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西津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
这次赈灾救援的过程，几乎形成全民参与的态势。无论是当地的自救，还是NGO的反应，都比以往任何一次危机事件要迅速、积极，令人想起国际上大震灾促生“NGO元年”的情形。
根据地震救灾的经验，灾后一般要经历救生、安置、重建的三个救灾阶段，时限上分别将以天、月和年来计算。此次四川大地震的灾后救援工作，显然还只处于逐步展开时期，未来面临着更漫长的道路和诸多的挑战。
震灾之所以使得民间社会的行动力和作用力显现，也是源于救灾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调度和单一政府行为越不足以应对灾后重建的需要，从而NGO的参与和社会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能力，就愈发显得重要。在中国民间组织和民间社会力量尚且薄弱的情况下，地震危机也无异于是对整个社会的一次考验。
NGO开始联合救援
1998年抗洪时期，社会募捐和志愿者参与主要还由几家“中国”字头的社团临时动员，2003年的SARS危机和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灾应对，NGO有反应没举措，这一次的抗震救灾，中国的NGO真的开始行动了。
到目前为止，民间救助显示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联合行动迅速。地震发生的当日，多背一公斤、NGO发展交流网等约20家基于华南地区的民间组织发出紧急呼吁，呼请民间组织参与“5·12”地震援助行动，并依托成都的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等震区当地组织，开始配合政府救灾。次日，该民间团体赈灾援助行动小组已有超过50家的机构参与工作；13日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在北京发出倡议，启动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三天内有120余家民间组织响应行动。
第二，社会参与广泛。不仅各个领域的民间组织，而且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媒体、网络，均迅速地参与其中。除了在民间组织之间，不同部门的合作也很频繁，如李连杰壹基金联合腾讯、搜狐、淘宝、天涯、空中等众多网站联合发出捐赠呼吁；国际国内红十字系统发动专项救灾行动，百度搜索、工商银行等一路为信息和捐款开放绿色通道。受灾当地的自救和互助同样明显，许多志愿者就是灾民本身。
第三，资源动员有力。我们可以看一组数字，在震灾发生后的第二日、第五日、第七日、第十四日，中央财政的抗震救灾款分别累积达到8.6亿元、34.1亿元、 57.82亿元、166.26亿元；同时，在民政部统计范围内的社会捐款，则分别达到6500万元、31.75亿元、89.45亿元、308.76亿元，其中，红十字会体系接到的捐赠接近1/5。这组数据不仅体现了社会资源动员的能力，并且显示出社会动员力随时间快速上升的强有力态势。
虽然与国际组织相比，中国NGO的社会动员力还远远不足，例如1999年日本阪神地震，NGO在数小时之内已先于政府决策到达现场开展救援；2004年印尼地震海啸发生，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立即发动六百多万美元的“即刻援助”，无国界医生组织迅速用飞机向震中地区调入32吨医疗和卫生物资等。不过这次救灾中国的NGO已经显示出了自身的效力。我们在资源动员、物资调配、信息传递、生命搜救、现场救援、心理辅导、儿童和老人关怀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NGO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优势还将更加明显。
第四，理性思考后续。尽管反应迅速、资源动员力强，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 NGO还处在发展阶段。它们有敏锐的感知，但是大多在行动、组织、专业等方面，没有成熟的经验；它们有广泛的联合，但是没有制度性的合作形式或者组织上的联盟。这些构成NGO作为社会部门行动的制约。不过，很多组织在经历了自身的发展困境之后，已经有了越来越理性的认知。他们在现场紧急救援的同时，已经在规划灾后重建；在行动参与之中，不断地发出自问：两个月后，我们做什么？这种反思，构成NGO参与灾后长期建设的基础。
灾后重建要定时、定向、定位
距离震灾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的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全面转入第二阶段。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关键词是效率，那么第二阶段的关键词就是安全。此时对安全的最重大威胁来自于三个方面：由于缺乏及时救治的继发人员死亡、未及疏散和安置人群面对的二次灾害以及传染病疫情危险。
