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里笔记（1，2）3. 微笑

禹里笔记（1）

去禹里后来仿佛染上了一点宿命似的气息。而且，自己往后似乎还将与之有难解之缘。这并不仅仅是工作地点的问题。

那天凌晨五点多，我鬼使神差地醒过来，在凌晨微曦的曙光里走到民族中学门口。三连的战士们装束齐备，背着包，扛着红旗，前后小声吆喝着，连蹦带跳地在街上一溜小跑，象小炮弹似的从此离开了禹里老乡们的视野。

街上有老百姓在送他们……在曙光里送他们，擦着仿佛擦不完的眼泪。我也在落泪。禹里乡不能没有部队；禹里乡要是没有三连，现在还会是一个鬼城。可是现在，三连走了。

后来听说，在上面下了撤的任务之后，三连长曾向上级报告说，现在部队还不能撤，禹里乡的老百姓还需要部队，三连长还尽量拖后了撤退的日期，不过，拖后的日期仍是到期了。他撤走时，大概有许多遗憾。我与他有过一些接触，也听说了很多关于他的正面和负面的评价。

火力和小草在6月下旬去禹里踩点的时候，就在堰塞湖上碰到了三连长。当时火力感到部队战士们太辛苦了，上山下乡搬运东西时没有保护措施，受了很多本可以避免的伤与苦。他回到上海后购买了一批护膝和护腰给三连的战士们。他的护膝和护腰成了小草和我的任务。我们联系了老吉和他的车，在江油买了一大批其他物资，与曾到禹里踩点摸情况的老彭一起押车进禹里。在松潘时撞车了。老吉留下来修车。交警帮我们拦了一辆从茂县回汶川的小货车，这辆小货车在山里转了半天，在晚上九点开进了部队驻扎的禹里乡民族中学里。

三连长和他的战士热情地容纳了我们，让我们扎营在炊事班战士帐篷旁的水泥地上。他一声令下，几个小班长把我们的帐篷抢过去，要帮我们搭帐篷。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搭过户外小帐篷，拿着伸缩杆挠头半天不知如何下手，我看得笑起来，过去做示范。这种简易帐篷令他们啧啧称奇。

部队在临睡前会有一个简短的集合讲话，这晚我们在一旁听到炊事班班长在他的小班队前一本正经地下命令说，“今晚我们来了三位客人，其中有两位女性，我们要保护好她们的安全，哨兵要加强警戒……”听得我心中半是感动半是好笑。小战士们大多是86、87年出生的大男孩，三连长则长得高大威猛，性格沉稳，据说挺象《士兵突击队》里的某个男主角。可惜我不看电视，不知道象不象。

接下来我们与战士们同吃同住。早上六点在他们的晨歌声与跑步声中醒来，在帐篷里再赖一会儿，起来洗脸吃早饭。我们渐渐熟悉了在连队上蹲点的教导员，防疫部队的干部等等。开平驻队的连长来串门，也会叫上我们一起喝酒。三连的战士们五月14号便从昆明出发，17号到达禹里，到八月3号撤离，他们在禹里待了快三个月。战士们既参加了最初的人员搜救，也参加了后来的整理废墟和转运物资，做的都是最苦最累的事情。从老百姓口里，我们听到了很多三连战士的事迹。后来我再进禹里时，听一位当地老师深情地说起三连战士，他说，战士们工作得真是非常辛苦，老百姓对他们充满感激，都舍不得他们走。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颤抖着，眼里泛出泪花。

再接下来，就是盛子和老彭前后脚地按计划进达禹里，用运进的第一批图书和书架创办图书室。按照之前踩点制定出的计划，图书室安排在民族中学原有的阅览室内。当时这个阅览室内堆满了杂物。在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前，从禹里乡撤离的学校老师将很多杂物堆放在这间阅览室内，以为这里地势高，堰塞湖水不会淹到这里，结果当然是被淹了，而且在二楼存放的学校电脑都被窃了。

