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从成都到日喀则，大川藏的杂谈手记

京华烟云 · 2012-07-03 09:34

假如我的骏马善走，

就像东方行云飞驰。

把那汉茶驮运进来，

只要一个早晨就行。

——西藏民歌

【1、艰难的路与路上的人】

对于普通内地人来讲，西藏很远，仿佛在天边遥不可及，即使有了汽车、飞机甚至运量更大的铁路，但大多游客的旅行也只局限于拉萨、日喀则最多加上林芝等有限几个地方。但对于四川人来说，西藏却又很近，近得只要弄辆汽车向西一直开过去，几个小时就能跑到真正的藏区，与地地道道的藏族人一起欢歌，品尝原汁原味的酥油茶和糌粑。即使在繁华的省会成都，市中心不太远的新南门旁，也随处可见那些脸庞红黑操着奇特口音的藏族朋友。

但在那没有汽车和飞机的年代，连接繁华四川与荒凉西藏的却是一条公认的畏途。在至今还不算遥远的清代，以天府之国为大后方的川藏线——那时候叫康藏路——被公认为天下最难走的道路之一，朝廷官员们沿这条艰难的路去拉萨赴任，其中一些永远留在了那里，活着的则在任满后沿着这条路同样艰难地返回。

即使是天底下最没有理由不去那里的人——西藏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往往也会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或磨蹭，根据历史记载，一百三十多名驻藏大臣中有二十多人以各种原因没有到任，即使最终进藏的大臣中也不乏有意拖延期待变故者，有的人竟然拖拖拉拉走了两年之久才到达拉萨。

即使如此，当年仍然有许多人在这条道路上前仆后继地向西藏前进。他们中有渴望建功的官吏，比如被人称为“赵屠户”的清末边务大臣赵尔丰，他沿川藏路开始了震动天下的改土归流之旅，所到之处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让敌对者和自己人都同样心惊胆战，但他却也给本已昏暗不堪的晚清政局贡献了最后一抹光芒，也为此后数十年处于一直动乱状态的中国西南地区保留了复兴的火种。

他们中有离家远征的军人，比如后来号称“湘西王”的湖南军阀陈渠珍，二十世纪初叶，还是清军一名中下级军官的他奉命由四川开赴西藏并随后驻扎在那里，从此演绎了一段令其永生难忘、生离死别的爱情悲歌，辛亥革命后陈渠珍历尽艰辛回到了内地，后来写下了记述他早年西藏生活的回忆录《艽野尘梦》。

他们中有取经求法的僧侣，比如法号碧松的汉族和尚邢肃芝，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他从四川入藏求法，取藏名洛桑珍珠。邢肃芝后来在拉萨获得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即俗称的黄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据说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获此学位的汉人，后人根据其口述整出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是研究民国时期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的重要资料。

他们中也有大师级的学者，比如中国藏学研究的创始人任乃强先生。与川藏路上匆匆过客般的其他人不同，从1929年起，任乃强多次来到康藏之交专门研究当地民族文化，因而留下了更多、更详细、更深入的记录，这些文字早已成为研究藏区历史、地理和民俗不可不提的珍贵资料。让人略感遗憾的是，由于当年特殊的政治环境，西藏地方政府和民国四川西康政府严重对立，因此他的足迹只能止步于金沙江畔，无法到达对岸的西藏。1946年，任乃强创办了国内首个民间藏学研究社团——康藏研究社，从而揭开了中国自己的藏学研究的序幕。

他们中甚至还有洋人，他们或诚心传教或心怀鬼胎或猎奇探险或科学考察，其中就包括现在已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洛克，尽管如今其名字通常是与云南丽江联系在一起，但其实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洛克曾不只一次进入四川藏区探险考察，他的考察日记和文章发表于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并引起轰动。而且，现在人们普遍相信，洛克的忠实读者中有一个叫詹姆斯.希尔顿的人，后来这位深受洛克文章影响的作家写了一本著名小说《失落的地平线》，书中描绘了一个如今已家喻户晓的人间天堂——“香格里拉”。

当然，这条道路上更多的还是商人和马队，谁让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汉藏之间茶马贸易的主干道呢！茶叶和盐巴随着马蹄和驮铃由汉区输送到藏区，甚至远达印度和东南亚，而那些工业社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如电话、收音机、发电机甚至汽车，则又由印度经西藏再通过这条道路来到汉区，尤其是抗战中那些最艰苦的日子里，地上的茶马古道与天上的驼峰航线一起成为维系中国与外界的生命线。

今天，这条道路仍然艰难，可人类征服艰难的手段却远远超出了当年先人们最乐观的梦想。做为内地通往西藏两条现代公路——317和318国道的分岔口，做为两千公里内与拉萨相连的城市中最大也最繁华的一个，即使在各条进藏道路的起点做一个综合比较，成都也无疑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经济优势。尽管近年来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人坐着火车来到了拉萨，但对于那些侧重体验、偏爱色彩的游人来说，汽车外川藏路那旖旎的风光仍然是一种无法阻挡的诱惑。

现在的川藏路分为北线和南线，但它们并非与著名的317和318国道完全重合。川藏南北线在四川成都分开各自向西，又在西藏昌都的邦达草原再次汇合，此前南线已在西藏芒康与滇藏线合并。因此，过了邦达草原以后，川藏线和滇藏线已归并为一条路，跨越怒江后一直向西延伸到拉萨。而在清朝，出于国防需要，这条路还要再往西展开一段，一直到达日喀则的兵站粮台。

川藏路在四川境内可大致分为“两横五竖”，“两横”为大体呈东西向的南北线主干道，“五竖”为连接主干道间的五条大体为南北向的分支，分别为雅安经夹金山到小金，泸定沿大渡河到丹巴，新都桥过塔公草原到八美，理塘顺雅砻江经新龙到甘孜，以及巴塘沿金沙江过白玉到德格，其中一些地方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涉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自己体验。

与四川境内纵横交错不同，现代川藏路进入西藏后，除了八宿前明显的那两条南北线之外，几乎没有分支。（其实，川藏公路在西藏境内还是有一条支线的，它由昌都西行，经类乌齐、丁青后到达那曲，最终汇合到青藏线上，但现在已少有人走，不说也罢。）

就让我们从现代川藏线的起点成都出发吧，一起去体会这条曾经充满了光荣与梦想，同时也搀杂着血腥和混乱的神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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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 · 2012-07-03 09:37

【2、四姑娘的传说】

映秀，川藏北线离开成都后的第一个记忆，尽管景色与名字一样秀丽，但它在历史上却一直默默无闻，东来西往的过客们经过这里，大多只为打尖吃饭，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直到人们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中惊闻它的名字，才意识到那些美丽的景色再也不复返了。

（震前映秀）

上世纪初，映秀在路过的西方旅行者眼中是一个忙碌的小镇：“映秀湾是一座拥有100户左右人家的小城。虽然它以拥有几所客栈而骄傲，但是仅有两所住起来舒适；其他客栈则经常为在这条路上跋涉运送茶叶和药材的脚夫惠顾。该地以木材集镇而出名，大多数板材和棺材板是从岷江上游的岷山地区砍伐而来的，用人扛到映秀湾，夏季里又从此地用木筏运往灌县、成都以及其他较大的贸易中心。

“映秀湾又是一个茶叶货站，大多数茶叶就从这里转运到松潘和马塘，卖给藏族人和一些边远部落。这儿是第一段路，映秀湾又是第一站，脚夫们必须把茶叶挑到这里才能领取报酬；另外的脚夫接着从这里出发，一站一站地往前挑。”

川藏北线走过映秀便是卧龙。尽管如今名字犹存，但昔日那美丽的山林震后据说已不再适合国宝生存，只有曾经的记忆还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成果无比辉煌的大熊猫繁育基地。