有研究显示了震灾中生命危险随时间的变化，第一个高峰在地震发生当下，即直接死亡；第二个高峰在震后0－10天，因受伤或次生灾害的死亡；第三个高峰在震后 10－45天，受到传染病疫情流行的威胁。其中，后两个阶段属于可干预阶段，而且越靠后时期的危险，越因救助效力的不同而结果迥异。例如，1556年明代嘉靖年间陕西华县发生8级地震，死亡83万人，是世界上震灾死亡最多的一次，其中大量死亡源于继发的饥荒、瘟疫；日本是地震严重的国家，却不是受地震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与其预警机制和灾后救援的经验不无关系。因而，社会救援首先要定时，明确判断救援阶段，不遗漏工作重点。
在判定救援重点的基础之上，NGO的参与应该发挥自己特色，与政府救助形成良好的协同力。NGO的长项在“无声”之处，包括：被忽略的无声场所；无声的弱者群体；潜在的无声视角；细微的无声领域等。
在救灾的同时，灾后重建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这个过程，少则两三年，多则上十年。灾后重建也是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公民和NGO在其中的参与，直接构成重建社会的一部分。
从国际经验看，这一阶段是NGO参与最广泛、深入、长期，优势最突出的阶段。由于是长期战线，NGO最需要清晰定位自己的宗旨，与组织能力建设相结合，发挥专业优势，参与到灾后重建之中。
一般而言，NGO的优势可以体现在三个领域：第一，细致专业领域，包括心理救助、学校重建、孤儿抚养、个案关怀、家庭回归、社区建设、文化恢复、志愿者和社会工作发展等方面，是NGO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第二，自治参与领域，通过公民参与、志愿者组织，NGO往往可以保持社会资源的持续动员，并形成自我组织、互助服务的社区发展模式；第三，公共倡导领域，为今后类似灾害的防治做出努力。
政府应突破NGO发展制度瓶颈
地震抗灾中NGO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和作用力，是与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和能力积累有关的。近年来，不仅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以年10％的速度递增，趋近 40万家，而且社区组织、农村合作组织、各种草根组织等形式越来越多样，例如“驴友”、网上社团等形式就在震灾救援中迅速发挥了作用。
近年来NGO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企业和强势群体的加盟，特别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非公募基金会得以发展，它们不仅为NGO带来第一批本土资金，而且吸纳了大量的企业管理者或专业人士，开始改变NGO的治理困境和边缘怜弱的形象，如李连杰壹基金、南都基金会等，其资源动员和组织能力都初显新型 NGO的风采。
可以认为，NGO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产物。当然，NGO在这次震灾救援中的动员力比前几次危机事件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也与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无论在2003年SARS，还是今年南方雪灾中，NGO都有过积极的反应，但是捐款、救济等活动遇到了明显的制度困境。这次的震灾暴发快、危害大、社会反应强，政府积极救灾，对民间的行动也表现了相当的宽容，这也是NGO能够参与进入的一个条件。
震灾还没有过去，灾后重建更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紧急救灾阶段显示了政府与社会协同工作的一些良好迹象，希望它能够在未来推广开去。对于NGO而言，的确面临能力建设问题，如怎样协同行动避免重复工作、如何避免志愿者自己沦为被救助对象、怎么维护社会公信力等。但是对于政府而言，同样需要面向NGO的开放、合作、公平对待的努力，以及对NGO发展制度环境的改善，以促进社会的自我发展。
日本地震防灾经验特别强调互助自救的作用：“如果 10万灾民各自为战或只是等待救援的话，10万人都只是受害者。如果大家共救的话，10万人就能发挥几倍于10万人的力量。”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建设，假如每个人是政府要去帮助的一员，每个人都不可能获得有效的服务；假如每个人是自发行动的公民，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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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NGO崛起之路
全文:http://www.infzm.com/content/14453