连长对我们的阅览室计划非常支持，也提供了最重要的帮助。三连战士把阅览室清理了出来。他们那时大概仍然没有劳动保护措施，其中一个战士在清理杂物时被钉子扎伤了手，后来去打了破伤风针。

不是亲自在场看见的话，未清理前的垃圾及其恶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只有在阅览室清理出来之后，才谈得上有我们的阅览室。

盛子和老彭都住在我们曾经住过的那片水泥地上，也是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直到我们把第二批书运进去之前两天，盛子才将帐篷搬到了阅览室旁。

当我们再次运书进禹里的时候，我准备了几箱雨靴、雨衣和手套，都是预备送给三连战士的。到达禹里之后，我们决定把与阅览室相通的隔壁屋子的垃圾也清除干净，彻底避免不时从门窗传来的恶臭。我们只能又请三连的战士来帮忙。对此，连长唯一的要求是准备好手套（因为上次有战士的手受伤了）。我们做得更谨慎一点，为了保护战士，我们先请了防疫人员对满屋的垃圾做了彻底消毒，阅览室暂停一天；第二天，给战士们准备好了劳动手套，还准备了防毒面罩。

即便有口罩和手套，在恶臭与灰尘中清理垃圾的任务仍然是可怕的。战士们也仍然没有学会保护自己，不喜欢戴口罩。他们离开后，我们看见几个N95口罩挂在铁栏杆上飘荡。

三连长自身有一些不如意处。我也从不同人处听到了对他的不同评价。虽然他有不如意，但并未影响到他对禹里乡老百姓那份最真切的爱与关怀。有一次我与连长的上级聊天，这位老兄说了许多连长的优点与不足，我傻乎乎地恳请这老兄在提干和其他事情上“帮助”连长，我的傻冒迅即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现在想来自己当时真是犯傻，部队当然是一个更严格的小社会。

后来我想，我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得到部队战士帮助的人的一部分，我们怎样才能表达我们对三连战士的感激？那时快到八一建军节了，我想到了送一面锦旗。大梁拟了锦旗的内容，我去找连长商量抬头和落款。

战士们既不怕死，又不图名图利，最在乎的是荣誉。前两次把特地给战士准备的物资送给连长时，虽然都是他们需要的物品，他都面露难色，推托半天，只有这次我说要送锦旗，他没有推托，拿出纸，把部队名称写了下来。那时，小夏正准备从昆明来成都进禹里做图书管理员，我请他在昆明把锦旗做好带来。

可是，锦旗还未到，却已传来部队要撤的确定消息。我只好请连长把他们的地址写下来，如果实在没办法亲手交给他们，到时就只能寄过去了。炊事班长把地址给我送过来的时候，我打量了他一下，说：“你怎么比一个月前刚见到你的时候黑瘦了这么多？你怎么这么憔悴？你们要保重呀！”说的时候声音都快哽咽了。班长笑了笑，说，“这段时间挺累的。”

八月三号凌晨的微风里，他们撤了，撤去安县。老百姓在路旁挥泪送别。三号中午，小夏和小刘来到禹里，带来了锦旗。我把锦旗交给了留下来搬运物资的事务长，总算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完成了一个心愿。

可是，一面锦旗怎能表达我们内心对部队的感激呢？我们在禹里的阅览室，是与三连长和他的战士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禹里乡灾后的命运，也是与三连战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 禹里图书室的流水帐

与灾区其他地方相比，北川的禹里乡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的特殊在于它所面临的迄今仍难以克服的种种困难。

在遭受地震之后，禹里乡（以及漩坪乡）又被唐家山堰塞湖水淹没。在受淹地方，湖水淹死了所有绿色植物，水退之后，满是废墟和垃圾的禹里乡变得灰扑扑一片，显得死气沉沉。这种灰败的颜色，与人类所习惯的自然界的五颜六色很不相同，所以一看到这种灰色，人就难免觉得颓败和鬼气森森。被水泡过的禹里乡，一切都在等待重建，而重建的工作是那么广泛、那么困难，叫人仿佛无从下手。