（震前卧龙熊猫基地）

也正是过了卧龙以后，西行的旅人才可以第一次眺望远方的雪山，这无疑更增添了人们对前方的憧憬。其实，人们看到的那些积雪的山并不一定就是雪山——地理学意义上雪山的“雪”，其实指的是雪线，也就是说山体雪线之上部分要常年积雪才能称为雪山。

人们很快就会与真正的雪山近距离亲密接触，川藏北线的第一座高山——巴朗山已显现在车窗外，也就是在这里，川藏路开始向旅人展示出它的峰回路转、蜿蜒曲折。巴朗山垭口的这一侧属于汶川管辖，在那场地震中，巴朗山的川藏公路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度阻断。

关于巴朗山的名字，一说因山体“斑斓”而来，当地史料《懋功厅土志》载：“巴郎山，一名斑斓，古称冉駹山”；另一说因其藏语名字“巴朗拉”而来，意思是红柳山，当地民间传说中它是随后要看到的四姑娘山的父亲。这里在古代是小金川土司的辖区，乾隆时变成懋功直隶厅的一部分，《懋功厅土志》中说“此山盘亘八九十里，西即厅属，东界汶川。”

巴朗山主峰海拔超过五千米，垭口海拔超过四千五百米，过了垭口也就进入了小金县地界，由于海拔变化过大，旅行者们在垭口停留时常常产生短暂的头痛眩晕，传说的高原反映在这里终于第一次降临了。

二百多年前，一支长途远征的军队正艰难地翻越这座大山，随着海拔越来越高加之风雪侵袭，那些来自平原的士兵心跳气闷四肢无力，刀枪都已经拿不住了，突然之间，周围伏兵四起，而远征军许多官兵连气都喘不上来更别提作战，于是稀里糊涂地丢了脑袋，血染山坡……

这支吃了败仗的军队是乾隆派往附近金川（即现在的大金、小金和丹巴县）作战的清军，袭击他们的则是当地小金川土司的伏兵，至于他们为何发生血腥冲突，我们后面再说。远征军在这里损失惨重，主要原因无疑是中了埋伏，但士兵们普遍出现高原反应从而导致作战能力严重下降，也是失利的重要因素。

尽管巴朗山已经成为现代川藏线的交通要隘，但在历史上，它并不是传统川藏路的一部分，清朝川藏路走的是康定一线，除了军队和少许马帮外很少有人从巴朗山进入藏区，直到工业化时代降临，炸药和推土机夷平了前方的一切阻碍，汽车轮子代替了马蹄，险峻的山体才不再成为人们沟通的障碍。在翻越巴朗山的四川省道303线通车后，传统上的川藏北线也就改由这条更为便捷公路一直开到丹巴，不用再像从前那样必须绕行康定。

翻越巴朗山后不久，更为著名的四姑娘山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公路上便能看到远方四座山峰一字排开。到这里，已经进入了藏区的边缘，但历史上这里并非重要地区，皇帝的光辉一直照不到这些他名义上的子民，只有头人们在边远的村落里行使着惟我独尊的权力。

如果有时间，游人还可以在附近的日隆镇停留一晚，顺便游览一下四姑娘山景区中风光秀丽的三条沟——长坪沟、双桥沟和海子沟，第二天清晨再回到猫鼻梁——川藏公路上的猫鼻梁观景台是观赏四姑娘山全景的最佳地点。如今的日隆镇因户外运动而享有盛名，许多爱好者不远千里专门到这攀冰徒步，更多的人来到日隆镇是因为它身旁的那四位姑娘，这里是攀登四姑娘山的向导和补给基地。

顾名思义，四姑娘山有四座山峰，由川藏公路上望去，它们从右至左分别为大峰、二峰、三峰和四峰，其中大峰、二峰、三峰海拔都在五千米以上，四峰的海拔则高达6250米。大、二、三峰都适于普通爱好者登爬，大峰更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都可能登顶的，但攀登老四却已经属于专业级别了，需要专业人员和专门器械的密切配合。

在高原人的心中，山水都是活生生的，像人一样拥有自己蓬勃的生命和鲜活的性格，许多更是神的居所甚至神的化身。无论是原始的苯教、萨满教，还是后来的藏传佛教，虔诚的人们无不对那一处处神山圣湖顶礼膜拜。四姑娘山在当地人看来就是一座这样的神山。

与雄壮的“蜀山之王”贡噶山相对应，汉族人给四姑娘山取了“蜀山之后”这样一个美丽的绰号，而在藏语中，四姑娘山则被叫做“斯古拉柔达”，意思是“护卫生神”，神话中它是附近丹巴著名的墨尔多大神山的侍卫，等级其实并不太高。在当地的传说里，四姑娘山还被牵扯进一件神仙间三角恋的故事。

相传古时候，天河之水突然泄露到这里，洪水到处泛滥，天神便降下两男一女三位神仙来拯救人类，就如我们所猜到的那样，在共同战斗和生活过程中，两男同时爱上了一女，女神却只喜欢其中一个，并在完成任务后与他结为夫妻，生下了四个漂亮的女儿，她们就是前面说的四位姑娘。

那位爱情失意者自然痛苦不堪，但漫长的失落之后，他惊喜地发现四姑娘中的小幺出落得犹胜其母，于是便渐渐把感情由母亲转移到了女儿身上，直到终于上门求亲。不出所料，那对伉俪震惊之余断然拒绝了这门婚事，追求母女都不成的神仙叔叔情感再受打击，终于心火上脑堕入魔道。

神仙叔叔恼羞成怒，愤然回到天上偷偷打开天河之闸，于是洪水又一次奔涌而下，伉俪两人没有办法，遂决定牺牲自己，他们舍身化为大山，其中父亲的化身就是巴朗山。但两山的躯体毕竟有限，不足以完全阻挡洪水，人类危在旦夕。这时，一直看热闹的天神终于进行干涉，叔叔突然恢复了理智，他看到了自己闯下的大祸，羞愧难当，于是也舍身化为大山，但洪水却仍没停下，继续疯狂奔流。

就在这最后时刻，四位姑娘手拉着手一起变身，一道宽阔的山脉在洪水淹没世界前终于形成，咆哮的天河再也无法前进，只能泻入山间，成为一条条溪谷后慢慢退却。

这就是四姑娘山及其周围群山的来历，当年天上洪水冲刷出的山谷，则是四姑娘山中风光秀丽的三条沟——长坪沟、双桥沟和海子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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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 · 2012-07-03 09:39

【3、雅安与茶】

品味传说后，让我们再转到川藏南线吧。与北线不同，南线从成都开始就与318国道合为一体，尤其成都到雅安一段都是高速公路，汽车不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

现代成雅高速的终点雅安市人口超过百万，但在人口大省四川也只能算中下城市，这里常年阴雨霏霏，似乎道路永远是湿漉漉的，一些区域的年降雨甚至超过了两千毫米，使得雅安的雨，与城市旁的青衣江中美味的雅安贡鱼，以及雅安城里漂亮的姑娘一起，被人们称为“雅雨、雅鱼和雅女”的雅安三绝。

雅安也是四川省唯一一个与甘阿凉都接壤的城市，辖区内少数民族将近三十个，是名副其实的民族熔炉。所谓的“甘阿凉”，是四川本地人对本省三个民族自治州——甘孜、凉山和阿坝的统称，直到并不算久远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甘阿凉在四川人的心目中，仍几乎与遥远荒凉等同。

过去的雅安还是汉地通往藏地的门户。在《艽野尘梦》里，陈渠珍这样描述由川入藏开始的旅程：从成都开始走了四天后到达了雅州（即雅安），这里的风景与内地还没太大区别，但从这以后，气候就大不一样的恶劣了，山岭陡峻，鸟道羊肠，地势如同剑阁般险要，但荒凉却要远远超过剑阁，沿途居民更是寥寥无几。

