，院墙，在阳光下扭曲的空气密度里，渺小而摇曳——遥远的绿洲已近在眼前，飞船正脱离忐忑的黄沙漫道，向它奔去。

此刻我又看见了桑耶寺，真真切切。我在这个时空里，望见那个时空里的自己：我看到了那些闪烁着隐秘光芒的壁画，残破，不修不葺，不被珍惜。还有那些堆砌于下的残废的桌椅，那空空的回廊，回廊上坐着我，站着她。

起风了，在我此刻回顾的一张照片里起了大风，我们刚刚从一条甬道爬到寺院的顶上，眼睁睁地看着天象骤然更迭，日光隐退，黄沙漫起。我突然想起一句童谣（应该从来没有这样的童谣），只是，它从我此刻的心里流淌出来，童谣般，用轻柔的静谧声色唱起：

“流沙呀流沙，飞到哪里，才是家？”

一月四日夜。

桑耶寺顶

于八廓街

wodetianna · 2013-07-28 00:27

这些旅行的笔记，一停就是半年。曾经可以在各种肮脏混乱不安的环境下写字、画画。而此刻，在明亮的大理，坐拥一整张整洁的书桌，却成了哑巴：仿佛这是我唯一要做，却束手无策的事——唯一要做，却束手无策。

wodetianna · 2013-09-05 08:45

灰屋子

九月五日，丽江，大雨。

我一直都知道，这不会是一个虎头蛇尾的故事。或者说，它的脉络和我的生活一起，从未中断过，即便相距上一篇文字又过了八个月。只是，我在不断地将它搁置后，又不断地开始旧事重提。

这里是丽江，上次来是一年前：离开西藏后，一路搭车经川藏线至茫康，转滇藏线至丽江，在朋友的客栈盘桓几日，坐大巴至攀枝花，火车至成都，与方圆腻了一些日子，同去杭州，最后回了上海。好了，如果你一直在跟读我的文字，我想对你说，旅行结束了。关于后来的所谓“旅行”，我要谈的就是这么多。从今往后，你不再可能在我的叙述中看到我搭了什么车，遇到怎样性命攸关（可读性很强）的危险，吃了什么食物（中了什么毒），喝了什么酒（比如后来在雨崩，有一次难忘的烂醉）。。。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走进任何一家书店，在旅行类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满足你的好奇，或在丽江随意住进一家客栈，侧耳倾听“背包客”们的高谈阔论。当然，你也该早就知道，我从不擅长谈论这些。作为作者，我打算不再和你分享这些旅行故事了，因为我不再觉得它们重要，不再觉得有诉说它们的必要了。 

我想告诉你，旅行结束了---至少在我回到上海后的很长时间里是这么想的。也许你猜到了，我完全无法回归曾经的生活。我彻底打破了旧生活，却无力建设新生活。我又捡起了旧日的教书工作，带着对我一心一意，积极乐观的方圆见了我的父母。我努力希望过上“正常”的日子，父母更是觉得我在一次旅行后“心定了”，万事俱备，只等我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事与愿违，我开始出现一系列的状况。我开始在讲台上不停犯错，每天早晨出门时感觉心神恍惚，我觉得有两个自己，一个踩在地上，一个飘在空中。重锤般的心跳让我呼吸困难，莫名的绝望，想哭，走着走着路就流下眼泪，我对一切失去了兴趣，甚至包括性。我深厌着本无多大兴趣的工作，开始感到每天走进教室面对那些求知若渴的学生如同赴死。不止一次，我有过从房间的窗口一跃而下的想法，我设想着自己从八楼的窗口落到下面停车场的这个过程，设想着母亲抚尸痛哭的样子。有两三次，我感觉害怕了，走到父母的身边（他们那时正在厨房里做饭，或在卧室里关起门来讨论我的状况），我望着他们，内疚无助的感觉让我大哭。那时我别无选择，好像回到了无知的童年，肆意在他们面前释放着情绪。我知道出了问题了，父母也知道，只是他们和我一样束手无策，甚至比我更为无助。有一次我看到爸躲在厨房抹眼泪。我辞职了，在家待着，每天浸泡在这样的情绪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活下去，过着了无生趣的日子，但还是在这种质疑里一日日捱着，消耗着。