而且，因为地震和水淹，原有道路已经断绝，无法修复。从成都前往禹里乡的运输道路需绕道松潘、茂县，变成了遥遥的800公里；进出的人员，要么经都坝从白坭渡口乘船进，要么从擂鼓镇翻山到漩坪再乘船进入。现在二炮与武警部队正从路的两头共同抢修从擂鼓到禹里的道路。

就我们最初踩点的情况来看，禹里乡没有开办帐篷学校的条件，所以决定在那里办一个图书室，让孩子们在废墟中有一块可以休憩的绿洲。

盛子在六月18号左右来到陈家坝，那时我们在陈家坝的帐篷学校已经移交，正准备在太洪村和杜家坝开点。过了几天，这两个村的板房学校正式开学了。再过了一周，六月底时，盛子、辣椒和文子开始准备凤凰村学校的开办。早在凤凰村学校开张之前，盛子便“威胁”说，在凤凰村学校开办之后，如果没有新的挑战性的任务的话，他就要回去了。我说，好吧，挑战到底，禹里乡需要你，请你去禹里乡当图书管理员。

之后在成都筹备图书花了一些时间（我没料到筹备图书会这样复杂，所以后来决定把图书室的后续工作交给专业图书组织来做）。盛子不断催促不断询问图书运抵时间，弄得我倒有点紧张。所以，当几个点的第一批图书筹备完毕，准备运往各处包括禹里，终于可以告知盛子离开凤凰出发去禹里乡的具体时间了，我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如果图书的事情没办好，倒像欠着他什么似的。

盛子先进去，老彭随后就到了。他们二位都是主动要求艰苦任务的那类人。等第一批图书到达后，二人清场地、搭书架、编号上书，把禹里乡的图书室创办了起来。几天后老彭有事离开，盛子一人独守，直到一周后第二批图书和志愿者到达。在这几天里，盛子就像一个孤岛战士，默默地处理着大小事情。所以，在禹里乡图书室日志上，第二批来到的大梁写道：“送走了盛子老师，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又挥了挥手，留给一个巨大的背影，那是旅友们常用的背包，沉甸甸的，一定背满了他的记忆。”

由于一些变故，原定的第二批三位去禹里乡的志愿者去了别的地方，我是在出发前的一天得到这个变动消息的。运书的货车已经联系好，是按照三位志愿者到达的时间来安排的；我们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跑遍了全成都去装货，包括几十箱衣服、文体用具、蓬布等救灾物资，当然还包括书，一直装到半夜才全部装完。所以，无论如何，不管新的志愿者会不会到，第二天我是一定要出发的。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一开手机，就收到野驴的短信，他告诉我，找到了一个志愿者可去禹里。这个人就是大梁（钝笔）。大梁是这天清晨在成都机场收到野驴的问询短信，问他愿不愿意改行程（他原计划是去帐篷学校的）去禹里乡，大梁回复说，去就去吧。所以大梁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正好掉到了禹里乡。

车子走得磕磕巴巴，挺不顺的。当天半夜十二点了，我们还在黄龙附近的山里乱转，还没能找到歇息的地方。这时远远看见一盏灯，我们仿佛见了亲人，顺着路开过去，发现灯不见了，前面又是一条无止境的山路，司机的心理开始崩溃，马上掉转车头回到岔路口，去寻找亮灯的楼。找到了，但是很奇怪，明晃晃一栋大楼，我们在铁门外喊了半天，却一个人都没有，四处空荡荡的。可能是电站。紧锁的大铁门后面是一个汽车用的过秤器。

疲累至极的司机倒头就睡。我和大梁在铁门前搭好帐篷，也睡下了。直到早上六点醒来。一醒来我们就拼命赶路。车子开得极慢，我们不停地下车加水。翻雪宝顶时看到一辆运水果的大货车翻车，我们也停下来，在一旁等开了锅的水箱恢复平静。

后来大梁问我，如果当时他没有收到野驴的问询没有一同来押车，我是不是也会自己押车去禹里？我说是的。他严肃地批评我说：“那将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后来他把这批评对山河又强调了一遍。

