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1904～1992)
现、当代作家，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新繁县清流乡（今新都祖籍湖北麻城。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艾芜是道耕的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遂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从此，这一名字就伴了他一生，真名反而鲜为人知了。
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漂流于云南边疆、缅甸和马来亚等地，当过小学教师、杂役和报纸编辑，并两次差点病得差点死去。因为同情缅甸的农民暴动，193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上海。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人物经历
祖父设馆教书，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家庭贫苦，他小学未毕业。1921年考入免费的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受《新青年》和创造社一些刊物的影响，对蔡元培《劳工神圣》的思想奉为圭臬，为逃避包办婚姻，于1925年夏天离家南行。这次漂泊，决定了这位“流浪文豪”此后的文学生涯。以后六年间，他徒步到昆明，做过杂役；他流浪缅甸克钦山中，当过马店伙计；他漂泊东南亚异国山野，与下层劳动者（赶马人、抬滑竿的、鸦片私贩以至偷马贼）朝夕相处。后来，他到缅甸仰光，病倒街头，为四川省乐至县人万慧法师（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收留。以后，他当过报社校对、小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
1930年冬天，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被捕。
1931年春，被押送回国，途径香港、厦门，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师同窗好友杨朝熙（即沙汀，他与艾芜被誉为中国文坛上双星同曜的双子星座）。当年11月29日，与沙汀联名，由艾芜执笔，写信与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问题。12月25日，鲁迅先生回了信。这次通信，对两位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成长起着导航引路的重要作用。
1932年底，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发表小说。
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
1944年由桂林逃难到重庆，写完著名长篇小说《故乡》，编辑抗敌协会重庆分会会刊《半月文艺》（附在重庆《大公报》上）计60期。
1946年到陶行知担任校长的社会大学任教。
1947年夏，国民党在重庆大捕民主人士，逃到上海。这个时期作品有长篇小说《山野》。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反映了国统区劳动群众的苦难、抗争和追求。艺术表现上严谨沉郁的现实主义格调，取代了以前抒情浪漫的艺术特色。
1949年后，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大庆、小凉山等地体验生活。
1957年有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到云南旧地重游，完成了《南行记续篇》。解放后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
1981年以后，艾芜以耄耋之年，壮心不已，仍深入大小凉山，重返云南边疆，笔耕不辍。发表《春天的雾》、《南行记新编》等百余万字，直至1992年与世长辞。
作品影响
《南行记》是艾芜的处女作，也是他的全部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流浪汉小说。郭沫若、茅盾、周扬、胡风、周立波等名家以及各种现代文学史和论著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最先在《南行记》中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刻划了“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见《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他在描写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尽力去挖掘他们身上的真、善、美的品质、“他们性情中的纯金”（艾芜语）。他所塑造的小黑牛、夜白飞、鬼冬哥及野猫子等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的形象。他的小说被译成英、俄、日本、朝鲜、德、法等多种文字，深受国外读者喜爱。艾芜研究方兴未艾，有关艾芜生平、创作的传记、专著、论文已有十余种、百余篇问世。根据《南行记》改编的电视剧《边寨人家的历史》（艾芜出现在荧屏上，令人倍增亲切与敬慕），荣获“’93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深受国内外观从的赞赏。
在艾芜的故乡的新都区桂湖公园中的饮马河畔，距学士堰遗迹不远的翠竹丛中，人们修建了艾芜墓。艾芜墓由红砂巨石垒成，上端矗立着他的半身青铜塑像。身后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芜之墓”四个字，由巴金手书。墓前端有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者，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座右铭、大理石、山茶花，寄寓着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人物印象
艾芜身材高瘦，脸膛黑褐而清癯，似乎还保留着早年漂泊南亚次大陆灼热阳光的印记。他待人温和之极，话语不多偶尔也不失风趣幽默。一天，我按约定去到他家，不巧他的家门紧闭。我试探着敲了敲门，一会儿有脚步声传来，是艾芜微笑着打开了门。我上前握手，他却避了一下，笑着说：“手是湿的，你先进屋。”这时我才明白他在闭门洗衣。一大盆脏衣服正放在屋子中间。我说：“这些小事，请人帮帮忙吧。”他笑了笑说：“老年人活动活动好，洗衣服、洗菜用不了多少时间，但活动了手，手活动了也练了脑子。”
一次我刚进门就看见艾芜的一个手指头缠满了纱布，不明究里，王蕾嘉老师告诉说，那是艾芜切菜误伤的。她还说，由于他们的儿女多不在身边，自己身体又有病，艾芜就把家里的杂活几乎全揽了。王蕾嘉老师早年是女诗人，他俩都是从辛劳中走过来的。
据说1960年前后的灾荒年月里，艾芜家里搭配的粗粮，也是由他一人包干，三顿吃葫豆、高粱籽和棒子面，把细粮让给夫人和孩子们，才度过了缺吃少穿的饥馑岁月。他说：“还算幸运，我常吃粗粮没生过大病，可吃细粮的王老师反倒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艾芜出差，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对吃住从不提过分要求。他说：“我是四川新繁人，那里出产泡菜，所以每顿饭，别人安排了泡菜，我就比吃九斗碗大鱼大肉还高兴。”
艾芜写字台一边的墙壁上，留着屋顶漏雨后留下的一大片痕迹。当时这种公房，只要你不提出来，单位就不会派人来维修。有一次我注视那墙，艾芜很风趣地说：“是幅很美的壁画，对吧？自然大师的大手笔。国画技法上有‘雨淋墙头皴’么？张大千的《峨眉金顶》，说是‘拖泥带水皴’，应该与‘雨淋墙头皴’也有些关系吧。”
其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艾芜的那些作品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是一位真正作家的思想深层萃取物。我读过的郭沫若、茅盾、巴金、胡风、周立波等名家对艾芜作品的评介，多数是忘不掉的。
1939年春，巴金在上海为迁住桂林的艾芜编辑了小说集《逃荒》,并且在为该书撰写的《后记》中说，“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僧。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
郭沫若评介艾芜的作品：“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
艾芜的作品是有读者缘的。尤其是好些青年读者喜欢他的作品。艾芜呢，也很自然地把同情和助力倾注于他们身上。
学习，以前没听过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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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看下，挺好的一个作家，好驴友。
大约二十年前，曾经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南行记》，按现在说法是标准的文艺片。
王志文那会刚出道，还一副文艺青年的样子，演的就是艾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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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么，我去找来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