我想知道你读到此处的感受。我想，你有你的观感，怎样都好，我不在意。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个体，你的评判，感受，想法和我毫无瓜葛。另外，我们相隔一纸，彼此默默不语，我也不可能知道你的反馈。这样很好。只是，我想与你抱歉，你应该无法从我的文字里得到向上的激励，我只是在长久得自我否定和惶惶不安之后选择回到自己，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下所发生的事情（我一度躲避着，甚至恐惧着这样的记述，也许你出于对我善意的关心，也会在心里对我喊：stop writing this piece of shit!）。所以，如果你此刻选择起身离开，去喝杯咖啡、睡个好觉或看部励志的影片，我都能理解，都举手举脚赞成，毕竟这是我自个儿的事，毕竟我还是会将它完成。所以如果你并不太反感，就请继续当我的读者，听我往下说。

后来，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了，我是说“治疗”。没错，也许和你一样，即便在内心并不认同“抑郁症”这个说法，而那时，我还是半推半就地随着父亲去挂了精神科的专家门诊。我记得那是年初的一天，上海是那种冷的骨头发酥的地方，父亲佝偻着走在前面，我拖在后面（FYI：看精神科要有直系亲属陪伴）。我明白地记得那一刻我想起一些童年的画面，那时他风华正茂，每天清早带着我坐公交车去遥远的市区上学，那时上海的交通拥塞，每日往返至少四个小时，于是我总记得那些大段大段挤在公交车里的时光。昏暗的梅雨季节，玻璃窗上的水珠，瞌睡，疲劳，出于对学校的厌恶，希望车永远开下去的感受历历在目。而现在他老了，在最需要得到我安慰的时候，却领着他曾引以为傲，现在让他不知所措的儿子去看精神科医生，我跟在他后面，怀揣着这样的想法偷偷哭了一路。你看，这是很负面的思维，后来那位从哈弗大学学成归来的心理学博士告诉我，要学习正向思考（其实不必读到哈弗才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此刻我的正向思考是：他有个爱他的老妻（我的娘亲），他至少是个幸福的丈夫。

上海精神疾控中心（注意：不是上海神经病中心）在一桩灰色的楼房里，如果你和我一样幸运，有生之年去过那个地方，也许会多少同意我的观感：那近乎是一桩忘了装饰外墙的烂尾楼，毫无美感可言。好吧，都什么时候了，还谈美感。挂号，排队，看医生，走一切必要的流程，在完成一份简洁的、翻译并不得体的心理学问卷后（我一边做，一边想象着英语原文的措辞），得到了一张冠冕堂皇的经由官方认可的盖着那家权威医院的印章的一纸诊断：重度抑郁症。

我是不是感觉糟透了？不会。因为这不但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我并不在乎那几道措辞别扭的问题给我贴上怎样的标签），而且，我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踏实了，落实了，尤其是对我的父母而言。

吃药，“百适可”（是在暗示凡是都要适可而止吗？），一个月，两个月，计量从一片加大到四片。每周定期回到那幢灰色的建筑里和医生草草谈谈感受。医生太忙了，完全无力应付走廊里的那些病患。他们年龄不等，性格各异。要知道，并非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像我这样不爱说话，尤其是几个时常见到的上海阿姨，谈起病史就像细数小菜场里的鸡毛菜多少钱一斤那样在行，闹忙。他们交流着彼此的症状、看了哪里的名医，吃了什么药，效果如何。然后出于好奇或善意或两者皆有地向我打听我的情况。我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而说到单纯的药效，也许大麻来的会更有效。我感觉到自己正在失去感受力，坏的、以及不那么坏的感受统统抑制了，我的情绪被抹平了。我开始长时间地坐在客厅里发呆（父母因为担心，让我每天呆在他们看得见的地方），常常没有任何情绪，所有的想法和念头都无力集中，稍稍成形，就像海边的沙堡一样涣散了。我很不认同这样的感觉，也不希望每周见到那些抑郁而热心肠的上海阿姨。另外，药物的副作用让我阳痿了，性不再焕发着它本来的魅力，我失去了对方圆（甚至所有女人的兴趣）。我把药停了。

我成了一个讳疾忌医的病人（如果你也这么看，我理解），回到了无助的状态，尤其对我的娘亲而言更是的如此，至今她都希望我通过吃药像赶走感冒一样赶走抑郁，她开始用一些著名的主持人、运动员战胜抑郁的例子鼓励我，而我呢，仿佛回到了一间自己亲手营造的密闭房间里，灰色的四壁，无窗，我走进去，关了门，从里面将自己锁死了，却再找不见钥匙。