山河当时在太洪村板房学校的服务时间已到期（她在太洪村待了一个月了），正准备回广州，当她知道禹里缺人之后，就从太洪来到了禹里乡。她比我们的车早到两个小时。

山河工作起来极其认真，看了大梁的工作日记所载对此便可明白一二：“山河老师发扬了老山主攻团精神，一天之内将300本书登记入库，以至得了录入综合症，看到所有的书名、杂志名、日报名、人名、狗名、出版社名、发行社名、派出所名都要登记入库方可，如《摩登时代》的卓别林，两只手抓着扳手拧啊拧啊，再也停不下来。书名入库，盖章工作全部完成。”

在我关于图书室的构想里，志愿者并不只是当被动的图书管理员，而是要开展阅读课程和各种活动，引导孩子们去读书。读书本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是学校的教育方式让读书变得很可怕，阅读课程和正确的引导可以稍微纠正一下这种局面。接下来我们开展的，就是这种读书活动。山河首先教孩子们关于图书分类的知识，并训练孩子们如何在书架上找书。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这些。大梁则以充满感情和磁性的男中音给低年级学生阅读《窗边的小豆豆》，把阅览室打扫得整洁明亮，在李大姐不在家的时候给大家做饭（还帮大家吃饭，广东白肉粥，呜哇哇），每日奋笔疾书记工作日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老愤青充满幽默感的文字。

一周后，新的志愿者小夏和小刘（俩男生）来了，山河和大梁离开了禹里乡。再过一两天，瓶子和小赵（俩女生）也到了。四个人很快就和孩子玩成了一片，把阅览室的活动搞得生动无比，来阅览室的孩子越来越多。小刘是学生物的大一学生，他给孩子们上生物课，叫孩子们去捉昆虫做标本。他一声令下，孩子们冲出教室，很快就带回各种各样的昆虫——包括苍蝇和屎壳郎。灰头土脸的屎壳郎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当晚小夏在工作日记里愤愤地记道：“几个孩子跑出去捉虫，轻轻松松捕获几只，居然还有一种专门堆粪球的虫——恶心死人。明天还是上植物课吧。”

这之后，孩子们整天对着地面、泥土和树木发呆，估摸着把虫子捉来做标本。后来他们竟然捉来了好几只独角仙，甚至还挖到了独角仙的幼虫！（小赵在工作日记里写道：“小刘的昆虫课有了大收获，小朋友抓到一只少见的独角仙，大家的致富梦从此开始，不过价格从60元／只暴跌至2元／只，致富梦破灭了。”关于独角仙的传说，请看《樱桃小丸子》）

有了昆虫之后，小刘勤奋地把昆虫弄死（主要靠把它们饿死），给尸体消毒（用日光以及酒精），准备做成一排标本。他忙活了几天，漂亮的昆虫标本终于做好了。

阅览室上午的活动有读书、朗诵、唱歌等等，下午的活动是画画和游戏。自从上了生物课之后，孩子们就对着标本以及百科全书画各种昆虫和动物，在阅览室挂出的画就像一个小动物园。在游戏时间里，所有的志愿者老师都变成了小孩子。

（“下午小夏和瓶子继续和孩子们一起游戏一起‘年轻’，我和小赵老师也没落下，混在小朋友们中间一起蹦跳。今天玩的游戏是‘冰棍，化了’和‘开火车’。老朱还是奔波于几个教学点之间，早出晚归。晚上10：15有中美的男篮比赛，5人小聚了一下，喊了几句‘好球’，球赛结束后，各自歇下。一天的工作在帐篷里划上句号。”——摘自小刘写的工作日记。）