关于雅安，邢肃芝的《雪域求法记》里这样写道：“小小的雅安城能如此繁荣有它特殊的原因。第一，雅安是进出西康省的咽喉，凡是要来往康定和宁属八县的人，都必须要经过这里，所以这儿的旅馆业、饭店业，以及运输业都很兴旺。第二，雅安是水陆交通枢纽，除了有一条直达成都的公路外，还有一条公路和水路可以直达嘉定（即乐山）。第三，由于雅安是西康省货物的吞吐口，因此它对西康的经济格外重要，西康的经济活不活跃，就要依据这儿的商品吞吐量的多少而定。”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西康省成立后，由于省会康定交通不便，省主席刘文辉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生活在雅安，刘担任主官的二十四军军部和川康边防军总指挥部，也被设在了雅安，这里逐渐成了西康省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有第二省会之称。

（民国时期的雅安城。这是当时雅安的主要街道——中正路，街上行人多穿长衫，说明这里还是汉族区域。）

雅安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四川运往藏区的茶叶绝大多数都由这里打包上路，可以说，雅安到康定一线的汉藏交界地，如同川藏茶马古道蓬勃有力的心脏，把茶叶如同血液一样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藏区。

与汉地常见的散茶不同，汉藏贸易的茶叶多被压制成茶饼或茶砖，与今日常见的普洱茶相仿，据说这样处理后的茶叶易于保存，方便长途运输，并且茶叶在漫长的储存和运输过程中自然发酵，还会产生特殊的香气。

（民国时期正在捡茶的雅安女工。她们多是当地的农妇，为了农闲时补贴家用临时到茶厂干活。）

众所周知，藏区人们的主食是牛羊肉和奶制品，但长期大量食用这些高蛋白高胆固醇的食物，身体容易出现问题，可促进脂肪消化的茶叶的引入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深受当地人的喜爱，直致成为藏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于是便有了“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藏族谚语。

说来有意思，藏语几大方言对许多东西的称呼都不相同，但对茶的读音却相当一致——“甲（Jia）”。至于茶叶什么时候传入藏区，历来说法不一，十五世纪中期成书的西藏史书《汉藏史集》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吐蕃王都松莽布支（按：他是藏族古代著名领袖松赞干布的曾孙，其生活年代相当于初唐至盛唐）得了一场重病，当国王安心静养之时，王宫飞来一只美丽的小鸟，连续几天都口中衔着一根树枝在屋顶婉转啼叫。国王派人去查看，并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松莽布支偶然摘下树叶的尖梢放入口中品尝，当时觉得清香无比，加水煮沸后便成为上好饮料。

于是，国王召集大臣百姓，要求寻找这种树并悬以重赏，最后被一位大臣在汉区找到，在鱼王和鹿王的帮助下，他终于将树枝送到国王驾前。国王十分欢喜，对大臣重加赏赐，并用此树枝叶疗养病体，大获效益。

《汉藏史集》对此事赞颂不已，认为其功德无量：“在吐蕃王都松莽布支时期，出现了以前未曾有过的犹如天界甘露般的茶叶。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到人间，国王宫中烹茶叶，众生亦能获吉祥。”

随后，《汉藏史集》将茶叶分为十六种，并分别加以介绍，在该书看来，神奇的茶水甚至还有占卜祸福的功效，比如茶水刚倒入茶碗中时，若茶汁中出现毛驴、骆驼、猴子的影象，然后出现人尸、骷髅的形象，这些都是凶兆，无论何人遇到都会不吉利。若是茶碗中出现八吉样物或长寿仙人的影象，或是出现国王七宝的影象，无论何人遇到都会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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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 · 2012-07-04 03:15

【4、康藏路迢迢】

川藏公路由雅安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了二郎山，路面质量才显著下降，险峻的横断山脉中，家常便饭般的塌方和泥石流让汽车时不时举步维艰。

其实，一直到清朝，传统的川藏路当时并不走二郎山，而是过更南方的大相岭（该岭亦有马鞍山之称），《艽野尘梦》和《雪域求法记》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翻越大相岭的艰险。陈渠珍回忆说：

“大相岭相传是蜀汉丞相诸葛亮开凿并因而得名，我们经过一处名叫虎耳崖的悬崖时，陡峭的坡度几乎成一条直线，向下看河水就像一条细带子，异常清澈碧绿，耳边还能听见汹涌的波涛声，真让人骇目惊心。这里的道路还不到三尺宽，悬崖峭壁像刀削般陡峭。我的坐骑是购自成都的好马，可它到了这里却吓得浑身汗流不止，用鞭子怎么打也不肯前进，看来内地的马匹到了这里根本指望不上啊！”

攀登大相岭，据说人们绝对不能互相说话，否则会引来山神降下冰雹。陈渠珍翻越这里的时候，费尽力气终于攀登到山顶，前面下山的人回头看到他落在后面，便大声呼唤他快跟上来，其他人便也跟着喊，众多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山谷间来回荡漾。这时天突然变脸了，阴云四起，拳头大的雹子砸了下来，陈急忙跑下山去，后面的人躲避不及，许多都被雹子砸伤。青年陈渠珍还是比较有科学头脑的，对这种天气现象，他解释为“盖雾罩山头，阴寒凝聚，一经热气冲动，雹即随之降落，亦物理使然也。”

邢肃芝的描述同样令人心惊肉跳：“继续向前，便是山势险恶的大相岭。山中不仅路窄坡陡，遍地泥泞，而且大雾弥漫，视线最多只有十来尺，令人觉得阴森恐怖。下坡的一段是最危险的地方，常有盗匪和猛兽出没。盗匪抢人，猛兽吃人，路旁到处可见人兽的骸骨。”

现在川藏公路经过的二郎山，全年平均三百多天为雨雪天气，山路崎岖，并不比大相岭好走，至于为何川藏公路舍弃大相岭改走二郎山，这就要从清末开始筹建的川康公路（即川藏公路雅安至泸定一段）说起。

任乃强先生在《川康公路小史》中写道，川康公路创议于清末边务大臣赵尔丰，他打算按照陕甘新疆的范例，建设成都至康定的骡车大道，其名称为车路，以与马路区别（当时的‘马路’指的是真正供马走的路而非现在的公路）。赵当时所选的路线，是从荣经（今雅安市荣经县）小河场进沟，遥达沪定，避开大相岭。但清朝不久灭亡，赵尔丰构思中的川康公路也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1934年，民国四川省政府才重新开始川康路的测量选线，最初仍选了当年赵尔丰设计的路线。第二年，外国专家开恩浩和二十四军交通处长姚仲良一起再次进行勘测，认为原来选定的路线不妥，力主改经二郎山，新路线最终获得同意，但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开工仍遥遥无期。

就这样，从清末开始，中国政府便开始筹建二郎山公路，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实。直至1938年，出于抗战的需要，雅安经天全到康定的川康公路方才开工，十多万民工修筑了两年半，历尽艰辛终于完成。

（民国时期的修路人。修路人用手中的铁钎和铁锤，奏出了现代文明的音符，在空谷中久久回响......）

川康公路通车后，自雅安至康定全长218.5 公里，一天内就可到达。“纵不乘车，即仍以肩舆骡马负运往来，亦较相岭旧路缩短路程三日，较荣经新路缩减二日，而凿窄为宽，研曲就直，化险为夷，去急为缓，其便利行旅之处不仅十倍，是为开发康省一大动力也。” 可是，公路修通后，由于缺乏保养，损毁越来越严重，交通时通时断，根本难以保障。

（为了修筑康藏公路，民国西康省特意设立了运米站，以保障筑路工人的粮食供给。）

1950年，为支持解放军挺进西藏，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川康公路，解放军工兵与当地民工一起开始了艰难危险的抢修任务，当时的口号就是 “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到1950年6月25日，川康公路二郎山段基本抢修完工，这条老川藏路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产生于五十年代的这首歌曲，曾在全国耳熟能详，充分体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无所畏惧的坚定意志。

十年前的2001年，二郎山隧道终于开通了。这条隧道位于二郎山腰，海拔两千多米，全长八公里多，其中主隧道长四公里多，汽车通过只需要十来分钟。隧道通车后，新川藏路比老川藏路二郎山段缩短里程25公里，缩短行程时间约3小时，避开了事故灾害频发路段，极大方便了汉藏之间的交通。