外面的雨小了些，街道上依然是兴致勃勃的游客。丽江的淡季不输大理的旺季。我已在大理住了三个月，昨天骑着摩托车来了丽江。如果明天雨停，就回大理了。

回想大半年前的那些灰暗时刻，我其实对所谓的好转并无把握，即便自己常常在短信里和父母信誓旦旦。我依然会毫无征兆地感觉窒息心悸无助绝望，比如此刻。而我选择面对，不逃，学习接受，似乎一切也并没有变得更糟，那就好。不是吗？

wodetianna · 2014-09-04 16:01

等风来

我记得叶问在电影里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冥冥之中，这话或许成立，比如，我从未忘记要继续直到完成两年多前开始的这些散碎的文字。天知道，我无数次地想过要和这篇“游记”一刀两断，决绝地放下诉说的念头，因为无从说起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拉长愈发明晰，可终于还是会被无数加一次的念念不忘替代：我放不下完成它的企图，正如我无法放下自己每天的焦虑，紧张一样，抑郁一样。

离上次更新过了许久，此刻真是无从说起，我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会随着我这个懈怠的作者一路读至此处。我想，我还是很需要读者的，只需要一个:一个仅有的真正意义上的读者，这许是源自从小就萦绕心间的深深的孤独感，很难说，长大后的一次次恋爱，除了男女间美好的浪漫情愫，不是对这种孤独感的逃逸。

好吧，你，我假设中的唯一的仅存的读者，我的未曾谋面的朋友，我来告诉你一些绝对称不上好消息但尽量不被我看作坏消息的消息，或者说，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我的现状吧。我一直住在大理，我自作主张地停了药，我的状态好好坏坏，应该说，大多数时候我的状态都不好，每天都在忍受着身心分离的痛苦，情绪抑郁，无食欲，紧张，怕人，怕事，怕光，怕天亮。我不确定这是否源于我的停药，可吃药时的那些副作用与似有若无的药效同样让我抓狂。我阅读佩玛邱卓与约翰威尔伍德，我断断续续的长跑，企图靠大量分泌的多巴胺振奋情绪，我甚至尝试了大麻、纹身、占星、禅修。。。企图靠经历这些向来抵触或怀疑之事来习得接受与转机，可我仍然无法抑制地悲伤与心慌，在夜里大哭，走在洒满阳光的街上会毫无预兆地流泪。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感到紧张，局促，抽烟时手止不住的抖，明明被朋友包围却感到成了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厌倦、疲惫。于是，我重新拾起了一度被我嗤之以鼻的药物，即便那些糟糕的副作用和似有若无的药效并不太让人乐观，我也唯有这样。

我一直拒绝将自己视为“病人”，拒绝给自己更多的心理暗示与负累，因为我意识到此刻的一切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在很多时候，只需稍稍觉察它们，便能在过去或更早的孩提时代找到熟悉的影子，它们如出一辙，身体的发育，经历的丰富从来都不曾将它们改变。我从小便带着这些或习得、或与生俱来的紧张、焦着、悲伤、无意义感、疏离感长大至此，一路走到一处断崖的边缘，再看不到前路，除了能像一个最最普通的人，比如某个累了便睡、乐了便笑、难过了便哭的路旁不起眼的环卫工人那样过最普通但有滋味的生活，便再无更多的要求。美好感受的丧失让我失去了从各个方面看来并无大碍、善良、独立的好女孩方圆，在两次三番的分分合合之后，我带着一种对自身的不满与对情爱中美好感觉的丧失离开了她。

好了，我唯一的听众，这番诉苦并非我的本意，至少不是我最愿意与你分享的内容。可真要对你说些美好、温暖、流动、敞开的感受也不是我此刻能力与所处状况所及。因此要谢谢你。

好吧，我唯一的听众，最初的旅行早就结束了，你一路陪我至此，通过阅读我之呓语的方式陪我站在此时此地，站在一处悬崖的边缘，这里寂静幽暗得让人绝望。那些漫长的路，那些绮丽的风景都已过去，唯有此时此刻，即便每日吃药、每日煎熬、每日带着强烈的躯体反应与一颗无依无傍的心，我依然走在路上。这是一条更为漫长，不见终点或许亦无终点的路。我唯剩下等待，等着未知的一切以未知的方式降临，像一阵风似的，带我走。

再见了，我最亲爱的朋友。

2014年9月于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