8月15日左右，瓶子、小夏和小赵先后离开。禹里的阅览室进入收尾和移交阶段。最后来到阅览室的是游游，她刚刚结束在禹里乡慈竹村帐篷学校的工作。小刘和游游以及另一个来帮忙的无名的“英雄人物”（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位无名的满脸痘痘的“英雄人物”是谁）以做艺术品的精神来做收尾工作，不仅分了类，装了箱，写了清单，还打了封条，精心盖上了“阳光图书室”的封印。后来我看到盖着封印的箱子的照片时，简直笑得半死。（我在成都见到了游游，也见到了小刘珍藏的在泥土里翻滚的肥白的“独角仙”幼虫。可爱的游游梳着一条大辫子，天真单纯又质朴，紧紧拥抱之后，我忍不住夸她有五十年代人的那种真纯质朴，她睁着大眼睛用标准的广东普通话问道：“你是觉得像我这样头脑简单的人不适合生活在这个时代吗？”）

在我们离开之前，禹里乡的植物开始复苏，城镇在微弱的绿色中恢复了一点生机。无论是之前的帐篷学校，还是后来的图书室，或是将来的生态房，我们都在其间经历着，这些经历都将成为我们最珍贵的回忆。

================================================
禹里乡桥头：

珍贵的独角仙：（请参看樱桃小丸子的发财梦）

（3）微笑

在运第二批书进禹里之前，我给盛子打电话，他说，“到现在，只有一件任务我还没有完成——你猜是什么任务？”

我想了半天，当然猜不出来。

他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车所长，没有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

车所长，后来我们都叫他车大哥（独独大梁一开始喜欢叫他“车所”，一不留神就听成了另一个词，后来他也作罢）。

我和小草在禹里踩点时，碰到了车大哥。那时我们拿着毛巾牙刷准备去水龙头边洗漱睡觉，黑乎乎的地方立着个人影，拿着块毛巾擦身。小草悄悄地捅了捅我的腰说，“就是他，就是这个人下午找我要一个公仔娃娃，他好奇怪哟！”见到我们过来，彼此谦让半天（因为水龙头只有一个）。谦让完毕，便说洗好了之后一起聊聊。这个黑人影便是车大哥。

车大哥不避讳地说起，这次地震让自己家里死去了七八个亲人，包括九岁的儿子和弟弟、弟媳（都是在北川县城里被埋）。他说起这些的时候，伤痛仍未过去，不停地长嘘短叹。车大哥和大嫂（她在绵阳）遭此沉重打击，现在都有些心灰意冷。

聊完回来睡觉，小草问我，怎么才能帮助他们？我说没有办法，只有等待时间的过去。当时车大哥告诉我们这些天来他一直住在他的皮卡车里，这听上去似乎显得车大哥自守孤独、情绪低迷，但这其实加上了我们的想象。后来才知道，车大哥和派出所的其他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搭帐篷，所以四散而住，他则勉强住在车里，直到后来住在阅览室隔壁的李大姐慷慨相助，腾出一个帐篷给他和王干事住。

认得车大哥的第二天我们便离开了禹里乡。这天早上七点半，车大哥开着他的皮卡送我们到了渡口。他没有下车，只是说，“再见”，用眼神送了一送，然后便开走了。

这之后，小草和我对他总有些担心，总有些放不下。所以在盛子进禹里图书室的时候，都嘱托他有空去找车大哥聊聊，替他排解些难过。谁知盛子在禹里乡待了十天，总也没见到他，没法完成这个“任务”。

可是，这真是缘分？那天晚上七点半，我和大梁押车到达禹里，一到禹里乡桥头，我便看见车大哥开着他的皮卡与我们的车交错而过。我从货车头跳下来追上去，见到了他。

他说：“你回来了？”我说：“我说过我会回来的。”他便问：“小草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我说：“她还有事，以后她会再来。”他说：“你们先去民族中学吧，我等下就回去找你。”

先把车开到水秀村卸了货之后，我们把图书室的物资运到民族中学，才发觉，车大哥就住在阅览室隔壁的帐篷里。从此不用专门去找他，我们天天朝夕相处，早饭见，午饭见，晚饭见，睡前仍然见，每天的话说得有几箩筐之多。