过了这条隧道后，川藏南路也终于进入了藏区的边缘。在隧道前后，你会感觉到非常明显的气候差异——一端是阴雨蒙蒙潮湿闷热，另一端却是天高云淡干燥凉爽，这也提醒着旅人，离天空越来越近，离藏区越来越近了，像一位朋友说过的那样，一进二郎山隧道，仿佛就闻到了山那边酥油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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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 · 2012-07-05 00:51

【5、大渡桥横】

通过隧道后，前面很快就是泸定，顾名思义，这个地名无疑是取“泸水安定”或类似之意，况且它还是康熙皇帝御赐之名。可是博学的皇帝却记错了，桥下的大渡河古时候的称呼可并非“泸水”，而是后来出生于大渡河终点四川乐山的郭沫若名字中的“沫”水，但在那个金口玉言的时代，皇帝当然是永远不会错的，于是这个奇怪的名字便一直延续下来。

翻开任乃强先生的著作，泸定当年的特点跃然纸上，它在民国时康区各县中占据了许多“之最”：

面积最为狭小，物产最为丰富，人口最为稠密，历史最为久远，民族同化也最为彻底。沪定最南边的湾东河口，水面海拔九百多米，是康区最低的地方。在其附近不远的地方，康定和泸定交界处的木雅贡嘎雪山，海拔7587米（为民国时测量的海拔），是全国最高的地方（这当然是民国时人的看法，现在当然有所不同）。

而这高低两者之间仅仅相距大概二十六七公里，但高度差却达到了六千六百米，从而在它们构成的侧面上造就了世界上最倾斜的河谷。在这样又陡又急的河谷中，却又没有河水漂石这样的地质灾害，反而在从容间暇之间涌起磨西、湾东等大片平坦的原野，成为人员物资集中交汇的地方。

今天的人来到这里，可以发现它的这些地理特征至今未变。历史上的泸定似乎也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央政权的控制，比如由此向西的所有河流几乎都有藏语名字，但大渡河却是例外，学者们认为，大渡河之所以从来没有藏名，是因为藏族地方势力从来没有真正占据过这里。

现在的泸定，是一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县城，与内地其他小城市没有什么两样，而人们之所以知道它的名字，恐怕与当年红军在此“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有着很大关系。

在红军来这里之前七十年的公元1863年，同样经过数省的转战，石达开率领着最后残存的部队在大渡河全军覆没，为了保全部下的生命，他主动到清营束手就擒，被押解成都后凌迟处死。然而石达开的努力终究是一场空，大渡河畔剩下的两千多太平军将士仍全部被清廷杀害……

据说这位太平天国首义五王之一的翼王殿下在穷途末路之时，曾指挥亲信将最后一批财宝埋藏到进军沿途的一个秘密所在，而随着石达开等当事者最终全部被杀，藏宝的地点也就永远成谜，此后从贵州到四川，便一直流传着有关石达开宝藏的传说，许多人猜测，这笔宝藏也许就在大渡河畔的某处，也许某一天就会突然现世。

史料记载，石达开之所以在大渡河全军覆灭，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石的一个小妾当时正好生下儿子，全军为了庆祝这喜事而在河边耽搁了几天，等他们终于想要渡河时，河水却突然猛涨，逃出升天的机会一去再也不返。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太平军没有取得当地人的支持，导致这支人生地不熟的军队非常孤立，根本得不到任何援助。

同样的地方，兵贵神速的红军成功了，历史并没有重复，其具体经过早已被无数文学影视作品反复渲染，在此不再赘述，而红军在这里之所以能成功，除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良好关系对其也大有裨益。

（民国时期的泸定桥，拍摄于红军经过之后）

大渡河以西，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川边”，那里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人居住的区域，与大渡河以东朝廷任命的有任期的流动官员相对应，统治川边的是大大小小世袭的土官。这里有春科、高日、林葱、纳夺、孔萨、麻书、白利、东科、朱倭、单东、余科、绰斯甲、咱里、冷边、沈边、崇喜、毛垭、曲登等上百家土司，其中最突出的是号称“川边四大土司”的德格宣慰司、明正宣慰司、理塘宣抚司以及巴塘宣抚司，他们管辖着有着安抚司、长官司、土千户等头衔的其他三十多个土司，以及八十多个土百户。

我国自古以来人必分三六九等，因而这些土官也是分等级的，他们中最高级的是宣慰司，正三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部级；其次是宣抚司，正四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司局或地区级；再次是从四品安抚司，以下还有长官司、千户、百户等，不一而足。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些边远地方的土司势力只要不谋反，朝廷一般是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因此他们也就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进入藏区以后，人们随处可以见到身披暗红色袈裟袒露右臂的喇嘛们。现在许多人已经知道了，其实并非所有的藏传佛教僧侣都可以称为“喇嘛”，这个词藏语意为“上师”，原来仅是对有资格指导信徒修行的高级僧侣的尊称，而藏传佛教的普通僧人一般只能称为“阿卡”。后来随着汉藏混居，没那么多讲究的人们叫得也就随便一些，僧人是否“喇嘛”区分得便没那么严格了。

当年，川边的另一个庞大的势力便是寺院集团，它们不仅占据了许多庄园和牧场，还吸收了大量人口，而这些人出家后就基本上不事生产了。藏区的寺院以藏传佛教为主，藏传佛教即藏语系佛教，在汉文典籍中曾被称为“喇嘛教”，其中又分为格鲁派（俗称黄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以及宁玛派（俗称红教），一些大派别下面还有小派别。

此外，藏区中还有虽然并非佛教但形式上已与藏传佛教十分接近的苯教（即俗称的黑教）。关于这些教派，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会一一介绍。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民主改革时，根据当地社会调查结果，甘孜州共有僧人、觉姆（藏传佛教中出家的尼姑）8万人，约占当时全州人口的14.7%，想必读者们已经反向推算出来了，也就是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甘孜州的全部人口也不过五六十万，那它的面积有多大呢，超过十五万平方公里，当真是地广人稀。

如此荒无人烟的地方，自然像其他荒无人烟的地方一样，是行路人之间口耳相传恐怖故事诞生的极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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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 · 2012-07-10 05:57

在世界的东方汉藏两地的交接处，

汉藏杂居之地的康定，

是空行部众经常相聚的地方。

——《墨尔多神山志》

泸定过后是著名的康定，那个“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的康定。这曲子其实来自于康定的一首民歌，当地人称之为“溜溜调”，1944年，音乐家沙梅把这首歌曲收录出版在他的《沙梅歌曲集》中，命名为《跑马溜溜的山上》。后来，作曲家江定仙又将《跑马溜溜的山上》改为《康定情歌》，由当时著名歌手喻宜萱演唱，随即在全国迅速走红。

与“泸定”类似，顾名思义，“康定”这个地名寓意的是“康区安定”。“康区”是藏族古代地理区划的名称，“康”意为“边”，康区就是古代藏族的边缘地带，其范围大致包括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除波密县之外的地方、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四川甘孜州除色达县和泸定县之外的区域以及凉山州木里县。康区在中国古代的书籍中曾被称为“喀木”，直到清末仍如此称呼。

众所周知的“康巴人”，其实是个含义重复的词语，“康巴”在藏语中指的就已经是“康区的人”了，但后来因约定俗成，“康巴人”也就一直这样叫下去了。

【1、商人的乐土】

康定小城的城区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但却汇聚了世界上众多宗教：这里有汉传佛教的寺院、藏传佛教的喇嘛庙、天主的天主堂、新教的基督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道教的道观、当地本土信仰的川主庙、关帝庙、将军庙等，各种宗教在这里并行不悖，基本没有冲突，因为这里是民族交汇地区和贸易枢纽，人们为了做生意，就必须敞开胸怀，接纳各种文化。