编者按：1987年“解严”后，台湾NGO蓬勃发展。经“9·21”抗震洗礼，这个知识分子主导下的群体，在法治精神下已可做到聚散有度，开合有节。
本文详尽真切地呈现了台湾NGO的崛起历程，或可为中国大陆提供镜鉴。
作者在台湾九份小镇，该镇为“9·21”地震重创地，已经恢复如初。 作者供图
在1999年“9·21”地震前，台湾NGO经历了12年曲曲折折的磨砺。
今年4月21日我去台湾学习台湾农会的组织经验,6月19日凌晨才回到北京。我在台湾知道汶川地震，连夜赶写政策意见通过社科院上送。但是，还能为抗震做什么？我选择了实地考察台湾“9·21”抗震经验，力争将他们的经验带回来。
我走访了“9·21”地震震中南投县的几个乡和村庄，访谈当地农民、农民组织和NGO（non-goverment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特地参观了在雾峰一所中学废墟上建成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9·21”地震教育园区（建了8年，2007年10月投入使用），还专程拜访了参与和指挥“9·21”抗震的一些关键人物，收集了几十公斤的抗震资料，随身携带回京。
民众对NGO评价超过政府
台湾“9·21”地震至今已9年。不过，上下一谈起“9·21”，都会立即提到民间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对民间的赞誉的确超过了政府。NGO的主动和全面参与，成了“9·21”抗震的标志。从物资配给、心理咨询、社会工作到政策构建、捐款监督以及发起成立“9·21”抗震基金会，台湾NGO的组织性、系统性、完善性和快速反应能力都超过了政府，这一点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公认。通过“9·21”抗震，台湾NGO界形成了聚散有度的快速反应和应急机制。是“9·21”抗震这个机会成就了台湾NGO——有意识、有组织、有作为，能够号令全社会最积极的那部分力量站起来抗灾的社会主体。“9·21”震后3天，台湾联合劝募协会，一个有很多NGO加盟的非营利组织联盟就开始了联合行动，直接派出资深社工到一线组织资源调剂中心，有组织地分发各地来的捐赠物资。7天后，经一位NGO律师提议，一个覆盖全台的NGO联盟的雏形铸就。第14天，这个180家NGO参与、简称“全盟”的机构就拉开架势正式办公了。
一开张，全盟就通过表决建立了资源调配组和捐款监督组。捐款监督组负责向所有的捐款机构（包括政府）征信（依法采集、调查、保存、整理、提供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迅速发信、问卷和打电话，希望受访机构主动报告捐款物数额、投放地区、时间和数量。还没有投放的要公布计划，过一个月后再征信时要说明计划执行或者变更的情况，而这些，都按月公布到网站上。半年之后，全盟的捐款监督组公布了一份非常翔实的报告。据报告执笔者“中央研究院”历史所副所长谢国兴教授和台湾大学学务长冯燕教授告诉我，迄今为止，这份报告所披露的数据，是“9·21”抗震全台最完整的数据。政府没有做出来，而NGO全盟做出来了。而且报告的整体设计、资料征集方式、统计方式都非常完善。名律师、会计师直接介入，以增加公信力。在那个阶段，全盟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没有公权力，但有公信力。”
台湾“9·21”抗震的民间捐款共有新台币360多亿元，其中，有140亿元通过各种渠道转赠给了政府。台湾社会认为，这些钱既然是老百姓捐的，如何使用就不能不让老百姓知道。所以，在“9·21”后半个月，全盟就倡议成立“9·21”抗震基金会，最后由政府立法成立。转赠给政府的140亿元，从政府账户拨到基金会的账户，用财团法人的机制，非常透明地使用这笔巨款。两年后“9·21”抗震基金会成立，全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向社会宣布解散。
“9·21”抗震基金会继承全盟的精神，审慎地使用每一分捐款，直到9年后的今天，资金才基本用完。所剩的44亿，是当时基金会贷款给农户盖房的，经过9年的努力，重新站起来的农户大都将这笔贷款还上了。所以，捐款的使用方式是自助助人、透明高效。我在台湾的两个月内，“9·21”抗震基金会向社会宣布，基金会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于2008年6月30日解散。
从资源调剂中心到全盟再到“9·21”抗震基金会，台湾NGO一步一个脚印，步步掷地有声。而且，当这个群体能够做到聚散有度、开合有节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使命和能力已经具备了坚强的自信。
法治精神是NGO的根基台湾“9·21”抗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法律为救灾运作的机制。
抗震9年，台湾在安置阶段和重建阶段都有系统的规划，而且都作为法条公布，还有十分明确的、甚至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很繁琐的细则。所有的法条都明确了生效的时间。例如，“9·21”抗震基金会的法条规定，该基金会存在时段为5年。预估5年大约能把抗震救灾的工作做完，到那时，这个基金会就要解散。结果做不完，就又延迟到今年。可见，可以将基金会视为危机时期资源聚散的一种财务处理机制，它并不见得一定要永存。这种创新的思路就把危机机制法律化了。