时隔大半月，这次见到的车大哥，比上次见到时开朗了些。住在阅览室隔壁帐篷里的李大姐是一个性格开朗心地极其善良的羌族大姐，看不得别人吃苦受罪，欢迎任何人参与她的饭桌聚会，每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手说你们这些志愿者真是辛苦啦，盛情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所以到达的两天后我们就在她家搭伙吃饭了，与我们同时在李大姐家吃饭的还有派出所的两位，车大哥和小王干事（当然了，大姐这么热情好客，在她家吃饭的人总是比估计的多，最多时有十几个）。这样的情形，能不朝夕相处吗？我们天天跟车所长泡在一起，一起泡茶，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开玩笑，一起生活，没事时他也会到阅览室来翻翻书，饭做好了，他到阅览室来叫一声：“吃饭啦！”几天下来，车大哥天天露着笑容，跟我们有说有笑。他开玩笑的水平还蛮高，半躺在竹椅上开说，自己皮笑肉不笑，要是别人笑了，他就一副含蓄的样子；不象我，说笑话的水平奇臭，玩笑尚未出口自己先笑得弯了腰。我们的大梁尤其喜欢和车所长聊天，这仿佛成了大梁的睡前必备项目。后来大梁把自己的一件灰色快干衣送给车大哥，车大哥很高兴，不穿警服的时候，就老是穿着这件快干衣。

几天过去了，大家彼此已很是了解。车大哥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很有大哥的风范。在李大姐家搭伙没两天，李大姐就随她的姐妹们去绵阳玩去了（李大姐走出帐篷，拎着个塑料袋，说，“我出去耍去喽！”——谁知道她是去绵阳？）。她这一走不要紧，她的几个外来食客本就不大会做饭，不由得暗暗叫苦。这时，车大哥担当起了开饭堂的重任，开始两天，基本上是车大哥做饭给我们吃，我们打下手，直到后来我们发奋自强，尤其是大梁，跟着车大哥认真学习用柴火烧川饭技术，我们才合作烧了饭，回馈给大哥吃。

（大梁同志非常广东，一点辣椒都吃不得，嘴里碰到一丁点辣椒就像中了颗远程炮弹似的，李大姐或车大哥做饭时，都会考虑到他的非川菜口味，菜色发白到令我们面面相觑的地步。谁知大梁跟车大哥学了几天川菜，菜艺和舌头都大有改观，在离开禹里的前一天晚上，大梁买菜买肉，做了一顿地地道道的川菜给车大哥吃，又咸又辣又油，碗碗浸泡着大梁的自我牺牲精神。PS：非常不幸的是，这天晚上车大哥有人请客，没能吃上大梁精心浇灌的菜肴。我们几个只好化悲痛为食欲，将所有的菜吃个精光，然后晚上争先恐后地告诉车大哥，大梁做的菜是多么的四川。PPS：由于太咸咸咸咸，我们晚上喝掉了很多水。）

这天午饭时，我说自己很馋玉米，早上去买菜时却没买到，车大哥说，那是这里农民种来喂猪的……下午快晚饭了，大梁突然冲进阅览室对我说：“快来！车所带了很多玉米回来！”原来车大哥下午开车出勤时留心搜寻，结果抱回了一大捧玉米棒子。阅览室关门后，我们几个人围着炉灶团团乱转，等待着玉米煮熟。好不容易熟了，突然有人电话来，说板房工地上有人打架，车大哥放下啃了一半的玉米，调解去了，竟然调解到半夜才回。第二天早饭时，我们问他如何调解的，他说给打架的双方泡上茶，“你们慢慢喝，不许动手，有话好好说”；茶喝到半夜大家气消了陪了钱就没事了。

车大哥的孩子九岁。之前他给小草发过孩子的照片，小草的手机后来出问题，照片不见了。这张照片是现在能找到的唯一一张，其余的都随孩子埋在了北川的废墟中，难以挖出。照片是车大哥用手机拍的，他说，孩子越大越不喜欢照照片，每次给他照，他都会躲闪，只有这张照片，笑容很自然，所以一直留着。竟成了这孩子唯一的照片。我手机里也存着这张小小的照片。我对车大哥说，大哥，你放心，回去后我一定去把照片打出来或找画画的朋友把照片画出来。