康定的商业是在古粮台基础上发展起来，乾隆年间平定西藏后，自康定至日喀则，中间设立了理塘、巴塘、昌都、那曲的嘉黎、拉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等粮台，以进行军粮转运，这些粮台后来就发展成市场，而粮台的商人一开始多是随军驿卒、营屯士兵以及随军小官吏等，他们在当地落籍经商。

（民国时期康定鸟瞰）

在历史上，康定一直叫做“打箭炉”，并在民国时期成为西康省的名义省会，所谓的“名义”是指尽管它是法律规定的省会，但由于交通不便，史载“当时全国要乘肩舆才能到达的省会，只有康定”，因此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离成都更近的雅安办公。尽管如此，清末民国时期康定小城的经济却绝对繁荣，商旅马帮络绎不绝，后世描写这里的小说、诗歌数不胜数，康定也被学者们看作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

（民国西康省政府）

茶叶是打箭炉输往西藏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这里的茶叶被称为“边茶”，多来自雅安。关于边茶的制作和物流，邢肃芝在《雪域求法记》里回忆道：

“大多数的康藏茶商因为气候和语言的关系，只到康定而不来稚安。大茶商每年到康定买一次茶，每次采购上千上万驮的茶叶。每驮约五十斤，用生牛皮打包，接缝的地方用猪血徐抹，防止被雨水淋湿。外包牛皮晒干后，就用耗牛和骡马运往各地。每一个大茶商每次来康定时都带有大批牲畜和夫役，每个夫役身上背着步枪或毛瑟枪，腰间还挎着一把腰刀，用来防盗。康藏地方，人稀地广，政府的势力有限，商人只好想法自己保护自己。”

（民国时的康定茶商，他正在往茶包上写发货地址。）

其实，四川茶马古道的源头即雅安到康定这一段，在当年与马没有多大关系，那时在这段路上运茶的交通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骡子，另一种竟然是人类本身。史载，从康定往西藏方向，汉族人需要的粮食杂货金属用具和烟酒，以及藏族人日用的茶烟布匹绸缎针线杂物，许多都是通过骡队由雅安那边运进来的，这样的骡队俗称“驮脚”，而经营这种骡队的人则被称为“赶脚”。

运输的人则被称为“背子”，顾名思义他们是靠背驮来干这行，“背子”们以汉源（今雅安市汉源县）人为主，据记载汉源人除了家庭特别富裕的外，无论男孩还是女孩，从八九岁起就要练习背货物，身体强壮者能比一匹骡子背的还多，他们都是在农闲时候做这个，一干就持续一辈子，背运的货物以茶叶为主，其次是生肉等食品。

为方便骡子运输和背夫背运，边茶往往被压制成块状，每块约一斤，每二十块边茶装成一条，用篾条编织的框密封起来，称为茶包子。这些茶包子到了康定后又被二次包装，每条茶包子会被从正中拦腰割开，对叠起来包装在一起，然后用牛皮裹住，缝制成牛皮口袋，随着牛皮包越来越干燥，茶包也随之收紧，从而更适合长途运输。改装后的茶包子，才由马驮进西藏，通常情况下，一匹马驮两个牛皮茶包子。

据说这些背子们的背部每天与茶包子压在一起，久而久之皮肤感染糜烂，每到运输的终点，他们被迫用茶叶搓掉背部溃烂的肌肉，惨叫声不绝于耳……

康定的一个特色是著名的锅庄。任乃强先生记述说，“昔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宝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共48家。最大有８家，称八大锅庄。有瓦斯碉者，锅庄之巨擘也。碉在二水汇流之处，建筑之丽，积蓄之富，并推炉城第一。” 随着明正土司的垮台，锅庄也逐渐失去了当初的综合功能，变成了单纯的旅馆和客栈。

各地的客商都有其固定投宿的锅庄，他们闲暇之余也在锅庄里面和当地人一起歌舞，从而形成了锅庄舞。邢肃芝这样回忆三十年代末的锅庄和锅庄舞：

我在锅庄住中住了二日，觉得每个锅庄都各有地区特色，例如康北德格一带的客商，大都是投宿白家锅庄，而康定附近木牙乡来的客商，大都是寄居罗家锅庄。其他如南路理塘、巴墉等地，都有自己的锅庄，康藏人民也像汉人一样有很浓厚的乡情观念。住在锅庄的人，客居无聊时，也有一种娱乐方式，叫作跳锅庄，就是召集一班善于歌舞的男女围成一圈，男女一唱一和，载歌载舞，常常闹得通宵达旦。主人则用藏酒及干牛肉、葡萄干、杏脯等物招待，或直截了当给康洋作为酬劳。

（民国时期康定藏族锅庄舞）

可惜茶马古道的繁花早已凋零，现在的康定给初来的人留下的印象往往只是一个狭长逼仄的汉地小城，在穿过城市的公路上走马观花，很难发现什么特色，满街都是汉族人或汉族人打扮的人们，只有那些用汉藏两种语言标明某某寺或某某山的指路牌，才能提醒你还身在藏区，也许安下心来去旁边的跑马山或木格措体会一下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可是过路的旅人通常却没有那么多时间，人们还要赶往更西边的藏区。

当年由康定进藏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出炉”或“出关”。根据学者的研究，由于藏汉两个民族语言差异巨大，生活习惯殊异，汉族人到了藏区，言语不通，情愫无法表达，生活不习惯，宛如置身异域，因此内地来人称藏区为关外，为草地，从康定出南门或北门到藏区，有只身离乡之感，称为出关。而出东门则如还乡，有亲切之感。所以称康定以东为内地，称出东门为进关。相沿日久，遂成习惯，干是关外或草地遂成了康定以西藏区的代名词，而从康定南门或北门出城称为出关，这种称呼不用解释，尽人皆知。

（民国时期的康藏马帮）

也许是距离四川本土实在太近，蜀国诸葛丞相的故事在康定流传甚广，但可能因游牧民族崇尚勇武的传统习俗所致，这位往日里只是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到了这边却平添了许多彪悍狡诈的色彩。

其中的一个传说是，话说孔明远征云南，七擒孟获后率军来到了当时还是羌人占据的雅安，孔明见这片区域是四方往来的交通咽喉，位置非常重要，于是便想占为己有派军戍守，可当地人勇悍非常，蜀军很难征服。孔明于是就设下一计，和当地首领交好并馈赠甚多，首领感谢之余不知何以为报，孔明便说以一箭之地回报自己足矣。

首领答应了，但没想到孔明的臂膀不知道是什么超级材料做的，这一箭竟然飞到了几百里外的康定跑马山，就这样，康定从此归属了汉族。后来当地人发觉上当，说孔明这厮也忒不地道，原来这家伙早早就派人把箭偷偷插到了那儿！

这个故事还有继续，传说占据这片区域后，孔明派出将军郭达（旧时泸定桥西侧建有据说是纪念郭达的‘郭达庙’）率兵到这边建立兵工厂制造弓箭，康定每日铸造箭头的炉火冲天，于是便有了“打箭炉”的名字，其简称就是“炉城”。另外一种说法是，当初为孔明跑到康定插箭的那个家伙其实就是郭达，后来他听说秘密泄露，就跳入铸箭炉里自焚而亡，从而死无对证，后人敬佩他是舍生为主的勇士，就以炉为地名，并把当年他插箭的那座山命名为“郭达山”。

但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认为，打箭炉三字，其实应该是藏语“打折多”的译音，明初就有这个译称了，而到了乾隆时期，开始有人捏造诸葛亮派将军郭达在这里造箭的说法并在世间流传很广，这个故事实在是荒谬之极的。

与汉族半人半神的孔明对应，康定藏族则流传着罗布桑波的故事，据说他是第一位成为商人的藏族人，足迹踏遍全藏区，最后相中了打箭炉。随后，他便率领着庞大的商队来到这里交易，从此往返于藏汉区之间，把茶叶运到藏地，把马匹送到汉区。传说罗布桑波还是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师的商队总管，宗喀巴修建黄教祖寺甘丹寺时，他捐献了大量钱财，从而名垂千古。