台湾大学的谢志诚教授是“9·21”基金会的执行长。我访谈他时，他就提出人类遇到的灾难这么多、这么大，需要研究一种为应急时期所用的法律机制。大灾难来临，全社会自发地汇聚资源，立即成立一个组织（基金会）迅速集中全民的捐助用来救灾，让资源配给做到迅速、系统、公开、公正和有序，救援结束，这个基金会就应时解散。若研究出这样的特别行动法的法律机制，大灾难就会成为这种法律启动的号令。
我认为，台湾“9·21”抗震的过程已经在初步实践这个法律机制，只是还没有做到事先防御。法律本是后置的，如果这样做，法律就有了前置性、预防性，作用就大了，它等于直接宣布民众自发聚集民间财富奋起抗灾是合法的，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一旦到法律规定的危机时刻，民众就可以迅速地依法行动。
汶川地震触发了台湾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需要研究这样一种以法律为本的紧急救灾机制，为了这个目的，谢志诚在收集阪神、“9·21”和汶川地震的法律法规并进行潜心研究，希望几年后能够提出成果报告。
谢志诚的构想对我很有启发。大灾难是全人类的苦难，需要所有人的臂膀来扛。每个人都要对解救自己和他人负责，而不是单单依靠政府。当然，政府的公权力这个时候所起到的作用最大，绝不可缺，不过，政府同时也有责任承认和支持来自民间的巨大救援行动。将民间救援纳入法治的轨道，的确是一种思想创新和法律创新，应该提出来共同讨论。
知识分子主导NGO
台湾NGO能做得这样出色，他们并非一夜长大。1987年“解严”，台湾政府放开对社会组织的禁令，各式各样的NGO在台湾蓬勃发展。在1999年9月21日之前，他们经历了12年发展历程曲曲折折的磨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可不看历史背景，将大陆NGO盲目地与之攀比。
台湾的NGO能发展起来，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学者介入。他们的NGO负责人大多是著名大学的教授或者某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都是知名人士。他们将自己的理性、理念和追求成效的精神传给了NGO。这些人形成了不结盟群体，在NGO的发展方向上起了很重要的导向标和稳定器作用。这使得台湾NGO的发展方向一直比较健康。
这些知识分子都有教职，在NGO服务都是志愿者，不拿工资，只有很少的车马费和会议补贴。他们介入NGO的程度很深，比如直接任执行长、副执行长，也就是我们的秘书长、副秘书长。他们有职有权，并不因为兼职、不拿工资就只说好话，怕得罪人就不作抉择。比较而言，我自己虽然也在很多NGO中任理事、顾问，但是介入程度没有他们深。很多事情看到不对，也想纠正，不过没有权力这样做。NGO请我们主要是做参谋而不是做决策。
这些深度介入NGO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台大社会工作系的冯燕教授，一直是许多个NGO的理事，还担纲台湾联合劝募协会的主要负责人。“9·21”地震后，联合劝募协会在第一时间聚集人力，下到灾区救援，后来又为全盟搭台，在没有人为全局拿出必要的经费时，冯燕当机立断，拨出自己所在机构的资金全力支持大局。
“9·21”全盟能在半个月内建立并聚集了180多个NGO组织，是因为有冯燕、海棠基金会的执行长陆宛苹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出头，调动他们所在的NGO以往的社会网络关系，迅速集结。为什么全盟能够获得政府和民众的支持？是全盟的一些骨干组织以往为台湾社会，为台湾老百姓所做的好事有目共睹。这些就是公信力的源泉。
另外，全盟的策略也很有作用。这就需要一个社会声望高的人出来做总召集人。全盟的骨干组织开会，明智地选择了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教授做总召集人。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他的声望远高过做“总统”的陈水扁。台湾中央研究院等于大陆的社科院和科学院的总和，政府发工资，院长要由政府任命，所以，李远哲有着公权力背景。当然，李远哲是个旗帜，实际的事情由全盟的知识分子们做，执行长是中央研究院的谢国兴教授。照这样看来，全盟并非彻头彻尾的民间组织，而是公信力和公权力的联盟。这一联盟后，这个只存在两年的民间组织就不需要登记注册了。
参与NGO的台湾知识分子们，都属于台湾社会的主流群体。他们是在1987年解严后逐渐冒头并形成一个整体的。我看到，台湾社会走向民主化进程中，有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物化到NGO组织过程中去。所以他们最后所做成的组织，不仅整体结构非常出色，具体细节也让人叹为观止。