又是缘分么？我这样讲后的第二天，从广州过来几位志愿者老师，其中一位叫老独（独步天下），他是画画的。在接风席上，我一听他自我介绍说是画画的，就问他能否给这孩子画一副素描。我把孩子的照片发到他手机上，老独看了看照片，说，“没问题，不过我只有笔，没有纸；你给我两张水彩纸。”我马上想到，在我们图书室的物资里，恰好有那么十来张水彩纸。那时候，我简直是心花怒放。

两三天后，我离开了禹里乡，这时素描还没画好。送我上船后，我收到车大哥的短信，说，“班猫老师，记得帮我把照片打印出来”，我回信说，“一定！”我回到了杜家坝，杜家坝帐篷学校正是结业的时候，清点物资时，发现当初废人安竹他们从上海带来的打印机和相纸墨盒等物，就让这天到达杜家坝准备第二天下禹里的老朱带进禹里去了。

老朱到禹里之后，我问他能否用这打印机把手机里的照片打印出来。恰巧这晚一直停电，来电后，老朱和小刘小夏他们连夜调试打印机，一直弄到半夜，终于打出了较为满意的照片。老朱当天晚上就把老独画的素描像和打出的照片一起交给了车大哥。我不知道车大哥拿到孩子的画像和照片后，到底睡觉了没有。第二天一早，六点半，我收到车大哥的短信，他说昨晚拿到他儿子的照片了，看后他流泪了，是“喜悦的泪水”。

而我心里则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终于完成了答应车大哥的事情。这块石头是那样地沉重。微笑，是此岸的人活着的人的微笑。

8月15号之后，慈竹和水秀两个帐篷学校先后结束，老师们一起聚餐来着，车大哥也参加了，他和老独彼此也相认识了，大概还一起喝了两杯。这天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带着些酒味，听上去有点飘有点远。车大哥说，“你们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真的。谢谢你们。”

班猫 · 2008-08-24 09:40

１、原定三个帐篷学校的书归入桂溪小学的，因为桂溪小学板房非常紧张，无法提供图书室所需空间，在帐篷小学撤后，就把书一起拉到桂溪中学了。当时大孟接手了这批图书，他和姗姗、筱悠、Wendy、青蛙、排骨、山猫等人紧张工作造册，将书分成小学和中学两部分。小学部分给桂溪小学做借阅室；现在中学仍未能决定是否可留一间大教室作为阅览室（如果没有大教室，就将改在小教室做借阅室）。小草联系了太洪村民为图书室做好了书架，只待空间。

2、响岩小学的图书室活动已经结束。7月25日红豆、阿ken和野鹤来到响岩，把图书室建立了起来。野鹤后来离开，Cindy来到。他们几个人把图书室活动做得有声有色。8月7日，杜家坝和凤凰村的板房学校撤点后，我和小熊、鱼鱼、狒狒、麻雀老师一起来到响岩，劳累了十多天的阿ken、Cindy和红豆离开响岩。之后四个老师开展了很多读书活动，带着三四十个孩子一起读书、做游戏、做胸卡、做书签、唱歌、朗诵。响岩小学的活动8月17号结束。

3、当地各个学校都在20号左右招生，但是学校各种设施尚未完备，真正复课可能还要一段时日。几个学校都未能确定是否真的可以提供一间房子作为阅览室，不过，学校负责人答应，即便学校因板房紧张无法提供一大间房子，至少可以提供一间小房子供借阅图书用。因而，图书室工作暂告一段落，等学校各方面情况稍微稳定下来再说。

4、禹里乡民族中学无法提供一大间房子作为阅览室。而我们正开展在灾区建设生态房的计划，因此考虑在禹里乡建设一套生态房的样板房作为社区的公共活动室，到时活动室的一部分将作为图书室。现在禹里乡的图书及各种设备都已封箱存入仓库。

班猫 · 2008-08-25 09:03

我们正打算在禹里乡建一所希望小学，正在打听相关事宜。还没有资金。。。

这几天当地正在招生复课，等到九月初学生的情况和其他情况就会明了。到时我再与你联系。