罗布桑波死后被尊为商人之神，藏区许多城镇的商业中心和农牧区季节性的集市贸易场地，传说都是他亲自开辟并立有他的神庙或塑像，康定也不例外。每次大型的贸易活动或庙会之前，照例要祭祀罗布桑波，藏族商人们诚惶诚恐地顶礼膜拜，祈求他保佑财源茂盛。

神人孔明和罗布桑波都云山雾罩，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难以决定该相信他们几分，真正在康定深深印下自己个人痕迹的历史名人，要数两个顶着奇特绰号的男人，他们一武一文，分别是“岳公爷”和“赵屠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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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 · 2012-07-11 09:18

【2、“岳公爷”和“赵屠户”】

清朝名将岳钟琪，就是当地人口口相传中的“岳公爷”。

岳钟琪字东美，甘肃临洮人，生于四川成都，相传是岳飞的二十一代孙，他原在名将年羹尧麾下，飞扬跋扈的年大将军垮台后他继任统帅，曾先后打败入侵西藏的准噶尔汗国和反叛朝廷的青海罗布藏丹津蒙古军队，但后来由于在新疆作战不利差点被雍正皇帝处死，再往后，赋闲在家的他又被乾隆起用，并且在金川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岳钟琪戎马一生，差不多参与了康熙、雍正时期以及乾隆前期所有与藏区有关的战争。

（岳钟琪像）

打箭炉是岳钟琪纵横藏区一生功业的开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派往西藏驱逐准噶尔人的远征军在藏北中伏全军覆灭，康熙大怒，派清军南北分进杀向西藏。其中南路由四川巡抚年羹尧统率，当时三十四岁的副将岳钟琪奉命开进打箭炉，随后奔赴现在的理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当地抗命不逊的三个头人，并向西一直抵达现在的西藏昌都。第二年，南路清军改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统辖，岳钟琪又一次担任前锋，由昌都火速西进，于1720年9月29日率先进入拉萨，比其他将领足足早了二十多天，由此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拉萨的汉族将军。

岳钟琪曾被朝廷封为三等威信公，故藏族民间他称为“岳公爷”，他甚至被人们起了一个藏语名字——“迦朵阿巴”，传说这位迦朵阿巴只带了三十八个士兵就击溃了进攻藏区的蒙古大军，后来他们留了下来，从而形成了著名的“霍尔三十九族”。

其实，霍尔三十九族是清代对游牧于今西藏那曲地区西部与昌都地区西北部一带各部落的统呼，归驻藏大臣直辖而不属达赖喇嘛，辛亥革命以后，三十九族地区被西藏地方政府占领，部落被西藏地方征收繁重的赋税，因此当地人一直对拉萨政权恨之入骨，后来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在当地受到了热烈欢迎。

天葬无疑是内地人眼中最神秘的藏区风俗之一，传说中它也与“岳公爷”有关。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孔贝在其所著《藏人言藏——孔贝康藏闻见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天葬起源的故事：康藏民间传说，岳公爷发现藏区有许多龙脉，如果死者埋在那里，其后代很可能出统治天下的皇帝，他便谎言劝导人们说，如果将去世的人埋在地里，对其本身和家人都没有任何用处，而如果将尸体喂给老鹰却可以积善业造福田，当地人相信了他，天葬于是就这样流行起来。

这显然是一个荒诞的传说，因为天葬的历史比岳钟琪时代早得多，而也许受汉族葬俗影响，康定当地天葬并不普遍，火葬和土葬一直更加流行，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据笔者所知川藏路上最近的一个天葬台也在康定过后的折多山附近。

最终，在康巴藏人的心目中，岳公爷成为了一个武圣人般的人物，根据任乃强先生的考察，“康人于康藏军事，但知有‘岳公爷’，任何战功皆归之。”

与“岳公爷”英明神武的形象相反，另一个男人却曾经让当地人恨得咬牙切齿，同时又怕得心惊胆战，他就是“赵屠户”——晚清“改土归流”政策的倡导者和最积极的执行者，曾任川滇边务大臣和驻藏大臣的赵尔丰。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3年），年近六旬的赵尔丰正混迹于一大批等待退休的官员中，心中想必相当郁闷。

这个表字季和的老人，其原籍是那个“比较大的城市“——辽宁铁岭，但他家既不是满人也不是汉人，更非其他少数民族，而是属于“汉军正蓝旗人”。这个名称是清朝特有的古怪制度的产物——清朝初期为了解决满族兵源不足的问题，将投降过来的汉人仿照八旗制度编为各汉军旗，其属下及后代就被称为“汉军旗人”，可以与满人通婚，大致相当于享受满人待遇的汉人。

赵尔丰兄弟四人，另三个尔震、尔巽、尔萃都早早中了进士，惟独老三尔丰考试成绩实在太差，屡试不第后只好花钱捐了个前程，由管盐的小官开始，慢慢熬了起来。直到赵尔丰四十三岁担任山西永济知县，遇到了时任按察使相当于省政法委书记的锡良，其前途才渐渐明朗，也就从那时起，赵决定今后就跟随这位小自己八岁的老大混了。

锡良任四川总督后，调赵尔丰为永宁道道员，这是一个正四品的职位，其级别在相当于省部级的巡抚和略低于地市级的知府之间，大致相当于地区专员，而此时，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已经是从一品的户部尚书了。

这种临近出局的年龄和不上不下的职位，可能让当时的赵尔丰非常尴尬，既然晋升的希望十分渺茫，那么是否就和其他人一起喝茶混事，等着几年后朝廷批准致仕？古代官员的退休时间大致在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清朝一般是七十岁，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没准他告老还乡时，朝廷念及其多年苦劳，兴许还能赐块“大夫第”之类的匾额，回到家乡也能拉风一把。

但这并不是赵尔丰的选择。也许是前辈姜太公八十岁才参加工作的事迹一直激励着他，也许是英国对西藏领土的逐步蚕食和达赖喇嘛的桀骜不逊强烈刺激了他，更也许是朝廷对西藏政策之糜烂实在让他忍无可忍不得不说，总之就在这一年，赵尔丰毅然向朝廷上书，这就是著名的《平康三策》。

所谓《平康三策》，是赵尔丰对处理西藏问题的三条纲领性建议，头一策是整顿川滇之际一向放任自流的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并派官治理；第二策是将康区单独建为行省并实行改土归流，即仿造内地设置州县，以有限任期的朝廷官员代替世袭土司来治理，以保障西南边陲的安定；第三策是第二策的继续和延伸，将川、康、藏联合起来成立总督辖区，仿造东三省设立西三省总督统一管理，以杜绝英国人对西藏的觊觎，并消除达赖喇嘛依附外国的念想。

奏章上报后如泥牛入海，尽管赵尔丰的老大四川总督锡良对《平康三策》相当欣赏，但很明显正忙于庚子善后的老佛爷并不打算采纳他的建议。

事情到1905年，终于发生了转机。就在那一年，身为皇亲国戚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川藏南路的巴塘被当地人所杀，同时被杀的还有随行的两名法国传教士，导致洋人抗议酿成外交事件，才经历庚子国变没几年的朝廷又怒又怕，终于想起了两年前曾上书言平藏之策的赵大人。在赵的后台锡良总督的大力推荐下，朝廷调赵尔丰为建昌道道员，负责军务督办兼办后勤，同时招兵买马，由赵率领赴巴塘平乱。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5月，年已六旬的赵尔丰到达康定，他认为出兵打仗粮草先行，但汉族军人吃不惯糌粑，康区又不产稻米，因此决定把康定打造成粮草转运基地，史载打箭炉同知衙门此后每天都在为转运军粮而忙碌，所以康定老百姓都称其为军粮府。