比如说陆宛苹，知识底蕴很深厚，是一个博士(公共行政)和两个硕士（社会工作、EMBA）学位的获得者，地震第三天就自动背起背包到第一线了。当时全盟还没有建立，秩序很混乱，她就马上找东海大学社工系，帮助他们建立了资源调剂中心，然后要求所有自动到来的志愿者第一步要到东海大学报到，接受很短的分类培训，然后立刻派出去。结果，将无序变成了有序。陆宛苹讲：不要说大陆秩序不好，实际上那时候我们也一样，你们经历过的，我们全都经历过，现在要做的是怎样快点结束无序，走向有序。
在台湾期间，我亲眼看到NGO工作的高效率。比如“9·21”基金会的执行长谢志诚教授，带了10个人作基金会，其中还有兼职的学生。谢教授领的是台大的工资，将80%的精力用于基金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不多，工资不高，人事总成本相当低，但是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台大社会系的冯燕教授，多年前就做NGO的兼职工作，现在做大学的学务长，管理几万学生，天天忙到深夜。在这种工作状态中，她还做儿童福利联盟的副理事长，一个月一定要挤出一天为NGO工作。就是这样一批人把台湾NGO的素质提上去了。
汶川地震，冯燕在德国开会，她打长途回来，要参加台湾支援四川的抗震。大约半个月内，台湾的四五十家NGO组织建立了川盟——支持四川抗震台湾NGO联盟。我参加了他们的两次会议，感觉到讨论气氛充满民主，和我们的NGO开会不一样。
大陆知识界极需自省
抗震救灾是一个全民族的事业。尽管中国大陆社会的飞跃不会那么快，但是这次汶川地震是一个整体提升的信号，如何认识、保护和弘扬汶川地震中全体国民表现出来的这种人性，是精神层面最重要的事情。中国的发展要有大的突破，首先在于人性的苏醒。
市场经济是推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好机制，但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钱”为核心，金钱至上，是好坏并存。在二者并存的过程中，怎样往好的方向走？这就需要发挥人性的作用。其实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光辉，这次汶川抗震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重建中国的人文价值体系。
我和台湾NGO的实施分子交往，总觉得有一些很深的东西值得思考。大陆学界与台湾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以为，不同点在于，学界以什么为最高追求？将人格追求或者人性放置在什么位置？是在所有的追求包括学术追求之上还是只放在做人的底线的位置？
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轨迹和台湾不一样。我们是跳跃式，台湾是渐进式。在我们，市场经济是突如其来的，做慈善公益更多是出于反对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是有目的的去做，大都不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当然这一次汶川抗震大大地例外。而台湾在平日里也是如此。例如“9·21”基金会的执行长谢志诚虽然是民进党的，但是跟他谈话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的人格。他在内心深处的人性追求远高于他对政治的判断。他们对政治有底线，将人格追求或者人性放在最高的位置。
实际上台湾知识界也是经过了较长的历史阶段和“9·21”地震这样的考验，逐渐整合起来的。我只是觉得，大陆的知识界非常需要自省精神，总要自己认识了问题，才有可能自行发展到行为的改变。
与一切物质的、技术的东西相比，人性当然更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受诱惑很深，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大灾难结结实实地把生命高于一切的真理摆在我们面前。
中国现在和未来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与政府、执政党、我们自己把人文价值的地位放在哪个位置，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在痛定思痛之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是不对的，哪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可以改变的。抗震的热情和干劲能不能始终坚持下去？这不仅需要政府长远规划，有一套制度化的东西，也要靠每个人的人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中评网、天则所策划主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容宪强整理，经作者修订)
转载记者李承鹏的博客：救助需要一点人性，重建不要搞成钻石拍卖会 (2008-05-27 00:05:46)
标签：地震 希望小学 北川 抗震救灾 汶川 分类：我的杂文
地震一来，把一切东西都震出来了。不仅岩石，一切的。