一个月后，赵尔丰在康定储足了三个月军粮，遂率自己招募和训练的五营新军出关，朝着动乱中的巴塘进发，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七年的铁血生涯。七年之中，山河表里归于王化，土司人头滚滚落地，而他却在大业将成之际功亏一篑，引得后人留下无数叹息。这都是后面要说的故事了。

（中年赵尔丰照片，可以看出他当时还是黑发，与后来须发皆白的老年形像差别颇大。）

由赵尔丰训练和带领的这支军队，此后随他身经百战刀头舔血，成为土司头人最惧怕的力量，与李世民的“玄甲兵”、袁崇焕的“关宁铁骑”等著名精锐类似，他们后来也被人们冠以一个专门的名称，这就是晚清赫赫有名的“边军”。

就是在赵尔丰任上，古老的打箭炉被改称康定府，从此“康定”这个名称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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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 · 2012-07-13 12:34

【3、明正土司及康巴人】

在赵尔丰来此之前，明正土司已经统治打箭炉数百年了。

明正土司的全称是长长的“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他是清朝川边四大土司（名正、理塘、巴塘和德格）之一，传说起源与孔明有关——其始祖阿南曾帮着七擒孟获，于是被孔明封为土司，一直延续下来。当然这故事明显不是真的，蜀国攻打孟获的路线距这儿千里之外，二者几乎不可能有交集，专家研究这个土司应该是元朝开始才册封的。

根据藏学家任新建先生考证，“明正”其实就是“明代的正土司”之意，如此称呼他主要是因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这一名称太长太拗口，若简称“长河西土司”，又不能确切代表其身份，加之打箭炉地处川藏交通要道，来往公务繁忙，公文力求简洁，所以凡提到该土司之处，为了省事，故简称为“明正土司”。据说最开始是康熙帝这样称呼他，于是这一称号就被正式使用起来，年代久远后，人们习以为常，反不明其本义。

（明代康定土司碑，民国照片。）

历史上，明正土司对中央王朝一向恭顺，甚至被朝廷称为“内土司”，大概是说这个土司尽管在外面把门，但朝廷把他当自家人看待，他甚至还有一个汉族姓氏——“甲”，这个姓在藏语里与“茶叶”的读音相同。

到了清初，西藏地方政府派兵驻在跑马山，对明正土司屡加欺凌，侵占了他大片领地，土司只得向朝廷投诉。当时恰赶上西藏摄政桑结嘉措隐瞒五世达赖死讯并勾结准噶尔的秘密被揭穿，康熙皇帝正在气头，于是立即下旨派清军攻上跑马山，杀死西藏派来管理这里的营官，恢复了明正土司的领地。

清朝末年，边务大臣赵尔丰和其二哥四川总督赵尔巽一起上奏朝廷，建议把打箭炉厅改为康定府，随后赵尔丰要求明正土司上缴印信改土归流，末代明正土司甲宜斋不愿意，他还唆使附近的道孚土司叛乱，叛军被镇压后明正土司按律当斩，赵尔丰却为甲宜斋求情，说他以前对朝廷还比较恭顺，参与叛乱是被坏人诱入歧途，情有可原，建议免其一死，于是朝廷只命令土司上缴大印了事，他的领地当然被没收，延续了几百年的明正土司自此结束。

这位末代土司的最后结局颇让人哭笑不得。民国六年（1917年）藏军东侵，康定地方官员怕甲宜斋叛乱，就将他抓了关进监狱，土司家人想劫狱救他，没想到他们在翻墙进入监狱的时候手枪走火，监狱里被囚禁的土司听到后却以为政府派人杀他来了，于是决心自我了断，遂服毒身亡。

（抗战时康定街上的康巴汉子，电线杆上‘前方大量消耗，后方加紧生产’的标语，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现在的康定县城里几乎找不到穿着传统民族服饰的藏族人了，街上几乎所有行人的服装看上去都与内地没什么不同，偶尔有几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姑娘小伙，一问之后却让人更感失望——他们都是当地歌舞演出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但在当年这里却不是这样，那时候康定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浑身穿戴鲜艳、珠光宝气的各地藏民。

关于民国时期康定藏族的服饰，当年经过这里的邢肃芝是这样描述的：

“康藏男人女人的装束最为引人注目。男人的装束就像中古时代的骑士，头上盘了一条大辫子，两耳戴了很大的松儿石耳环，.身上穿的是很宽大的或红或黑的氆氇袍子，脚踏长筒牛皮靴，腰间佩一把长柄宝刀。雄赳赳地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动。至于女人的装束也很特别，头上盘绕一条大辫子，辫尾用红绿丝线绑牢。或将头发分打成多条小辫子，披在脑后。脖子上佩着项链及金或银制的尕乌小佛盒。内穿粉红色或大红色府绸衬衫，以及布质内裙甲外罩呢子或氆氇制的长袍，腰上扎红或黄的各色绸带。”

（民国时期康定藏族上层社会的一位康巴姑娘）

任乃强先生则说，康定汉人的服装，商人多穿长衫，公教人员则多穿中山装，一般汉人妇女则多着旗袍，形成了康定的又一特色。

任乃强先生曾形容康巴藏族“有内地汉人不及的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关于康巴人如何豪爽、守信、奔放甚至“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的性格描述，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说一点儿不一样的吧，比如谈谈当年康巴牧人中曾衍生出来的一类特殊群体——强盗。

《强盗歌》是一首当年曾在康巴地区流传甚广的民歌，以主人公强盗的口吻说出，许多文章或书籍都引用过其片段，可惜笔者一直未见全豹，直到后来才终于在著名作家马丽华女士的一篇文章里看到，特地引在这里。

第一段民歌中，主人公洋洋得意地描述了自己无牵无挂的生活状态，看后也许勾起了许多人对那种自由的向往：

“我骑在马上无忧无愁，宝座上头人可曾享受；

我漂泊无定浪迹天涯，蓝天下大地便是我家。

我两袖清风从不痛苦，早跟财神爷交上朋友；

从不计较命长或命短，世上没什么可以留恋。

岩石山洞是我的帐篷，从不必学会拉扯帐绳；

凶猛野牛是我的家畜，也不必拴牛羊在家门。

强盗们蔑视礼法和规矩的态度，在第二段中表露无疑：

“因独自喝惯了大碗酒，对头人从不会用敬语；

因独自吃惯了大块肉，从不会用指甲扯肉丝。

我虽不是喇嘛和头人，谁的宝座都想去坐坐；

我虽不是高飞大鹏鸟，哪有高山都想落落脚。”

第三段里，他们宣称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快马快刀比谁都可靠：

“我强盗从不想找靠山，双角长枪为我壮了胆；

我强盗是没有帮手的，快马快刀是我好伙伴。

我强盗从不愿拜头人，高高蓝天是我的主宰；

我强盗从不去点香火，太阳月亮是我的神佛。”

康定西行，自由野性、视规则如无物的康巴人遇到秩序至上、崇尚礼教的赵尔丰大人，将会碰撞出怎样的激情与惨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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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 · 2012-07-16 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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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着脸皮做个广告：《东山顶上的酥油茶》，写给川藏旅行者的参考书

与其他作品以时间为线索来铺展空间有所差别，该书尝试用空间为线索来追溯时间，通过川藏路步步前进的脉络，展示了一路的历史、文化和风光。从成都到拉萨再到日喀则，中国最美丽的村镇——丹巴甲居藏寨，中国最美丽的山峰——南迦巴瓦，以及同样进入“最美”行列的纳木措圣湖、稻城神山、川西高寒草原、藏北羌塘草原等，这些美丽的风景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有着动人的故事与传奇。

此外，该书还致力于揭秘历史中不为人知的隐秘内幕——改土归流的赵尔丰，探究他究竟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还是维护统一的英雄？为什么敌人会称赞他的公正？远征的青年军官陈渠珍，在西藏经历了怎样的爱情传奇？求法的汉族喇嘛邢肃芝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传说中的阿沛家族又是影响着历史？美国探险家洛克不远万里来到藏区，吸引他的那个香格里拉在哪里？藏传佛教的流派又有着怎样的由来？在西藏这朵世间最美的莲花上，世间最美的情郎——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前世今生有着怎样的悲与欢，怎样的生死情缘？

敬请关注。

京华烟云 · 2012-07-19 07:33

【4、“世界第一高峰”】

康定过后，山路越来越崎岖，汽车要翻越弯多拐急的折多山。有趣的是，“折多”在藏语中就是“弯弯曲曲”，与它的汉语字面异曲同工。

如果说二郎山是川西的气候分界线，折多山就是川西的地理分界线，它的东面是汉族人聚居的山区峡谷，而西面则是藏族人聚居的青藏高原边缘，也就是真正的藏区。

天气好的话，在折多山垭口可以眺望蜀山之王——主峰海拔超过七千五百米的贡噶雪山的雄姿。贡噶山全称为“木雅贡噶”，藏语意思是“木雅地区的雪山”，藏族古代地理中的“木雅”指现在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道孚县以南、雅江县以东、九龙县以北这一片区域，而“贡噶”则是“雪山”之意。

由于贡噶山顶峰和山脚之间超过六千米的巨大落差，当年曾被误认为是是除喜马拉雅山脉珠穆朗玛、道拉吉里等几座山峰外的世界第四高峰，甚至还有人认为它就是世界第一高峰！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尤其在当年大地科学测量技术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更是如此，比如《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青海果洛的阿尼玛卿神山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曾被经过的美国飞行员认为是世界最高的山峰，当时他根据飞机高度表显示的数据，断定阿尼玛卿的海拔已经超过了珠穆朗玛峰。

而且，这个宣称木雅贡噶为世界第一高峰的人还大名鼎鼎，让人不敢轻易反驳，他就是美国著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

洛克于1884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这位男仆的儿子是自学成才的典型范例，他年轻时曾做过邮轮服务员、餐馆临时工、拉丁语老师等差异颇大的各种工作，直到1911年才因在植物学研究方面的优异表现，终于被美国夏威夷大学聘为植物学教授。1920年洛克被美国农业部聘为农业考察员并被派往远东，1922年他来到中国西南，先后考察过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地。

（约瑟夫.洛克的照片及签名。）

洛克是较早知道贡噶山存在的西方人。1928年，他从现在的四川凉山州木里县前往稻城考察“贡噶日松贡布”（即著名的三怙主神山，本书后面会专门叙述他的这次考察），途中宿营时突然看到一座巍峨的雪山屹立东方，他记述道：

“回首东面，天气晴朗，可以清楚地看到200里以外的地方耸立着两条雪山带，有一座巨大的雪峰巍然耸立，刺破青天。我查看了一些地图，试图在地图上那个方向寻找它的标识，但却一无所获。当时，我就决定下一年去考察那些壮观的雪山，揭开它们的秘密，后来证实我当时看到的就是从未有人探险过的木雅贡嘎山。”

显然，洛克心目中的“人”只包括他们西方人自己，而当地藏民早已经在神山下生活不知道多少年了。

（民国时的木雅贡嘎及山下的贡嘎寺，该寺是一座白教嘎玛嘎举派寺院。）

1929年，洛克终于来到了木雅贡嘎山下，开始着手测量贡噶山主峰的高度，但做为一名从未受过大地测量科学训练的新手，他的测量方法和结果都实在令人怀疑，这从他随后发给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电报中可见一斑，其内容为：

“木雅贡嘎山主峰是地球最高峰，海拔30250英尺（按：即高达9220米！），发现和测量者——洛克。”

收到电报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当然震惊不已，因为在此之前几十年，英国人已比较精确地测量出珠穆朗玛峰的海拔并得到世人认可，而这些年中人们一直没有发现超过它的高峰。出于谨慎起见，国家地理学会并没有承认洛克的这个“成果”，后来专家们用更准确的方法勘测后得出结论，贡噶山高度的数值应该是24900英尺（即7590米）——比之前洛克的测量结果足足低了1英里还多！

据说从那以后，木雅贡嘎山成了洛克的忌讳，每当人们与他谈及木雅贡嘎时，洛克就立即转换话题。

其实，洛克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直有人传说青海的阿尼玛卿神山高度已经超过了珠穆朗玛峰，洛克也从朋友处听到了这个传闻，随即于1926年前往青海考察，在其公布的测量数据中，阿尼玛卿海拔竟高达29661英尺（即9028米！），当然后来他又沮丧地发现了自己的错误。

也许，做为一名充满激情的人文学者和勇往直前的探险家，严谨精密的自然科学确实不是约瑟夫.洛克的特长，除了采集到大量动植物标本外，他在这方面一直成就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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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 · 2012-07-26 07:54

【5、川藏路的三岔口】

贡噶山的雄伟令人难忘。但是，如果是从成都当天赶到折多山上，时间往往已经日暮黄昏，恐怕神山早已隐藏在黑暗里了，而且折多山上经常风雪交加，让人很难看清几公里外的景观。

走下折多山后，现代川藏线上的重要路口新都桥就要到了。

在巴郎山公路开通前，新都桥一直是现代川藏公路南北线的分岔口，向北经塔公草原、八美可到达丹巴或道孚并与川藏北线公路会合，向南可到达风光秀丽的九龙伍须海，继续沿川藏南线公路向西则可到达雅江和理塘，直至进入西藏。

但在清朝时，传统的川藏南北线却并不是在新都桥分开，而是在离康定更近一些的地方，具体就在康定出来以后翻越折多山之前的折多塘，一个因当地的温泉至今仍小有名气的村落。

关于由折多塘南北分开的这两条入藏道路，陈渠珍曾这样这样描述：

“其入藏大道，至巴、里塘、昌都、恩达、硕板多、丹达、拉里、江达，至拉萨，这是川藏大路，逐站人户甚多，是为康藏南路驿传大道。……由折多塘北向，经长坝春、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岗拖，至昌都，或绕岗拖趋类乌齐，三十九族，至拉里，为北路。道路荒僻，往往一二日无人烟。”

邢肃芝则在《雪域求法记》中写道：

“出关前方第一站叫折多塘，坐落在折多山麓，是出关要道。有居民十多户，并有一个热水塘，距康定城约二十公里，旅客经过都在这里打尖。因为从此向西有两条路可以前往关外：一条是翻山到泰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邓柯，这是北路，路较平坦，水草丰盛，很少有土匪滋扰。另一条是翻山经雅江、理化、巴塘，到宁静，这是南路，山路崎岖而且有土匪出没。两条路都在折多山项分道，使折多塘成了控制南北两路的咽喉。”

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人的说法颇有出入，尤其是关于川藏南北路的环境描述，似乎根本无法匹配。其实仔细研究后不难发现，陈渠珍入藏是1909年，而邢肃芝进藏则是1937年，中间相差近二十年时间，而在这二十年间，川藏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十年来，川藏南路早已被土匪阻断，他们成帮结伙，啸聚一方，装备着步枪、手枪甚至大炮，终日以抢劫和绑架为业，不仅让理塘、巴塘一线彻底失去了贸易运输作用，而且向南一直殃及到滇藏茶马古道重镇、现在已经改叫“香格里拉县”的中甸，使得整个康巴南部藏区几乎再无宁日。

如此糟糕的局面，应该由谁来负责呢？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川藏南路枢纽理塘附近的木里土司曾对来拜访他的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抱怨说，二十年的无法无天是由于赵尔丰废黜了理塘土司造成的，无人管束的当地人成为武装匪徒，最终导致了通过巴塘、理塘和打箭炉的汉藏商贸的中断，任何人要通过理塘这条交通干线，都要自已和藏族匪帮交涉。

这又究竟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呢？后面我们再细说吧。

【男人们的康定】完

鉴于此处实在冷清，不再续帖了，有兴趣的朋友请找本实体书自己看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和版权等因素，一些老照片没有收在书中。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