我知道有一个记者在救护车上急切地问血肉模糊的伤员：“你疼不疼，哪儿疼，有多疼”，这样的新闻培训体制就可以培养出这样子的记者，和平时期可以问刘翔“夺冠后你是不是很高兴”，灾难时可以问伤员“哪儿疼有多疼”。
我还知道一个以知性和人性著称的明星主持人，抹着口红戴着漂亮耳钉穿着时装发着靓妆跑到很安全的成都一广场，搔首弄姿高呼了“不要怕，明天会更好”，抱着俩孤儿录了一会儿可以昭告天下的相，就一骑绝尘了。
那天我真有冲动把她绑架到红白镇灾区泥石流脚下去站三分钟，让她后悔跑这儿来做秀。
那天被迫去了一档节目，之所以说被迫是因为虽然这次我婉拒了很多电视台，但编导说让我介绍一下刘汉希望小学的情况以推动灾后重建，托不开情面就去了。但主持人一开场就声情并茂地问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孩子：“失去妈妈你难过吗，难过吗，以后就只有你和爸爸在一起了，你回忆一下地震当时是怎么回事”……我观察了孩子的表情，一点不比再遇到地震更轻松。
我要是早点知道这个从名字上看很“胡谈”的节目，其实内容上也很“胡谈”，就肯定不来了，我说请不要把你们自以为是的安慰强加孩子身上，这很不公平，他们现在更需要回避当时的灾难，好么。我知道在播出时这段话肯定要被删掉，无所谓，因为那种情况下总共我也没说几句话，中途就主动离开了现场。
真正的灾难永远和你想像中不一样。身不在灾区也关心灾区，这是国家的进步，但请不要居高临下，不要做秀也不要假煽情，不要以为你必须流几滴眼泪就实现了人格升华，其实那时你没有人格升华，却人品蒸发。
大家都在问央视那台赈灾晚会上，女明星们为什么要化那样的靓妆，我理解，她们好容易不靠绯闻而是靠慈善秀逮住上央视的机会了，但直播审查一向严得不行的央视为什么不控制一下化妆间？这算不算播出失误。除了倪萍，因为她是真正的母亲。
“灾难”不是院线里的“灾难片”，灾难是一桩很现实的事，就是忽然蚂蚁一样死了很多人，忽然草一样倒了很多房子，农民十几年才挣了这点家产，一下子就没了，农民在换算着这相当损失了几十头猪几亩产油菜几千斤木耳的产量时，却被精英旁观者当成表达道德的道具。这就比地震还可怕。
前天去了红白镇，受健翔、黄燕和他们的公司之托运了十二箱新生儿老人急需的奶粉，我和老陈买了二十袋大米，这是重灾区真正要的东西，很多天以来的情况是，沿高速路、大件路两旁的县镇物资充足，但越往山里走就越匮乏，因为有关部门顾不上，大部份志愿者能力有限，道德家没这个胆儿，他们的越野车是拿来泡妞观光用的。
我曾经写出刘汉希望小学的真相，如果有人还要了解更多的，我会说灾民们有比悲伤还要悲伤的东西。
我们站在山丫子处送米时，穿着花花绿绿城里救助衣服的农民兄弟们风一般跑过来了，几乎是在抢，但他们脸上没有太多让电视记者喜欢的悲伤，他们笑着说“二娃，快快，再拿几袋”，他们白天没事就坐在倒塌的房边摆龙门阵，开玩笑说地震那天哪个连裤子都没穿就跑出来了，他们也会抽着叶子烟对对干涸的河道发呆，当我告诉这是北京朋友送的时候，他们也会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谢谢白京的”，这是真实的灾情。他们没有错，在真正巨大的灾难中，普通人民必须用麻木来战胜伤痛，用川人的幽默来恢复，这几乎是他们最后可以依赖的武器了。
对不起，这让致力于讴歌英雄谱的主流电视媒体失望了，让准备拍主流电影或电视剧然后狂揽金鹰百花金鸡大奖的导演编剧们失望了。
但他们真的很饿，很缺大米、菜油、帐蓬。如果你敢往深山里走80公里，很容易发现。
地震让我们更团结，更有凝聚力，中央政府更有号召力，中国人是好样的。但这几天有的主流电视媒体有点“英雄谱”了，从英雄到英雄，从胜利走向胜利，仿佛这场死了那么多万人的不幸到他们手上却成了幸运，恨不得跳丰收舞，我觉得这不符合人类逻辑，把不幸整成幸福，原来一直是我们的才能。
我认为温家宝先生很好，他很实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比很多年轻人爬的山还高还多，胡总书记也很好，当地老百姓告诉我很多他亲自到重灾的莹华布置最务实工作的故事，他们是很好的共和国公民，伟大而人性，谢谢。
但中国的有些事情就像四川的泔水油火锅，上面一层很清亮，下面一层也很实在，最混浊的就是中间。中央很累很智慧，群众很苦很受罪，但中间某些人士呢，我不能说得太多，情况你们都知道。我相信，再过几个月就是秋天了。
我看到过一幢矗立在一大片倒塌了的房子中的建筑，是公安局，这不奇怪，因为它是去年新修的，但是请去年修的教学楼也不要倒，好么？
我还知道刘汉希望小学其实只是按国家建筑标准来修建的，这所学校其实没有超标，更没有使用钛合金，但它没有倒，这意味着什么，有点智商的人都明白。
我还听说几个山东的农民兄弟在灾后第一天开着农用三轮车跑到灾区，帮忙搭了很多帐蓬运了好多伤员，但一路上受尽道路关卡的冷嘲热讽，农民就不能来救灾吗，机动三轮车就不代表善心吗，他们出发时只带了一千块钱，现在钱快没了，回家的路比来时更艰难，请道路关卡不要收取费用，好么。
前天去红白镇碰到一个可能姓“金”的哥们给我们带路，他新买的陆虎只开了六千公里还没过磨合期，地震当天就跑到深山里去救援了，拉了很多伤员，我叫他“地委书记”，因为这哥们对大山里每一条小路都熟悉得和指纹一样，比地委书记还熟，他在山里已呆了十四天了，还不想回成都。他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名记者采访，但他告诉我一个心酸的事：那天我开着车要求当志愿者，他们上下打量了一下，第一句话就是：喂，汽油费你自己出哈。金哥们说，我连新车都舍出来了，还舍不得那点汽油吗。我在想，救灾的那些免费汽油呢。
当然我不想号召所有开着陆虎奔驰的人都把新车在山里折腾，这不现实，真正想说的是：我害怕赈灾是某些少数人士一时的热情，或灾区观光秀，不是吗，现在真有人开车来到已很安全的灾区，站在废墟前狂拍一通表示自己也曾英勇过，这叫“灾区一日游”。那天一家报社迫切地想向我要一些第一天站在北川废墟前英勇无畏的照片，清晰点的，最好旁边还有死者，我说我只有老段的太太用手机拍的一些镜头你们要不要，他们就有点失望。
我很想请他们去找那家无耻的旅游新报，他们有全套穿比基尼站在废墟前的美女照。凡在第一天去救援的时候还想着带高清数码相机的人，一定很可疑，也非常的黑色幽默。
中央和人民都很英勇，但救灾是长期的，不要把救灾当成暂时的热情，所以长期机制甚至比救灾本身更重要，我们经历过非典，那时人们痛心疾首不吃果子狸不随地吐痰，非典过去后不到一个月全出门“报复性消费”去了，野味馆开得更多，奥运前电视台最重要一项宣传工作居然是要不要重罚随地大小便和吐痰。
很容易产生热情，很容易遗忘，就像扔了一张卸妆的手纸。仿佛我们是需要地震而不是憎恨地震。这实在太反逻辑了。
在灾区，其实我每天都很郁闷，说不清是悲凉是愤懑还是恐惧，那是一种复杂的无助感，以前从未经历过。绝大部份人是好的，但我吃惊地发现前去救灾的某些人在灾区有一种满足感，很兴奋，据说这是因为“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其实他的这种感觉可以从舞台上获得，可以从吃象拔蚌获得，从人气排行榜上获得，但与救灾无关，站在灾区外围的他们只是找了一个完全可以控制危险而且很时髦的舞台而已。
花几天时间送点大米衣服矿泉水很容易，比送东西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长期的赈灾机制——和地震不一样的是，地震越往后会越轻微，灾民的痛苦可能越往后越重，你要是真去过现场就会知道：地震当时的他们被灾难惊呆了，脑子一片空白，甚至没有太多表情，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其乐融融的表情并不具备太多普遍性，其实灾民们表情很麻木，这才符合人性逻辑；但以后的日子，他们会慢慢反应过来，会发现很疼，就像纱布从血痂上撕开一样，或者就像四川人常说的“摔倒了不痛，爬起来痛”。灾后重建的难度比挖人更大，都江堰、北川没五年时间根本无法实现重建。
人性，人性的关怀，而不是搞行为艺术。再过三个月，那才是灾民们最需要关心的时候，也是真该记者发问“疼不疼，哪儿疼，有多疼”的时候。我怕，明星们善人们道德家们及主流记者们，却风紧，扯乎了。肯定很多人风紧扯乎了，因为那时曝光率太低。
我去北川，去什邡，去莹华，去红白镇，一路上可以发现河里都在挖建筑用的沙子，堆成莫名其妙的山在河边，有小型中型水坝，河床有一百多米宽，但河水只有十米宽，有的甚至出现断流，我拍了DV，这些问题不是送点帐蓬送点大米就可以解决的，主流电视台应该多派记者去这些地方，而不是写英雄谱，还是那句话，夏天来了，秋天还会远吗。
很高兴有健翔韩寒这样的同道一起致力于灾后长期的求济体制推动，他们给我很多鼓励，但我们太不主流了，太渺小了，无助得不值一提，所以很高兴听到国家正在研究救灾的长期政策，这时候就靠国家了，地震只有三个月，但救灾需要十年，二十年，与很多国家比，中国缺乏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救灾机制了，一出现灾情就只能靠红十字，我不敢从人们说透明度去怀疑，我只是说红十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的，比如说我们总不至于把重建学校的水泥十几卡车拉到红十字办公楼吧，还有钢筋、PS管道、石灰，呛人不说，我一向很关心领导身体，真的很怕会把红十字的领导累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
建立长期机制，主流一下，相信国家和政府,给一点时间吧。
再说一遍，救灾是需要技术含量的，更需要冷静的概念，而不是一窝蜂冲上去搞行为艺术。那天，我亲眼见电视台请来一位唐山大地震幸存者讲话，唐山大哥歌颂了他的一位朋友当年的故事：他正要去救埋在地下的妻子和女儿时，旁边有邻居请他帮忙挖掘邻居的妻女，他没管自己的妻女而是去救别人的妻女，帮别人把妻女挖出来，后来他又要去救自己的妻女，又有邻居请他帮忙去挖邻居的妻女，他又不管自己的妻女去帮忙挖别人的妻女……如此，终于，他自己的妻女不幸了。
唐山大哥不停在节目中大力歌颂这位爷们的“见义勇为”，可我却觉得这像“大义灭亲”，我越听就越觉得这故事十分恐怖，因为这太不符合人性逻辑，也不符合科学救援法则，但愿不要因为某家电视台这么广泛的工具被大力地推广了，成主流了。这比地震还可怕，还郁闷。
不要做秀，不要居高临下，不要鳄鱼眼泪，不要再搞捐款排行榜，凡事量力而行，做实事，所以我很感谢《先锋居周刊》的夏旗舰先生、郑平先生、谢红志女士，叶姣女士，和以前的朱亚先生，你们让我成为国内最高标准稿费的专栏作家（虽然这比有钱人比低太多），而且每年初都开明地预支稿费，这次又提前支付了数万元，我只是一个写字为生的人，这样才可以跟随置信公司共建希望小学。
十几天了，在灾区，我每天都会碰到一些郁闷的事情，难以名状，一方面是因为我能力太小，胆子也不够大，一方面是感觉到绝大的无助，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理解那种感觉……
比如昨天就很郁闷，据和我们共建“安心学校”的置信经理说，他们在和一些灾区部门联系时碰到了软钉子，不仅当地倨傲地要求企业自行报上修建计划和手续（要知道这些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繁琐得可怕，单靠企业根本搞不定），而且因为现在排队重建学校的企业很多，所以价格也一路高涨，献爱心搞得像钻石拍卖会一样了，没有关系还进不去。
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他们准备花两百万给老家捐一所希望小学，也就是房子不倒人人可读的那种，可当地部门一张嘴就报出价格，660万，1000万，乖乖，听上去都像余震，从成本而言在农村县镇建一所希望小学怎么可能这么高价格，那些倒掉的房子在修建时也许只花了五十万，最多一百来万，重建却得花660万、1000万。是不是要感谢地震让倒掉的房子也增值了，套用股市的话，是不是叫“大盘震荡，一路飙升”。
所以关于抗震救灾第一阶段，我决定不再写任何文章了，什么都不写了，我说得过多，而且再说也像做秀，除非新的阶段开始。
夏天已经来了，秋天还会远吗，我等着。
7月27号青岛援建队的负责人于兴慧到深圳出差了，7位磨房的曾经到过陈家坝的志愿者冒出水面，来参加于大哥的叙旧会。
整个过程从吃饭一直持续到深夜2点左右，后来加入的还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的规划师等。当时，我们志愿者与青岛援建队的关系，处的非常紧密，可以用战友来形容。但是，那个晚上为了一个话题，我和于大哥吵了起来。
其实在之前，我给于大哥打过好多次电话，关于山东省政府和规划院对于北川县的规划工作的安排，想运用我作为建筑设计师的专业技能，参与政府的一些重建工作。没想到，于大哥一直没有给我任何的答复，直到深圳见面。见面后，他坦然的说，他不希望我们介入政府的工作。。。他说，介入政府嘛，你们会受委屈的。。。政府现在该颁的奖已经颁完，工作已经到一个段落，现在工作队伍都非常浮躁，没有人愿意继续在北川工作。。。政府部门是不会接收民间的技术支持的。
越听让我越担心，越听越生气。咱们志愿者不求名利，只想促进灾后重建，为什么政府不接受民间支持？灾后重建是个很复杂需要多专业多部门参与的过程，需要长期的重建计划和完善的机制，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灾后三个月政府就不再补助粮食了，灾民吃什么？土地没有了，农民靠什么生存？冬天很快就要来了，每个地方只提供1/4的板房数量，灾民怎么过冬？。。。其实政府怎么做事情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只在乎的是他们最终做了什么事情，没做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
不想说太多了。如果大家的爱心都得到充分的释放，已经在努力忘却一些场景。祝福大家。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存在着缺陷。
我们的舆论做不到监督。
我们的政府还有很多政绩工程。
我们的官员并不都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志愿者还将一直郁闷和生气…………
小草,其實于大哥說的對!在目前國情下,志願者只能是補充,但還不能是全部的補充,只能是國家需要的那種補充,是定位問題,不包含愛心,熱情和勇氣方面的內容.
小草,且行且看,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适当放松心情.祝一切都好!
转几句于大哥今天MSN的记录
于大哥 说:
我比你们都要大一些,我很爱你们
很敬佩你们
包括我的劝说和做法,我想那也是爱,包括对小草
其实,再难,面对灾难,不需要争论
灾难
不需要争论!
薇妮说:
明白
求同存异
舍小取大
于大哥说:
是
我们都去做,就好
争论是没有用的
每个人都在努力，都在尽心！都不容易！
但即使是正式注册了NGO，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效果也是千差万别。
拿香港的来说吧，宣明会、乐施会、东华三院……对外的贡献也是参次的，也互相看不惯的地方。
就讲这次救灾，有些事我们做了开始如果持续的坚持，其实有可能对灾民是另外一次的伤害！
无论如何，政府和民间都是互补的问题。
但如果民间太过执着于说政府做得不好，最后结果有可能是你想做点事的机会都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都要互相理解。
由于是协调人的关系，我收到各方的信息很多，但很痛心收到很多信息都是“志愿者”之间的互相指责，都过与看重自己的主观意识了！！！
问题是：灾民只看到我们做了什么的结果，而不在乎过程也不关注志愿者付出了多少！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你的观点的权利！”
中国，人口多，众口难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是来之不易。
地震，牵一发动全局。
人心，分分和和，2008是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